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王月瀛193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
1938年11月5日夜在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中拉起阳谷抗日第三区队，当夜在王月瀛家集合11人，连王月瀛12人，当时明确是抗日第三区队（活动在郭店屯一带），王筱某（后梨园村）任区长兼区队长，李贯一（后李村）任区队副，刘润清（刘窑村）任指导员，王道生（后梨园村）任副指导员，李志深（肖坑村）任秘书，王月瀛（后梨园村）任司务长，张继山（坡里）任小队长。还有当战士的：有刘贵岭（陈集村）、张希东（刘窑村人）、王棚岺等人。三区队是阳谷县成立较早的区队。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应是1938年11月5日。
可王筱某1956年5月9日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是：“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王筱某说的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的时间，与实际拉起的时间往后推了一年，那么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也就往后推迟了一年。阳谷抗日三区队到底是什么时候拉起来的就成了必须弄清的问题。
1938年10月，我党的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决定党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广泛地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
阳谷县定水镇的洪恩龙、洪恩兆1970年5月12号证明：“我是顶水镇，洪恩龙年64岁 贫农，党员，现任大队革委员4队兼保管。
我是顶水镇，洪恩兆年65岁 贫农 社员
我们是1937年春天到东北龙门车站当铁路临时日工
那时王月盈在北黑线老龙门车站当路警，该站约有四、五个路警兵。警长是日本人。 。有一次日本鬼子叫路警在二尺雪地中下操不知怎的叫鬼子一脚踢倒王月营冻在雪地上可把王月营自个冻坏了。我们对他说咱干这干啥，他说“别慌”
有一次抗日联军袭击龙门，王月营他可能摸音，可能是王月营通信勾来的。不然为什么打龙门车站头一天就调往小兴安车站去了，他要在龙门就麻烦了。这战役打死两个日本人（打死一个老段长叫志神代打死一个巡长）
还听说头一年打龙门时打死21个鬼子，是否与王月盈有联系我们不知道。
见过王月盈家里的粮食叫刘向阁送给了抗日联军了。工人怀疑王月盈怎么吃这么多粮食呢？工人背地里长说。刘向阁在联军内，王给刘向阁有联络。
在龙门车站时将一个日本特务赵国章逮去砍死了，因抗日联军吃过赵的亏所以逮着杀了。
我们是37年去的，王月盈在38年阴历七八月间由鬼子将他调到关里来了，在哪个站上当路巡我们就不知道了。”
洪恩龙、洪恩兆不但证明了王月瀛在东北当路警时因做革命工作受到日本鬼子的怀疑被打，也证明了王月瀛在龙门火车站为抗日联军作内线工作的表面的部分情况，还证明了王月瀛是在1938年阴历的七八月间，离开了龙门车站。同时，也印证了王月瀛写的：“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四日被调到章德府车站，服务三个月内与路警裴玉民计划暴动没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四号借故离开章德府火车站，十月二十号左右回到家乡，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夜在我家中首拉起抗日第三区队。”的时间关系。
阳谷前梨园村杨英民，1965年7月1日证明：“三八年十二月份三区队成立，当时有王道生等同志可以证明。”
阳谷后梨园村王道生1965年7月2号证明：“今证明王月营1938年旧历十一月间参加我抗日三区队任司务长，1939年任区队副，特此证明，当时我在抗日三区队任副指导员，现在我在家为农。”
阳谷黄庄的冯高升、汤庆友1970年5月12日证明：“三区队是38年11月间建立的区队。”
阳谷刘窑大队刘玉清1970年5月12日证明：“三区队的成立是在38年末尾成立的，是先搭起个架来。”
阳谷陈集大队刘贵岭1970年4月9号证明：“我叫刘贵岭在1938年在抗日三区队跟王月营当警卫员，”
阳谷县刘窑村刘润清1970年5月12日证明：“我叫刘润清，男，现年63岁，贫农成份，家系阳谷县安镇刘窑村，现在聊城搬运三队工作，我是1937年经王生介绍参加共产党。
我在1938年阴历10月至11月和王筱某王道生（阳谷安乐镇区梨园）李贯一（石佛区李那里）等一块拉起抗日三区队，一直干到1939年春天，因李贯一同志和不来，后离开三区队就到抗日四大队去了。
