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城南关围困敌人
1946年2月初，我六团三营在东关驻守两个星期后，奉命开到南关，六团二营开到东关，六团一营开到西关。此期间，由于我冀鲁豫军区第一分区第六团在强攻聊城时减员比较多，高博支队 补充到我六团，原高博支队尹传叶支队长任六团副团长、李长江政委任六团团总支书记，高博支队三个连编为六团一、六、八连。其中八连补入我三营。高博支队补入我六团后，因1945年11月份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一、二、三、四团升级调走，便将回民支队改编为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第一团，我原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第六团改编为第一军分区基干第二团，原第一军分区第五团改编为第一军分区基干第三团。我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第六团改编为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第二团后，原六团的编制基本没变，团长仍是岳舜卿，我仍任三营营长，围城的任务也没变。
一天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城内敌人搞“四门突击”，敌人从四关都出来了。我三营在南关与敌激战，在激战中，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南关像火龙火海一样，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我们凭借着简单的工事，个个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后来就和敌人混战了，拼上了刺刀，有的同志英勇牺牲。
我三营八连三排排长郑西山（家是茌平的，打仗很勇敢，过了黄河后就升任他为我营九连连长，后来打仗打得只剩下一个胳膊了）和阳谷洪刘庄的洪之贵发现了一个敌人，但敌人没发现他们，郑排长绕过去猛一下子从后边抱着他说：“缴枪不杀！”洪之贵就跑过去夺他的枪。但是，这个敌人很顽固，他两手紧紧地攥着枪，不但不给，还骂人：“小舅子，就是不给你枪”郑排长对洪之贵说：“那你攮”，洪之贵照着敌人的大腿上捅了一刺刀，敌人破口大骂，郑排长急了说：“你攮也，上肚子上攮”，洪之贵对着敌人的肚子又是一刺刀，枪把子一转，肠子给他搅断了，他躺在地上不能动了，郑排长的脚踩在他的胸上他还骂哩：“小舅子就是不给你枪……”两手紧紧地攥着枪就是不交，郑排长对洪之贵说：“你攮唉”洪之贵又攮了两刺刀，完了，这才把枪硬夺过来。他们一看夺到手中的三八大盖还上子顶门哩，他们自己用的钩子枪也上子顶门哩，离得又近，扳机一扣，枪一响就要死人，危险子哩。洪之贵要求夺过来的三八大盖自己用，郑排长就叫洪之贵把他用的钩子枪交上来，当时排长不用枪，净用手榴弹，钩子枪不给排长，是要交上来再发给战士的。一直到南大堤，到处都是我三营指战员和敌人搏斗的战场。直到天色发亮，敌人见势不好，才仓惶逃回城内。
我团一营驻西关，其中一营三连驻守吕祖庙，那天夜晚驻吕祖庙的那个连放哨的困了，站岗的也困了，他们在吕祖庙里边，敌郭培德带出来的人，把他们那个连包围了，幸亏一营三连战士王高升从屋内出来解小便，才发现他们被包围，三连连长汤庆兰（家是阳谷黄庄的）马上组织反包围，与敌进行了激烈战斗，战斗到最后，一百多人的一个连只剩了三十来口。拂晓，敌退回城内。
我团二营在东关，叫敌人逮进去个机枪班。真是血的教训。
我三营开到聊城西关
1946年3月1日，军分区命令我到冀鲁豫军区营团级整风队（党校）菏泽军区营团长干部学习训练班（第一批整党）学习，任三班班长，时间三个月。在我学习期间的1946年4月初，我三营在南关驻守两个月后，奉令又开到西关。6月1日我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回到三营驻地——西关外岳庄。此期间，阳谷县大队和聊城县大队合并升级的无营建制的小团与我团合并，其中，原阳谷县大队的人员升级到我三营。
