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邓小平政委对我的教诲(文/张若千)

15562 发表于2019-06-05 17:09:14

我从1938年II月离开延安到18集团军政治部锄奸部受训后,于1939年秋分配到129师政治部锄奸部工作,一直到1952年从西南军区政治部转业到地方工作为止,我在刘邓部队政治部工作了13年.这期间我们不知聆听了老政委邓小平多少次的报告,讲话,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在他的直接教诲具体指点下,成长和学会工作。在他逝世一周年的今天.老政委的教诲言犹在耳,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一切犹如昨日,终生难忘。

    抗战期间,129师师部先后住在太行山区清漳河畔的桐峪,麻田,温村,赤岸,王堡等地.1941年后日本鬼子扫荡更加残酷频繁,根据地缩小,生产遭到破坏,加上旱灾严重,根据地内军需民食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师部机关伙食团吃的是掺有野菜树叶的稠稀饭,  -三月不知肉味_,师首长组织直属部队的干部战士往太南壶关一带重灾区背粮送糠救济灾民。为贯彻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刘邓首长在师政治部增设生产部。任命曾留美学农的张克威同志任部长,在黎城南委泉举办生产展览会,大力提倡部队机关养猪种菜,开荒种粮,自己动手,战胜困难,师首长自己以身作则,首先带头在住处周围挖地种菜,当时政治部机关种的西红柿,金皇后玉米和在大槐垴高山上开荒种的土豆,都获得高产。当时我们没有牙刷,就自己动手做土牙刷.没有洗脸毛巾,就用从旧衣服上撕下来的布片代替。记得有一天邓政委对我们政治部的一些干部说,这段时间边区政府抓生产,已经大见成效.现在索堡镇(离我们住地约10里)已可以买到毛巾了,第二天我们就相约到索堡赶集,果然买到了毛巾,大家部很高兴。

    老政委作风平易近人,说话幽默诙谐,生活简朴,注重劳逸结合,早晨和大家一起到河边洗脸作操,晚饭经常到政治部和大家一起打牌娱乐.一天晚饭后,师首长都在蔡树潘主任的院子里打扑克,人称独臂将军的蔡主任面前放着一个装满河沙的香炉用来插牌,刘师长坐在一旁观战,李达参谋长着装整齐,站在一旁,背着一个他常不离身的皮包.邓政委笑着说,你们猜猜看,李参谋长的皮包里装的是什么,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准是地图”,邓政委说猜得不对,装的一定是整风文件。(1942年,机关正在学习整风文件).参谋长做刘了整风文件不离身,给大家做了好榜样,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邓政委贯彻党的干部政策,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干部的选拔和大胆任用,1940年卞半年住温村时,一天,保卫部的卜盛光部长对我们说,邓政委讲你们保卫部门的干部,大都是些红军干部,农工分子,现在要给你们派一个知识分子干部进来,不久就调来了一个细高个子的年轻人,他就是刘复之同志,当了我们副科长,我们都很高兴,当然对这件事,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就听到个别工农老干部讲什么现在工农分子吃不开了.

