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群众打蚂蚱 饿着肚子打游击
1942年3月15日，调我到四地委党校学习，任第四中队副中队长。学习两个多月，还未毕业，地委书记彭天琦带我去延安整风学习，要到延安学习了，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了，我非常高兴。然而，走到半途，我感到头疼，肚子痛。后来，肚子疼的厉害，大便带血，高烧不退。再后来，滴水不进，昏倒在行军途中。同志们立即把我送到八团后方治病，苏醒后才知道我患上了重伤寒，再不治疗就没命了。经过两个月治疗病是好了，但却没能去延安，我感到很遗憾。后来，我边打仗，边参加整风学习，通过整风学习，我的政策、理论水平都有很大地提高。有的人认为学习这是老生常谈，其实这是最重要的，没有领导干部水平的提高，什么事也干不好。7月1号，我参加了四地委党代表大会，会后回阳谷二区任二区中队长，带领二区队在赵海一带活动。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党分配的事情不管怎样难，党交给的任务不管多么重，都要坚决去完成，生死置之度外。
1942年下半年，仍是大旱无雨，旱情比1941年更为严重。我到二区后的7月下旬，正是谷子结穗、玉米开花之时，二区及周边区域蚂蚱（即蝗虫）成灾，漫天的蚂蚱铺天盖地，蚂蚱多得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蚂蚱飞走，树叶被吃完，光秃秃的就跟死树一样。当时群众有迷信思想，又加“谣言神话”乱传，说什么：哪里、哪里打了蚂蚱以后死了人，病了牲口等等。有的群众就认为蚂蚱是神虫，就给它烧香、烧纸、磕头，求它快走。我党一方面开各种会议布置动员扑打蚂蚱；另一方面，我们地方的工作人员、积极分子和区队武装人员带头扑打，以实际行动保护庄稼。让群众敢于起来扑打蚂蚱。同时，揭露、批驳谣言是假的，是害人的，是有意破坏扑打蚂蚱的罪恶勾当。经过我们耐心说服教育和身体力行，当地群众才不信谣言和迷信，也不烧香、磕头了，积极下地参加扑打蚂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蚂蚱对秋庄稼的危害。
早在1942年的3月30日，日伪推行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推行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使我对敌斗争处于最残酷、最紧张的阶段。由于敌人频繁地“扫荡”，疯狂的经济掠夺，和异常严重的旱灾，大旱之年又遇蝗灾，全县夏秋两季大部绝收。饥饿和瘟疫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冀鲁豫平原蔓延开了。饥饿和瘟疫造成的破坏，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敌人的进攻。因为敌人的进攻我们可以还击，可以取胜，而严重的饥饿和瘟疫在当时的条件下简直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逼着人们走到了绝路，当地群众无粮充饥，为了活命，不得不背井离乡，毫无目的的到外地逃荒、讨饭。去山西，闯关东，从这村逃到那村，由这城奔往那城，挣扎在饥饿和瘟疫的死亡线上。当时，在日本占领区，讨饭也很困难，被饥饿所逼，不得不将自己的亲生儿女卖掉，有的为了不致全家饿死，狠着心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不少人家妻离子散，有的老年人饿的骨瘦如柴，起不了床，活活饿死。那时，逃荒的、要饭的、卖儿卖女的到处都有，饿死很多人。
一天，我们看到，一位壮年汉子挑一对箩筐，一头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污面乱发，分不清是男是女。那汉子有气无力地喊着：“谁要孩子，按斤换粮，一斤换一斤！”他的妻子扑在孩子身上，疯叫着：“不！不！俺不！……”
一位年过五十岁的老妇，领着个头插草标，面黄肌瘦、衣不遮体的姑娘，喃喃地哀求行人：“哪位先生行行好，把俺这闺女领去吧，她才18岁，您老给她碗剩汤就行，领去吧，救她一命吧。俺老婆子不要钱，也不要粮……”姑娘在老妇惨淡的乞求声中，扑簌簌地流着泪……。
妇女的疯叫，姑娘的泪水，老妇的乞求，孩子的无言，这一切似乎霎时都变成了刺入我们心上的钢刀……。
