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瀛革命自传(26、解放聊城)上篇 整理/王风芝

王风芝 发表于2019-06-26 00:32:29

聊城概况

      战士们说:“咱六团这段时间去了摸局子(敌据点),就是摸局子,净摸局子。”我说:“下回咱摸个大局子,也叫你们过过瘾!”打完蛮子营,我们要摸的“大局子”就是聊城。聊城是一座古城,地处鲁西平原腹地,位于京杭运河与济(南)邯(郸)公路交汇点上。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是鲁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古以来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欲控鲁西北,必先据聊城。聊城周围的护城河,水面辽阔,且水深,俨然湖沼。护城河环绕着方方正正的城郭,高高的光岳楼(俗称古楼)耸立在城区中央,从光岳楼到四城门各一里地,面积有四平方里。周围是用特制的大青砖与三合土夯筑而成的高达四仗二尺的城墙,城墙的顶部宽约十二、三米,内外沿之间可并行两辆大车,城墙上外沿建有带垛口的垛墙,高约两米,呈锯齿状,垛墙上有洞,下端有方形射孔,射孔向下倾斜。城墙的厚度超过了高度,致使城墙厚足稳固。城墙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除北门为直向重门外,其余东、西、南三面建有瓮城和“拗头门”,因为拗头,东、西两面的瓮城城门均朝南,南面的朝东,门洞高而深,宽约七、八米。城门的上边,有门楼高耸;城墙上边的四角,各有一炮楼,东南角称奎星楼;门楼与四角炮楼之间,又各有一小炮楼,城墙各突出部位设有侧射火力点,与城楼、城墙形成交叉火力网;城墙上挂着一圈用大锅架起的油灯,一到晚上照得城墙上通明。可谓是:“固若金汤,易守难攻,能陷不失的凤凰城”。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掠夺聊城人民的抗日胜利果实,委任国民党顽固分子王金祥为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抢先窜到聊城,改编伪军,授予国民党番号,聊城那些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老土匪、大恶霸、汉奸队、还乡团竟然打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王金祥在城内建立了由国民党军队和伪军、残匪合流的“山东省保安第四旅”简称“保安四旅”,并委任土匪、汉奸头子赵振华、郭培德为正副旅长,旅部设在古楼西街路南,王金祥则住古楼西街路北老专属,并挂出了“山东省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和“山东省第六专区保安司令部”两个牌子。王金祥部的首脑机关都在古楼西街,近在咫尺的城墙西门就成了王金祥的重要防地。 “保安四旅”下设三个团,一团团长傅崇鲁,下设三个营九个连,团部设一个队,共1000多人守东门、北门;二团团长由副旅长郭培德兼任,下设三个营九个连,团部设一个队,共1000多人,守西门、南门。三团团长王兴邦,下辖两个营共有300多人,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其余也全是三八式,装备最好,住城墙东南角的魁星楼。另外,伪警察局200余人由高耀南任伪警察局长,住警察局。旅部有一个五六十人的特务连,常住光岳楼。还有堂邑逃来的江克敏,只有十几个人。城内所有匪军,连同王金祥的司令部共约2700多人。

      王金祥与赵振华、郭培德等密谋再三,多方筹划,将全部人马作了苦心部署,妄图负隅顽抗。

强攻聊城西门

      重庆谈判墨迹未干,蒋介石就颁发了内战密令,大量调动军队,准备挑起战争。在此情况下,我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发起聊、博战役,解放聊城和博平。

      1945年12月底,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陈再道司令、宋任穷政委率四、五、六旅,冀中军区的十六团和我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第六团攻打聊城。

      在战斗开始以前,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我们冀鲁豫军区第一分区第六团,配合宋任穷、陈再道领导的刘邓大军第二纵队主力部队围攻聊城之敌,都感到无尚光荣,誓师会上,官兵上下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呼口号,表决心,全体干部战士纷纷表示要杀敌立功,以解放聊城的实际行动,为家乡人民贡献力量,连队与连队之间纷纷写“挑战书”、“应战书”,积极要求打头阵,争上第一线,承担最艰巨的任务。

