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瀛革命自传(19、窦营战斗美名扬)整理/王风芝

王风芝 发表于2019-06-26 00:14:58

窦营战斗获铁军称号

      1941年11月1日,敌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掠夺战”与“三光政策”。日伪对我根据地大规模地进一步分割、蚕食、封锁,大力增设据点、碉堡,其间修公路,挖深沟,建鹿砦,把所有民间多年古道挖断、堵死,不准通行,所有交通一概禁绝,只能从碉堡近旁通过。特别是聊、阳公路旁的封锁沟,沟深、宽各四米多,几乎挖出水来。日伪利用便利交通进行“扫荡”,千方百计封锁、围困、破坏我抗日根据地。

      在我活动的中心区域,碉堡林立,沟、路成网。三、四两区相交处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这一区域的南北、东西近20里的小范围内,就有七级、田楼、簸箕柳、赵园、苑店、侯海、于庄、刘集、官桥口等九个据点,还不算聊阳公路上这一段的据点。在这一小范围内,仅有三觉寺一个孤立于原野之中的小集场,是我们白天可以公开活动之处。此外,敌人所设碉堡据点,均在我们活动的中心区,少数在边沿区。设在根据地中心区的如三区的王营、青杨李据点,五区的武将台等据点。设在根据地边沿的为七区之周庄碉堡。总之,敌人企图困死我们。特别是根据地的村镇如七级、阿城、安乐镇、郭店屯、簸箕柳等都有鬼子兵把守,七级镇、张秋镇、郭店屯镇都分别还有一个营的治安军把守。在敌人对我分割、蚕食、封锁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我县的群众工作活动,也日趋缩小范围和减小规模,直至停止公开活动,转入隐蔽活动。1941年底,我们的群众干部,大量分散在工作基础好或较为偏僻的农村对群众进行抗日教育。抗日环境更加恶劣,抗战形势极为严重。

      由于抗日环境极为恶劣,缩小了我抗日武装的活动范围,增加了我们对敌斗争的困难,从1940年冬到1941年底,县委机关被迫转到边沿区域活动,有时在阳谷、张秋搭界处,有时在阳谷、东阿搭界处。

      1941年冬,老徐翼带领阳谷抗日县政府在张秋 一带活动。我带领三、六、八区队在阳谷老三区的新城海一带活动。老徐翼派亓武克给我送信,亓武克在新城海找到我,便将徐翼写给我的信交给我,徐翼指示我靠拢县政府。第二天夜里我就带领三个区队,找了一辆小洪车推着铁锅和粮食归县了(张秋一带)。

      1941年12月16日(古历10月28日),我带领三、六、八区队在张秋东北的窦营(豆营)村与日寇展开了一场肉搏战。15日,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下个不停。有的人身穿棉衣,头戴棉帽,脚穿棉鞋还嫌冷,脖子上还要围上一条围脖。在那抗日最艰难时期,敌人对我抗日武装封锁很严,物资十分缺乏,天寒地冻,我三个区队的抗日战士仍穿着单衣、光着脚板,顶风冒雪走在又滑、又冰的乡间小路上,冷风嗖嗖地往身上钻,冻得浑身直筛糠。虽然说我们时常光着脚板走路已经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但还是有的战士脚冻伤了。同志们忍饥受寒不叫苦,战斗热情仍很高涨。半夜里我军驻扎在张秋东北的窦营村,窦营村座落在金堤以西。因走漏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即16日)张秋的日军由窦营村的西南方向,踏着雪,从漫地里悄悄地接近窦营村,我哨兵发现敌人后,当即开枪打死一个前面的鬼子,接着敌人散开兵力,很快将窦营村包围起来准备进攻。

      我部队听到枪声马上集合起来,我站在队前,用坚定的语气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被日军包围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向西杀开一条血路!”说完便带领部队突围,我们突如其来一阵激烈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将鬼子打倒一片,撕开一条血路,部队便飞快地跃入敌后交通沟内,同志们迅速拉开战斗队形,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仗二红枪,腰间挎着几颗手榴弹,从沟沿窥视着敌人的行动。那时,我们每个战士只有七八发子弹,别看子弹带里满满的,里边装的都是一截一截的高粱杆,是用来吓唬敌人的,手榴弹每人也就是三四枚,有时候红枪也能派上用场。