我和王筱某、王道生一块拉起的抗日三区队，当时共有20至30个人，在安镇区梨园集合成立的（编者注：1971年2月撤区并社，刘润清1970年5月给王月瀛写证明时后梨园村在安乐镇区的辖区内），王筱某是区长，李贯一的区队付，王道生的政治指导员，我的军事指导员，李志深的秘书，邵xx（编者注：字体看不清楚）的通讯员，王月营是司务长，张继山小队长（坡里）还有当战士的，有刘桂苓（编者注：刘贵岭）刘希东（刘窑村人），其它的同志想不起来了，上述同志和我同待到39年春天，以后的情况（三区队）就不知道了。”由此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拉起来的，也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集合成立的地点是在阳谷安乐镇区梨园 ，更确切地说是在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还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时参加的人员及分工及王筱某是阳谷抗日三区区长。
阳谷县武将台村，亓武克1970年5月11日证明：“1938年10月阳谷抗日四区队成立，王志恒任区长，李洪甲任区队副，我作助理员工作，40年离开抗日四区队，41年底（旧历年）在阳谷敌工分站工作，同时一块在敌工分站工作的有冯德华退休干部在北花园住，顾寿贞（专区干部疗养院）等。在阳谷工作直到1949年才离开阳谷。我记得阳谷抗日三区队与阳谷抗日四区队成立的时间差不多，也是1938年成立的，王筱某的区长，李贯一的区队付，李志深的助理工作，刘泽民的政委主任（书记）。”由此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成立的，也证明了王筱某1938年三区队成立时是阳谷抗日三区区长。
《阳谷党史资料》第五期，第17页，鲁谷民写的《徐翼同志二三事》一文写：“一九三九年初，敌顽与我斗争的形势严峻，你来我往出现了犬牙交错的形势。我方力量一时尚处薄弱之际，由阳谷的三青团县书记长、少校副官、特务焦冠军，带领顽军郭安仁部，将我第四区小队七名战士及其区队长李鸿甲包围，捕获后全部活埋。这个事件严重的挫伤了我军民的士气，使形势暂时对我们不利。而徐翼同志当时正在建设四大队，力量尚弱，但他斗争的意志十分坚强，对战胜敌顽充满了信心。他告诉同志们说：‘我们要在三个月左右，活捉焦冠军，为烈士报仇，为聊、阳、阿人民除害。到那时再给被杀害的烈士召开追悼会，以鼓励抗日军民斗志。’果然，在这以后的三个月，就活捉了这个欠了我们血债的坏蛋，正法了。徐翼同志这才和县委、县政府一道召开了追悼李鸿甲及其他被害烈士的追悼会。”由此证明，阳谷抗日四区队是在1938年10月成立的，李鸿甲及四区队王瑞民指导员等七位烈士是在1939年初牺牲的。同时更进一步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成立的。
烽火公安2012年《李贯一烈士—阳谷县公安局局长》记载：“李贯一，1918——1943，男，汉族，山东省阳谷县郭店屯后李村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组织了抗日第三区队，任副区队长，这支队伍是阳谷的很重要的抗日武装，素质高，战斗力强。”由此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成立的，李贯一任区队副。
中共阳谷县委组织史资料编辑领导小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阳谷县组织史资料》（1926~1987）第25页写：“1938年11月建立三区公所，是我县第一个（编者注：亓武克证明四区队是1938年10月成立的，三区队是1938年11月成立的，）区政权组织，由王筱某任区长，驻地郭店屯一带。”由此证明了三区是在1938年11月建立的。
《谷山烽火》（中共阳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一书第243页李一丁写的《七年忆略》写：“（抗战期间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由此证明，阳谷县区武装的正职都是由行政正职兼任。
《阳谷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3页，阳谷县政协文史组、阳谷县党史办公室共同整理的《阳谷县抗日武装沿革》第16页写：“一区 1943年成立区队，区长（兼区队长，下同）魏则先，”由此证明，二、三、四……区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区长兼区队长。