      1945年12月31日东北风呼啸了一天,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已经在地上积了一尺多厚,但仍下个不停,这正是鲁西北平原上最寒冷的时候,深夜十二点钟,我六团在岳舜卿团长的率领下,翻穿着棉袄、棉裤,反戴着帽子,让白色的里朝外,一千多人的队伍溶进了茫茫的白雪之中,急行在北风裹着大雪的黑夜里,我们顶着凛冽的东北风加鹅毛大雪,踏着没膝的深雪,紧跟岳舜卿团长奔袭聊城,我六团奉令在聊城的西北方向,距聊城三四十里地的堂邑驻军。到驻地才发现我们的棉衣外边都结上了冰,脚和棉鞋脱的慢了就冻在一块,脱不下来,同志们赶快想办法整干棉衣和棉鞋。那个时候棉衣都是群众给做的,棉裤都是大挽腰的,都没有衬裤穿,棉鞋也都是两道脸的。二纵司令部也移住堂邑西南某村。我团一到堂邑就封锁消息,只准行人进村,不准出村,以防走漏消息,使敌人不知我情。

      聊城四面环水,城墙高筑,敌人戒备甚严,怎样攻打?指挥所决定占据四关,将敌人团团围住,采取四面合击、多路强攻等手段,同时向聊城守敌展开猛攻。主要突破口选择在城墙的西北角,因为这里城外地面较高,城墙相对比较矮点,且地面也比较宽阔,往北去水面较窄,隔水是聊堂公路。这里是匪军一团三营的防地。我军由二纵五旅十三团担任主攻任务。很快,登城的梯子,过河用的高粱桔等,准备好了。

      第二天,是1946年的元旦,我六团在堂邑过的阳历新年,这天我团接到命令:“今晚O点攻打聊城,我六团的任务是占据西关偷袭聊城西门。”这天上午,我六团在一家群众家里的一个小土屋里召开了团指挥所紧急会议。我们三位营长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岳舜卿团长的脸,揣测着主攻营的任务能落在谁的手里。争着执行主攻任务,这也是我们部队的优良传统。大家知道主攻任务是艰巨的,但仍为能担任主攻而自豪。岳团长简要地介绍敌情,大家反复地研究了敌我各种具体条件的对比之后,岳团长说:“我们一定要把聊城的敌人消灭,这是个硬仗,一定要打好。”接着岳团长站起来,严肃庄重地大声说:“现在我命令:三营在城西门实施主要攻击!”“是”我兴奋地接受命令。接到命令,我三营上下一片欢腾,全体指战员倍感光荣,决心书像雪片似的传到我的手上,争先恐后要当突击队成员。白天,部队在战斗准备下进行休息。我们跟随岳团长,到聊城西关抵近侦察,实地制定作战方案。

      聊城西门戒备森严,从城西门到西大堤约有500米,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穿过宽阔的水域将两边连接起来。从西门往西40米有一座长约10米,宽约三四米用石头砌成的小石桥,过去小石桥往西150米路北就是吕祖庙,吕祖庙的北边紧挨子吕祖庙有一座两层小楼,吕祖庙的西边紧挨子吕祖庙就是焦家,从焦家再往西不远路南紧挨子路就是郑家,郑家以西还有一段水域,沿路往西,过去这段水域,就是西大堤,堤口内侧,与古楼相对有一口大水井,井口直径足有2米,称西关井,小石桥以西,西大堤以东这块统称西关。而西大堤则是聊城护城河的外围,因聊城地势洼,过去被水淹过,水差点进城,后来就在护城河的外围用土修了一圈大堤,城西边的大堤称西大堤。从西大堤沿路往西去,路北是魏大庙,路南是岳庄。

      冬天一到,敌人为防止我方攻城,他们在小石桥上,放上好几个农村盛粮食的大囤,里头填上棉套子,棉套子里浸上水,冬天一冻,一个个的大粮囤都成了大冰疙瘩,刀枪不入,把个石桥挡的严严实实,石桥上的大冰粮囤成了我三营偷袭西城门的一道障碍。石桥上过不去,必须绕过石桥上的大冰囤,把成捆的高粱桔垫到石桥南北两旁的冰上,踩着高粱桔才能过去。

      夜晚,下着小雪,我团都翻穿棉袄、棉裤、反戴帽子,白里朝外,在岳舜卿团长的带领下,顶着刺骨的北风,踏着厚厚的积雪,从堂邑向聊城急行军。

      深夜,我三营全体指战员开始向西门行动了,同志们架着长长的梯子,带着深重的武器和弹药,除架梯子的人之外,每人不但带着武器和弹药,还要扛两个高粱秸个子,岳庄村村民李振海也扛着两个高粱桔个子走在攻城队伍里。

