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后梨园村
1938年10月20左右我到了家，在外一晃就是十年，前后院的老少爷们都来见见面，说说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我四服（四代血亲）上的小叔叔王长瑞（后改名王瑞民）跟着徐翼 干革命，听后我心里很高兴，心想又回到共产党窝里了。大家走后，我对父亲说：“我记得三服上（三代血亲）王登峨大祖父说过，农民起义军领兵大元帅王万超老爷爷，他杀文太县长，反恶霸杀富济贫的事,我长瑞叔与我老爷爷干得是一样的事。”我父亲说：“咱们门头，净出你们这样的人。你未走前与曹万年打北坡洋人，放粮放钱，你们做的那些事也与你王万超老爷爷做的事一样，咱院老少都热做这事。”听我父亲这样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我心里更加高兴，决心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当我问到杨耕心时，父亲说：“听说坡里暴动失败后，阳谷到处逮他，还下了通缉令通缉他，他出去躲了好几年，1932年冬天才回到家里来，当了一阵子教书先生，去年(1937年)冬撇下你表姐（我的姑表姐，杨耕心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长子宗震、次子宗汉后改名志宏小名叫滴答、小女儿玉芹）又走了，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我后来听人说：冀南特委指示阳谷党委组织党员发动学生，去国民党二十六军孙连仲部（原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阳谷党委商定，让威信高影响大的杨耕心同志领导前往。大约在1937年10月下旬，我党发动了近百名青年学生和党员，分两批启程，集合地点是阳谷城内东街孟广生家中，住宿地点分别在孟广斌饭店和西街鸿盛楼。第一批人员由张靖宇、李登岐带队，第二批由杨耕心带队。另外，所去人员中还有清丰、南乐和范县地下党发动的二百余人。第一批人员南下后，盛北光同志听说了，他认为去参加兵运的党员和学生都是积极分子，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阳谷的革命骨干，他们到一个没有可靠关系的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工作，是草率的冒险行动。再者，阳谷已出现了抗日高潮，舍近求远地南下行动，对阳谷来说是不利的，万一不成功，可能造成意外的损失。因此，盛北光立即骑自行车火速追赶，追到黄河南见到杨耕心，对他说了自己的分析和认识，要求杨耕心立即返回。杨耕心认为盛北光说的也很对，但是他想到第一批已经走了，如果不去对不起这些热血青年，即便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回去，就这样杨耕心为了维护党的信誉，便和盛北光握手依然而去了。后来又听说：两批党员和学生们到了孙连仲部后，发现情况有变，原来是清丰的叛徒刘兰斋欺骗了冀南特委刘晏春同志，各县党组织也上当受骗了，刘兰斋交差后躲了起来，再也不和大家见面了。二十六军的顽固分子将前去的人员全部编入连队，实行连坐连保法，来回控制，如果发现士兵开小差，就问罪于临铺睡的弟兄，执行枪决。杨耕心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立即脱离反动部队，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回乡打游击。因为无法召集人员开会，他只好千方百计地个别通知，约定时间分别逃脱。终因通知不便，使有些党员和青年学生沦落在国民党部队。杨耕心设法通知作了布置之后，一直等到去延安和回乡人员安全逃脱后，自己才设法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吴玉章同志作了汇报，办事处党组织决定留他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为此他报考了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政治科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六师任简报主任。在第六师，他曾因共产党“嫌疑”被审查关押数月，释放后仍被严密监视。1943年5月在中日鄂西会战中被俘，被日军残杀于鄂西松滋县暖气街。我怎么也没想到在中东铁路邮局最后见到杨耕心的那一面，竟然是我们的永别。