《中共阳谷县党史大事记》1925——1949.9（征求意见稿）第18页写：“一九三八年”。第22页写：“下半年，阳谷县委书记申云浦布置有基础的乡区夺权。十一月三区（郭店屯一带）在安乐镇（编者注：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后梨园属于安乐镇区，以上刘润清的证明也可以证明此事）建立了我党掌握的政权，王筱某任区长，李志琛任助理，蒲吉伍任区委书记，其他还有李贯一，王月营等。这是鲁西建立较早的红色政权。” 由此证明，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阳谷县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有基础的乡区夺取政权。1938年11月阳谷三区抗日政权成立，王筱某任区长，还有李志深、蒲吉伍、李贯一、王月营（瀛）等。
《山东党史资料》增刊 在京山东老干部党史座谈会专辑第13页《关于鲁西聊城地区党的情况》一文，申云浦同志讲：“一九三八年“红五月”突击发展党组织。鲁西的那几十个县，大部分建立了工委或县委。那里有党组织，那里就有武装，那里就有政权。”由此证明，我党在1938年11月阳谷三区抗日政权成立的同时阳谷抗日三区队也同时成立的革命形势的大背景。
以上各种资料证明，阳谷抗日三区及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同时成立的。成立的地点，《中共阳谷县党史大事记》1925——1949.9（征求意见稿）写的是在安乐镇，刘润清1970年5月12日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的地点是在阳谷安乐镇区梨园（编者注：前、后梨园，对外称梨园，是一个大队）。王月瀛在1969年写的《革命自传》中写：“李贯一给我说：‘还得干’我说：‘干！由你们串联人吧，在我家集合。’那天当夜在我家集合十一人，连我十二人。”几方面相互印证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的地点是在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及不同的历史资料都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的11月成立的，成立的地点是在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王月瀛当时任该区队司务长。那么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1938年11月是准确无误的。而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的假话不攻自破。与此同时，也证明了1938年11月阳谷抗日三区队在王月瀛的家里拉起来时，王筱某任阳谷抗日三区区长兼阳谷抗日三区队区队长。但是，王筱某写的回忆，却从来没写过他在1938年任阳谷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的事。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3页写： “1938年11月中旬范筑先殉国后，王金祥当上了聊城专员。阳谷的县长换成了李鸣陆的学生吕仁道，吕拉李鸣陆当了他的秘书。不久，李鸣陆推荐我担任第三区抗日区长，吕当表同意，1939年2月，我从国民党反动派邵汉卿的任内夺到了第三区抗日区长的职务，这时，三区区委书记是蒲吉五同志。”
《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9页蒲吉五写的《我在阳谷工作的回忆》第12页写：“盛北光见了我说：坏了，坏了！王金祥把韩金河拉走不知去向了，笵司令可能阵亡了……我和宋丽泉（注：宋励泉）留在阳谷做地方工作。……回县后不几天，李贯一同志也从四支队回来和宋子美组成三区委，我为书记。”
由此证明：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牺牲后，蒲吉五回到阳谷县同李贯一、宋子美组成中共阳谷三区区委，蒲吉五为书记。1938年11月任中共阳谷县三区区委书记的蒲吉五跟1939年2月任国民党阳谷县三区（实际上1938年11月王金祥投靠日寇起三区就成了伪区了）区长的王筱某分别代表的两个党派，怎么能把国民党的阳谷三区区长跟中共阳谷县三区区委书记相提并论呢？