      敌人很快在村西坟地和土堆上架起了轻、重机枪,敌机枪哒哒哒地响起,封锁了我军的退路,子弹噗噗地射进沟沿,溅得尘土飞扬,紧追不舍的一队鬼子兵,头戴钢盔,臂扎“千人缝”(他们在出国前,其亲友们众手缝制的护身符),在机枪的掩护下,端着三八大盖步枪,猫着腰从交通沟的东南方向压过来了,眼看快接近沟前沿时,我命令部队“打!”只见一阵排子枪打出去,几十个手榴弹扔出沟外,将接近我交通沟前沿阵地的鬼子兵,炸了个蒙头转向,血肉横飞。眼看我们的弹药快要用完了,我方火力减弱,更多的头戴钢盔的鬼子兵及汉奸趁机压过来了,趁着浓烟,我将红枪一撑跃出沟外,高喊:“同志们,咱跟小鬼子拼了!”随即同志们也都从沟内跃出,一个个身背着枪、手握红枪,像猛虎一样闪电般地冲向鬼子,敌人的枪、炮使不上劲了,鬼子根本没有把我们这支由原始武器武装起来的八路军放在眼里,丁字步一站,把三八大盖枪的保险关了。所谓三八大盖枪,是日本使用的三八式步枪为了防尘,在枪身上增加了一个防尘盖,因此,我们叫它三八大盖枪,简称“三八大盖”。三八大盖使用6.5毫米子弹,虽然这种枪弹威力不大,但精度很高,穿透力很强,最远射程可以达到800米,几乎是我们使用的中式步枪的一倍。三八大盖枪身长1.275米,加上刺刀后长度逼近1.7米,鬼子的平均身高抗日战争初期才1.55米到1.6米,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就更矮了,仅有1.46米左右,这么矮小的个子跟个鬼样,背着这么长的枪,很不相称,但在白刃战中,枪长便于格斗,他们却很有优势。因为该枪穿透力极强,在格斗中若开枪,往往是子弹穿透对方也伤了己方,所以日军有个规定:在格斗时把枪的保险盖关上,以防在格斗中伤了己方。我们使用的枪身都短于三八大盖,但我们在白刃战中使用丈二红枪,若使用缴获来的三八大盖格斗时,我们不关枪的保险,有机会就往敌人腿上打,子弹的穿透力再强,也打不着己方。

      鬼子决心用武士道的战术和我们这支身穿单衣、光着脚板、手里攥着红枪的土八路较量一番。鬼子端着关了保险、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嗷嗷叫着向我方猛扑,吼声之恐怖,嚎叫之惨烈,听了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帝国主义毒液浸透了的士兵是那样野蛮。但我军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不怕这一套。激烈、残酷的殊死肉搏战开始了,我们的红枪对敌人的刺刀,叮叮当当地与日寇厮杀起来。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白刃战也越打越激烈,在白刃格斗中,鬼子们大声嚎叫着,我们却一声不响,只是把红枪对着鬼子使劲一戳,又使劲一搅就把一个鬼子捅死了,只听得噗嗤、噗嗤几声,走在前面的八九个鬼子,全被红枪戳了个透心凉。显然,鬼子上了刺刀的步枪,短于我们的仗二红枪,何况持红枪的人,都是些苦大仇深、誓死捍卫国家主权、不怕死的我区队战士。同志们一枪一个地将敌人挑死,一位战士用力过猛,将枪尖扎在了敌人的胸骨上,在费力拔枪时,一个鬼子从身后刺过来,我另一位战士眼疾手快一个箭步,狠狠地将枪头插进那个鬼子的肚子里,有的战士一连扎死三四个鬼子,把枪头都扎弯了,有的战士伤口鲜血直流,但双手仍紧握着红枪奋力刺向敌人,我们越战越勇,个个瞪着血红的眼睛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地拼杀,不一会几十个鬼子沿沟旁开阔地横七竖八倒满了一片。趁敌人一时追不上来,我命令部队快速撤退,边撤边顺手捡拾鬼子的枪支弹药,以补充我军弹药的不足。与此同时,村边惊恐万状的鬼子军官手举战刀歇斯底里地高叫:“土八路的铁人,大大地厉害,统统地死拉死拉地!”敌人的轻、重机枪又激烈地响起,继之掷弹筒、小钢炮也从村边向这边打来。我赶快组织火力掩护,边打边撤,一时间枪炮轰鸣,尘土漫天,对脸看不见人。敌人调集所有的鬼子、汉奸在炮火掩护下又向我军扑了过来,但为时已晚。忽然,从坟头后边窜出几个挺着刺刀的鬼子,企图截断我军退路,“炸死你个狗日的!”随着一声怒骂,一颗手榴弹扔在鬼子中间,没炸死的鬼子刚爬起,又一颗手榴弹扔过去了,都送他们上了西天。