我又问父亲：“曹万年呢？”我父亲说：“听说暴动失败后，阳谷也是到处逮他，暴动时他从九都杨村搜出地主的枪，地主跟他记下仇了，地主也到阳谷告他，他也出去躲避了一阵子，隔了将近六、七个月他觉着没事了，就回家来了，古历1928年腊月23日(公历1929年2月2日)小年下，各村的人都上郭店屯集上赶集置办年货，他在郭店屯集上于家店小酒铺里吃饭，被九都杨村反动地主杨大清密告抓去送县。后经阳谷反动官府初审，又解到济南受审，审后由济南监狱转到滋阳（今兖州）监狱。滋阳监狱是山东省第三监狱（济宁监狱）的分监，是属于所谓“模范”监狱系统的一个小监狱，它位于旧滋阳县府南面东侧。据说，当时反动派认为政治犯集中关押好闹事，不如分散关押易于管理，对于一些带头闹事的“首恶”分子，更应分散出去，这是反动当局孤立政治犯，削弱其团结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就把他关进滋阳监狱里去了。
1932年他家的人到滋阳监狱探监，他已被折磨的骨瘦如柴，家里的人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他被捕后，他院中伯父曹登云就和九都杨村打官司，从阳谷打到济南，打到泰安，打到徐州，都没打赢，亲友和党的有关同志，也曾千方百计地营救他出狱，可惜都没有成功。1936年3月份他就叫敌人折磨死国民党滋阳监狱里了。后来他家人得到了信，派人到滋阳把他暂时埋在近郊，并做了识别的记号。（1948年滋阳县城解放后，阳谷县坡里村的所在地第八区人民政府，给曹万年的儿子曹永华写了介绍信，当时曹万年家已经很穷，他岳父家的人把他的忠骨由滋阳起到他的老家阳谷曹庄安葬。）曹家打官司时花了很多钱，他死啦，撇下他媳妇（曲氏）和儿子曹永华他们，他家里的日子也很难过。”
杨耕心一走至今渺无音讯，生死未卜，曹万年已经牺牲。一想起过去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心里就难过。他们把我当成亲兄弟，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并把我引向了革命的道路。我发誓：血债要用血来还，我要跟敌人拼杀到底！为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报酬！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革命到底！解放全中国！！
后来我又听说，1928年的坡里暴动被封建武装扑灭，赵以政被捕牺牲后，聊城地区国民党进行清党，那时共产党员除小部外逃外，大部分党员和团员都消极动摇了，从此鲁西党组织同上级就失掉了党的关系。
我拉起阳谷抗日第三区队
我急切地在寻找党，我横下一条心，坚决要跟着党干革命！哪怕是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我要尽快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文臣不爱财，武臣不惜死。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938年10月，我党的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决定党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广泛地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
我1938年10月20号左右到家后不几天，婶母病故，三天发丧，殡葬了我的婶母，在发丧的这几天里，有本村的王道生、刘窑村的刘润清、刘清滨给我谈起了本地的斗争形势，他们说：“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是专打小日本的，最近小鬼子很猖狂，跟着八路军干吧！”我说：“干！” 1938年11月1日，经徐翼批准，刘润清拉队伍，准备插入以徐芳德（家是徐庄的）为首领的地主民团内部做工作，掌握他的武装，搞他一部分武器。徐芳德部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民团，常年驻阳谷半街楼村。依照党的决议，叫我带领一部分人参加徐芳德部活动。当日我集合了32人，连我在内33人。我们头一天（1日晚）住左洼，天明（2日早）住刘庄。 第二天夜间（2日夜）在半街楼。徐芳德顽固民团，住半街楼前街围子里，当夜围子门紧闭。出发前说好的有半街楼村的徐清州做徐芳德的工作，叫他把我们收下，但这时连徐清州也不见了。我们向徐芳德部喊了几次话，但里边没有回应，我们离围墙近了，他们就开枪打。我们33人共有一支日本匣枪，三粒子弹，两粒皮头。根据当时情况，我们是无法打进去的。我决定，从半街楼村连夜出发住高庄，天明（3日早）解散各自回家，听命令集合。那天（3日）日本扫荡，又隔了一天，11月5日，李贯一 对我说：“中共聊城地方党组织为了抗击日军对鲁西北的侵略，号召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徐翼指示建立抗日武装，咱还得干！”我说：“干！由你们串联人吧，在我家集合。”