我们把能拿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有的同志把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两块干粮，又无可奈何，恋恋不舍地放下了他……。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受苦受难的群众，但是全区大多数村庄都受灾，我们的财力、物力都少得极为可怜了，急赈和互济，只能是杯水车薪，何况我们既要救群众，还要救自己，我们只有依靠群众，咬紧牙关，多打胜仗，同时着眼生产，实行军民自救，才是最好的办法。
当时，我区队拔除了敌人据点，把缴获的粮食留一少部分区队用，大部分给了群众。我区队人员经常以树叶、野菜、榆树皮、棉籽、米糠掺和上几乎看不到的玉米面或高粱面，做成菜窝窝头或菜团来充饥，但也填不饱肚子。后来，就用高粱壳、花生壳、玉米芯、山芋秧、杏树叶、柳树叶、棉花籽和榆树皮等混合磨的面子做成团子吃，用手一抓就散，吃起来满口渣滓，嚼不烂，咽不进，吃下去胀肚子，大便下不来，当时的红萝卜、山芋叶就成了好么，其价钱比平时的粮食还贵。再后来，连这有时候也吃不上了，我们常饿着肚子打仗。但敌人对我根据地军事“扫荡”却更加频繁、残酷，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同数倍于我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动摇自己的战斗意志和抗日必胜的信心。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我们要与群众共存亡！我们要与我们的国土同在！环境和条件虽然异常艰难，但部队对敌斗争和各项工作一刻也没停止。
当时已不能白天活动，就是夜间，也得一夜移动两三个地方，即上半夜住一个村，下半夜又转到另一个村，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敌人发现，否则时刻都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地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灾民自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若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
突破敌人的“铁壁合围”
1942年9月27日（古历8月18日），日寇在我抗日最困难时期，也是他们最得意时期，用“铁壁合围”战术，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血腥“大扫荡”，称“九.二七铁壁大合围”，企图以此消灭我抗日力量，巩固其后方。
那天，日伪军数万人，坦克一个纵队，骑兵两个纵队，分几路对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日寇从阳谷、寿张、安乐镇、阿城、东阿、范县、观城、濮县、东平、梁山等地同时出发，向阿城、张秋一带（寿、阳、阿小边区）合围。我二区正好处在安乐镇、阿城、阳谷三角地带的中心区，在敌人的合围圈之内。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敌人，他们形成一个广阔的圈，同时开进，步步为营。日寇的战斗机像穿梭一样在我们上空不断地俯冲扫射，疯狂地进行轰炸；敌人的侦察机也像解饿的老鹰一样，在合围上空盘旋着；地面上的敌人，以班为单位，每班一挺机枪，各路为首的一名打着大小不同的红、黄、蓝、白、黑各种颜色的旗帜（白天以旗号联络，夜间以放火为号）从大圈向小圈压缩；敌人的坦克、汽车越过一条条交通沟，颠颠簸簸地爬行着，有的地方步兵还为坦克、汽车开辟道路；骑兵部队打着黑色的旗帜在开阔地里穿来穿去。残暴的敌人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指挥员举着指挥刀，士兵手里握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有的架起机关枪对着我们和群众“哒哒哒”地扫射，子弹在头边“嗖嗖嗖嗖”地乱飞，枪声、炮声像狂风暴雨般地呼啸。
惊慌的群众呼儿唤女，满地里乱跑，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呼喊声。随着敌人的狂轰乱炸，密集的人群里血肉飞溅、尸横遍野。被大火烧着的房屋、柴草浓烟滚滚、烈火冲天，老人孩子哭嚎，慌乱的人们，扶老携幼，或背着什物或牵着耕牛，跌跌撞撞地跑，他们看到我们，情绪立刻振奋起来，一个个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看到了生的希望。
