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重庆公安局解放初期政保工作（文/张若千）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南京。部队入城后，我从二野保卫部调到南京市公安局任政保处副处长，分管刑侦、预审和管制工作。南京、上海解放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刘、邓大军挥师进军大西南。为了解决干部问题，二野决定成立西南服务团。9月下旬，西南服务团第六支队（公安支队）在南京成立，二野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秉琳任支队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赵苍璧任政委，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李俊成任副支队长，南京市公安局人事处长、公安学校副校长段大明任副政委，支队约1200人。我也奉命编入公安支队。公安支队人员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二野参加接管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二是南京公安学校的部分学员；三是南京公安局的干部和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公安支队随二野大军出发，准备接管国民党重庆市警察、特务机构，组建人民公安机关。
　　10月1日，公安支队从南京乘火车出发。中旬，部队到达湖南常德，与二野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刘明辉率领的公安工作队会合，随即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的干部班子。组织上任命刘明辉同志为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同时任命一批团级以上干部分别担任部属处、室领导和准备接管重庆市国民党各警察分局的军事代表。公安部下设四处一室：人事处（第一处）处长段大明，政治保卫处（第二处）处长张若千，治安行政处（第三处）处长任成玉，总务处（第四处）处长蔡定金，办公室主任于炳然。还任命了一些正、副科长和20个警察分局的军代表，配备了股、所及一般干部。重庆，当时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是抗日时期国民党的陪都。国民党长期在这里盘踞，训练、繁殖了大批特务。各地的敌党、政、军、警、宪、特分子，地主、还乡团、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也大量逃集于此。临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从广州迁来重庆，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妄图踞西南数省负隅顽抗，苦撑待变。同时，指使特务头子毛人凤等，大批屠杀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爆破军工、发电、桥梁、广播等重要设施；有计划地布置“应变”，部署地下潜伏组织和“游击”武装。
　　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猛，接管重庆的准备工作和对重庆的敌情掌握了解是不够的。为此，在进军途中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听取了川东地下党派来的肖泽宽同志关于重庆情况特别是有关敌特情况的详细介绍；印发了二野保卫部、中南社会部编印的《四川调查》、《四川匪特调查》等敌社情资料；组织公安支队同志学习公安业务等。公安支队在常德附近的芦溪时，领导上要我向中层领导干部讲过一次公安接管中的肃特工作，内容主要是根据我曾参与起草的南京公安接管工作总结报告和结合已调查了解到的一些重庆实际情况。
　　1949年11月15日，根据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等领导的指示，由我执笔起草了《重庆市治安肃特工作计划草案》，对敌情的估计是：“重庆将是最后解放的大城市之一，敌伪以至特务内部，已呈空前混乱动摇状态。我党宽大政策不仅在敌伪一般组织内，即在特务内部亦发生巨大影响。尽管敌人加强多层多线之潜伏布置，妄图长期捣乱，但死心顽固分子，势将减少，这将给予我们在工作中对敌警、宪、特人员之分化争取教育使用以更为有利的条件。”
　　   《草案》指出：“根据西南局与市委指示的稳步前进有重点有步骤的接管方针……对接管敌党、团、宪、特各级机构，应配备一定力量，依照军管会对行政军事部门之接管办法进行调查与接收。在肃特工作上应组织力量由各方面广泛收集材料，调查研究，暴露敌人，掌握敌情动态。除个别有确凿材料的重要分子，为取得进一步的有价值的线索起见，经市委批准可以逮捕外，一般的非现行犯不加逮捕，以达麻痹敌人，掌握主动，避免可能造成的乱捕、乱抓、乱没收等混乱现象，为下一步展开肃特工作做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调查研究、积累材料、暂不惊动，让敌人暴露、集中撒网（大逮捕）、宣传发动群众的策略。
　　为了尽早要赶抵重庆，从常德出发后，我即跟随刘明辉同志和三兵团政治部明郎、卢耀武、韩明等领导一起，乘一辆中吉普兼程赶路。
　　12月1日，我们随军进入重庆。先头部队入城后除留下部分部队担任城防外，大部队继续向西推进追击残敌。当时军管会尚未成立，公安支队还在行军途中，整个城市一片混乱。随着后继人员的到来，接受整顿工作开始。12月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明辉同志担任军管会委员兼军管会公安部长。
　　12月5日，经过安全检查和清理后，我处进驻老街“慈居”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和保密局西南特区所在地办公，着手接管国民党的特务、情报系统。政保处的编制序列与南京军管会公安部政保处相同，由三兵团军大来的程诚同志任副处长，“川干队”来的刘祥纶同志任一科（侦察）科长，四川地下党来的黎强同志任二科（内勤）科长，华北军区来的熊良晨同志任三科（情报）科长，程诚副处长兼任四科（机保）科长，十二军来的李宪昌同志任五科（预审）科长，二野保卫部来的林谊同志任六科（管训）科长，七科（邮电检查）科长暂缺（后由地下党的袁鉴承任科长）。16日，公安支队经长途跋涉到达重庆，各科室配备营、连、排干部88人。到1950年1月中旬，全处共有干部112人，工作全面展开。这段时间，共破案22起，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刽子手刘志钦，军统专员、大叛徒冉益智等一批重要分子落网。