在停战谈判期间，我党抱着真诚的态度，试图谋求真正的和平与民主，能不打尽可能不打。对于停战期间敌人的蓄意挑衅，部队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而敌人却把我们的忍让当做可欺，自持有美国人撑腰打气，在做了一番精心部署，完成了内战准备之后，终于在1946年6月下旬，悍然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猖狂进攻，扬言三至六个月把我军统统消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了停战协定，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终于爆发了。
其实对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我军早有防备，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电令：组织地方兵团，围困聊城，待机歼敌。接到命令，冀南一分区司令白云与政治部副主任李大清,率二十四团（在围攻聊城时，冀南一分区二十四团番号改为七团）于1946年6月6日由临清开到聊城，与我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第二团和四个县大队，将龟缩在城内的王金祥土匪残部包围得更紧。冀南一分区二十四团团长是李善亭，团部设在东关教堂，负责围困东门、南门。我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第二团岳舜卿团长，将团部设在城北念窑，负责围攻北门、西门。其中，一营驻城墙西北角；二营驻北关；我三营仍驻守西门外。
我三营营部仍设在岳庄李振海家的那三间土坯堂屋里，这三间土屋子只有我一人住，床仍放在屋子里最西头，但我也不常住，有时到吕祖庙去住。这个院子比较大，并且在高处，院子的前边是个坑，再前边有一个大打谷场。有利于练兵也有利于指挥作战。
在城墙周围挖封锁沟
敌人不断出城骚扰，给我军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了把敌人围的更严，卡的更紧，以防止敌人出城骚扰，军民就共同携手在城外周围挖封锁沟。那些满怀翻身希望的农民，白天生产劳动，夜晚就扛起铁锨，成群结队来到城郊，一干就是大半夜。城墙上的敌人发现了就打枪破坏，我们部队就用火力掩护，乡亲们毫不畏惧，越干越带劲，只几个夜晚全长30多里地，宽、深各三米左右的封锁沟就完成了。封锁沟土往外翻，沟内放上水，这样不但对敌人可以起到一个障碍作用，而且还可以作为我方的交通沟，减少城墙上的敌人放冷枪给我部队和民兵造成的伤亡。同时，也把城西连接南北水域的小石桥拆了，东西路也就在此断了，只留下了一条连接南北水域的十米宽的小水道。另外，又筑起了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工事，铁壁一样将敌人围困起来。
遭到敌机空袭
一天，我们正在岳庄为原阳谷县大队升级到我三营的人员搞庆祝，中午正吃子席里，飞机来了，我赶快带人跑步去吕祖庙维护，往吕祖庙去的那个交通沟里有水，浸进去的，阳谷县大队刚升级到我三营里的机枪射手，到了沟子里，敌人飞机上的机关枪就把他死啦，飞机走了以后，从沟子里把他捞出来，被敌机关枪打的那个炮皮子眼，叫水泡的反吃子，没救啦。
还有一次我营三排里的一个班长在吕祖庙房子里用步枪往外打飞机，他靠窗户西边，梆一枪，梆一枪地打，当他打到第三回的时候，敌人的子弹从他那个膀子间打进去，从后背出来的，当即牺牲，这更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这些血的教训，使我不敢掉以轻心，布置的更加周密，以减少伤亡。
救助张油坊村民李玉明