王筱某在1939年2月当上国民党第三区抗日区长的背景是，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范筑先殉国，日寇占领了聊城，向日寇出卖范将军的国民党分子王金祥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聊城专员，随即阳谷县的县长，被王金祥换成了吕仁道。王金祥等国民党反动派投靠日本打击抗日，以王金祥为首的聊城政权已是伪政权，投靠日本打击抗日的王金祥任命的阳谷县县长吕仁道，在1939年2月委任王筱某为阳谷三区抗日区长。出卖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的王金祥任命的阳谷县长吕仁道任命的阳谷三区区长王筱某在区长前边加上了“抗日”二字，被王金祥出卖的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刚被日寇打死两个半月，这“抗日”二字加在这里总叫人觉着心里不舒服。其实，王筱某早在1938年11月就已经被共产党任命为阳谷抗日第三区区长兼区队长了，再说了王筱某在1939年2月夺到的是国民党区长的职务，但当时蒲吉五任的是共产党三区的书记，在这里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王筱某写他1938年11月被共产党任命为阳谷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那么1939年2月三区区委书记是蒲吉五同志这就都是共产党的职位了。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写的《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七集第111页王际鲁写的《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写：“1933年后，我们村小学被区公所占用了，这时王筱某也来到了我们村，当时他是区公所的雇员。”又说：“日本侵略军占了阳谷城后，紧接着就把魔爪伸向农村，在青杨李修起了第一个据点，距我们石佛村仅7华里。” 由此证明，王际鲁的家是石佛村的，同时也证明了王筱某任区公所雇员的时间是在1933年前后，王筱某在1939年2月被出卖范筑先的王金祥任命的阳谷县长吕仁道任命为阳谷县三区抗日区长的时候，王筱某对国民党区公所的事务就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这时，王筱某把国、共两党的三区区长都集于一身，却对1938年11月当共产党任命的区长兼区队长避而不谈，反而对1939年2月当国民党委任的区长堂而皇之。在共产党的天下做官，不说共产党啥时委任的三区区长兼区队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其1956年5月9日给王月瀛写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的假证明，如果王筱某写真话，那么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的时间就是1938年11月，也是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王筱某为了给王月瀛作假证，竟然把拉起三区队的时间说成1939年的12月份。假证这是一把双刃剑，不仅陷害了王月瀛，还篡改了阳谷抗日三区队在1938年11月成立的这一历史事实。
如果历史是由王筱某一个人写，那么王月瀛被陷害的事就永远说不清了。后来各地区的党史办、政协都在整理过去的历史资料，革命的老同志都在回忆过去，历史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历史能说明一切。墙打一百板还没有不透风的墙哩，假的就是假的，假的成不了真的，早晚会漏馅的。
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一文，可谓是写得全面具体了，但就忽视了一点，王筱某在当了国民党的三区抗日区长半年之后的1939年8月，日军占领了阳谷县城，其兵力分配到阳谷各地，这时国民党任命的各级政权都变成了伪政权。王筱某啥时候不当的被王金祥委任的阳谷县长吕仁道任命的三区抗日区长没写清楚。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5页，王筱某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写：“直到1938年底，我们主要是支援范筑先的扩军。当时，阳谷境内经常驻有范司令所属的两三个支队，因而我们对抓自己的抗日武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1938年11月15日就殉国了，1938年底还能扩军吗？《聊城市党史资料》第四期 第75页 莫循写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陷害范筑先将军的》一文写：“范将军死后的翌日，国民党反动派头子沈鸿烈、李树春目的已达，即明令王金祥代范将军为第六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鲁西北国民党反动派的党羽王金祥辈，以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颠覆、范筑先将军的鲜血和鲁西北千百万群众的热泪，换取了他们无耻的弹寇相庆与绞杀人民的权利及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将军殉国后，第六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已经换成王金祥了，1938年底阳谷境内经常驻的两三个支队还属于范司令吗？