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月瀛党龄等问题的说明(下)文/王风芝

王风芝 发表于2019-06-26 01:04:36

四、王月瀛1939年3月第二次入党及入党介绍人

      王月瀛1926年12月18日由曹万年介绍入党,1928年1月参加坡里暴动,坡里暴动失败后,王月瀛奉党的指示逃往东北,在中东铁路受杨耕心领导过,1932年冬杨耕心从东北回到山东老家后,王月瀛又与东北抗日联军联系上,为抗日联军做工作。1938年10月王月瀛回到老家后梨园村。1938年11月5日在他家里拉起了阳谷抗日第三区队。1939年2月间,区队组织党员学习,王月瀛便向李贯一提出要参加党的生活,他认为在1926年早已是共产党员了,但党组织认为,曹万年已牺牲,杨耕心音信全无,王月瀛需重新入党。于是王月瀛在区队副李贯一和指导员杨英民二位同志的介绍下,于1939年3月5日在三区韩庄东头一民宅内举行了入党仪式,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次入党无预备期。

      可王筱某在1956年5月9日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是:“他参加党的时间是在四零年三月(或四五月)地点是在三区的某村,介绍人可能是我和杨英民(杨英民早已脱党)当时他加入党的详细经过我确实忘记了,他于四零年春夏之间参加共产党是肯定的。如他填表写的入党时间是三九年三月,那他是以旧历的民国年卄九年三月之说。”王筱某在1956年6月6日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是:“关于王月盈同志的历史问题,以前给你部出过一份详细材料,他是四零年四、五月间在阳谷老三区入党介绍人是杨英民(早已脱党)和我”。

      王月瀛第二次的入党时间叫王筱某证明的往后少了一年不说,王筱某还顶掉了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贯一,他摇身一变倒成了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这入党介绍人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事实,怎么能随便换人呢?王筱某写什么:“介绍人可能是我和杨英民”入党的介绍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能模棱两可呢?并且说:“当时他加入党的详细经过我确实忘记了,”王筱某根本就不是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怎能知道王月瀛入党的详细经过呢?!

      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两次证明,都写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杨英民早已脱党。杨英民脱党不脱党跟杨英民是党员的时候给王月瀛当入党介绍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于杨英民到底脱党没脱党,也不是由王筱某一个人说了算的,杨英民在给王月瀛作证明的时候,也把他的历史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王筱某两次的证明材料都写杨英民脱党的言外之意,就是表明在王月瀛第二次入党这个问题上,唯一可信的就是他王筱某了,因为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贯一在1943年就已经牺牲了,王月瀛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杨英民虽然健在但早已脱党,杨英民现在说的话是不可信的。所以王筱某就把李贯一顶了,他变成了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以此来陷害王月瀛。王筱某到底是不是王月瀛第二次的入党介绍人呢?这也得让事实说话。

      王月瀛在王筱某1956年给他出具假证明之前的1953年5月17日填的《党员干部简历表》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团)?候补期限及转正年月? 一栏写:“在1939年3月5日在阳谷县抗日第三区韩庄,李贯一、杨英民介绍入党,因介绍人了解我过去的政治问题没有后補期。” 那个时候王月瀛根本就不知道王筱某以后会给他出假证明来陷害他,如果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真是王筱某,王月瀛1953年填表的时候还不填王筱某吗?!。

      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杨英民,1965年7月1号证明:“此证明:王月瀛同志在1939年三月份我与李贯一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任三区队政治指导员,我在39年2月份到职时他早就在三区队工作,任司务长,在40年7月份我离区队,到抗大二校学习,那时他已是区队副,三八年十二月份三区队成立,当时有王道生等同志可以证明。

      证明人,山东省阳谷县前梨园村人,现年44岁曾任冀鲁豫军区警卫连指导员,49年在警三团,40年在196师586团任供给员,现任河北天安县食品公司经理。证明人  杨英民  ”以上事实可以充分证明,王月瀛是在1939年3月份第二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无后备期。其入党介绍人是李贯一和杨英民。杨英民还证明了1939年2月之前王月瀛早就在三区队工作,任司务长,由此也证明了三区队成立的时间是在1939年2月份之前,而不是像王筱某写的三区队成立的时间是在1939年12月。

      再者,王月瀛写1938年11月5日在他家里拉起的三区队,拉起三区队第二年的1939年3月5日由李贯一、杨英民介绍他第二次入党。王筱某却证明王月瀛:“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又证明:“他参加党的时间是在四零年三月(或四五月)”。王月瀛和王筱某之间共识点就是: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的时间,即是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第二年的三或四五月份就是王月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那么,阳谷抗日三区队到底是王月瀛及很多人说的1938年11月成立的,还是王筱某一个人说的1939年12月成立的,又成了问题的焦点,只要弄清阳谷抗日三区队的成立时间,王月瀛实际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及其第二次入党的时间那就十分清楚了。之前已经由多方面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是1938年11月成立的。那么王月瀛在193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二年即1939年3月5日入党,就是铁的事实了。同时也说明了王筱某给王月瀛作的第二次入党时间的证明是假证明。