6月的一天，房东李振海急急忙忙地从外边跑回来，对我说：“王营长，我和西庄张油坊村李玉明在地里割青草，把青草摞起来，好不叫汉奸看见，摞到一人多高时，叫汉奸发现了，他们就向我俩开枪，一看开枪，俺俩就跑，俺俩越跑，敌人的枪打的越急，他一下子叫枪打着了，子弹从他后背打进去，从肩膀的下方出来了，我架着他走，后来他说走不动了，歇歇吧，他就趴了那里了，那血一个劲地出，我说：“用块泥给你糊上吧。”他说：“行”那里糊得住啊，那血还是咕嘟咕嘟地往外冒，他起不来了。王营长，给他看看吧！”我说：“行”。我给他的药棉、绑带和消毒的药水，包扎好抬回来后，抬到李玉明的家，我又叫营卫生员每天都到他家给他治疗，直至痊愈。老百姓十分感动，终生都没忘我军的救命之恩。
激战吕祖庙
敌人出城很困难了，缺粮缺菜，成了瓮中之鳖，济南国民党政府就派飞机往城里投放粮食、罐头、弹药等，并对我军民狂轰滥炸。我部队、民兵和四关的广大群众就一起动手挖防空洞，将阵地工事和重点目标作了巧妙的伪装和隐蔽。同时挑选了一批优秀射手组成对空射击班，有的把枪栓在树上，代替高射机枪。有的战士说：“敌人地上的吃不到了，又想吃天上的哩，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心高妄想。”机枪射手拍着怀抱里的机枪说：“敌人想空运，得问问俺这老伙计同意不同意。”每当敌人的轰炸机来轰炸时，大家就躲进防空洞里，为了节省子弹，对敌人的战斗机，低飞则打，高飞不管。有时候敌人的飞机贴着树梢、打着机枪嗡嗡地飞，房顶上的茅草都被掀起，对我们围城部队威胁很大，只要在射程范围之内我们就打。等敌人的战斗机一走，射击班的同志们立即各就各位，对着敌人的运输机一起开火，使敌人的运输机不敢低飞，只能高空投放，结果常常把投下的大部分粮食和弹药都落在我方阵地上或护城河里。
6月27日从济南又来了两架飞机，飞机抛下来的东西正好落在了吕祖庙庙宇的后边，因为吕祖庙离敌人防守的西城门太近，白天是不能去捡的，我就安排战士在晚上趁黑天挖了一道沟，挖到那个地方再把东西捡回来，把东西弄到营部后，打开一看，投下来的有牛油、山芋片等吃的，还有成箱的子弹，一开始不敢吃他们扔下来的东西，怕有毒，就先喂狗，一看药不死狗，部队才敢吃。
聊城城内敌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们城内存粮吃光，原指望空中接济能残喘一时，结果空投物资大部分也投不进去，城外粮源又基本断绝。仍不甘心死亡的王金祥，眼见空中的接济线被卡短，匪徒们都要被饿死，变成饿鬼了，便狗急跳墙，他要寻一条生路，于是他选中了我三营防守的城西的路。他企图在城西开辟一条与城外相通的道路，以便突围逃跑或外出抢粮。于是，几次出兵与我三营争夺城西吕祖庙。
吕祖庙是城西的一个军事要地。它在城西门西边200米的地方，坐北朝南，庙的东、西、北三面都是水，只有一条东西道路穿过宽阔的水域从庙前通过，将城里城外连接起来，它是控制城西出入城的唯一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我城西的一处重要防地。扼守住吕祖庙，攻，可以进抵城墙；守，可以控制敌人出城西去。吕祖庙阵地由我营的一个连防守，我们在吕祖庙阵地上配备了较强的火力：在大殿东头，庙门前，戏楼下构筑了明碉暗堡。在吕祖庙前边戏台的地堡里支着两挺机枪，一挺重机枪，一挺转盘机枪；在吕祖庙的东南角构筑的防空洞里支着两挺机枪；在吕祖庙的北边两层小楼里也支着两挺机枪，还有八十多支步枪分散在大殿东头、庙门前、戏楼下的明暗碉堡里，许多火力点直逼城门和东西道路。因为，吕祖庙离城墙近在咫尺，被城内敌人视为守城的最大障碍。所以，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敌方负责守西城的“郭家宰房”郭培德，杀人如麻，有很多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死在他的屠刀下，是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血债累累的土匪、汉奸。他出生在聊城沙镇正东五里地小郭楼村的一户地主家庭里，在聊城战役中郭培德负责守西门、南门，并且把他的两房老婆都带在身边，郭培德的小老婆很坏，是个有名的“母夜叉”枪法也不错，也跟着郭培德守西门。她带着一挺日造轻机枪在围墙上转悠着打，气焰非常嚣张，白天我们的战士故意用木棍子顶着帽子让她看到，她用机枪就能把帽子打飞。我们组织射手用冷枪瞄准打了她几次，才听不见她的动静。
