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阮途被任命为辽宁省公安处（后改为公安厅）副处长，兼社会部副部长。当时处长是陈一新。
同年12月，阮途带领保卫处人员深入农村，宣传政府关于清剿土匪政策，提出只要为匪人员主动缴出武器，洗手不干，一律既往不咎；坚持与人民为敌，为非作歹的，坚决给予严惩。并动员土匪亲属规劝为匪的亲人弃恶从善，主动向政府投诚的可以回家生产。由于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有力地配合各县区的武装清剿工作，各县区都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1948年以后，阮途还深入各县公安机关，组织瓦解土匪的工作。庄河县公安大队在仙人洞、蓉花山一带追剿时，武装清剿和政治瓦解并举，使盘踞在山洞的顽匪梁忱忠下山投降；宽甸县公安机关配合部队在东部山区清剿胡雅轩等股匪时，向土匪家属宣讲政策，促其做劝降工作，使70余名土匪携械投诚；本溪县公安机关结合土改，发动群众，张贴布告，宣传民主政府对归降土匪的政策，召开匪属座谈会，组织匪属开展劝降工作。同时，利用投诚归降的土匪和改过自新的“线头子”（即土匪暗探）打入土匪内部，进行瓦解，使全县先后有30余名惯匪、匪首携械投降。
1949年4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对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处理的指示》。阮途亲自带领公安干警组成工作组，深入一贯道活动比较猖獗的城镇调查摸底，分类排队，掌握其内部组织结构和人员情况。7月18日，按东北局社会部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抓捕了道长、点传师等主要头目15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与此同时，辽西省公安厅工作组趁势发动群众，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敦促那些还执迷不悟的中小道首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自首，号召受骗群众主动出来揭发退道。辽西省到公安机关登记的中小道首就有1300余人，声明退道的道徒达54299人，仅辽西省和沈阳市就摧毁反动会道门香坛1677个。
解放战争时期，辽西地区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战役，被击溃的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滞留在当地，特别是锦州战役后，国民党撤退前派遣了大量特务分子潜伏下来，混入工厂企业，甚至钻进我党内部，进行破坏活动。阮途作为公安厅长，把打击潜伏的反革命特务作中心任务来抓，他凭借几十年与特务土匪的斗争经验，周密部署，亲自指挥，并与周边省市共同配合，挖出秘密武装匪特30余股，约850人。其中，“国际青年救世主国军”就是一股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武装匪特，他们在南至旅顺，北至四平，西至山海关，东至安东的广阔区域活动。由于我们组织计划周密，指挥得力，一网打尽了这股匪特。
1949年4月2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辽北省与辽西省合并，成立新的辽西省，阮途被任命为辽西省省委委员兼公安厅厅长，张铁军为副厅长。
阮途上任后，发现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社会治安情况恶化，民不聊生，群众叫苦不迭。同年8月，他在公安系统内部组成若干个工作组，在辽西境内开展调查研究。他亲自带领省公安厅干警，深入到建昌县等偏远山区，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一次，他在调查中发现村头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孤老太太，家无隔夜粮，半截席头铺在炕头上，生活十分困难，他决定在老太太家里住下。开始，老太太闭口不谈当地的实际情况，经过一个月的同吃同住，说服教育，老太太才敢说出内心的愤懑，但对新中国建立的政权还存有疑虑。得知这个村的政权被敌伪残余势力把持着，村长是个漏网的伪军人员，他与潜伏在山里的国民党残匪喝血拜把子兄弟，一有风吹草动他就逃上山去，时局一平稳，他们就又下山为非作歹。摸清了当地群众的反映后，阮途便组织公安干警和部队相配合，集中消灭了这股顽匪，并将情况《辽西等地反革命把持农村政权问题的报告》报东北公安部和辽西省委。报告分析了反革命分子把持农村政权的几种情况，指出国民党、伪满残余势力与封建势力狼狈为奸，封建统治未被彻底打倒；恶霸操纵政权，匪徒在青纱帐起时趁机下山抢劫掠夺，群众迷信活动猖獗等情况。9月25日，辽西省公安厅与沈阳、鞍山、辽阳、海城等市公安局密切配合，对潜伏在农村山区的股匪进行清剿。这次战斗由阮途亲临现场指挥，捕获匪首孙占才、孙占福、朱连玉、王国学等及地下点线分子40余名，缴获长短枪8支、子弹280发及其他战备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