王筱某还说：“因而我们对抓自己的抗日武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山东党史资料》增刊 在京山东老干部党史座谈会专辑第13页《关于鲁西聊城地区党的情况》一文，申云浦同志讲：“一九三八年“红五月”突击发展党组织。鲁西的那几十个县，大部分建立了工委或县委。那里有党组织，那里就有武装，那里就有政权。”1938年10月，我党的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决定党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广泛的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六中全会之后，各地根据党的指示，围绕党的主要任务，大力开展工作，1938年11月5日晚在李贯一的组织下阳谷抗日三区队在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拉起来，阳谷三区抗日政权同时成立，王筱某任抗日三区区长兼抗日三区队区队长。1938年11月5日王筱某都已经当上了我共产党的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了，王筱某还说1938年底我们对抓自己的抗日武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哩。这话假的太有水平了。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5页，王筱某在《我的回忆》中写：“1939年秋，我们才支持徐翼同志在聊、阳、阿三边拉起东进纵队第四大队。日寇占据阳谷城后，我们既掌握了吕仁道离开阳谷时储藏起来的枪支，又进一步认识到抓抗日武装的重要。即大力支持了阳谷谷山游击队的成立。当年冬，我们的抗日三区队也拉起来了。”事实真是这样吗？《阳谷党史资料》第五期，第12页，1938年就和徐翼一块工作的肖吾同志写的《大运河畔忆亲人——徐翼烈士》写：“徐翼同志崇高的品德和模范行动，感人肺腑。一九三八年夏，带着那支“单打一”匣枪（后来得知就是他入关时暗藏在枕头带过来的），在聊阳阿边界大运河畔，传达党的决定，着手筹建四游击大队。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随他不止一次的钻地窖，住庙，睡草铺，隐蔽在党员和群众家中。”由此证明，徐翼从1938年夏天起就在聊阳阿边界大运河畔，传达党的决定，着手组建我党的抗日武装。
《东阿县党史资料 》第二辑第9页，苏民同志写的《 关于东阿县的武装建设问题》写：“ 咱们建立的第一支武装是聊阳阿四大队。对这支队伍我们东阿是有贡献的，几个乡的枪都拿去了。第一次军装是唐殿安发的，他是地主，连个儿子也没有，但积极支持抗日。从我们地区讲，四大队从三八年建立起，参加战斗最多，纪律也好。我常在四大队，我是地委民运委员，徐翼是军事委员。”
《东阿县党史资料 》第二辑第45页，崔杰民写的《东阿抗日战争中的武装斗争》写：“我到四大队的时候，四大队没有多少人，大概连我这个分队一共是三个分队，我到那里后当了个分队长。总共是六七十个人，在孟庄集合的，这时大概是一九三八年，经过三九年一年，到了四O年已有四个中队了。”
东阿《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130页，孙秋如写的《回忆抗日时期的几件事》写：“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寇占领了东阿县城。我党为了拯救祖国，解放人民，组织人民和日本鬼子及汉奸走狗，展开了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没有枪支弹药，怎么办？我们一面动员地主武装参加抗日，一面去和大部队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援，东进六支队刘海清，曾派一个连帮助我们打垮了一个地主武装，从敌人那里搞到了十余支枪和一百发子弹。地委根据县委要求，派徐翼同志来做领导。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游击队，地委命名为八路军鲁西游击第四大队。徐翼任大队长，孙剑任教导员。”