面对日寇穷凶极恶的暴行，目睹人们遭受的极大痛苦，我们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只有愤怒的烈火充满胸膛，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把抓住鬼子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四周机枪“哒哒哒”地响，且越来越近，我意识到，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敌人的具体兵力我们虽然还不清楚，但趁早组织突围是比较有利的，迟了，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兵力密度增大，火力随之增强，特别是敌人的前后火力一旦衔接起来，我们四面受敌，突围就更困难了。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赶快杀出一条血路突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突不出去部队和群众就要被敌人包饺子。我仔细地观察敌人的态势，选择突围的地点，我发现有一地段的荫柳棵里日本的“膏药”旗和几面小旗子不动，再往纵深看没有其他旗子，我决定在这里用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的战斗手段，以迅猛的动作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突破日寇的“铁壁合围”，死里求生。 俗话说，一人拼命，十人难挡，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对同志们说：“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党员要起模范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死难者报酬！为父老乡亲报酬，多杀鬼子，为人民立战功！”
这时敌人纵深炮向我准备突破的方向猛烈轰击，子弹嗖嗖地在我们头上飞过，炮弹轰隆隆在交通沟人群中爆炸。阵地上弥漫着吃人的火药味，刺激着人们的鼻子、口腔、眼睛。炮弹掀起的泥土，遮天蔽日，在飞扬的泥土中，模糊地看到妇女们怀抱的婴儿被炸得血肉横飞，大一点的孩子哭喊着被炸死的妈妈。乡亲们向我们高喊”救命啊……!”
我们看到如此悲惨的情景，再也不能忍受了，一个个义愤填膺，战士们对我说：“赶快下命令吧！我们和鬼子拼了！”我立刻命令：“步枪上刺刀，手榴弹揭开盖，所有枪支对准鬼子一起开火。”五十几人集中火力向敌人打去，正面敌人遭到我火力的杀伤，部分火力被打哑了，只剩一挺机枪和一些步枪还在咔咔地响着，大部分鬼子和汉奸趴在沟里不敢抬头，受伤的敌人嗷嗷怪叫。我见时机到了，抓过一颗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我一个箭步飞快地蹿出交通沟，带领着一群战士，猛虎般地向敌人扑了过去，离敌还有三十来米时，我将那颗手榴弹向鬼子群里扔去。只听轰隆一声，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鬼子汉奸一片惨叫，我们在敌阵地上，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经过一场浴血奋战，这个地段的鬼子汉奸死的死伤的伤，还有一口气的趴在工事里装死。我们趁此机会一冲而过，突破了敌人的合围圈，群众也涌了上来，踏着鬼子、汉奸的尸体紧随我们突围，这如胶似漆的军民鱼水之情，在同生死的战场上，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我们的军民关系什么力量也是打不破的。我们跑出二三十米，两边的鬼子机枪“哒哒哒”地响起，子弹嗖嗖地穿过，我们向前跑出五六十米，就钻进青纱帐。敌人的步兵、骑兵在后边紧紧追了二三里地也没追上。我们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有的战士累得吐血。这次突围我方一人一枪没受损失，并且救出了部分处于危难中的部分乡亲们。
