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入党
1939年1月间，我抗日三区队拉起不到三个月，发展到80多人。前后零星买了14支枪，从齐店、四甲李起了50余支枪，收小组（十个人一伙，八个人一伙，也有几十人一伙的，弄几把枪就是小组，他们不是抢就是夺，拦路抢劫，奸淫妇女，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净干坏事，祸害群众。）枪11支，达到80余人，人人有枪，这在当时来说是力量比较大的一支抗日武装了。不久李贯一派我夜摸特务刘清岚。并派我带人打了一次剿共班。
我抗日三区队指导员刘润清，因与区队副李贯一合不来，于1939年2月离开了抗日三区队，到由徐翼亲自率领的四大队去了。三区队的指导员就由前梨园村的杨英民担任。
早在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各级地方党组织根据决定的要求，在学校，在农村积极发展党员。特别是1939年3月至9月，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突击发展的方式，全区党员大量增加。我认为自己在1926年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1939年2月间，区队组织党员学习，我向李贯一提出参加党的生活，我说：“我1926年古历11月14号在曹庄，曹万年吸收我参加的共产党，我被杨耕心领导过，因参加坡里暴动在家不能存身才到了东北。”他说：“关于你的情况，我向领导汇报一下，看怎么办。”没隔大些天，李贯一给我说：“曹万年为革命牺牲了，杨耕心也音信全无，党的组织原则是六个月不交党费自行脱党，他俩有一个也好办。”我对他说了几次去东北后，在杨耕心的指导下开展活动的情况，始终在坚持为党工作。他说：“那也不行，组织原则问题，领导说你可以重新参加党，没有预备期是可以的。”我说：“你得给我当入党介绍人。”他说：“还得两个介绍人。”我说：“那个找谁？”他说：“我给你找一个，杨指导员，杨英民吧。”就这样我于1939年3月5日，由李贯一、杨英民介绍，在三区韩庄东头一民宅内举行了入党仪式，我再次向党宣誓：一、严守党的秘密；二、遵守党的纪律；三、无论在战场或是敌人的法庭上，，都要有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四、学习马列主义；五、遵守党章党纲；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次入党无预备期。
我又一次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入党意味着随时可能牺牲自己甚至亲属的性命。如果没有“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坚强意志，是无法担当起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在成千上万的党员中，有不少人先后倒在了敌人的枪弹、屠刀之下。但党组织犹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茂盛不衰，我要以实际行动为党增辉。
在王堤口伏击大股日军
1939年春夏，聊、阿之敌时常出动扫荡聊、阳、阿边区一带，并在有的地方安设据点。王金祥顽军盘踞在阳谷西南范县、莘县和朝城一带；李树椿、冯二皮脸（冯寿彭）位于阿城张秋（冯后受敌扫荡逃离他去）；顽军齐子修部为躲避日寇扫荡，一度由高唐、清平、茌平、博平等地窜到寿张地区，后经我东进支队打击，又北回老巢。这些顽军经常向边区流窜骚扰，抢窃群众的粮食、财物，支持顽固势力，打击抗战进步力量。