　　侦破特务潜伏组台，是我们入城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根据二野解放和接管洛阳、郑州、开封等城市的情况看，在解放初期，敌人的如意算盘是如何在短期内消灭我党我军，并没有在敌占大城市内作“应变”潜伏的具体准备。如洛阳解放时，其“应变”潜伏分子是仓促定下来的，有的潜伏特务连军装内衣都来不及更换。以后敌特接受其失败教训，要求社会化、职业化，搞报务、译电、机务“三位一体”的所谓“万能台”。这增加了我们侦破工作的难度，但一般说由于其成员大部分过去曾公开、半公开活动过，在社会上留有劣迹，为群众所痛恨难于潜入社会深层。特别是在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的形势下，更有利于我们分化争取逆用敌特分子。
　　12月6日下午，熊良晨科长带着一个身材瘦小、穿长袍的中年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这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保密局西南区少将副区长李修凯，前来投案自新。随即从身上摸出一支德国造毛瑟手枪和一些金条。我和程诚接待了他，对他前来自首表示欢迎。傍晚，程诚随李修凯到枣子岚垭“中央合作金库”宿舍取回CMS电台两部以及密码本、潜伏人员材料等。我们及时向刘明辉部长和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第二书记张霖之报告了李修凯投案自首的情况。霖之同志听取汇报后指出，敌特正在分化瓦解，“王朝末日有贰臣”，看来李修凯是真自首。陈锡联同志说，在当前蒋政权土崩瓦解的形势下，自愿跟着去殉葬的人是不会很多的。接着在李修凯指引下，程诚亲自到中正路（现新华路）成功玻璃店、若瑟堂巷5号挖出了保密局邹俊明、黄旬“万能台”各一部。8日，国民党国防部中条山挺进纵队司令官张钧前来投案自首，交出游击台一部。随后，又破获了内调局彭衡潜伏台等。
　　1950年1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内设办公室、人事处、政治保卫处、治安行政处、总务处、公安医院、公安学校、水上分局和下辖19个分局，公安业务工作由西南公安部领导。刘明辉同志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为了肃清浮在面上的敌特分子，遵照西南局、重庆市委的指示，我们在广泛调查收集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准备，从1950年1月17日晚至18日下午1时在全市进行了第一次大逮捕，共捕获各类犯罪分子1315人，其中特务分子820人（含骨干198人）。随后又陆续侦捕了一批上山打“游击”和外逃又潜回的敌特分子，加上从成都押解回的70名敌特分子，到1950年4月，共侦捕敌特分子1511人。
　　自1949年12月16日重庆市军管会发布了特务登记自首布告，到1950年“1•18”大逮捕前，只有155人前来自首登记，大部分敌特分子尚在徘徊观望中。“1•18”大逮捕后，在大逮捕的震慑下，经宣传和发动群众，到4月26日，登记自首的特务分子已达1521人。
　　随着农村清匪反霸斗争的开展，解放前夕从城市潜逃到农村的敌特分子和农村的地主恶霸又纷纷潜回城市，和城市的匪特相勾结，进行袭击哨兵、破坏机器、投毒等破坏活动，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又有所抬头。为了发动群众，巩固革命秩序，保卫生产建设，经市委批准，从5月5日开始，我们召开分局长和分局政保科长会议各两次，统一搜捕标准，要求稳准狠地打击拒不登记的特务组长以上分子，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分子，阴谋组织“游击”、散布谣言之较首要分子，以及悔过登记、逮捕释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同时规定了政策和纪律。为了不影响群众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从5月19日凌晨4时起至8时止，我们进行了全市第二次大逮捕，共侦捕五方面的敌人416人，其中组长以上分子76人。
　　1950年7月，我调到重庆市公安局任副局长，仍分管政保业务工作。根据全国第一次侦察工作会议精神，贯彻“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为加强同特务间谍的斗争，改变侦察与情报分离的状况，从1950年11月开始，为适应工作的需要，政保处的机构进行了调整，新成立帝特侦察科、国特侦察科等三个内线侦察科，撤销侦察科、情报科和管训科，外线侦察单列，以加强调查研究、特情和专案侦察工作。
　　回顾政保处创建初期的工作，我们的基本体会是：
　　一、 坚持党委对政保工作的绝对领导。
　　记得1950年8月在全国第一次侦察工作会议上，由苏联请来的公安部总顾问伊瓦诺夫分别找各大城市分管侦察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谈了话。在顾问谈话之后，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就把我们叫到他那里去，明确指示说：苏联顾问向你们介绍了他们不少好经验，但有一条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的反奸肃特工作，实行的是由党中央和各级各级党委领导，决不搞垂直领导，神秘化那一套。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中央、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制定的肃特工作的方针、政策，重大问题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经常得到西南局、西南公安部和重庆市委领导的具体指导帮助，每当有重大行动（如1•18、5•19大逮捕）或发生重大案件（如和平隧道手榴弹爆炸案），他们都亲临政保处或发案现场指挥。