当夜，即1938年11月5日夜在我家集合11人，连我12人，当时明确咱们是抗日第三区队（三区委和三区队是同时成立的），王筱湖（后梨园村）任区长兼区队长（抗战期间都是区长兼区队长），李贯一（后李村）任区队副，刘润清（刘窑村）任指导员，王道生（后梨园村）任副指导员，李志深（肖坑村）任秘书，我（后梨园村）任司务长，张继山（坡里庄）任小队长。还有当战士的：有刘贵岭（陈集村）、张希东（刘窑村人）、王棚岺等人。三区队是阳谷县成立较早的区队。队伍成立后我们连夜行动，出发前组织交给我们三支钢枪，路过九都杨村时，杨继坤交给我们四支枪。头一夜住高庄。到了第二天，李贯一叫我与王棚岺往坡里庄、郑庄扩大人，有坡里庄的张二罗卜一同去武堤口、郑庄宣传抗战形势，号召群众加入抗日队伍。经过我们的宣传教育，当天就有32人加入到我们队伍里来，但他们当中有的人刚离开家又产生了动摇，结果队伍走到高庄东头时就有17人跑掉了，其余都归区队。这时连干部在内，区队总计57人。我们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并且有了枪。那个时候，子弹，手榴弹很少，并且都是些老枪。要想多杀敌人，就要练好杀敌本领，一有空闲我们就刻苦练习射击、刺杀，练单臂举砖头，增强臂力，在野地里插个小旗，锻炼眼力，没有练习的靶子，我们就瞄准树枝子，树上的雀鸟，还练打兔子。直练得手肘磨破了，膝盖跪肿了，能在枪尖上放一粒黄豆，击发后黄豆粒不掉下来才罢休。久而久之，一支德国造老套筒子，其刺刀是带槽的，全被我摸透了，只要看准目标，端起枪来，说瞄那就瞄那，差不了分毫。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在练习，看见好户家的房脊上并排站着几只鸽子，我从侧面的一堵土墙上瞄准开了枪，巧的是一粒子弹把几只鸽子都打扑在房顶上。逐渐的，对准天上飞的麻雀，枪响鸟落，对准百米处的跑兔，弹无虚发，敌人架的电线，举枪就打，枪响线断。
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范筑先殉国，日寇占领了聊城，向日寇出卖范将军的国民党分子王金祥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聊城专员，随即阳谷县的县长被王金祥换成了吕仁道。
聊城失守后，时任鲁西北特委军事委员的徐翼带领成安四营在茌南一带活动，后三支队占领了那一带，没几天成安四营就和三支队打了一仗。
1939年2月，出卖范筑先的王金祥任命的阳谷县长吕仁道委任王筱湖为阳谷县三区区长。
四大队的成立
1938年12月，日寇占领了东阿县城。东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要建立游击队。建立游击队没有枪支弹药怎么办？他们一面动员地主武装参加抗日，一面去和大部队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援，东进六支队刘海清曾派一个连帮助他们打垮了一个反动地主武装，从敌人哪里搞到了十余支枪和一百发子弹。鲁西北特委根据东阿县委的要求，派当时领导鲁西北地区地方武装的徐翼去做领导。于是就成立了一个由鲁西北特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命名为八路军鲁西游击第四大队，人们习惯称四大队。徐翼任大队长，孙剑任教导员（孙剑不久回东阿，1939年八九月份由黄明吾接任）。部队在东阿县城南的归德铺集合，时任东阿县委书记的苏民和时任鲁西北特委民运部长的申云浦亲自到会讲了话。
四大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军装是东阿县的唐殿安发的，他是地主，连个儿子也没有，但积极支持抗日。1939年初，徐翼带着四大队从东阿出发，来到了阳谷县的后刘湾村，部队住在冯鲁民的家中，开会、组织武装都在他家。
1939年1月，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鲁西区党委在馆陶县城成立。它的成立是在鲁西、鲁西北特委和泰西特委基础上，把鲁西地区划分为四个地委、一个工委、一个中心县委。其中，运东地委也称中共山东分局鲁西区第二地方委员会，简称鲁西二地委，地委书记申云浦，宣传部长黑伯里，军事部长徐翼（还任二地委委员），组织部长王镜如。鲁西二地委辖阳谷、东阿、寿张、濮县、范县、观城共六个县。濮县、范县、阳谷、东阿党的基础好，早已有县委，其他为县工委。中共阳谷县委是在1934年3月成立的，杨耕心任县委书记，1937年10月下旬申云浦接任，1939年1月赵尧（姚修文）接任。当时，工委和县委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县在没有正式建立起三个区委之前，不能称县委，只能称工委。鲁西二地委成立后，二地委机关先后驻聊城、阳谷、东阿三县结合部。军事部长徐翼主要是搞武装斗争，领导游击队在聊城、阳谷、东阿一带活动。担负起了开辟聊、阳、阿边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当时，徐翼是以鲁西二地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和四大队长的双重身份在聊（城）、阳（谷）、（东）阿一带活动的，他一面通过地方党扩军，一面建立抗日政权，组织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