      我营事先组织好的突击队先行,另外还有几个梯队在后面紧紧跟上,突击队是由梯子组二十五人,破碍组十五人,手榴弹组十人组成。近五百人的攻城队伍,由西向东沿西关唯一一条通往西城门的道路急进,很快就不声不响地逼近石桥,部队先往桥下边填高粱秸,再把高粱桔放到石桥的两边,然后踩着高粱桔顺利通过。这时,因为天气寒冷,城墙上站岗的敌人,一个个都缩进炮楼里去了,丝毫没有发觉。

      一切安排就绪,兵临城下。这时,我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我不时地看手上夜光怀表的时针,说也怪,这表好像停了似的,很久才见它“嘀嗒”一下,这时我倒真佩服怀表的沉着劲,不管多么急的情况,它仍然是那种不紧不慢地“嘀嗒”着。终于1946年1月2日夜O点攻城的时间到了,我命令战士们迅速接近城墙,正当战士们架着梯子向城墙靠近时,前面有一条深宽各三米的横沟,因为被积雪掩埋,乍一看就跟平地一样,战士们没发现,抬梯子的战士一下子掉进去了,梯子“咔嚓”响了一声,把敌人惊醒了,敌人随即开枪,我命令机枪掩护,把敌人火力压下去,攻城就由伪装奇袭改为强攻。这时突击队员们赶忙往沟里填高粱桔,越过沟去。过沟后我军迅速接近西拗头城门,我军就在拗头那个地方,开始竖梯子,梯子的下端一边一个鸡爪钉,上端一边一个滑轮,紧挨着滑轮各挂着一根长长的皮绳子,一边各两个人拉住皮绳,掌着方向,几个高个子战士扶好梯子,让滑轮贴着墙皮,后面几个人架住梯子往上一耸,随即又往下一落,鸡爪钉牢牢地插进地里,梯子就竖好了,搭在了城墙上。爬城的梯子一架又一架被竖在西城门城墙壁上。西城门是郭培德的防地,轻重机枪都有,一见我军行动,他们就开枪扫射起来。我命令掩护部队打响了机枪、排子枪,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梯子队的同志迅速地爬上去,爬到梯顶,要翻身上墙了,因侦察失误,云梯不够长,梯子的上边只到城墙上边的那个沿,上边还有高约两米的垛墙哩,换了高个子也无法翻上去,因为离墙头差的太多了。再者,我们的人一上梯子,我们的掩护火力就要分射击,敌人弄的树身子,用钉棺材的两头带尖的铁钉(枣核子钉)楔在树身子上,整个树身子通身都布满很尖的铁钉子,跟刺猬样,这叫滚木。城头上敌人几个人架起滚木就往梯子上推,滚木很重,杀伤力很大。有的梯子当即就被砸断了,梯子上的人都掉下来了,有的梯子虽然没被砸断,但滚木往下飞滚,梯子上的人都被撸下来了,敌人的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打来,还把浇上油的高粱秸捆,点燃后扔下来,城墙下面一片火海,我们就用雪灭火,因为距离太近,敌人的手榴弹扔下后不会马上爆炸,我战士便捡起扔上去或扔到横沟里,来不及捡的,就用脚踢过去。我军用猛烈的火力对敌火力进行封锁,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的伤亡很大,我军伤亡也很大,我军三次竖梯攻城均没奏效。

      拂晓前撤退的命令下达了。我指挥着用火力边掩护边撤退,战士们满脸油污,分不清是你是他,有的背着伤员,有的相互搀扶从原路撤回。牺牲在城墙脚下的同志的尸体很多,牺牲在西去道路上的同志们的尸体也很多,有的五个六个尸体压在一块,那是冲锋时冲在前边的人牺牲了,后边的人又紧接着冲上来也牺牲了,就压在一块啦,真是前赴后继呀,回来都得按着尸体蹦过去。西关,壮烈的西关,同志们为了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我党我军谱写了壮烈的篇章!