1939年4月间，日军又来我区扫荡。一天晚上，月黑头加阴天，队伍走了一夜，凌晨两点到了王堤口后街，拂晓前接报，日伪军已到王堤口前街扫荡。我三区队得到情报后，区队副李贯一决定打伏击，出发前李贯一给我们说了打伏击的要点：“第一要隐蔽好，不要提前暴露目标；第二要进行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敌人措手不及；第三要沉着勇敢，千万不要慌；第四要猛打猛冲，使敌人遭到伏击后在混乱中无还击之力。”杨英民指导员说：“日本帝国主义，它是我们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亡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污我母妻姨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同志们，这是我区队与日本鬼子的第一次交锋，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听后，同志们斗志昂扬。
王堤口在郭店屯的西边，距郭店屯八九里地。王堤口村是个大村，分前街、后街，村西边有一条偏西南东北走向的河沟子，河堤上满是茵柳墩、荒草和杂树棵棵子。四、五月季节，麦子已埋过人，爬在麦田里几十号人也难以发现，正是打伏击的好时机。
区队分两部分，分别埋伏在王堤口村西河堤里，形成对敌夹击态势。快到晌午的时候，侦查员跑来报告说，日伪军扫荡完前街了，马上就要扫荡后街了。我们埋伏的地方的前边就是前街往后街的必经之路，很快有上百个日、伪军朝这边奔来。我们80多个人，都趴在堤沿不动，不吸烟，不咳嗽，焦急地等待交战时刻。我们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一分钟就好像一个钟头。整个区域非常寂静，静得连身边同志的呼吸都能听到。当时，区队没有好武器，一般是铅丸子（也叫‘单打一’土枪，子弹是老铅丸的）、苏联造的水连珠（射程很远）、德国造的套筒子，每个战士只发三四枚手榴弹、七八发子弹。虽然人数少，武器又不好。但好兵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士气很高，个个紧握手中枪，只等一声令下，就跟鬼子干起来。区队副李贯一说：“同志们，要听指挥，考验大家的时刻到了，是英雄是狗熊战场上见！”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走在前面的是黑狗子，踏着麦田，枪横在脖子上，跟在后头的是鬼子，扛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掷弹筒，还有好几挺歪把子机枪，个个都挺着胸，耀武扬威地进入我们的埋伏地带。战士们看到敌人一步步接近，恨不能一口把他们吞下去，虽然李贯一在出发前对我们有约法三章，但还是有人报仇心切，看到敌人过来了，只有一百多米了，急得马上就要开枪，我立即制止他们，小声对他们说：“不要慌，打伏击战要有耐心，等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圈之后再打。”也有个别人看到日军摆着阵势，抗着洋枪洋炮，气势汹汹地过来了，意识到这不是光靠吹吹牛皮就能解决问题的事了，马上就要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了，就要命悬一线了，吓得大小便失禁，连屎带尿的弄了一裤子，两腿打颤，连路都走不了，我们只得赶快派人顺着沟把他背出战场。为了节省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敌人越走越近了，近得都能看到敌人脸上的汗珠，我们的心也跳得厉害，握枪的手心已经出汗。先让黑狗子从我们眼皮子底下走过去，紧跟着鬼子到了我们的阵地前，李贯一喊了一声“打！”八十多支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扔进了敌群，走在前面的黑狗子像炸了窝似的乱作一团，没敢回援，走在后头的鬼子受到我军两面夹击，立即惊不成群，四处乱窜，趴在地上朝我方还击，鬼子的子弹嗖嗖地从我们的头顶划过，我们全然不管，只想着要尽量弹无虚发，节约每一粒子弹，把敌人全部消灭掉。其中的一个鬼子挥舞着战刀，嗷嗷乱叫，指挥着向我方进攻。我说：“他妈的！”“叭”的一枪，带队的一个鬼子指挥官被击毙在地，指挥刀扔出老远，顿时黑狗子和鬼子们慌了手脚，纷纷爬起来拼命地逃跑。