我嘴里这样说着，心里不由得又想起出发前省委书记兼兵团政委谭震林、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兵团副政委姬鹏飞等首长交代的任务及介绍的当地情况：浙江，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巢；吴兴，又是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家乡。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遍及各个村镇，CC特务控制了每个角落，国民党反动军官组织的“在乡军官会”及封建道会门更是不计其数。蒋匪溃窜时，丢下的散兵游勇，聚众为匪，到处掠夺抢杀。
由于当地解放不久，干部缺少，广大农村依然被伪保甲长统治着，国民党潜伏下的大批特务就指挥着这批匪徒横行一时，袭击我下乡干部，包围刚建立的双林、妙西、织里三个区人民政府，还写信威胁妙西、双林的区长，限令三天内缴枪投降。
省委决定由部队抽调四百名干部组成浙江省委吴兴农村工作团，由我率领前往杭嘉湖地区，剿灭股匪，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征收粮食。临走时，谭震林政委还说：“这个任务是又光荣又艰巨呀!工作做好了，就是直接支持了解放舟山、解放台湾的战斗，是完成祖国解放工作的一部分呀!”汽车驶过武康车站，进入吴兴县境，多么好的地方啊!河流纵横，密如蛛网，白鹭翩翩，水天相映，两岸桑林，一眼望不到头。广阔的田野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深深地低垂下来，微风吹过，荡起一片稻浪。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土匪多如牛毛，闹得田野无人劳动，河道无船行驶。
汽车爬过一座石桥，绕着古老的城墙脚跟前进，湖州已经到了。当省委吴兴农村工作团的同志，及三个团的剿匪部队赶到后，十月十四日我们在菱湖镇中学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会上，由我传达了省委和兵团党委的指示，县委副书记周笠农同志(我未来之前他是吴兴县委书记)具体介绍了当时匪特的活动情况。会上，我们批判了个别干部那种“视匪如虎”的右倾情绪，决定工作团的营、连、排干部分别提任区委书记、区长、乡长，定点扎根，把各级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出来。从部队抽调一批班长和老战士组成武工队，一面下乡发动群众，一面配合部队剿匪，访贫问苦，扎下根子，培养积极分子，为组织农会和召开县农代大会做好准备。
三个团的剿匪部队，决定分片包干，密切配合。独立团进驻善连区负责南面；一个团从江苏向吴兴靠拢，负责通往上海的双林、南浔至太湖一线；另一个团负责从湖州到妙西、武康与安徽交界的西南面；我带来的加强连在菱湖一带清剿，并负责机关警卫。妙西区工作团下去的第一天，工作团正在听区委书记王信臣同志介绍当地情况，忽报匪“国防部江南剿匪指挥部独立第五支队”支队长吴学熙，遵照大特务莫良夫的指示，带着一百多武装土匪来到下昂镇，企图抢劫粮库。队员们立即拿起武器，由区长蔺维道同志带路，顺着桑园地把镇子包围起来，驻在附近的一个连也闻讯赶到。这时，狂妄的土匪还在那里大模大样地埋锅造饭。霎时间，我们枪声喊声四起，吓得敌人有的夺船有的跳河四散奔逃。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战斗里，我们缴获了两挺机枪和几十支长短枪，俘获四十多名土匪。
在几天内，独立团在善连一带也俘匪五十多名，另一个营在埭溪消灭二三十名土匪，并控制了半个区。成股的匪徒被我们打垮了，有的逃到山上躲起来，有的带枪前来自首，那股嚣张的气焰被我们打下去了。但是发动群众仍有很大的困难，由于国民党逃离时有计划地潜伏下了大批的特务，他们由“二陈”的忠实走狗一“八大巨头”头子莫良夫等控制着。这个老奸巨猾的特务，远在皖南事变时就双手沾满了烈士的鲜血，现在，他又指挥着国民党县党部倪守训、秘书冯千乘、大流氓樊洪冒充我党的“地下党支部”，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先遣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掠夺，以破坏我党我军的威信。莫良夫又利用伪保长分点分片地造谣，威胁、控制群众。