以上资料证明，四大队是1938年12月在东阿县境内拉起来的。1938年10月，我党的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地位。决定党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广泛的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各地根据党的指示都积极地行动起来了，1938年10月阳谷抗日四区队成立，1938年11月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1938年12月四大队成立 ，这是围绕党的主要任务必须做的工作。并不是像王筱某说的那样：“1939年秋，我们才支持徐翼同志在聊、阳、阿三边拉起东进纵队第四大队。”“当年冬，我们的抗日三区队也拉起来了。”的假话
《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6页，王筱某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写：“不幸的是，1940年春区队在王堤口首次伏击大股日军时，区队副李贯一受了重伤，只我一个人带队作战了。战士们的斗志不仅没有低落，反而更加振奋和顽强。”其实，王堤口与敌作战是在1939年4月间。王筱某在1956年给王月瀛写的假证说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9年12月拉起来的，当然不能说1939年4月间阳谷抗日三区队在王堤口就与敌人干上了，时间顺序不符合逻辑，于是他就把1939年4月间发生的王堤口与敌作战写成是1940年春，他认为他写的1939年12月三区队拉起来，1940年春三区队在王堤口与敌作战，这样在时间顺序上是符合逻辑的。但他这样写却与历史事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李贯一带领阳谷抗日三区队在王堤口与敌作战时是区队副并且受了重伤，但不是1940年春而是1939年4月间，1940年春李贯一已经不是三区的区队副了。李贯一1938年11月组建了阳谷抗日第三区队，任副区中队长。1939年4月率领三区队在王堤口与日军作战身负重伤。伤好后到四大队，1939年7月在四大队在徐翼带领下奇袭沙镇伪区部。1939年8月任谷山游击队指导员（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14页证明）。1939年9月阳谷县抗日政府成立后，任阳谷县政府警卫连连长。1941年初阳谷县公安局成立后任阳谷县公安局局长。1940春李贯一已经是阳谷县抗日政府警卫连连长了，而不是像王筱某写的1940年春，李贯一是三区队区队副。1939年9月王月瀛被任命为阳谷抗日三区队区队副，1940年春王月瀛已经被徐翼任命为三、六、八区总区队副啦。
王筱某写的：“区队副李贯一受了重伤，只我一个人带队作战了。战士们的斗志不仅没有低落，反而更加振奋和顽强。”但王月瀛的回忆并不是这样写的。 王月瀛在1969年《革命自传》中写：“1939年4月间，在王堤口与敌作战，李贯一、王道生都负重伤，由杨指导员（编者注：杨英民）和我负责三区队，在此战斗中，得日本两个铜帽子。” 由此证明，1939年4月间，阳谷抗日三区队在王堤口与大股日军作战，作战中区队副李贯一和副指导员王道生身负重伤，之后的三区队就由指导员杨英民和司务长王月瀛指挥，战果是打死四个日本人，得铜帽子两顶，日式战刀一把（由王月瀛写的其他资料作证）。同时也证明了在李贯一负重伤之前，战斗是由李贯一指挥的。
在王堤口战斗中，王筱某写的是由他指挥的，而王月瀛写的是由李贯一指挥的，李贯一和副指导员王道生身负重伤后，是由杨英民和王月瀛指挥的。到底谁说的能让人信服呢？按王筱某的说法，区队副李贯一受了重伤只剩他一个人带队作战时，战士们的斗志更加振奋和顽强。战士们的斗志这么振奋和顽强，是应该有战斗经过和战果的，但王筱某没写，王筱某没写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想写，二是没在现场或没坚持下来，不知道，没法写，没写出一点实际的东西来能让人信服吗？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6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一文中写：“1940秋，敌人集中十几个县的伪军，把我兄弟5家（编者注：王筱某弟兄六个，他是老五，其四哥未娶妻死亡，因为王筱某的鼻子大，村上的人都喊他五大鼻子，外村的人喊他王大鼻子）、堂叔兄弟3家的祖居70多间砖瓦楼房先烧后拆，夷为平地。”又写：“敌人就在我区中心郭店屯（也是聊阳公路中点）集结了大股伪军和一个排的日军作护卫，动工修筑碉堡，搞大据点里边套小据点的勾当。因距我村梨园仅2里地路，敌人强迫数百民工和数十辆大车，去拆运我家被烧光后的砖墙，用来修筑小据点的碉堡。”还写：“敌人只能每天强迫拆运一次，一直持续了3个月，才把我家的墙根拆光运完。当郭店屯北街小据点已筑起，大据点的土墙也修有半人多高时，敌人在小据点附近搭起戏台庆祝。”按王筱某的说法，王筱某家的大家大业是在1940年秋叫日伪军烧的。1940年秋敌人在郭店屯动工修筑碉堡，搞大据点里边套小据点的勾当。到底是不是在1940年秋呢？也是一个必须说清的问题？