县政府却遇到麻烦啦，县政府头天晚上住阿城镇西南方向的尤楼，独立营住常庄，下半夜鬼子从东阿边境的张家园子西边大道上向南过，他们到达朱楼、阿城就进村搜索，县政府也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内，他们被鬼子一直赶到黄河以东（当时黄河没水）银山、耿山口一带，这时，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很小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敌人用轻重机枪和大炮集中向我军扫射，我基干大队被打散，伤亡30余人。中队长张科嘴被子弹穿透，公安局长张靖宇、司法科长李玉峰等被敌人俘去，县长岳舜卿、大队副李春俄、政委张建民跑了出来，副政委王良肩部被打穿，跑到张洼张大娘家被掩护起来。
第二天，县政府到阿城北十里地的于庄驻防，与十区队取得联系后，便将县政府仅剩的三匹马交给十区队保存起来。同天，县委在六区夏庄召开紧急会议，一面总结经验，一面集合队伍。此次围剿，我方伤亡一百多人，有数十名干部被俘，还有不少人被打散。
三日后，岳县长在阿城镇西南的吴庄收集失散战士50余人，牺牲的收尸掩埋，受伤的找地方养伤。将队伍拉到郭店屯东梁庄一带，县政府干部和部队大部分到齐，在县委的主持下召集各区负责人开会，研究开展对敌斗争工作，将原独立营、警卫连的部分战士改编为县大队。因这次军事失利，大队副李春俄调任军分区特务连连长（1947年在保卫延安战役中牺牲），政委张建民调训。月余之后，张科和张靖宇等同志在济南冲破敌人监狱跑了回来。
同年10月，日寇集中聊城、东阿、阳谷、莘县及济南一部分主力，在东阿小冯一带再次进行大扫荡，包围了阳谷县抗日政府和基干大队。我军政人员和群众被敌人俘去约80余人，均用铁丝穿透胳膊，用汽车载到济南埋了。专署民政科乌亚乌、县委宣传部长张冠军，被敌人枪杀在小冯附近的沙堆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周四嫂也被吓疯了。想到这，悲痛万分。
我在二区活动时，我区队先后受到敌人两次“铁壁合围”，由于我们英勇顽强地及时突围，我二区队没有受到损失。我感到，部队只要是被敌人包围了，不管是有多少敌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及时的硬冲硬突，打破敌人的合围，否则，死路一条。
我党虽然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铁壁合围”，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很多同志在突围中牺牲了，很多群众惨遭鬼子杀害，阳谷县各级政府遭到了严重破坏，革命斗争形势急转而下。阳谷各集镇交通沿线（除七级河东以外）先后被敌人安上碉堡据点，全县变成敌占区。日伪活动更加猖狂，到处出动扫荡，企图用“铁壁合围”战术消灭我抗日力量，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为此，县政府通知各区队暂时疏散待命，我区队刘华指导员主张全军把枪插（藏）起来，我建议不插，召开战士动员疏散会议，战士啼哭不走，经耐心说服才服从命令，将枪藏在高庄后，被区队通信员通敌被起去，受到很大损失。我们疏散活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县政府通知各区队集合，从此，各区队又活跃起来。
任四、六、九、十总区队长
1942年10月间，岳舜卿县长委任我为四、六、九、十四个区队总区队长、联合中队长。四区是七级一带，六区是侯海一带，九区是安乐镇一带，十区是阿城一带。十月的鲁西北，寒风飕飕，草木凋零，旷野里只有棉花柴在寒风中颤抖，发出嘘唏的声响。在这十月寒冬，同志们还都穿不上袜子，战士们站岗脚都冻肿了。吃的是糠菜团子，有时连这也吃不上还要饿肚子，虽然生活这样艰苦，但同志们不叫苦。在这种对敌斗争异常激烈的困难时期，针对敌人扫荡，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破除敌人薄弱环节的战术，声东击西地打击敌人，敌人则到处追歼我们，战斗、行军、穿插、转移经常不断。我带领四个区队经常活动在聊、阳公路东西，昼夜奔波，几乎天天与敌人遭遇。我们往往是在距日伪据点很近的村庄找安全的人家驻军，白天以庄稼地里或交通沟里作掩护，就是夜间找村庄住下，一夜也得移动两三个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敌人发现，否则时刻会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这种高度机动的游击生活，使我们躲过了许多次十分危险的搜捕。有时对小股敌伪则给予打击。