只听李贯一高喊：“冲啊！”我们一跃而起，直奔敌人杀了过去，一刹那，我们与敌人拼起了刺刀，叫娘声、骂声、厮打声混成一片。激战中区队副李贯一和副指导员王道生都身负重伤，队伍就由杨英民指导员和我负责指挥。敌人虽然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好，且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我们不怕苦，不怕死，士气高涨。敌人因准备不足，加之指挥官被击毙，我三区队在势头上占了上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英勇奋战，鬼子一看不行，把死伤的鬼子扔了大车上，拼命的打起牲口逃跑了。那时候鬼子出来扫荡一般都拉着大车，一是往据点里拉扫荡的东西，二是往据点里拉死伤的鬼子。这场伏击战打死四个日本鬼子，得铜帽子两顶，日式战刀一把。我三区队家是黄屯村的一名战士牺牲，使我们感到非常悲痛。此后，有人说我枪法好，指哪打哪，包打一面，其实有点过夸了。由于我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和临战指挥，得到了上级和同志们的认可，李贯一、王道生因负重伤，需养伤治疗，此后的三区队就由杨英民指导员和我负责指挥。
当时环境恶化，上级决定把我们二、三、四区队集中一块活动，临时成立县警卫连，蒲吉五兼任警卫连连长，我任指导员。
1939年5月28日，领导决定让我到抗日第二军分区政治干校（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二支校，当时属军队建制，对外番号五大队，活动于阳谷、东阿、聊城、寿张一带）军政训练班受军政训，在校期间任一排排长兼第一班班长。教导队教导员是林甫。我们的行动都是军事化，每逢集合持枪跑步5分钟集合齐，吃一顿饭也只5分钟。学校经常进行紧急集合，在夜间一个分队拉出去，连房东都不知道。每到驻地，马上派出岗哨，每天拂晓，派出一个分队的流动哨，距驻地四、五里路，监视敌人的动静，争取主动，以免吃亏。课本教材没有印好的，都是由教导员编写的。我们那个军政训练班主要学习：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如何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如何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如何声东击西、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打麻雀战、夜间出击等。还进行军事基本动作操练，爬障碍、练投弹、组织班排进攻、利用地形地物等。还进行野外演习，在河滩里匍匐前进、摸爬滚打。当时学校都是在农村活动，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处在敌人不断骚扰的环境中。我们常和敌人战斗。后来听说，1941年8月的一天，牺牲了一名教导员，那天阳谷县七级镇敌据点日伪军数百人袭击该校住址——苑闫高村（七级镇偏西南八、九里地），学校教导员、学员投入战斗，敌人伤亡数十人，我方袁教导员牺牲。1941年秋后学校转移到郓城县一带活动。
阳谷被日军占领
1939年上半年，日寇两次来阳谷“扫荡”，日寇所到之处先把东西抢光，把没跑出去的人杀光，临走时把房屋及他们拿不走的东西放火给烧光，这叫“三光”，日寇抢、杀、烧后均旋即撤走。
1939年8月初（古历6月间），日寇300百多人由细木中队长率领，又一次从莘县向阳谷“扫荡”， 阳谷土豪劣绅郝师温（郝楼村人，1939年正月初四日本占领莘县后，郝去莘县投敌当了汉奸）勾引日军，使其占领了阳谷县城。日军占领了阳谷县城后，立即收罗土豪劣绅郝师温、刘学来、吕汉卿、张景凤、方明月等人成立了汉奸维持会 ，又利用留日学生成立了汉奸民团，土匪刘继春等组成了汉奸武装，阳谷出现了敌我对峙、顽匪作乱、民团蜂起错综复杂的局面。日寇为进一步控制广大农村，积极发展伪军，建立区乡政权，利用各种手段侵占了我大批的村庄和城镇。并到处建据点，修炮楼，挖封锁沟，实行极端残忍的恐怖统治，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
