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抗日联军
1936年3月就听说抗日十大联军不断地到龙门山上来宣传抗日救国，我想与联军接头，就叫赵喜才去山上搞一下情况。我说：“喜才，你亲自去一趟，别告诉别人，亲自见见邱主任，你与他说，有一个铁路巡警要来跟你们见见面，你是否允许。”赵喜才说：“还不知道那时拉过来，来时我跟他说。”过了一段时间赵喜才回来跟我说：“我去找了，怎么也找不到，听说已经走了，不知道他们哪时拉回来，我打听到他们来时，就跟他们说。”我想尽快与抗日联军接上头，为了及时搞到情况，我特地叫老金到山里去住，但也没找到联军。
家属来到龙门火车站
一直在找的抗日联军联系不上，也找不到党。铁路又是日本鬼子管理，我觉得在此难以呆下去了，准备想办法离开此地。在那种特殊时期，鬼子根本不叫请假，要离开，只能偷跑。不料，这时我妻子来了，她个子不高，挺朴素的，问她叫啥，她只说叫王氏。当时，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妇女受封建旧思想束缚、压迫严重，妇女婚后无名字。1946年土改时才给他起了个名字，我叫王月瀛，反正她也姓王，就叫王月华吧，从此，她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当时，我叫她跟我父亲回去，但怎么动员她也不走。此前，我根本不知道她要来，是我父亲把她送过来的。虽然我们很久就是夫妻了，但我们一直都没见过面。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很穷，又加上社会动乱，连吃的都没有，哪还想讨老婆这事。但是，巧得很，1929年4月间，我从老虎台煤矿逃出来后，途中走到东丰县黄泥河子时，被黄泥河子区兵当无业的氓流抓去监押两个月，强制我们挖土壕，挖臭水沟。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叫王宪亭，很是可怜，累的快要死的样子，我生怕他出现意外，白天干活的时候我照顾他，晚上他挤不进又脏又臭的屋子里，只能在屋里边靠近门口的地方呆着，那个时候东北还很冷，屋门口冷得厉害，为防止他冻死，我就睡在他外边，给他挡点风，给他点温暖，他很受感动，对我说：“我家是观音堂（观堂）村的,在梨园的北边八里地，在家活不下去了，全家都出来逃荒了，可是我的大女儿死活不跟着出来，出来怕我把她卖了，跟着她奶奶在家里过，我也挺挂的慌，我看你心眼挺好，就把我大女儿许配给你吧。”此后，我就给我父亲写了封信，亲事就这样定下来啦。我只知道她家是观堂村的，是王宪亭家的大女儿，比我小8岁，其他啥都不清楚。
早在1935年的时候，我二婶子得了病，躺在炕上起不来，不能自理，家里没人伺候她，按理说我早已过继给她当儿子，我就应该伺候她，可是我又不在家。为此，我父亲想了个办法，先给我们完婚，叫我媳妇先进门伺候我二婶子。后来听我媳妇说：大囍的那天，我们家备了一辆木轱辘的马车，车上边搭棚，棚用两个倒U字形大竹篾前后支撑，上盖秫秸箔，秫秸箔上盖苇席，前后用棉被遮掩，前门还遮挂一块红布，车前两侧贴着“上车辞父母，下车拜双亲”的对联。去接亲时，车内有我院中和我同辈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抱着一只装入烘笼（用树枝条编的冬天烘被窝用的笼子）中的公鸡。回来时，把车让给新娘坐，烘笼中填母鸡，由新娘抱回。就这样，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我媳妇抱着只母鸡到了我家，就算是嫁到我家了。之后，她就负责伺候我二婶子，等她把我二婶子伺候的能自理了，她就向父亲提出要求，要到东北来找我，父亲打听到我的准确住址后，就把她送来了。
那时日本鬼子对我们监视得还很严，我要走就得偷跑，带着家属偷跑就更不是那么容易了，何况她的脚在她小时候用布条裹成了小尖脚，那个年代女人都是小尖脚，要是有个没裹脚的大脚妇女，反倒觉的不正常。她的脚走路都走不稳，哪还能跑？更何况是偷跑！家属来了我想跑都跑不成了，就这样我又呆了两个月。
与十大联军邱主任接上头