一天晚上，下半夜，我查完岗哨后就坐在牲口棚里，和同志们一样倚着墙根坐着歇一会。突然，我后背被蝎子蜇了一下子，疼、痒的厉害，吉太昌指导员跟我开玩笑说：“你好唉，叫蝎子蜇是免灾的。”巧的很，第二天一大早，岗哨来报告，发现村周围有敌人，不一会，子弹、手榴弹雨点似的打来，硬冲有可能会造成我部很大伤亡，但又必须突出去。当时牲口棚里有一匹马，但没马鞍子，我把从鬼子缴获来的一条日本军毯（淡绿浅黄色）叠起来当马鞍子，把两把匣枪别再腰里，骑上马往外冲，子弹密的很，嗖嗖地从身旁呼呼穿过，手榴弹在周围爆炸，在马背上是不行了，我赶快就从马背上翻到马肚子底下，马带着我飞快地突了出去，我冲出后便绕到敌人后边，猛吹哨子，高喊：“一排在左，二排在右，三排跟我来。”两把匣枪连发，上来就是两梭子，双枪连发，火力就不算小，随即把敌两名机枪手撂倒，打死几个敌人。我们里外夹击，敌人腹背挨打，闹不清我方力量，一时乱了阵脚，只听敌人乱呼叫：“被包围了！”，“被包围了！”抛下几具尸体，撒腿就拼命地跑，我军乘胜追击四五里地。这次战斗我部没有伤亡，子弹只是把我用作当马鞍子的毛毯穿透了，但是也没伤着我和马背，至今把毯子叠起来，子弹洞是贯通的。后来上级把那条毛毯配发给我，解放后我也一直留着，因为那条毛毯记载着日本的耻辱，也记载着我们的机智、勇敢与光荣。按说，这次与敌人遭遇，和以往每次与敌人遭遇没有什么不同，跟我挨蝎子蜇，更没有一点关系，仅仅是巧合而已。可有的同志还是跟我开玩笑说：“蝎子蛰是免灾的，亏了你挨蜇这一下子，要不就坏事了。”我摸着被蜇的又红、又肿、又疼、又痒的大包说：“巧了，赶快弄点灰淋下来的水来，擦擦也许好点，当时没有肥皂、碱面一类的东西可以用。
因连续行军、战斗、行军、战斗，同志们睡不足，实在困倦的要命，一站下就不想动，一坐下就睡着了拉都拉不起来，有时候走着走着路就困着了，头皮碰破了还不知道怎样碰的，前后的同志相互提醒一下，就好像这头别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可能扔掉（牺牲）。那种难忍的滋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同志们说：“我们什么都不想，都不要，打完仗让我们睡两天就满意了！”
虽然这么艰苦，但打击敌人没放松。1942年11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转了几个弯子之后，阳谷县抗日政府及部队住坡里，我带四个区队，住王拔士（王把执）。王拔士村在徒骇河的南岸，这里周围都是敌伪据点，东南五里地是定水镇，正东是郭店屯，西北三四里地是王堂，这里也是阳谷和聊城的交界处，是我老三区活动的地方。
由于汉奸告密，伪县长董政华带领伪军1500余名来“围剿”我军。我带领四、六区队埋伏在王拔士村西头，我们远远看见跑到最前面的汉奸，手里挥着枪，边跑边骂：“他妈拉个x哩，不打不投，早投降不完了，省的叫大爷跑一趟。”我对同志们说：“不准放枪，听命令！”敌人越来越近了，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我高喊：“打！”一枪把那个自称“大爷”的汉奸打倒，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一挺重机枪向我方射击，我迅速命令全部散开隐蔽，举起枪来就是一枪，敌重机枪当时就被打哑。敌军官见势不妙，举起手枪正要打，我眼疾手快，一枪又把他打倒，敌群顿时乱了起来，哇哇地乱喊：“他娘的坏了，上了八路军的当了！”撒腿就跑。我跳出交通沟高喊“捉活的！”战士们跃出交通沟在后边猛追，一个反冲锋进追敌5华里，活捉汉奸7名，获长短枪4支，把阳谷伪县长董政华的皮鞋追掉，差一点没活捉董政华。这次战斗，我仅用两个区队打垮了伪军1500人的队伍，我无伤亡，军威大震。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带兵的虽然也懂些战术，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不怕死，打仗怕死，再好的战术也没用。我们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党的力量，了解了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为革命的，有了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非常勇敢。群众说：“除了八路军的队伍，什么队伍也打不过董政华的伪军队，八路军不怕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