日寇占领阳谷后，王金祥委派的阳谷县长吕仁道，未加任何抵抗，就率队退出。保安大队的一、二中队带枪走了，三中队在共产党员武子升、冯德华掌握下拉到刘湾，把两挺机枪和六十多支步枪插起来，队伍暂时解散。吕仁道离开了阳谷不知去向。吕仁道失踪后，王金祥又委任董政华到阳谷来任伪县长。董政华是1939年在日伪山东行政人员训练班县长班受训半年后，被王金祥派来任阳谷县长的。董政华上任后，成立了伪县政府，驻阳谷县城；在县、区、乡逐级建立了伪组织；组建了县警备大队并任警备大队长；改编了区自卫团。并修碉堡、建炮楼、架设电线，横征暴敛，逼得群众流离失所。在北至朱老庄，南至郭店屯，东至七级，西至沙镇范围内，强迫群众挖了两条长数十里、宽2丈余的封锁沟。在县城修城墙，挖战壕，并加高帮宽聊阳路以便利日、伪军的军事行动。他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距城里15里内划为治安区，30里内划为半治安区，30里外至县境划为非治安区，进行血腥统治。他多次亲率汉奸，配合日军下乡扫荡，纵匪残酷捕杀我方工作人员，1940年间，董政华率匪下乡扫荡时，纵匪捕获了我方工作人员张学香、刘书林等7人，后遭杀害；同年间在阳谷城北苦奶奶庙处，与日军宪兵队，警察所共谋残杀我军政人员及无辜群众460余人，并亲自指使特务队长王文山，由狱内提出我方被捕人员5名，在苦奶奶庙处残杀。1940年至1942年间，率匪先后袭击我军多次，打死我军苏兴合、高竟录、雷林德、李风山等37人；打伤我抗日大队苏政委等15人，造成了我军重大损失。1942年6月，指使匪徒将我被捕的情报员高风栾、侦察员党贵林、刘大秃，群众段继刚、段继秋等7人，由狱内提出亲自点名带至东门外枪杀（高被击中眼部未亡）。1944年秋调烟台任伪东临道尹。董政华效忠日本，祸国殃民，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于1960年8月被寿张人民政府依法镇压。
在董政华到阳谷任伪县长的同时，阳谷城西北一带也出现了国民党的县长朱子梅（朱梅），运河两岸顽军石友三部十军团也派了自己的县长陈庆元。敌、伪、顽都建立县政府。土匪趁势蜂涌而起，会门、民团林立，敌、伪、顽、匪之间相互勾结到处搜刮民财，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聊、阳、阿边区局势极端混乱，致使不少村庄的田地里连棵草都不长，看到的是一些刚刚隆起的坟头。
我给徐翼当翻译
1939年初，徐翼带着四大队从东阿来到阳谷县的后刘湾村，后刘湾的冯洪生、冯洪池、冯子平等六人，带着两支三号匣枪，加入了四大队。梨园村的王月亭、王竹生也参加了四大队。四大队在后刘湾进行休整，冯子平任大队副（后顾寿贞任大队副），王月亭任四大队特务队指导员，王竹生任四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解放战争期间在杨苏纵队任团长，北京西怀来战役中牺牲）。当时不到30人，枪10多支，人多枪少。徐翼提出壮大自己，向敌人要枪。根据侦察情报，徐翼决定突袭沙镇伪区部。
1939年7月的一天，四大队在徐翼的带领下打沙镇。这是四大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行动前，部队进行了战斗分工：徐翼带领冯洪生、李贯一（伤已好）、刘丁一、王竹生等十一人在外边包围警戒，孙剑和冯子平等五人突进院内，封锁宿舍，收缴武器。里面发出信号后，外面再进院搜查。
他们从后刘湾出发，经过60里地的急行军，到聊城县的沙镇时已是太阳西落。沙镇伪区部的大门开着，门外有双岗哨。孙剑、冯子平等突袭过去，刚下了岗哨的枪，准备进院，不料后面的战士走了火，院内、院外顿时枪声大作，敌人荷枪实弹爬上房顶。这时孙剑、冯子平灵机一动，他们想起了聊城的鬼子特务队，经常由李德成带领便衣出来抢掠，于是就想假冒一下，他们一枪打下了爬上梯子的一个伪军，又过去抓住了一个准备爬的，大声命令伪军集合，听皇军训话。伪军一听是日本的便衣到了，便乖乖地执枪集合站队，他们又命令敌人把枪架起来，子弹袋挂在枪上，向后转，走十步蹲下，并叫战士崔杰民迅速发出信号。徐翼等人进院后，立即收缴了枪支弹药，并去各屋进行搜查，战斗很快结束。这次战斗，除伪军队长郭培德和伪区长逃跑外，其余全部被俘，随后他们十六个人带着缴获来的70多支枪和三千发子弹，押着七十名俘虏，回到驻地。