因此，群众不敢接近我们，一方面是不了解我党的政策，一方面是怕分不清真假吃亏上当。见到我们不是远远地避开，就是惶恐地说：“哈呀!阿拉(我)勿晓得!”一边说一边悄悄溜走。双林区工作队的小陈，刚下去不久就跑回来了，见到我就气呼呼地说：“首长，还是让俺去部队吧!咱可受不了这种窝囊气啦!”“哼!接近群众、接近群众，你不知这儿的老百姓有多落后哩!你从前门进，他从后门跑，这怎么接近法?真把人急坏了。”说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碰了硬钉子，就想下火线。”我说。“什么，下火线?”他呼地又站起来，眉头一扬说：“政委，淮海、渡江，在火线上你说我多咱装过孬种?可是——”“可是在另一条战线上，你却想退却!”我又进一步激了他一句，这句话像在干柴上点了一把火，小陈把胸脯一挺，红着脸大声说着：“我决不退却，非攻下这个碉堡不可，政委，你等我的好消息吧!”说罢，抓起帽子走了。“回来!”我急忙把他喊住，平心静气地说，“工作嘛，困难总是有的，只要我们相信群众，困难就会解决。老百姓见了我们就跑，不敢接近我们，你都分析过原因了吗?同志，不是这里的群众落后，是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呀!他们受了敌人的欺骗宣传，一时对我们还认识不清，我们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这同样是对敌斗争，也是一种战斗。”送走小陈之后，我想到工作团里像小陈这样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还不在少数，于是通知各个工作队一定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通过访贫问苦，共同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启发群众的觉悟，彻底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肃清暗藏的匪特。
埭溪区工作队的任化川同志带着两位班长小蒋、小王，到田间对群众进行宣传了。他们到了月映桥，见有两个赤膊的农民正在割稻，想走过去一边劳动一边进行工作。谁知两位农民见了这三位穿军装的人，把镰刀一丢就钻进山坡竹林里去了。三人见此情形相视而笑，二话没说，脱下上衣，拿起镰刀干起活来。约摸过了一个小时，两位农民又悄悄溜出竹林，正好和三人打了照面，再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那位年长的农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哀求着说：“老总，千万别抓我们两个呀!家中七十岁的老娘就靠我们弟兄俩……”’任化川同志赶紧上前扶起他，和蔼地说：“我们是解放军，是咱穷人的队伍，怎么能抓咱穷哥们呢?”任化川说完又割起稻子来，这两兄弟直愣在那里半天，看看这些穿军装的人并无恶意，才跟在任化川同志后面收稻扎捆。“老乡!今年的收成不错呀!”任化川有意地逗引他弟兄两个说话，“看这沉甸甸的稻穗，每亩能产二三百斤吧?”“看样子能产四百斤!”年长的说。“好年成呀!”“好?”那位年轻的有些心灰意冷地说：“好是好，就是没有我程阿春的。”“这地是——”任化川同志的问话没有说完，那位叫程阿春的老乡说：“是东家的。阿拉干了十七年长工，上无一片瓦，下无一脚地，连个老娘都养不活，自己还有什么地?”“他妈的!”蒋班长直起腰忿忿地说，“地主的心都这么狠呀!我从小给地主拼死拼活地干，连顿饱饭也没吃上过。”“怎么，你也是……”“对!我也是穷人出身!自从来了共产党、解放军，我们才斗倒了地主恶霸，分了房子分了地，现在和过去可不同了。”“不是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是你们东家说的吧!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来，那是造谣，是怕你分他的田分他的地。”“分田!分地!”程阿春的哥哥不相信地说，“我们东家的权势可大啦，连老刀(土匪)都帮着他，谁惹得起人家呀!”任化川同志赶紧说：“天下穷人是一家，土匪多没有咱们穷人多；地主的势大，没有咱们穷人的势大。只要咱们穷人心齐，抱个团体，成立起农会，先减租后分田，有毛主席有共产党解放军给咱穷人撑腰，还怕什么!地主要是造反，”任化川拍了拍腰里的短枪：“看!咱有这个!”