1936年6月间，赵喜才跟我说：“听说邱主任他们那个十大联军回到龙门山了。”我说：“你跟他联系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去联系，当天晚上赵回来对我说：“我跟邱主任一谈你的工作作风和你让我前去找他们的目的，邱主任很欢迎，很同意。”我对赵喜才说：“你明天再回去找邱主任联系，是否能叫邱主任向我们靠近十拉里地。”第二天一早赵喜才又去找邱主任，当天晚上赵回来后对我说：“约好啦，明天（即定6月18日）上午11点在龙门山东南，距离车站7里地的一座小山上会谈，我领你去。”按照约定，我与赵喜才背着他家里打渔的渔网，假装去打鱼，走到山上等了不到20分钟，邱主任带着一个人也来了，后来才知道此人就叫刘尚阁。邱主任跟我们谈了抗日的光明前途，政治任务，及每个中国人都有抗日救亡的责任等等。并给我布置了工作，邱说：“咱大军所用的给养都是苏联供给，来路有些困难，你是否每月能供给一部分？”我说：“能,每月能搞玉米面3000斤。”邱还说：“最好你手下有几个人，以便联系。”商议后，邱主任决定派抗日联军刘尚阁同志长期在我手下做联络工作，再叫我找两个忠实可靠的人，我们确定了赵喜才和金海山，这样我手下的情报联络员达到了三个人。主要任务是：及时送情报，如日本人何时来、日本人的动向等，都要向邱及时汇报；再就是给抗日联军买成衣、玉米面、白面、油盐等物质。头次与邱见面谈了约半个小时。回车站后不几天，为了把刘尚阁安顿好，我去找日本警长门矢茂，说刘尚阁是我内兄，由门矢茂写了封信，我亲自拿着信去龙镇县给他起来国境证明书。以后，又以我的名义召集了十五名工人，在龙门山上以伐木材、搞生意为名，每月由北安镇金庆芳面房搞白面500斤、玉米面3500斤。春冬两季还给部队搞些衣服等。开始还好办些，通过车站脚行头头刘宽同志给买，由他安排地方存放，1937年刘宽同志去世，我就亲自去买，在我家存放。为此，我的工作引起了个别人的注意，他们怀疑我通抗日联军。
送情报杀鬼子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一个士兵失踪为借口要进入北平（现北京市）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从此，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随即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疯狂。12月间，敌人到龙门车站扫荡，总计到龙门车站230余名日军，住下来准备出动。我立即密派刘尚阁，把情报送给抗日联军，让联军打埋伏。刘尚阁回来说：“邱主任说计划打他一下。”12月27日早晨6时，一小队日军出发，总人数43名，内有两名高丽翻译。由于情报送得及时准确，专叫金海山带路，刘尚阁前走。由金海山带路走到龙门山东北的山沟内，约个半小时，43名敌人及一只日本军狗全部被打死，获得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四挺，弹筒两个，其余是步枪，抗日联军无一伤亡，战斗速战速决，打得漂亮，大获全胜。自消灭敌人以后，便衣汉奸特务赵国章便给日本报告，说赵喜才通匪，说我私通十大联军。
我遭受鬼子毒手被冻晕在雪地
1938年1月间，也就是消灭敌人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敌人就向我们下了毒手，他们先把赵喜才捉到北安宪兵队用酷刑，两个月后才放回。在赵喜才被捉走后不到10天，车站又调换来一个日本警长。一天，日本警长叫我们四个路警兵在二尺多深的雪地里下操，叫我脱了棉衣，两手上举冻直，他突然一脚把我踢倒在雪窝里。龙门车站在哈尔滨的北边，离哈尔滨还有870多里地，基本上到了我国的最北边， 一、二月份正是龙门最冷的时候，一般都是在零下40度左右，早晨又是一天当中最冷的时间，就是大活人在屋外不活动也要被冻成冰棍子。当时我已经被冻成僵尸，后来被人抬到宿舍，我妻子用雪在我身上慢慢地搓，才复活过来，我的两手两耳冻伤很重，20余天才逐步恢复，打那以后我落下了老寒腿病，遇冷两腿就疼得厉害。山东老乡，阳谷县顶水镇人洪恩龙、洪恩兆他们在1937年的春天就在北黑线老龙门车站当铁路临时日工，他们看到日本人想要我的命，就偷偷地对我说：“咱干这干啥！”我对他们说：“别慌！”1938年4月间，日本警长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一句话没说，打我七十多个嘴巴子，我的两脸被打得青黑发紫，眼都被打青，嘴被打得直流血，敌人是想尽千方百计治我于死地。当时我想，工作已经暴露了，有日本特务赵国章破坏，工作已无法进行啦，再继续工作下去没有好。于是，我就派刘尚阁去山里找邱主任，但邱主任还没拉过来。