      我军凭着熟悉的地形,采取边打边撤的梯形战法,很快甩开了敌人的追击,枪声渐渐地稀疏下来,300多人的队伍便消失在茫茫大地之中。同志们身上多处负伤,脚底板划开了一道道的血口子,但没有一个叫苦的,士气仍十分高涨,斗志仍十分旺盛。

      我三个区队全体指战员在身无棉衣、头无帽子、脚无鞋袜的情况下,在张秋东北窦营村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搏斗,获得全胜。为此,冀鲁豫军区四分区石新安政委、刘致远司令员在全分区大会上对我三、六、八区队给予了表扬,他们说:“阳谷抗日三、六、八区队真是我党铁军!”

      全国解放后,我去看石新安政委,他一家人非常热情,在家置办了酒、菜,还包鸡肉水饺招待我。石政委还送给我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蹲在萝卜地里,两手拿着一个大萝卜的生活照,一张是他的全家福,我一直珍藏着。

敌人惧怕我三、六、八区队

      由于我经常带领三、六、八区队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阳谷一带的敌人十分惧怕。他们说我是“飞毛腿”,“顺风耳”,“夜猫眼”晚上离的很远就能听到动静、看见东西。还有什么“神枪手”,说打左眼,不打右眼,能打佛顶珠等等。说别的是假的,只有打枪有些把握。至于“飞毛腿”,“顺风耳”之类,虽虚也有实,我本人并不如此,实的是群众的帮助以及我们采取的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群众对我们则是另一种称呼,老年人称我们是晚辈,一见面就抓住手问长问短,中年人把我们当朋友,小孩子跟在后边总是想摸摸枪。冬天,他们给我们盛碗热粥,去去风寒,秋天就拿出花生、红枣招待我们,真是亲如一家,鱼水之情呀!他们把知道的敌人的一切信息都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难用语言来形容的,有这样好的群众基础,我们能不打胜仗吗?!

      因为我带领三、六、八区队,说打哪就打哪,仗仗必胜,汉奸兵们最怕碰到我们,他们打赌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谁要是说瞎话,出门就叫他碰见王月瀛。”后来有一次,郭店屯的汉奸突然到我们后梨园村,家属没跑出去,几个汉奸一进我家属暂时住的别人家的破烂不堪的小院子里,就大声喊:“有人么?出来出来!”我家属从小西屋里走了出来,一岁多的女儿也跟着出来了,藏在她娘的身后,拽着她娘的后衣襟,汉奸问:“你小孩的爹干啥去啦?”我家属说:“赶集卖筐去了。”那个时候,周边集镇上的集市时间都是错开的,做买卖的每天都可以赶集,我女儿在她娘的身后纠正说:“俺爸爸打汉奸去了。”“你爸爸叫啥?”汉奸好像发现了什么,恶狠狠地问,我女儿害怕了,把头赶快扎到她娘的后衣襟底下说:“王月瀛”。汉奸一听,脸刷地白了,其中一个汉奸说:“快走吧,咱惹不起”,另一个汉奸边走边说“连这么点的小孩都知道汉奸孬”。

      几年来我带领战士们,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出生入死地战斗。在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同时,也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及当地群众的认可,他们认为这支队伍是阳谷很重要的抗日武装,素质高,战斗力强,为党在阳谷县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也深深地认识到,打仗不仅要靠勇敢,也要靠智慧,战士的生命,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父母、妻子和孩子,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一定要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来夺取胜利。要打胜仗就要把时间、任务、地点、敌情、我情这五行搞清楚,五行不定,就会输的干干净净,把五行搞清楚,务求每战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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