郭培德的家小郭庄在我家后梨园村的西北方向，两村相距20多里地，在此之前我们经常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战斗。我这是第二次奉令负责攻西门、围西城、镇守西关。真是冤家路窄，与曾经要活埋我的郭培德，在聊城南关、西关多次兵戎相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1946年6月，我三个月的学习期满，根据领导指示，回营整训一个月。部队好比一把钢刀，钢刀用的时间长了也会钝的，刀钝了就要磨，而我们磨刀的最好方法就是整训。在整训中，除了要总结战斗、工作经验外，还要深入细致地查自己身上还存在的问题，并坚决改正，只有这样部队才能越打越强，立于不败之地。在整训期间，敌郭丕德晚上领兵千余名大突西关，妄图夺取我吕祖庙作为桥头堡，向城西抢收小麦。那回抢粮，我们把他们截住，当时打得很激烈，我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带领一个连两个小时把敌人狠狠地打回去，敌人留下的是一片片的尸体。为此，团委员会记我一大功。
此后，敌人与我几次争夺吕祖庙阵地均告失败。但王金祥等仍不甘心，为了开辟西去之路，还要再次夺取吕祖庙。1946年8月7日（古历7月11日），我住西关吕祖庙，当时我三营在此驻守一个连。敌人调集了数百人，组成两个队：一个是掩护队，由赵振华亲自坐阵，在城墙上进行火力掩护；一个是“敢死队”，由郭培德亲自督战，担任突击。上午8点，敌机配合伪军突围，敌四架性能先进的，机型为美制“P—51”野马式战机嘶叫着直扑我吕祖庙上空，轮番狂轰滥炸和扫射，同时，城墙上敌人的机枪，小炮也一齐向我开火。刹那间，飞机轰鸣，炮弹爆炸，机枪吼叫，房屋倒塌，整个吕祖庙顿时变成了个大烘炉，天又热，我干脆只穿一短裤指挥战斗。敌机再次俯冲扫射时，我命令打飞机，战士们立即分散仰卧，朝着飞机“哒哒哒”机枪步枪同时射击，苏联造的水连珠步枪射程很远，一阵密集的枪声，就看见一架敌机屁股上冒了烟，一头冲下来。看着很近，其实敌机摔下来的地方却离我们很远。其他三架飞机赶忙扔下炸弹高飞。突然，敌机扔下来的炸弹正好落在了庙顶上，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庙顶塌落，尘土飞扬，整个吕祖庙顿时变成了烟尘翻滚的旋风窝。这时，郭培德的敢死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蜂拥而出，气势汹汹地向吕祖庙扑来，企图一口把我阵地吞下。我当即命令：“要沉住气，没有命令不准开枪！”面对敌人的张牙舞爪，隐蔽在地堡中的我军战士严阵以待，一枪未发。蜂拥而来的敌人越来越近了，快到距城西门四十米，距吕祖庙一百五十米的那条约十米宽的小水道了，因为拆小石桥的东西都落在了水里，水不深，可涉水过。我就叫这条小水道成为敌人不可逾越的葬身之地。我手枪一指，扣动扳机，高喊“打！”早就瞄准好的六挺机枪、八十多支步枪，集中向小水道东岸一齐开火，枪炮声响成一片，密集的子弹像大风卷起的沙石，迎面向敌人扫去，只见敌人成片成片地倒下，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剩下的“敢死队”也不敢死了，成了“怕死队”扭头就往回窜，前面的一摔倒，后面的慌慌着往回跑，挤挤压压地滚成了蛋，距离恰好在我火力的射程之内，这时，我们的火力发挥了最好的效力，追着敌人的屁股打，敌人留下一大堆尸体，钻进城里去了。
打退敌人的进攻，阵地上出现了一片激战后的寂静。刚才的战斗，只不过是一场更加激烈战斗的序幕。虽然地形对我们有利，但要以一个连对抗郭培德数倍于我的敌人的攻击，任务确实是相当艰巨，接下来的战斗将更加残酷。我到每一个战斗岗位检查工事，对战士们进行思想鼓动工作。战士们忙着修复工事，包扎伤口，每个战斗岗位都是刀出鞘、弹上膛，手榴弹揭开了盖，严阵以待。全体指战员士气非常高涨，信心百倍，发誓做到：“人在阵地在！”