      这晚,围城的强攻部队都遭到敌人顽强抵抗,担任主攻的五旅十三团在城西北角也打的非常惨烈,由于城高壕宽,偷袭被敌发现,而变为强攻。各强攻部队激战五个小时都未奏效,被迫于拂晓前撤出战斗。战友的血不能白流,需由敌人来加倍偿还!同志们的仇恨凝在刀尖上,压进了枪膛里,就像一座待喷发的火山。

      撤出战斗后,我三营在西大堤外,路南的岳庄驻军,营部安在抗日积极分子,苦大仇深的李振海家,他家大门朝南,门外是个坑,坑南是个大打谷场,我住在他家的三间堂屋里,床放在西间。李振海住在两间西屋里。营里的伙房也暂时安在他家里(后来伙房搬到李振海家后边村民家里)。到驻地后,我们的棉衣已冻僵,棉鞋也和脚冻在一起了,从脚上脱不下来。天明,我一看,我穿的棉衣上有不少叫子弹穿的、火星子烧的小窟窿,李振海穿的棉衣也不例外。李振海从他住的西屋里拿出来一瓶酒,他说他帮别人阉割大牲口时,人家送给他的,他没舍得喝,特地拿出来我们喝,我弄了碗菜,放在当院的一个方凳子上,我们一人坐着一个小板凳,就喝了起来,他看着我那已经很旧,血迹斑斑,到处都是枪眼,多处打着补丁,有的地方还露着棉套子的棉衣和缝补过多次的棉鞋对我说:“你这当营长的,整天穿得跟破要饭的样,这棉衣都烂成这样了,该换换了”我笑了笑风趣地对他说:“还能穿,穿那么好干啥,叫人家看不起。”那时是谁艰苦朴素谁光荣,他很勉强地也笑了笑。他庆幸的是,虽然棉衣到处都是洞,但没挂花。我倒不在乎这事,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没想过活的事,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挂花是正常的事,有时一仗打下来,身体好几处挂花,只要打不到要害处,包扎包扎继续干。我想的是,怎样才能把城攻下来,完成攻城任务,为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报仇。昨天,我做战前动员时,曾经给全体指战员说:“明天就叫您上古楼!”可现在城没攻下,部队撤下来后,我三营战士,也是我的老乡,洪刘庄的洪之贵跟我开玩笑说:“咋来爷们,你不是说的叫俺上古楼啊?咋这没上也。”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对我刺激很大,不但没有攻进城去,还牺牲了这么多战友,在我们革命队伍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是亲人,舍了谁都会剜心的疼,昨天他们还好好的,今天就与世长辞了,我心里非常难受,闷得慌!就一盅接着一盅地喝闷酒,以酒浇愁。李振海说:“王营长,别喝啦,你还带着这么多人哩!”我慢慢地放下手中的酒杯,默默地看着他,他高高的个子,黝黑的脸,身体很壮实,多好的群众啊,就是有了像他这样千千万万个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打胜仗呀!

      为什么攻城的梯子一次次绑短,耽误了攻城的大事呢?攻城前,敌人守城,我方负责侦察的内线同志不能到城墙跟前丈量城墙有多高,只是估计大约有多高,发起强攻到城下竖起梯子时才发现短了。按阳谷和茌平城墙的高度再适当长出来不就行了吗,没想到聊城的城墙要比其他城墙高出一丈多。所以绑的登城的梯子虽然比原来的长一些,但放到聊城城墙上还差五六尺够不到城头。白天,整整准备了一天,梯子又接上一丈多。重新组织了突击队,梯子组,手榴弹组,因为城墙下没有什么障碍,取消了破碍组,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再次攻城的命令。首长命令暂停攻击,以免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并告诫部队不要急躁,不要泄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休整两天,先进行土工作业,准备继续攻城。我三营赶快组织军民挖交通沟,从西大堤一气挖到吕祖庙,吕祖庙到西大堤之间有一段路,在路的中间挖的沟,沟上两边是翻上来的土,沟里有从护城河里浸进去的水,在沟内铺上秫秸来回走人。

      交通沟很快就挖好了。我派了一个连驻吕祖庙,吕祖庙就是我三营的前方阵地,守住吕祖庙,就等于掐断了守城敌人与外界的咽喉,等待再次攻城的命令。之后,我三营又在初四、初十两次强攻西关,均未奏效。

