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权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尽管岁月流逝，但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历经磨难、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的高贵品质，却使我终身难以忘怀。
我在刘贤权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4年，接触他的时间是相当多的。特别是他刚从铁道兵调济南军区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因为他的家室都没有去，我日日夜夜陪伴着他度过了6个多月。这期间，我们住在执行所面对面的两个房间里。几乎每天晚上我都陪他坐到深夜，聆听他谈理想、谈世道、谈未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优良传统和思想作风。最使我难忘的是当我即将离开他回铁道兵工作的前一天晚上，他对我说：“这4年是我活得最累的4年，王洪文他们只要见到铁道兵的信，不管青红皂白就批示整我，但我挺过来了，这靠的是精神支柱：一是我始终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人民群众。我觉得党会关心我，人民会相信我；二是我常想到那些用生命换江山的战友，觉得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况且我工作中毕竟还有错误；三是想做人得豁达些，大干世界，芸芸众生，磨难对一个人来说有时是很难避免的，应该把磨难看作是对自己的磨练”。这一番话，是他历经磨难，忠心不渝崇高精神境界的反映。
不少接触过刘贤权同志的人都说他为人忠厚老实，我对此感受很深。不过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美好的人品中还蕴藏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大约是在197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文化组提议在建军节前后，在全国、全军集中一段时间上演“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此时担任文化组副组长的刘贤权和吴德等同志考虑到，既然是纪念建军节，就还应该演一些在军内有一定影响、有纪念意义的影片。于是文化组在请示报告上，提出同时上映《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可是张春桥一伙诬蔑他别有用心，说是用老影片对抗样板戏，追他的后台，他有难言的苦衷和委屈，但一想到当时的大局，他只好说明实情，委曲求全地承担了责任。1974年，震撼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刘贤权同志是江青一伙提出的“放火烧荒”的重点对象之一，王洪文还亲笔批示支持铁道兵“个别人”的“革命行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当时王洪文、江青的唆使下，经常连续批斗刘贤权同志达四五个小时。他的电话被监控，家也被抄了。硬逼他承认在1971年“九一三”之前调四个营进京是配合林彪搞政变的。他白天挨批斗，晚上我帮他写检查，当写到调进“四个营进京”及地铁紧急战备的问题时，他征求我的意见这些事应该检查什么？我说：“如实写”，他说：“调四个营进京就是参加地铁施工的”。地铁战备是周总理在大会堂亲自授命我负责统一指挥地铁进入紧急战备，随时听从周总理命令，要万无一失……这也作为问题审查？为写这两件事，我们俩默默地憋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他满眼噙着泪委屈地说：这两个问题就什么也不写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党是应该信赖的，组织上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刘贤权同志对党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始终对党的事业极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上。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持续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刘贤权同志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工作比较忙，他经常是白天挨批斗，晚上处理大量文件，就这样他还抽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75年4月，毛主席决定各兵种主要领导同志按副职分配工作。刘贤权同志就是这次调济南军区工作，从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可是，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和追求，仍然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当时，他分管战备工作，到军区的第3天，他就到机关各部、处了解情况，第七天就到基层调查研究。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随他跑遍了军区所有师以上单位，查看了整个济南军区地区重要地形、人防工程、战场建设、武器装备等情况，平均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这期间，他糖尿病犯得很重，尿糖有时到4个加号，他经常是一边吃药、一边察看地形。有位随行人员十分赞叹地说：“真看不出首长是个‘落难’之人”。
刘贤权同志对党的一片忠心，还表现在他不徇私情、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上。我在他身边工作，开始觉得他似乎少了点人情味，太正统。接触的时间长了，才深深感到，他具有许多老同志那种朴实无华、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一身正气的革命品质。他对自己经常自省、自警，严以律己，防微杜渐。从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招待茶、招待烟以及水果都是用自己家里钱买，不准到公家报销。他对子女高标准、严要求，不允许他们享有特权。他不准家人和亲属到外边说他的职务，不准小孩私自用车，不准身边工作人员到他的小孩所在的单位或学校去说情，要求照顾。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在生活、工作等待遇上，从不准机关给予特殊照顾。在他身边当秘书期间，每天晚上12点左右都要负责接收和处理军委办公会专送的一趟文件，考虑到这种情况，当时管理部门曾提出解决夜餐费的问题。他知道后马上对我们说：“机关没有实行夜餐费，咱们也不要特殊”。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转换工作岗位，他自己、也不准任何人向干部部门暗示安排什么工作。他甚至要求对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坚持“统一衡量，略微偏低”的原则进行安排。从青海随他调来的一位秘书是1951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离开他身边时已当兵20年了。当时，像这样资历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团以上干部，干部部门也建议按团职进行安排。刘贤权同志考虑到这位同志不熟悉铁道兵基层的情况，还是按营职安排了他的工作，对于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和司机，如果他说话，要将他们提升为干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没有一位是从他身边直接提升为干部的。他对老朋友、老部下从不徇私情、拉拉扯扯。他奉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信条。大约是在1972年上半年，原铁道兵东北指挥部政委因为心脏有点毛病，不适合在高寒地区工作，写信要求照顾调北京工作。这是一位在战争年代救过他的命的老部下。看完这封信后，虽然他动过情，最后还是告诉我：“下次他来开会，安排个时间我跟他谈一次，做点工作。”
刘贤权同志戎马一生，历经磨难，忠心不渝，默默地走了。但他留下的忠贞形象却光彩照人，留下的清气将充满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