阵地片刻寂静之后，敌机又来轰炸了，敌人集中所有的兵力和轻重武器，向我们阵地进行了更加猛烈地轰击，震耳欲聋的大小炮弹，像黑乌鸦一般倾泻在我们阵地上，近百挺轻重机枪和几百支步枪，在我们头顶身旁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顿时，我阵地上弹片横飞，硝烟弥漫，这是敌人进攻的前奏。突然，飞机扔下的一颗炸弹撂到了我庙前阵地上，随着一声巨响，地堡坍塌，两挺机枪被砸在里面，几名战士牺牲了，这个地堡，是在正面封锁敌人的主要火力点，失去它，对我封锁敌人的进攻极为不利，我命令一个班的战士火速抢修工事，扒出机枪赶快抢修。
第二次侵犯的敌人出城了，只见凶神恶煞般的郭培德光着脊梁，一手提着战刀，一手拿着枪，像赶羊群似的驱赶着他的“敢死队”向我阵地扑来，刚到小水道边，我们又开火了。但是，失去了两挺机枪，火力显然不如先前猛烈了。这时，郭培德像发现了秘密似的，挥舞着战刀喊叫起来：“弟兄们，八路军的机枪哑巴啦！冲啊！”气焰极为嚣张，那些丧命鬼听到郭培德的喊叫，便呼呼啦啦地向小水道西岸这边冲来。就在敌人刚涌上小水道西岸的紧急时刻，我庙前地堡里被埋的那两挺机枪修好了，两挺机枪又同时吼叫起来，两条火舌突突突地直冲敌群，火力更加猛烈了。那些“嗷嗷”叫着向我阵地扑过来的敌人又一片片地倒下去，没死的赶紧扭头往回跑，逃命，在敌群后边督战的郭培德像一头受伤的野兽，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挥舞着战刀，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不许后退！给我冲！都给我往前冲！”抡起战刀就砍倒两个往后退的士兵，逼着他们向前冲，但敌人上来一批就死伤一批，始终不能逾越这条小水道，最后连郭培德自己也不得不气急败坏地拖着战刀又败回城去。这次敌机配合伪军突围，我赤身露体指挥战斗，两个半小时打死敌人90余名，护城河水变成红色。我营阵亡6名。我前沿阵地吕祖庙，就像一个摧不垮打不烂的钢铁堡垒，威严地屹立在西关。
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因信息不畅，交通阻滞，《人民日报》9月29日刊载了“聊城伪军出扰被歼近百”的报道 ， 内容是：“因踞孤立据点聊城之伪军王逆金祥，于十八日在美制蒋机四架掩护下向城外出扰，遭地方部队及民兵英勇抗击，蒋机一架中弹焚毁，伪军死伤九十余人。王逆狼狈逃回。”
被围群众出城
在围困聊城的日子里，我们的干部战士十分挂念城里的乡亲百姓们，在每天每夜的对话喊话中，都叫敌人把群众放出来，一再警告敌人不准迫害群众，可是王金祥这个刽子手，却拿城里数千百姓作为抵御我军向城里开枪打炮的屏障，迟迟不予释放，至发生严重饥荒。王金祥竟公开宣布：“为了军事行动，饿死三千、五千老百姓不算啥。”为此，全城群众受害者达三千人，但王金祥及其伪军头子的食物，却是美造蒋机从济南送来的白面、牛油和海带。
敌人多次从吕祖庙突围未果，城内的粮荒越来越严重，就连敌人内部也没吃头，再持续下去，别说打仗，他们自己也要被饿死在城里，王金祥感到到一天半天的突出去的希望不大，饿的也的确撑不住劲了，这个时候他感到老百姓是个负担了，再加上我军天天喊话，让其把群众放出来，他不得不改变主意。在大战吕祖庙两天后的8月9日，东关城楼上的敌人突然向我军喊话，要放出一部分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密切关注着城内群众生死的我军指战员无不喜出望外。但为了防止敌人搞阴谋，一方面围城部队都加强了戒备，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我军和地方政府一起做好接受安置准备。当晚我方提出了三条要求：（一）对老百姓不准打骂迫害；（二）放人时间要在白天；（三）放人时不准打枪，保证我接受人员的安全。敌人同意了。
第二天早饭后，敌人真的放人出城了，地点是在东门，因为敌人早就把城门堵死了，临时从城门旁，扒了一个洞，让老百姓从洞里爬出来。过了一些日子，敌人又从北门放出了一千人左右。郭培德的大媳妇也跟着老百姓出来啦，我军没咋着她，叫她走了。这些被放出来的群众个个骨瘦如柴，面黄如蜡。乡亲们一爬出洞口，就向我接待人员扑来，许多人泣不成声地倾诉王金祥及其匪徒的暴行，要求我军赶快解放聊城。有一个衣着破烂的老大娘，爬出洞口，蹒蹒跚跚扑到我一个战士怀里，在昏迷中还念叨着：“报仇……报仇”。说老实话，我们这些久驰疆场的军人，是轻易不落泪的，军人是流血不流泪的。但听到这些，心里也酸酸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把群众从魔窟里接出来后，安顿好吃的、住的。同时，也受到了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坚决解放聊城，替乡亲们报仇”的呼声越来越高。