特别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对政保工作从方针政策的决策到一些大要案件和事关统战对象的事，他都亲自过问。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冉益智，解放前曾是我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主管学运工作。1948年4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即叛变，供出了市委的领导班子和沙磁区、北碚、南岸和城区学运特支书记和党员20多人，并带领特务到下川东、万县等地，指认逮捕了江竹筠（江姐）等11人。重庆解放后，冉冒充“脱险同志”到临江路介中公寓的“脱险同志登记处”登记，当场被人揭穿后，才被迫到北碚分局登记自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9月1日，小平同志在关于冉益智的处理报告上作了指示，10月27日，市公安局将冉逮捕押审。11月的一天，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抗战初期任川东特委书记）来重庆参加西南局的会议，得知冉益智还没有处决，便到小平同志处提出处理意见。11月23日，西南局电话传达小平同志关于处决冉益智的口头指示。24日，西南公安部赵苍璧副部长批示“以反革命杀人罪，不以叛徒罪处决”。1951年1月19日，重庆市人民法制叛处冉益智等4名叛徒、特务死刑。再如1952年2月8日晚，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民生轮船公司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在家中卧室于睡眠中突然死亡。小平同志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当即指示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彻查情况。周兴部长指定由西南公安部经保处长李俊成和我负责，抽调得力干部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彻查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后，终将情况查明：当时在镇反运动中派到民生公司的有关负责干部，对运动掌握不当，搞出一个失实的“青年党案件”，株连公安不少高级职员，造成很大混乱。问题虽未直接涉及卢先生，可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他对此很有意见，可又不便提出。以后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在私营工商业者形成十分紧张的气氛。2月7日，驻民生公司军代表室通知卢先生参加第二天召开的公司职工大会，却没有向他交底说明情况，造成他的错觉。卢先生家里平时就备有安眠药阿米妥纳，以便失眠时服用。当晚心情紧张失眠，因服用安眠药过量而不幸去世。我们将这一调查结果报告了周兴部长并转报小平同志，得到认可。由于得到了各级党委支持，从而使政保工作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全党动手，全民动员，经过三年的严重斗争，我们达到了镇反基本彻底的目的。
　　 二、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
　　我们的专门工作是群众路线基础上的专门工作，又是在专门机关指导下发动、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入城之初，在对隐蔽敌情掌握了解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依靠地下党和群众提供线索，动员特务分子投案自首、缉捕重要敌特分子，很快形成了群众肃特的局面。
　　“5•19”大逮捕的当晚，侦察员到15分局南桥寺25保逮捕军统特务白重华，但白已于数日前离家外出，白的侄子白骅坚决表示愿带路前往缉捕。于是他带着侦察员夜行100多华里，于第二天早晨将白重华捕获。隐藏在工厂、学校里的敌特分子，也由于工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积极协作而迅速落网。“1•18”、“5•19”大逮捕后，我们及时颁布了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组织和其成员悔过登记办法等政策法规；同时，市长、公安局长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发表文章或谈话。新闻媒介开展宣传报道，工厂、机关学校和地段召开群众会、控诉会，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把专门工作建立在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上。
　　三、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工作，是我们侦察工作的基础，侦察工作是包含特殊手段的调查研究工作。入城之初，我们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包括依靠地下党和群众提供情况、自首特务和案犯的交待，逆用特务和情报网提供的情报，缴获的敌特档案材料、国民党政府邮局留下的死信，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公开报刊等各方面收集材料，汇总消化，既形成人头材料，又综合汇编成业务参考材料。由于侦察人员比较熟悉社情、了解敌情，因此对人头材料的查证就能抓住重点，步步深入。这种在调查占有材料的基础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去伪存真，指导进一步深入查证，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把问题弄清。由于把调查研究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上，到4月底，共掌握了敌特人头材料2356名，为在半年时间内进行两次大逮捕行动和侦破了一批案件提供了材料依据。（来源：《人民公安》2000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