      其实王月瀛不管是在1926年的12月第一次入党,还是在1928年的1月参加坡里暴动,之后在中东铁路时跟着杨耕心干革命,1932年冬杨耕心回到山东老家后,又跟抗日联军做革命工作等,一连十几年几乎把命都搭进去了,那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那是实实在在、默默无闻地在做革命工作、在和敌人拼命,直到1938年11月参加阳谷抗日三区队,以及1939年3月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那都是一步一个血的脚印走过来的。

      王月瀛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还表现在他经得起各种冤枉和打击。有人施展阴谋诡计陷害他,以至于受到了冤枉,他总是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他认为有没有这段历史,或早一年晚一年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有咋啦,没有咋啦,只要不影响他以后干革命就行了。后来,这事远没有这么简单,王月瀛在这之前填的简历表都是按实际填的,王筱某这么一出假证明,倒成了王月瀛对党不忠诚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三番五次地挨整,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此,在这里必须说清楚,还王月瀛一个公道。历史是无情的、公正的、无私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忠、奸、真、伪终会得到辨认。黄河尚有澄清日,冤枉岂无洗白时?!

五、王月瀛和王筱某在一块工作的时间

      1956年5月9号,王筱某在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中写:“因我和王月瀛同志从四二年的夏天即不在一起工作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7页写:“1941年秋末,阳谷县委抽调我到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学习,由我区助理员李志深代理区长。”第18页写:“1942年2月我返回阳谷三区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第19页写:“1942年8月我调离阳谷,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带着8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钻进聊西、聊南敌伪顽统治区开辟工作。”

      《聊城市党史资料》第五期第142页,崔振武写的《关于聊西办事处的活动简况》一文中写:“一九四O年齐匪(齐子修)占领聊西南后,我们为开展对敌斗争,即建立了聊西办事处。刘泮溪为主任(一九四一年病故在莘县牛王庄),后张化南为主任。因齐匪和日本侵略军联合对我,活动猖狂,办事处的人员根本不能进入聊西办事处辖区开展工作,因经常驻在莘县境一区域内,寻隙夜间到聊西辖区开展动员群众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二年聊西办事处便撤销了。”也不知王筱某在1942年8月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带着8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钻进聊西、聊南敌伪顽统治区,是怎样开辟工作的。

      实际上,王月瀛和王筱某真正在一块工作,接触比较多的时间,是从1938年的11月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到1940年春季王月瀛被徐翼任命为阳谷抗日三、六、八区队总区队副止,算起来也就是一年零一两个多月的时间。1940年春季王月瀛被徐翼任命为三、六、八区总区队副后,就带领三个区队的抗日武装,直接受徐翼指挥,但跟时任三区区长的王筱某也时有接触。直到1941年秋末,王筱某被抽调到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学习,由三区助理员李志深代理三区区长后,王月瀛和王筱某之间就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了。王筱某在1942年2月返回阳谷三区时,王月瀛在1942年的2月初,就被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副司令员徐翼和阳谷县公安局长李贯一,派到敌工科任副科长去了,负责七级、郭店屯和郭培德等处敌伪工作,之后王月瀛虽然多次变动工作,但再也没返回三区队。王筱某1942年8月调离阳谷三区,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的时候,王月瀛1942年 7月1号,参加了四地委党代表大会,会后到阳谷二区任二区中队长,跟王筱某更没有任何工作上的接触了。

      王筱某在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中写:“因我和王月瀛同志从四二年的夏天即不在一起工作了,”是不真实的。准确地说在1941年的秋末王筱某被抽调到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学习,王月瀛和王筱某之间就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了。

      之前,为什么说王奎一、郭培德、邵金庆、王慕桥这些汉奸与王筱某有关系呢?《聊城县党史资料》第一期174页,王筱某写的《回忆聊堂边艰苦岁月》一文中写:“在一九四三年春天……。那时王奎一还和我保持着互不干扰的关系,我也考虑到万一拔不掉李海据点,活捉不住王奎一,我和王奎一的关系就破裂了,因此徐翼付司令同意我不亲自参加拔掉李海据点的战斗,他亲自率领一个主力团和阳谷县大队,由内应的一个连配合进行。那天夜晚我却住在姜堤口和王奎一有关系的邵金庆家,佯装不知来自西边的枪声是谁和谁在打仗呢?结果王奎一的旅部没有攻下来就天明了,徐翼付司令只将作内应的一连人带出,大部队转移到东阿境内去了。这样一来却给作内应的于斯齐的家属惹下了大祸。王奎一和我的关系也破裂了。这时我和郭培德的关系仍然保持着。”由此证明了王筱某和王奎一、郭培德、邵金庆的关系。也证明了在徐翼打李海王奎一据点时,王筱某怕万一打不下来和王奎一的关系破裂,便向徐翼副司令提出不亲自参加拔掉李海据点战斗的要求,徐翼同意后,王筱某便躲到与王奎一有关系的姜堤口村汉奸保长邵金庆家。