激战岳庄
经过多次的较量，敌人均以惨败告终，但敌人仍不甘心失败，不认输。 1946年8月19日（古历7月23日）夜，细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郭培德带领他全军2000余人，趁黑夜乘坐筏子突出城外，显然敌人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夜11时郭培德带领众匪徒，撒开网，间隔十来步一个人，十来步一个人，像拉网捞鱼一样，一拉网子黑压压地从南往北向我三营驻地岳庄包抄过来。
我当即打电话向岳舜卿团长报告，岳团长说：“叫他有来无回！”我坚定地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我带领两个连（另一个连坚守吕祖庙阵地）的指战员，同十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敌人从房顶上往院子里打枪、扔手榴弹，我军就从屋里往外打枪、扔手榴弹。我突然把门打开，把一床被子一下子扔到院子里，敌人误认为有人出来了，就集中打排子枪、扔手榴弹。我趁着这个混乱的机会一步跨出房门，举起匣枪向房上射击，就在敌人受到突然袭击，一时蒙头转向的一刹那间，我趁着烟雾迅速登上房顶，发现在离我五、六十米的一个房顶上，敌人的一挺轻机枪，正在向我战士射击，我一枪先打掉正在射击的敌人，敌机枪副手正要接过机枪准备射击，我又是一枪，这家伙应声倒下了。我两把匣枪同时向敌人开火，扫清了周围的敌人。那时的房顶与房顶之间都是用梯子、檩条或木板连起来的，以便作战时用，我们在房顶上走，如履平地。这时我们的指战员也都冲到屋外上了房顶，我光着膀子组织部队进行反冲，同志们支起机枪向敌群猛扫，端起步枪向敌人射击，拿起手榴弹投向敌群，密集的子弹，手榴弹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敌群，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机枪手负伤了，另一个人马上端起机枪来向敌群扫射，成片成片的敌人向撂倒的谷个子一样被打伤、打死在阵地上。同志们子弹打完了、手榴弹也投完了，就用砖头砸。我从敌人尸体上捡了支三八大盖，掏了几排子弹，端着上好刺刀的枪高喊：“同志们！上刺刀！和敌人拼了！”我又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冲锋号哇哇地吹，嘹亮而雄壮的号声鼓舞着同志们英勇杀敌，我们的士气更高了，高喊着：“冲啊，杀啊！”一下子冲上去。我冲到一堵半截墙边，突然一颗小手炮的炮弹落在我的面前，滴溜滴溜地转，我赶紧卧倒，它却没响，我立即爬起来再往前冲。刚跑几步，“呯”的一声，一个炮弹落在我面前爆炸，幸亏我在一个死角上，只是溅了一身土，没有伤着，我继续往前冲，打红了眼的我们用刺刀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到处都是铿锵叮当，咔嚓呼哧的声音。有经验的同志将子弹推上枪膛同敌人拼刺刀，然后扣动扳机，将敌人打死，房顶上、胡同里、院子里、街道里只要有敌人的地方就有我军指战员和敌人搏斗的身影，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进入白热化的程度。在这十分胶着的状态下，我已经没有后备力量可用了，便虚张声势地大喊一声：“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跟我来。”我把哨子一吹，我机枪射手跑到这边哗哗一梭子，跑到那边哗哗一梭子，敌人慌了，闹不清我有多大力量，觉得被包围了，便且战且退，向我试探虚实。忽然，我发现前面一个敌人仍在那里张牙舞爪地指挥，还不时回过头来向我们还击，我定眼一看是郭培德，“他妈的”，我“叭”地一枪打了过去，只见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郭培德，踉踉跄跄向前窜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众匪徒背起他边掩护边逃跑。一位战士抓过敌人丢下的轻机枪，急速地向正在逃跑的敌军猛烈地扫去，攻进岳庄的伪军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打退。