这个当了十七年长工的程阿春，听着这些连想也没敢想过的事，他由惊奇渐渐觉醒了，开始感到这些穿军装的人确实是穷人的队伍。他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闲扯，从害怕、怀疑，成了朋友。程阿春一定要约任化川他们到他家去做客，任化川巴不得培养一个积极分子便于开展工作，就满口答应下来。
从此，任化川同志就每天到他家去一趟，有时一天好几趟。这样，通过程阿舂又联络了二十五个穷弟兄，在村里首先成立了农会，接着工作队又发给他们枪支，成立了农民自卫队。锡东乡工作队住在一问简陋的茅草屋里。一天，我到他们那里去，见门口坐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大娘，正缝着一件泛白的旧军装。我问：“老大娘，曲主任(乡农会主任)住在这儿吗?”她抬起头，眯着眼打量了我半天才说：“在，在阿拉楼上哩!”我和警卫员小张攀着竹梯爬上阁楼，楼上被烟熏得黑不溜秋的，光线暗淡，只有楼顶一块小玻璃透进一丝亮光。我还没看清，就听曲一良同志在黑暗的角落里，放开喉咙叫道：“哎呀，宋政委，你怎么找来啦!”这时，前几天闹着要回部队的那个小陈递给我一个背包，我刚坐下，老大娘就端着一壶招待贵客的黑豆茶上来了。她放下茶壶，把手中的那件旧军装塞到小陈手里，用母亲对儿子的口吻，又疼爱又教训地说：“看!衣服破了也不知道缝，拿去!”“哎呀呀!怪不得俺找勿到!”小陈用山东话加浙江吴兴话说，“阿婆，这叫阿拉怎么过得去呀!”“看你说的，只许你帮阿拉穷人办事，就勿许阿婆表示点心意?曲主任自家受冻，把毛衣给小官人(儿子的爱称)穿，你们统统过得去，就是阿拉过勿过啦!”老大娘咯咯地笑着走下楼去。我望着老人家的背影，对大家说：“多么好的老大娘啊!她还在门口给你们当义务哨兵哩!”我看看小陈，故意问道：“你是不是还觉得江南的老百姓落后哇?”小陈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不好意思地说：“那是因为我工作没做好，群众发动不起来，一时气头上的话。”“是啊!什么工作也是开头难。”
曲一良同志说，“就说房东吧，我们初来时，她也是带着儿子到处跑，她的丈夫是给地主干了二十七年长工累死的。现在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子，她听了反动派的宣传，就怕把她的儿子抓走，所以不敢接近我们。只要咱们把话说到群众心里，群众就会接近咱，你看，现在不但叫我们住在她家，而且还为我们烧水、做饭、放哨。”小陈插嘴说：“老大娘问冷问热可疼我们哩!”“这么说，你不再受窝囊气啦J”“嘿嘿嘿……”小陈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现在在群众中扎下根了!”