 强攻聊城南门

      1946年1月11日,我六团奉令开进南关。聊城城外的四个关,数南关宽阔、荒凉,多是在护城河打渔的人家,以打渔为生,很穷。南门外有一吊桥,吊桥往南的大路上,有一座高阁,是较大的关帝庙,这座阁子下建台基,台下是类似城门的券洞,是车马往来的通道,与南大堤口相通。阁的前面(南面)东西两侧各建一小庙,从阁的下边往南走,迈一步就能踏着三个关帝庙的地盘,叫“一步三关庙”。坡里暴动后的1928年的6月,我党的坡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以政,就是在吊桥以南关帝庙以北壮烈牺牲的。18年后,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又打回来了,马上要解放赵以政烈士的家乡聊城了,我心里非常激动,要是他能看到现在我大军压境的气势,该有多好呀!

      离南关比较近的村庄,都叫我六团住满了,我三营驻扎在邓楼及邓楼西边的刘扒村,群众没那么多房子供部队住,有的战士就住在群众的院子里,一人只有一床小被子,三九严寒天,但同志们不怕冷。

      1946年1月12日,我军再次下令攻城。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亲临火线指挥,指挥所设在龙湾村北运河大堤上。城东南角护城河面比较窄,攻击重点在城东南角,由主力部队强攻。南门和东北角为佯攻点,我六团接到命令从南门攻城,南拗头城门外的吊桥高高吊起,护城河面宽阔,易守难攻。

      这次强攻任务团里给了二营,我三营因在强攻西门的战斗中减员比较多没有得到补充,被安排为助攻。二营营长孙延庆领到任务,在团部我们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伙计,城里见!”我紧紧攥着他的手说:“祝你成功!”二营的全体指战员也发自内心的高兴,连走路都跟平时不一样,挺胸仰头面带笑容很神气。

      我团接到强攻南门的任务,我们一人扛着两捆秫秸,背着枪弹,开到南关。群众也抗着秫秸大批地往南大堤运,群众把秫秸运到南大堤,我们部队再往里头运,有专管用秫秸在护城河上搭浮桥的,浮桥很快搭好了。晚10点多钟,突击队集合在南关封冻的河面上,架着梯子做好了准备,炮排支起大炮,等待命令。突击队很快过了护城河接近城墙,轻轻地附上爬城的梯子,顺利地爬上了城墙,后续部队紧紧跟上。没想到,在我家后梨园村西边几里地的辛集村的一个人(忘记姓名了),是我六团二营四连的一个排长,他上去梯子以后,忽然枪响了,枪一响,被敌人发现了,我方已爬到城头上的突击队,立刻与敌人接上了火,顿时城头上枪声大作。他上的那个梯子起固定梯子及掌握梯子方向的皮绳断了,梯子随之就折了,这个排长也负伤从梯子上掉下来了,负伤就会下火线养伤。但是,一看梯子上的皮绳是被刀子割断的,又一看他的伤口周围被枪口喷的净黑烟,这说明枪口与身体的距离很近,要是外边打来的子弹打着的,伤口没黑烟,断定是他自己开枪打的自己,当时岳团长就命令把他拉出去枪毙了。