1947年8月6日,贯彻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向大别山挺进,邓政委命令: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千里跃进大别山!刘师长振臂一呼,狭路相逢,勇者胜!刘邓首长大智大勇,承担历史重任,坚决果断,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记得抢渡汝河那天,司政机关在距离汝河约有五里的小村子里,奉命再轻装,处理掉各种非必需品,集结待命.这时听到河边的机枪扫射声像刮风一般呼呼作响,我们立刻意识到前面定是一场恶战,这时保卫部刘秉琳部长突然传达邓政委的命令,要机关把一切机要文件,立即全部烧掉,我们当即照办,气氛顿时更加紧张起来。经过担任掩护野直部队的六纵一场血战,终于把汝河南岸的敌人压退两个村庄,撕开了一个突破口,野直非战斗部队就插进了这个突破口里,不顾空中七架敌机的反复扫射投弹和来自地面敌人两面阵地上机枪的阻击,跑步前进了二十五里到达彭店镇,这时实在疲惫不堪,很想休息一会,不想遇到了指挥参谋,他高声传达刘邓首长命令:继续前进,不许停留。我们一直赶到淮河边上的息县城,当晚就在息县城关宿营.第二天的黎明,司政机关人员在淮河边的河滩上集合,看见河边上只有几条小渔船,这时邓政委果断作出决定,让刘司令员先行坐船渡河,要李参谋长在渡口指挥和组织大部队渡河,他自己留在后面指挥部队顶住国民党兼程赶来的追击大军,他宣布-直属队团以上干部先跟上司令员坐船过河,多过去一个就是多一分胜利”,于是,科长以上干部就遵照命令依次上了那些小船,当刘司令员在船上亲自用竹竿一步步测探宽达教里的淮河水深度时,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饲养员同志牵着一匹马,竟然徒涉抵达了淮河的南岸,他立即指示随行参谋,去告诉李参谋长,不要再派人去找船了,说河水深度可以徒步趟过,就这样大部队人拉着人结成链条一般徒涉渡过了淮河。当我军大部队刚刚渡河完毕,巧逢上游大雨造成河水陡涨,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赶到河边时,已无法徒涉过河了。敌兵团副司令员吴绍周只能站在河边,望着涛涛河水,连声哀叹. “天不灭共,奈何,奈何。”当地老百姓中,则传颂着解放军有神相助的神话。