各区的群众工作渐渐开展起来了，十月二十一日，我们召开了有七百八十七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全县农代大会。会上，代表们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行，纷纷要求工作队跟他们回村，成立农会，跟土匪、地主进行斗争。二十三日，县委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各乡工作队分成小组跟代表回村，进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代表们刚刚回村，就接到织里区来电话说：“一个积极分子全家三口被土匪暗杀了。其他区也发现了反动标语、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老中央’反攻啦!”“谁算剥削账，‘老中央’回来要把他们全家斩尽杀绝。”但觉悟了的群众，面对着这些暗杀、谣言的威胁，斗争情绪犹如火上浇油。他们高呼：“斗地主反恶霸，天崩地陷也不怕，算清剥削账，让土地回老家。”“风大刮不倒灵山，鱼多搅不浑太湖，匪多没有咱穷人多，挖不清匪根没有咱穷人的好日子过。”工作队所到之处都成立了农会和组织了民兵。埭溪镇民兵程阿春，在莫介栅与当地民兵平荣方空手捉住了土匪沈日美，匪首潘少毛为这事提枪找他三次，他都不怕。在溪头遇到股匪时，他从结冰的河上游过来向部队送信。
有一次，他追匪追了三天三夜，一直追到安吉县。全县的人民，知道土匪是穷人翻身的第一号死对头，因此在成立农会时，都自动检举土匪。石淙村的群众自动把土匪捆起来送到县里。云溪乡有个伪保长，他家窝藏了三名土匪，当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不敢蹲了，企图连夜潜逃，当夜就被放哨的群众发现。一阵锣响，群众拿着锄头、提着棍棒，从四面八方赶来，当场就打死一名，还活捉了匪首吴孔来，另一名企图泅水逃跑，也在两岸群众的呼喊、夹击下，活活地淹死在河里。在我们见匪就剿、闻匪就追的强大的军事清剿下，在我们发动群众进行政治攻势的打击下，土匪开始土崩瓦解。
十月底，公安局长刘子盛同志跑来对我说：“困在山上的残余股匪，要求谈判。”他风趣地说：“匪首就是限我们三天内放下武器投降的吴学熙。”“谈判?只有投降，没有什么谈的。”张参谋用手一指地图说，“看!搜山计划已布置好了，要不就全部消灭他们!”“如果他们真心诚意悔改，那就应该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立功赎罪，不能附加任何条件!”我又问刘子盛同志：“你看派谁去合适呢?”老刘思考了一下说：“专署公安处侦察科长高祥泰同志还在这里，由他和我们侦察股长项峰同志前去怎样?”我同意后，立即把这两位同志找来交代了任务，临走时，我又再三嘱咐他们一定要坚持原则。
过了几天项峰同志回来说：“吴匪给自己安了个漂亮的名词：说是反正起义，坚持要求保留他的编制，经严词斥责，他才服服帖帖地于十一月五日缴械投降。”接着，项峰又高兴地说：“今天又有一个匪首来降，还是个司令哩!”“这个‘司令’是谁?”我问。“反共救国军苏浙皖边第二纵队司令。”我想起来了，这个苏浙皖边第二纵队司令，正是在乌镇区把我们马副县长包围了一天一夜的谢明强，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我问：“他带了多少人马?”“人马?”项峰哈哈一阵大笑，幽默地说，“一个光杆儿司令。”原来当我军事清剿时，谢匪根据特务头子莫良夫的指示，企图以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来对付我们，谁知人一撒下去就收不回来了。零星的匪徒，当了解我党的宽大政策后，有的自首，有的被民兵捉住。这个“光杆儿司令”躲在船上半个月不敢上岸，最后不得不背着枪前来投降。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土匪基本被肃清了，只有大特务头子莫良夫、倪守训、冯千乘尚未捉到。压在群众头上的大石开始搬开了，减租减息，反黑田斗恶霸的群众运动，像雨后春潮，一浪比一浪紧，一浪比一浪高。反黑田，在当时是一个首要任务。善琏区地主陈友文有田一千六百亩，但他只报了八百亩，这些黑地如果不查出来，不但公粮的负担会落在中农和贫农肩上，而且也给减租减息和将来的土改带来不少的困难。在斗争中，为了孤立、分化地主阶级，县委决定首先打击地主阶级中的顽固派。