      敌人用火力封锁着我各爬城的梯子,我方就用火力掩护爬城,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的南关地动山摇,城墙上下一片火海。岳舜卿团长赶快命令用大炮向南城门以东百米处城墙上轰,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炮手打了几炮,打不准,不是打过了,就是打不到,炮弹就是落不到城墙上。轰!敌人的一发炮弹打过来,正好落在二营营长孙延庆身旁,孙延庆当场牺牲,战前他还和我约好城里见哩,此时却和我们阴阳两隔了。杀敌为战友报仇的怒火在我们心中燃烧,岳团长哭了,上级首长说:“这是哭的时候吗?”岳团长左手往眼上飞快地一抹,右手猛一指,指着那个白胡子炮手高声喊到:“把他拉出去给我枪毙了!”那个炮手是我团在与日本鬼子交战中,俘虏过来的日本鬼子,他是鬼子的老炮手,年龄大了,白胡子到胸前,他当时表示愿意为我军服务,于是就当了我团的炮手。但在这关键时刻他不真打了,一听要枪毙他哩,他赶快大声说:“别慌,我再打几炮,打不进去你再枪毙我。”他又打了几炮,都打准了,“轰隆!轰隆!”南城门东一百米处火光冲天,烟尘翻滚,此处的城墙瞬间被大炮轰塌了个口子。我军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往坍塌处冲,要在这里突进城去,但敌人马上把早已准备好的盛着土、沙的麻袋,将塌陷处堵上了。与此同时,担任爆破的同志顶着“土坦克”(所谓“土坦克”就是在八仙桌子上面铺一床湿棉被填一层土,连铺几层再浇上水,人在下边顶起桌子走,子弹打不透。)冒着砖石炮火接近城墙,在城墙根掏洞,洞里放上炸药炸城墙,但因墙体太厚炸不塌。我军指战员仍在我方就近炮火的掩护下,顶着“土坦克”接近城墙,我们曾多次把梯子附到城墙上,但一上人,我们的火力就要分射,敌人趁此机会就往下掀滚木,扔手榴弹,连砸加扎,梯子一爬就折,城墙上下一片火海,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正在过护城河的部队,有的从用秫秸搭的浮桥上过,有的从铺着帆布的冰层上过,开始走在帆布上面只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可是人越来越多,又架着长长的梯子,带着深重的武器弹药,冰层终于承受不住了,开裂了,“呼啦”指战员们一下子漏进了冰水里,同志们只好从深达胸部,夹杂着冰块和积雪的水中一步步向城墙走来,有的地方水深没人,战士们就在冰水中泅渡过河。敌人又封锁住了河面,有的人没接近城墙就牺牲了,有的人即便过了河,正值严冬,北风凛冽,棉衣马上被冻僵,给过河战士的行动造成很大的不便。后续部队过河困难,隔水射击距离太远,掩护部队起不到作用。先攻进去的突击队经过激战,已经占领敌人的碉堡头了,但由于后续部队接不上,经过两个多小时地激战,城墙上的枪声慢慢地稀疏下来,攻上城头的突击队员都壮烈牺牲了。攻城部队激战到十二点多,也没攻上城墙,接到撤退的命令,准备第二天重新组织进攻。此次攻城,我团连淹死的带中弹牺牲的死了很多人,当时护城河的水都变成了红色。

      担任这次主攻任务的仍是主力部队五旅十三团。他们的强攻突破点是城墙东南角的魁星楼,在我六团开始攻打南城门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向东南角的魁星楼行动。虽然东南角护城河水域较窄,但是东南角上的魁星楼是匪部王兴邦的防地,武器装备精良,轻重机枪都有。一开始也是我突击队暗暗地登上了城墙,被敌人发现后,双方就打起来了,打得也很惨烈。也是因为后续部队接不上,突击队的同志和城墙上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一直坚持到13日凌晨三点多钟,都壮烈地牺牲了。

      我家属在家里听说聊城打得很惨烈,南关是六团打的,攻南关时铺在冰面上的帆布落下去了,淹死了不少人,但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她把孩子托付给别人,一大早骑着小毛驴走小路,到聊城南关来认尸,没发现我的尸体,她就认为我没死,趁黑天又骑着小毛驴在聊阳公路上回家了。

      13日,纵队首长正在加紧部署,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坚决拿下聊城。我们也都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只等一声令下,一场全面的进攻就要开始了,聊城解放,旦夕可待。

       13日下午,我二纵司令接到上级命令,国共和谈达成协议,从即日午夜起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原来,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两党同时向各自的军队发布停战令;决定成立有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国民党的飞机也从济南飞来撒下国共和谈双方停火的传单。为了昭示大义,停火后我二纵部队撤离聊城,只留我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第六团和四个县大队驻扎城外,围困敌人,监视敌人的活动。这样不但能使我主力部队腾出手来到外线作战,而且还可以减少目前攻坚给我军带来的困难,创造在适当时机歼灭敌人的条件,也有利于保护古城历史文化。

在聊城东关围困敌人

      1946年1月14日,我三营奉命开到聊城东关,开始围聊城。这时的聊城并不是碧水环绕的古城秀色,而是一座阴暗、狰狞被污水和血水结成的冰环绕的一座城堡,在灰色的城墙上,不时有国民党匪兵的身影晃动,晚上一盏盏用大锅架起的油灯(间距一二十米)的火光,像鬼火一样随风来回摆动。我望着那高大的城墙和宽阔且已上冻的护城河,不禁使我想起历代兵家争夺聊城的许多故事:乾隆三十九年,寿张王坑白莲教教民王伦起义,9天之内连攻城池4座,唯攻聊城失利;明惠帝建文二年,燕王朱棣亲自率兵攻聊城,久攻不克,失大将张玉,本人也险些丧命。所以聊城向来以易守难攻而著名。但现在,王金祥匪部凭坚固守,却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如果聊城不能和平解放,我们一定会解放聊城的!