回到后刘湾后，孙剑对俘虏进行了训话：“你们也都是受苦人，不要替日本卖命，要走抗日救国的路，愿干的留下，不愿干的回家。”有的留下了，有的回家了。在这些俘虏中，有一个日本鬼子，他听不懂中国话，情绪还非常激动，被捕后不走路，把他捆在门板上才抬回驻地，到驻地后给饭不吃，给水不喝，嗷嗷乱叫，不知他想干啥。徐翼感到麻烦了，语言不通，还不能枪毙俘虏。李贯一对徐翼说我懂点日本话，于是徐翼就派人把我从政治干校军政训练班叫去了。那时我们这个政治干校主要活动在聊城、阳谷、东阿、寿张一带，一个暂住地住上一个星期就得转移，有时也有战斗。当时我们的暂住地点离后刘湾不远。我到了后也听不懂那鬼子乱叫的啥，看到鬼子落到我们手里了还嗷嗷乱叫，真想一枪崩了他。我在铁路上的时候，小火车站上的鬼子不多，一般一、二个，最多也就是四、五个，有的会说点中国话，可这个鬼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光哇啦哇啦地乱叫，这咋这办呀，连说带比划，弄了一夜才弄明白这鬼子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让他死了死了的或放掉他。因为他们来打中国之前，日本对他们的教育是：叫八路军抓住，就要杀头。所以他就不吃不喝啦，等着死哩。我就向他比划着说，我们八路军不杀俘虏，那鬼子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但仍不思悔改，实在没办法了，我向徐翼汇报后，徐翼就派人把他送到了坡里教堂，那里是我们对被俘虏的鬼子教育的地方。
沙镇一战，四大队有了九十多支枪，又发展了队伍到百人。四大队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不久，聊、阳、阿广大地区，流传着十六勇士夜袭沙镇的种种神奇传说。至今，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徐翼墓碑上还刻着十六勇士夜袭沙镇的碑文。
任阳谷县抗日第三区队区队副
1939年8月，日伪在郭店屯安上了据点。由于郭店屯距聊城40里地，距阳谷50里地，聊、阳公路就从郭店屯街当中穿过，显然郭店屯是聊阳公路中间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故日伪军对此据点十分重视，住有30多名日军和一个警备中队。起初，敌人将据点安在郭店屯街北头好户家的官房子里。而后经常带领伪区队下乡扫荡，到处烧、杀、抢、掠，用抢掠到的财物，强迫当地群众给他们建据点。郭店屯的汉奸整天提着个油漆桶到附近各村号树，看到哪棵树够材料，就用油漆划上一道，被号下的树，谁也不能动了，由专门负责砍树的砍倒后运到郭店屯敌据点里去。汉奸乡公所的人员，按各村地亩多少，向各村派民夫，要给养，要烧柴……，横征暴敛，稍有欠缺即扣押民夫或扣押村长，并罚款。凡日本安设据点的村庄，四周都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围子，围墙外面有两道一丈多深的壕沟，寨门修有吊桥。据点内，伪军认为无用或不利于防守的房屋，一律拆除；据点外，一里以内的枣树和成材树木全部锯掉，用枣树枝叉鹿砦，木材修筑据点，加固工事。建筑一个据点，往往需要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因之据点附近村庄的群众，天天出夫修寨打墙。天冷了，结冰没法和泥，用锅烧水和泥打墙。群众稍有怠慢，就用棍子打，甚至扣押起来。郭店屯据点是敌人在阳谷城北最早安设的三个据点（郭店屯、郝楼、青杨李）之一，等于在我三区楔上了铁钉，对我县东北一带威胁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