再次杀鬼子
1938年5月间，听说邱主任拉过来了，我叫刘尚阁再去联系，说明我的处境和要求。我的要求是：要是我的工作暴露了，我要求跟着联军去干。刘尚阁把我的处境和我的要求都向上级做了汇报，邱主任请示领导后来信让我做好准备，决定5月19日夜间来摸龙门车站时把我接走。可就在5月17日我接到车站命令，让我5月18日到小兴安车站助勤三天，我又赶快派刘尚阁去汇报，要求5月21日晚再来摸。5月19日晚，邱指导员（部队职务，对外称主任）带领抗日十大联军第八小队30多人，按原计划行动——夜袭龙门车站，将龙门车站打开，五个日本人杀了四个（那个没找着），房屋焚烧，缴获八支三八式枪，两支匣枪。把日本特务赵国章活捉住开膛、扒心，把他的两眼都抠出来，为民报仇除害。刘尚阁、赵喜才都参加了龙门战斗。当时我在小兴安车站，抗日联军为了接我，又去摸小兴安车站，但我们未联系上，只摸走了6匹马，也没把我接走。在夜袭龙门车站时，外边的枪炮声、厮杀声把我几个月的儿子惊吓地直哭，我的妻子在屋里不知发生了什么，吓的她赶紧用棉被把儿子蒙上，不让哭声传出来。屋外房屋焚烧的熊熊大火映红了半边天，照的屋里通明，吓得她赶快把做饭的铁锅从灶上揭下来，躲在锅灶内，然后再把锅反扣过来，顿时觉着比较安全了。忽然，她听到屋门外有人问道：“谁在这屋里住？”回答：“王月瀛”。这时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快走，别吓着大嫂！”她听到有人这么一喊，心垮塌一下子又落下来了。那次，可把她吓坏啦！事后，再看孩子，儿子已经没气了，妻子连惊带吓的，还失去了儿子，她的神经受到很大地刺激。
在龙门火车站活动了三列车工人
除此之外，在龙门火车站还进行了三次活动，活动了三列车工人，救活了大约有1000余名工人。日军为了对付苏联，在中苏边境线上，将一座座大山，陆续点活成充满杀机的怪兽，他们前后役使数十万人，沿中蒙、中苏长达三千公里的边境地带，修筑一系列大型军事要塞。日军将整个东北地区，分为东正面、北正面、西正面。虎头、东宁、绥芬河属于东正面；海拉尔属于西正面；黑河、孙吴属于北正面。凡涉及到要塞的任何事情都采取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在北正面黑河那个地方的黄金子和爱辉中间大山里，修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要塞），由于施工量很大，需要大量的劳工，他们通过铁路将骗来的大量劳工运到秘密军事基地，修完后，日本鬼子怕劳工出来暴露军事秘密，就把劳工全部打死，不能叫一个活着出来。我知道后，哪列车运劳工，我就偷偷地去发动，把这情况告诉他们。三列车劳工有的是在辰青火车站跑的，大部分劳工是在孙吴火车站跑的。因为，龙门火车站往北下一站就是辰青火车站，从辰青火车站再往北隔一站就到了孙吴火车站，孙吴火车站是个大站，到孙吴火车站天已黑，且停车时间长，工人下车就跑。
1937年5月间，发动跑的劳工高堂路，跑到龙门西南山坡上，病在山坡不能动弹。我与龙门车站工务段吴头，前往西南山坡打野猪去，看到一个人在山坡躺着，我问他：“你还有气吗？”他会说话，当时我就动员吴头，与吴头一起把高堂路架到平板车上，推到站，到我家住了一天，下晚送到爱护村赵喜才他叔父屋里，与他叔父同居一房，我买药、买白面供给他，高堂路病好后，我又给他在公路段找的临时工。事后才知道，高堂路是聊城县南边王堤口村东边高庄村人，后他回到老家居住。
离开龙门火车站