中共阳谷县党史办公室编的《中共阳谷地方史》第一卷 1925年—1949年，第48页写：“1939年8月，日军第三次占据阳谷县城，并准备长期驻守，在此之前，日军曾先后两次侵占阳谷城，但均未长期驻守。这次侵占阳谷城后，日军兵力达300人，还有刘继春为首的伪治安军600余人，随着对敌斗争的开展和局面的日渐复杂，日军兵力逐渐增加，经常驻守一个中队。敌人兵力分布为：一、二小队分住城关、安乐镇、七级、阿城、石佛、郭店屯、张秋；三小队住朝城、莘县。”由此证明，1939年8月日军占领阳谷县城后，其兵力首先分配到郭店屯等地了。
《谷山烽火》第432页 ，政协文史组整理的《日寇在阳谷罪行录》一文写：“ 1939年8月，日伪在郭店屯安上据点，住日军三五人或10余人监督，并经常带领伪区队下乡扫荡。1940年2月，在黄庄抓人打人，严刑审问打死农民徐俊民，又一次在后梨园住了一夜，抢走群众财物，将一没逃走的女盲人打死。”由此证明，1939年8月日伪在郭店屯安上据点，并不像王筱某说写的1940年秋敌人就在郭店屯动工修筑碉堡，搞大据点里边套小据点的勾当。
后梨园村的老乡说：“郭店屯起初，敌人将据点安在郭店屯街北头，好户家的官房子里。而后经常带领伪区队下乡扫荡，到处烧、杀、抢、掠，用抢掠到的财物，强迫当地群众给他们建据点。郭店屯的汉奸整天提着个油漆桶到附近各村号树，看到哪棵树够材料，就用油漆划上一道，被号的树谁也不能动了，就由负责砍树的砍倒后运到敌据点里去。日伪军强迫当地的群众，给他们在临时住的官房子的西边建个大据点，东边建个小据点，咱村上的人（编者注：后梨园）还被强迫去给他们建据点。敌据点建成后，一个排的日军和一个营的二鬼子搬到官房子西边的一个大楼子里。汉奸搬到官房子东边的一个小楼子里。”（录音资料）。由此证明，鬼子一开始在郭店屯安居点修炮楼的时候，并没有现成的据点、炮楼。而是先把据点安在郭店屯北街好户家的官房子里。然后，用抢夺来的物资建他们坚固的据点及炮楼。
《阳谷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第6页，申怡之 写的《党领导下的阳谷抗日武装政权和对敌斗争》一文中写：“一九三九年夏，日寇侵战（编者注：占）阳谷县城，以劣绅郝师温、刘学来等组成了汉奸维持会，任董政华汉奸县长，以土匪刘继春等组成汉奸武装，刘任伪县大队副。同时，日寇进占安乐镇，设立汉奸据点，将申集盘家和我家纵火烧了，我们两家都搬到七级镇一带跟随谷山游击队活动。我通过申集盘的关系，负责与地方势力联系，扩大谷山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对敌游击战争。”由此证明，1939年夏日寇侵占阳谷后，很快便进占了安乐镇，设立汉奸据点，随即将抗日人员申集盘（即1928年1月参加坡里庄暴动的申仲铭的父亲）和申怡之两家的房子烧掉。
王月瀛在1951年12月20日填的《政权干部鉴定书》写：“1938年参战后1939、9、17日，被日寇把家中房屋财产全部烧光，家庭流亡11年”。由此证明：1938年11月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后，1939年8月初日军侵占阳谷县城，1939年8月日寇侵占了郭店屯，1939年9月17日刚任阳谷抗日三区区队副王月瀛家的房屋财产被烧光，家中流亡11年的情形。
以上申怡之、王月瀛都写了日寇占领阳谷县城后，随之占领了安乐镇、郭店屯等城镇，并安上了据点，紧接着就把抗日人员家的房子烧了。
以上诸事实证明， 1939年8月初（古历6月），日寇占领了阳谷。1939年的8月日伪军就在聊阳公路的交通要道，离后梨园村仅二里地的郭店屯安上了据点。1939年9月17号来到后梨园村，并烧了王月瀛家的房子。
不仅如此，在烧王月瀛家的屋子那天，鬼子和伪军先到前梨园，把周登保家的屋子烧了后，又来到了后梨园烧的王月瀛家的屋子。在烧王月瀛及周登保家的屋子之前，就已经把王筱某家的砖瓦楼房烧了（有录音资料证明）。也就是说烧王筱某家的房子是在烧王月瀛家房子的1939年9月17日之前。
王筱某为什么要写鬼子1940年秋烧的他家的房子呢？因为日伪军当时烧的是抗日人员家的房子，应该是拉三区队在先，烧这三家抗日人员家的房子在后。王筱某既然说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9年12月拉起来的，他当然不能说1939年9月日伪军烧他家的房子了，王筱某如果说1939年9月烧了他家的房子，那么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时间最低应该在1939年9月之前，而不是1939年12月。日伪烧抗日人员家房子的事反正是秋天，王筱某既要把他家被烧受到的损失写出来，又不能写真实的时间，于是王筱某就把烧他家房子的时间说成了1940年秋。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有记载，回忆过去又不是一个人，一跟别人回忆的对照，明显的对不上了，漏洞就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