荻港镇农民斗倒了曾担任过伪镇长、伪高会会长、号称“一托天”的国民党党员姚翔青，双林区斗倒了恶霸地主“老黑鱼”王佑人，埭溪区斗倒了“十大老虎”中的贾顺清、张文彬、王晋藩等，六七天内全县五十多个地主被斗倒了。减租减息、反黑田运动立即全面开展起来。通过地主自报，群众审查、检举，地主隐瞒半数以上的黑田，一下子都查出来了。经过剿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连串的胜利，反动派在农村的统治基础被摧毁了，人民政权建立了，农村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到处可以看到、听到农民、儿童唱着“解放区的天”的歌舞在欢庆胜利，群众初步尝到了翻身后的幸福，也懂得如何来保卫胜利的果实。十二月中旬，村村红旗飘飘，处处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送交“爱国”、“翻身”粮。但是暗藏的敌人，看着人民站了起来是不会罢休的，就在这欢庆胜利、送交爱国粮的时候，敌人又在兴风作浪了。
十二月十五日，我被召回杭州向省委汇报工作，晚上突然接到周笠农同志从菱湖打来的紧急电话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操纵部分落后群众，组织“抗粮请愿”，包围了县政府。我立即将此事汇报给省委，省委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我立即赶回菱湖。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同志指示：这是敌人在武装斗争失败后的垂死挣扎，企图利用在征粮中部分群众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暂时还没认清之时，妄想煽动群众，以“合法”斗争方式来破坏我们的征粮计划。因此，第一，我们必须反复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法令，对群众不能用武力解决。第二，派一部分部队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不要受敌人利用，有要求可以派代表和政府研究。第三，如有反革命分子企图武装叛乱要坚决镇压。在电话上，我将省委的指示转告给周笠农同志之后，便星夜兼程赶往菱湖。
到了菱湖，已是第二天清晨了，这里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群众已经散去。周笠农同志告诉我，按照省委的指示，经过解释、说服和揭露敌人阴谋之后，群众都纷纷说“受骗了!”“上当了!”有的说：“到这来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哩!”事后，我们立即派出工作队深入闹事地点，处理善后工作，调查事实真相，并派项峰同志带侦察组前往湖州进行侦察。不久，事实真相大白，原来这次闹事正是我们寻捕好久未果的大特务头子莫良夫所策划的。莫匪躲在上海，倪守训匿居杭州，冯千乘则以湖州为据点，以行医为掩护，直接控制在吴兴的暗藏特务。这些号称八大巨头的人，从上海一杭州一湖州到吴兴组成一条看不见的反革命黑线。我们反霸，他们就进行恐吓说：“解放军蹲不长，蒋委员长要回来吃月饼了。”我们要减租减息，他们就造谣说跟着共产党是先甜后苦。
敌人的阴谋被我们粉碎之后，还不甘心失败，莫匪趁我征粮之时，又派遣冯匪潜回戴林区冯家岱村，由狗腿子伪保长潘章才外出收集情报，联络反动分子组织抗粮。竞以捉匪为名，鸣锣聚众，提出威胁口号：“谁家不去吃谁家。”“哪庄不去烧哪庄。”因此，许多群众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跟着人群来到菱湖。反革命分子煽动群众闹事，这本来是个坏事，但通过这件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条反革命的黑线被我们找到了，却又变成了好事。于是，我们组织了“飞行小组”，把隐藏在城市和农村的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群众也擦亮了眼睛，清洗了暗藏在农会中的坏分子。匪根挖出来了，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涨了，各区群众日夜争送爱国粮，路上车队络绎不绝，河中船只来往如梭，那真是“白日红旗飘飘，夜晚灯笼火把”，好不热闹!
一九五O年三月底，我们工作团在完成任务之后，要返回杭州。三十日早晨，我们集结在菱湖丝厂的广场上，来时关门歇灶的菱湖大型丝厂，这时马达轰鸣，高耸入云的烟囱冒出袅袅青烟，喧腾着生产的浪潮。翻身的农民欢快地吆喝着牲口忙着春耕，河中驶过一条汽轮，拖着一长列满载粮食的轮驳，船上红旗飘扬，船舷上用石粉写着“全力支援解放台湾、舟山”的大字。群众都自发地来给我们送行。广场上，河岸边，桥头旁，人头攒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们握着乡亲们的手，依依不合地登上了小火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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