1938年5月19日因抗日联军去车站接我，我又一次公开暴露目标。5月21日我由小兴安车站回到龙门车站，洪恩龙、洪恩兆向我说当时打龙门的情况，并悄悄地问我：“抗日联军袭击龙门你摸音不？是你通信勾来的？不然为什么打龙门车站头一天你就调往小兴安车站去了？你要是在龙门就麻烦了。”还说：“听说头一年打龙门时打死四十多个日本鬼子也和你有关系？我们见过你家里的粮食，工人都怀疑你家咋吃这么多的粮食呢？工人背地里都常说，刘尚阁在联军内，你跟刘尚阁有联系，那粮食都叫刘尚阁送给了抗日联军了。”还问我：“将日本特务赵国章逮去砍死，是因为抗日联军吃过赵国章的亏所以才逮着杀了，是吥？”我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后来有一天，路警杨春普突然问我：“抗日联军有你的人吗？那天联军叫我领着他们，走到你门前，联军问我谁在这屋里住，我说王月瀛，联军说快走，别吓着大嫂。”在那时我的革命工作是秘密的，我意识到我的身份快暴露了，我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了，得赶快想办法离开这地方，越快越好。关于此情况我找刘尚阁商量过两次，联军一直也没打过来，刘尚阁也一直联系不上联军，后来才知道，联军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可能已经转移了。我一方面等着联军再次打过来，另一方面我以有寒腿病走路困难不能站岗为由，多次提出调到关里的要求。
5月19日摸龙门，原日本警长被打死，不久龙门又去了一个日本警长名字叫伊腾，他稍会说中国话。住了没有一个月，到了6月20几号，伊滕对我说：“王，你的腿病？”我说：“受寒，北方很寒冷，不能好。”伊腾说：“调你温带去，你同意吗？”我说：“同意。”7月1号北安来调令，调我南下。当时我叫赵喜才往山里与联军取得联系，但也没联系上。
在章德府火车站准备杀鬼子
1938年7月5日，我和我家属从龙门车站上的火车，七月二十三四日到达的章德府火车站，即现在的河南省安阳火车站，在路警哨所服务，干一白天一夜晚休息一白天。住了一个月，这天我休班，换上衣服去车站闲玩，不料被车站日本哨兵抓住，上头打下头踢，打得我脸和腰青肿，鼻子顺口流血，请假不准，只得强忍疼痛上班。当天晚上，他们又让我和铁路巡警裴玉民到车站西南（相距车站有一里半地）道木厂站岗。裴玉民是河南省内黄县人，上班后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就问我：“你有病吗？”我脱下衣服叫他看，他惊讶地问：“怎么被打成这样？”我说：“我从1929年在中东铁路当路警，日本接收后就说在中东铁路工作的人员都有共产党的嫌疑。”并气愤的说：“以后我要与日本鬼子对命，反正早晚要死在他们手里，不如早跟他们拼命，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得一个，有机会我就搞死他，不然他们早晚要把我搞死。”裴玉民深思以后一直问我：“你是真的吗？（指共产党）”又说：“我也挨了他们很多打骂，有仇不报非君子，明天咱们去城里找个地方详细谈谈。”
第二天下班后我把领到的饭盒子送到家里，随后我们一同进了城，进城后我们先洗澡，后吃饭，又到他表姐姐家喝酒。喝酒中裴说“要想报仇容易，现在安阳附近有三个抗日司令员都与我有交情，田司令、谢司令、李副司令都相信我。”（李副司令是妇女县长李玉军的父亲，是曾任阳谷县县长陈华锋的岳父）。在这个活动时期我们往城里找了几次，约期见面。以后又在城里吃了两三次酒，有四个人陪酒，裴玉民没介绍姓名，计划怎样暴动，怎样里应外合，半月时间计划妥当，单等到期与司令见面。
到9月29日这天，田、谢二位司令没去，李副司令去了，我们边喝边谈，谈了摸车站的计划，预计能杀死90个鬼子。此后，裴玉民喝醉了，到我家喝水，他对我的妻子说起醉话来，他说：“别看你白面剪鬓的，活不三天了。”我妻子听到后，想起我在东北做的那些事，受的那些罪，她哭了一天多，直问我做的啥事。我看具体哪天暴动也没定下来，裴玉民喝醉就失言，又怕暴露了给党带来损失，十月十三四号我以送妻回家伺候我父亲为由，请了三两天假，带妻回到老家。在离开章德府车站前20天前，九月中旬的一天，日本人叫中国巡安，发给我一身毛布制服，一个姓黄的对我说你快升巡长了，当时只给了衣服，把警长的阶级也没发给，未宣布未任职，我就离开了章德府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