    野直部队8月27日渡过淮河驻北相店,第二天上午在北相店小学的院坝里,邓政委站在一张课桌的后面,向直属队干部做当前敌我战略态势的报告,他宣布说我们四个纵队和独立旅,现在都已经全部完整地渡过了淮河,到达了目的地大别山区,应立即作战略的展开,要在这里重建我们的根据地.当天晚饭后便又开始了向东南方向的继续行军,走了三十里到了经扶县许湾镇,部队停下大休息时,我接到通知,说邓政委找我,当我来到正街的拐弯处,看到刘邓首长都坐在警卫员的背包上休息,民运部穰明德部长在旁边站着,杨白冰同志和我到跟前站住后,邓政委开始谈话,他先问我们这次抢渡汝河遭遇到这么严重的困难,有些什么教训.没等到我们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教训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直属部队过于庞大,几千人的非战斗人员,在战场上运动,是不能适应战争环境的,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要组织大批干部下地方工作了,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展开土地改革,现决定由野直部队包一个县,就是这个经扶县,由你们带队下去,从警卫团抽五个连给你们带去,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都表示没意见,他又简单交待了一些有关工作上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返回单位,接收和编组从各处抽调来的人员.离开司政机关,跟随穰部长向经扶县出发了.9月1日在经扶县城简单地组建了县委、县政府.穰明德任书记兼县长,杨白冰为常委.组织部长,我为常委、社会部长.公安局长,贴出了安民布告,不久又同在当地长期搞武装斗争的刘名榜、邱进敏同志(以后先后出任县长)及他们带领的游击队会师,建立了区级党政机构,展开了工作.一个月之后,邓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带着中野前方指挥所和一个营的警卫部队,来到经扶县检查我们的工作,在箭厂河听取了县委的汇报,当他看到我们工作局面打开较快,群众发动的情况较好时,鼓励我们说_开始像一个根据地的样子了-o对一些政策上和工作上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并经过他的批准把以国民党刘峙的字命名的经扶县改名为新县。当时在我们县的工作中,在取得初步成绩的同时,由于从急于把根据地快点重建起来的主观愿望出发,不顾新区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也犯有不少急躁冒进的错误,正是由于邓政委的关怀和指示,才使得我们犯的错误要比较少一些.纠正得快一些.这样我们能在敌我反复拉锯,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仍能保有沙城区一片小区,可以寄养伤病员和女同志,收留零星失散人员,取得可靠情报,敌人始终没能摧毁我们这片根据地.邓政委主持中原局工作时,就新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进行土改的方针政策问题,曾多次电报中央,建议新区暂由土改变为双减(减租减息),并亲自起草了-六六-指示,获得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和赞扬,毛主席曾对_六六一指示批示称_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这体现了老政委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这样做,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进军西南到达重庆后,我奉派参加重庆市的公安接管工作,在新的条件下,聆听邓政委在各种大小会议上的讲话指示的机会,比战争年代更多一些。由于重庆在抗战时期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属于解放较晚的地区,国民党的各类残渣余孽,军警宪特分子,大量逃窜麇集于此,加之从1949年初开始,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有计划的布置潜伏和游击组织,敌情是十分严重的.为了有效的打击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和欺压群众罪大恶极的“东霸天”“南霸天”。发动群众同反革命作斗争,邓政委当时对公安工作曾多次作过及时的指示和具体的指导。1950年6月3日,邓政委为《西南公安通讯》题词: “加强隐蔽斗争肃清匪特,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不但需要我们公安工作同志机智和有办法,更重要的还在于依靠群众和掌握政策”。1951年元旦,邓政委为《西安公安画报》创刊号题词: “1951年,我们应在清除美国毒素的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在肃清匪特,特别是在反对隐蔽敌人的斗争中,进一步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爱国分子,做出更多的成绩一.1951年元月24日,邓政委在西南区第一届公安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讲实事求是,成绩要看到,但不能过高,才是实事求是”,公安工作要有群众基础,我们在群众中有了耳目手足,群众能自动起来反对反革命了,我们才可以放心一点”。对反革命的斗争是长期的,等等。1950年10月的一天,邓政委把西南公安部的周兴,刘秉琳。赵苍璧三位部长和市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刘明辉、段大明和我找到他的住处的客厅里,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双十指示-的有关问题,特别强调了要掌握政策。以后,周兴部长又传达了邓政委关于_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_的政策精神的指示.在政策的震摄下,在十一天里就有1763名特务分子前来自首登记.同时根据立功表现情况,从宽处理了包括保密局西南特区中将副区长李修凯等150名自首特务,达到了打.击敌特嚣张气焰,分化瓦解敌人,扩大战果,发现更多敌特线索的目的.在这段时间里,邓政委对一些大要案件和事关统战对象的事,他都亲自过问.如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冉益智,解放前曾是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主管学运。1948年4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即叛变,供出了市委的领导班子和沙磁区、北碚,南岸和城区学运特支书记和党员20多人,并带领特务到下川东万县等地,指认逮捕了江竹筠(江姐)等11人,重庆解放后,冉冒充_脱险同志-到临江路介中公寓的”脱险同志登记处竹登记,当场被人揭穿后,才被迫到市公安局十九分局(北碚)登记自首,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1950年9月1日,邓政委在关于冉益智的处理报告上作了批示.10月27日市公安局将冉逮捕押审.1951年1月19日,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冉益智等4名叛徒,特务死刑。

    由于第五分局对举报材料核查不认真,误将李杜(曾任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以一贯道首领上报市局,造成锗捕.第二天即接到邓政委的秘书打来电话,指示我们立即纠正并作好着后工作,当即由西南公安部情报处长于炳然同志(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带领政保处科长郝涌昌同志专程赶往监狱,向李杜道歉后将其接出送回到南岸清水溪家中,有关责任人作了书面检查。再如l95l年II月23日,西南公安展览在大田湾广场展出,展出的前一天,请邓政委,贺司令来审查展览内容。邓、贺首长看得很仔细认真,当看到一块展板上的照片说明词中,写有_龙云部x x反水叛乱_的语句时,邓政委当即严肃指出,龙云先生是爱国民主人士,旧部反水叛乱,同他没有什么关系,要将这种严重错误的词句立即改正.重庆解放开头三年的公安工作,在西南公安部和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在刘明辉局长的主持下,接管建政,治安肃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给邓政委的亲切关怀分不开。邓政委的教诲,我们将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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