正在这时，七团（在围攻聊城时，冀南一分区二十四团番号改为七团）一个营赶来了，他们包抄了敌人的后路，使我们的战斗形势霎时间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同志们听到我援军的枪声，情绪更加激昂，追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敌人发现被反包围了，顿时乱成了一窝蜂。丢盔弃甲，没命地往回跑。
敌人因长期被围，长时间挨饿，到了战场上，他们抢到群众能吃的东西马上就吃，有的敌人一手打枪，一手拿着菜瓜往嘴里填。逃跑时，有的丢枪也不丢吃的，边跑边吃，狼恶虎恶没饿恶，真是饿极了，狼狈极了。我部队勇猛追击，追到护城河边，用机枪、步枪向河内射击，将敌人的筏子打坏，登筏逃命的敌人，有的还没吃完手中的东西就被打死、淹死在护城河里，敌人沉下去，又漂上来，护城河的水变成了红色。
从夜11时被围，经过一夜的激战，我向敌进行了六次反冲，到次日早九时结束战斗，消灭敌人200余名，俘敌33名。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3支。我营伤亡18名。
敌人接连几次与我部队争夺城西，损兵折将300余人。城西就像一座催不垮的钢铁长城，安然屹立。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而对敌人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敌人龟缩在城里，不敢轻举妄动了。
军民齐庆胜利
我军胜利了，敌人不敢出城了。还有二十天就到中秋节了，中秋节前夕，聊城城郊呈现出一派欢乐景象。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的慰劳队伍，抬着彩匾，用八仙桌子抬着已扒了膛的整猪、整羊，挎着满篮子的鸡蛋，拉着整车的西瓜，敲锣打鼓，叮当叮当地到部队驻地慰劳我军，那高跷队、秧歌队的精彩表演令人神往，悠扬的唢呐声萦绕长空，我的房东李振海就是其中一支高跷队领头的，他高跷踩的好，扭的欢，唱的也好，很多人都跟着看他这支高跷队的表演，后来李振海被选为全县的模范。这几天城郊各村的群众也因敌人受到惩罚，龟缩城里不敢出城而感到轻松，男男女女到东关赶集、看热闹的络绎不绝。我的家属带着孩子也来了，我叫通讯员把她们安排到岳庄西南，与岳庄只隔着一条路的张油坊村群众家里的两间小东屋里。在我营热热闹闹庆祝的时候她娘俩也来看热闹。当时有唱的、有跳的、还有丢手绢的，反正大家都很高兴，我不会唱、不会跳，就参加了丢手绢的游戏，我蹲了那里只顾与身旁的战士说话了，没及时发现扔在我身后的手绢，我要挨“罚”了。这时，战士们都很快围了过来，把我抬起来，像打秋千一样来回地摆来摆去，那个高兴劲呀就别提了，吓的我女儿站在一旁哇哇地直哭。战士们抱着西瓜很高兴地跑到我跟前说：“营长，你先尝！”打仗时都是那么英勇，多么可爱的战士呀！我说：“赶快吃去吧”战士们抱着西瓜一溜烟地跑了。我对我六岁的女儿凤语说：“小妮，抱西瓜去，你抱来哪个，咱吃哪个”，大人孩子全家短暂的团聚都很高兴。可是，我心里却没有因此而轻松下来，我想起了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他们都还很年轻，却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和我们永别了，我心里沉甸甸的不能释怀。再说，聊城还没解放，王金祥面对困境，一定还会使出新的花招，以挽救其垂危的生命。因此，更要提高警惕，更加严密地围困敌人，时刻戒备着，随时准备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