      我三营开到东关后,因协议刚刚生效,城头上的顽军和我们互相交谈或赠送香烟、蔬菜(用绳传递),我们组织战士在东关踩高跷,群众在东关唱戏,以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平气氛笼罩着城墙上、下。王金祥知道后,即下令不准伪军人员和我解放军交谈,否则以军法论处。从此,双方又对立起来了。虽然,敌人早已从东城门里边把城门堵死,我们又把一些旧家具堵在东城门外,家具摞老高,把个东城门堵得严严实实。我们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也为了瓦解敌人,促其投降,对敌展开了政治攻势,组织部分战士,在工事里经常对敌人喊话,向他们讲形势,亮政策,指正路,正告他们当汉奸可耻,从叛亲离,如执迷不悟,下场可悲,欢迎他们投诚、起义,弃暗投明和家人团聚。遇到顽固不化的家伙,他们不但不听我们的劝告,反而破口大骂,还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只好还击,这个时候,我们经常是喊一阵、打一阵,文武齐下。

      停战后,说是太平了,其实国民党并不信守承诺,王金祥不断派小股伪军在夜间出城,到附近村庄抓丁、抢粮,对围城部队进行骚扰,仗是天天都在打,摩擦是时时都发生。在东关一次战斗打的比较激烈,一天的黑夜敌人又要出城抢粮、抓壮丁了,我正在指挥截击敌人的战斗,“啪”一枪打过来,子弹在我耳边嗖的一声擦过去了,一会功夫就挨了两三枪,虽没受伤,身上的衣服却穿了好几个洞,我干脆脱掉上衣指挥战斗,一气把敌人打回去。

      一天的上午,我向城内敌人喊话:“七布袋赶快缴枪投降!你家人等着你回家哩!”七布袋大名叫徐庆元是伪军,家是阳谷老三区赵营的,我经常在赵营打游击,知道他,听说他在城内守东门,我就对着东城门指名道姓地高声喊话。你别说,敌人那边还真有枪法好的,只听“啪”的一声,“哧溜”一颗子弹擦着我的头皮滑过去了,真他妈的顽固不化。我拿起一支步枪,一会就结束了东城门上一个敌人的性命。东城门上的敌人大骂起来:“你们这些共产党,老子跟你们势不两立,今天拼个你死我活!”“啪”一枪又打过来了,我一枪还过去,清清楚楚地看见把对面那个人的帽子给掀掉了。这回行了,又揍死一个 ,敌人在城墙上骂得更凶了,骂得非常难听。我急了,换机枪,我把机枪支好等着,只要敌人一露头,哗……就是一梭子,有几个打几个,里边又哭又骂,敌人也换上了机枪,双方一直打到下午,里边没动静了才算拉倒。只要他们开枪,我们就回击,经常是喊着喊着双方隔着护城河就打起来。

      由于我们团在对峙前沿,亲眼目睹敌人寻衅闹事,怎么也与和平挂不上钩。有一次,敌人的一发炮弹突然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一个战士调皮地说:“看,和平的炮弹飞过去了!”

      我三营在东关期间,阳谷县委派李一丁同志带领慰问团,来到聊城东关慰问阳谷县升级战士占多数之团,他们来到六团,受到我六团干部、战士的热情欢迎,他还到南关军区第一纵队的炮兵连去慰问,也因那里有阳谷县新升级的部队。他们在东关和南关两处慰问时,岳舜卿(六团团长)、崔子明(政委)、苏超、张子清、张效珠、我(王月瀛)、于军、赵刚、张科、马异学(是纵队炮兵连指导员)等都和慰问团的同志们见了面,我们都非常高兴,感谢阳谷县委的关怀,慰问团给我们带来了礼品,大约三挑鸡蛋、三挑肉、还有几挑白面粉。那时部队吃小米,白面粉是上等食物。因他们进聊城城关要走小路,所以是用扁担把东西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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