      王奎一、郭培德是什么样的人呢?《聊城县党史资料》第一期第171页,王筱某写的《回忆聊堂边艰苦岁月》一文中写:“妨碍聊西开辟工作的主要敌人是郭培德,郭系沙镇东郭村的小地主崽子出身,开始在王金祥二支队骑兵团王奎一部下当传达长,以后王奎一当了齐子修的六旅旅长,郭系六旅的一名团长,一九四二年王、郭内部分工,王让郭率领100人投降了日寇,当了聊城驻沙镇五区汉奸大队付,汉奸区长刘云章任大队长,这时郭培德用打拉兼施的办法,把沙镇一带的地痞流氓和顽固势力头头都利用起来了,几乎成了沙镇一带的土皇上。” 1945年12月31日我军在进攻聊城时,郭培德任“山东省保安第四旅”简称“保安四旅”副旅长,兼“保安四旅”二团团长,带1000多人守西门、南门。杀死我方很多人,是有名的“郭家宰房”。

      王月瀛在1963年写的《革命史自传》中写:“1939年5月28号经组织介绍赴三军分区军政训练班受训,三个月期满。出校后,王笑一专员亲委我任三区区队副。由校回来的第三天伪王奎一部队来我抗日根据地抢夺人民财务。我三区队在王营村以少胜多,英勇善战打退敌人300余人,保护了人民财产。”

      1939年9月20日,王奎一带着300余人到王营村以要馍馍为借口,抢群众的东西。时任三区区队副的王月瀛带着三区队其中的两个班二十几个人和王奎一在王营村拼杀,王月瀛跟敌人转猪圈十分惊险。战斗结束,敌人死伤多人,我方伤亡两人。后来王奎一趁我三区队不在王营村附近时,返回报复,群众的牲口被敌人抢走二十三四头(此段有录音作证)。

      邵金庆又是什么样的人呢?邵金庆在姜堤口村是村长,我方称村长,敌方称保长,是个两面通吃的人物,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汉奸。1942年2月底3月初(古历正月十五前后),郭培德要活埋王月瀛,就是通过邵金庆把王月瀛领到郭培德那里去的,当时在座的还有王慕桥等。1943年1月13日(古历1942年腊八),阳谷县公安局长李贯一及其警卫员周登保住在姜堤口村汉奸保长邵金庆家,都被邵金庆害死(有录音资料作证)。

      《聊城县党史资料》第一期第174页,王筱某写的《回忆聊堂边艰苦岁月》一文中写:“直到一九四四年夏,……。长期伪装与我友好的靖堤口村的鲁西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头王慕桥吓跑了,……王慕桥早已病死在我们狱中。”由此证明,王慕桥在1944年夏天之前长期伪装与王筱某友好。

      王慕桥是什么样的人呢?《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一年 第二期 第175页,李士钊写的《赵以政烈士传略》一文写:“一九二八年四月,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残余部队由聊城撤往临清作最后挣扎时,聊城县曾一度陷入政治军事的真空状态。赵以政等同志曾准备调集博平袁楼的革命武装力量前往攻占,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组织——王慕桥、刘培誉、宋志先等人,已预先纠合了一部分封建地主武装抢先占领。他们利用土豪劣绅集团,组成所谓“农民协会”,举出所谓“民选县长”,迎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第十八师程心明部队入城,并打出“中国国民党聊城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招牌,公开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罪恶活动。这时,赵以政同志由于继续坚持聊城地区的革命工作,已深为国民党反动派分子所嫉恨,他们曾扬言要杀害赵以政同志。不久,日寇抢占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省委委员王寅生同志被捕杀。同时,党内又有了叛徒,哈相越等投敌告密,敌人以(编者注 应该是已)掌握了聊城地区三十几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县委获悉这一紧急情报,立即决定赵以政同志迅速转移。但赵以政同志认为,本人当即离开,会给工作带来不利,因而推迟了转移日期。疯狂的敌人不遗余力地侦察搜捕共产党人,聊城县一片白色恐怖。不幸,于六月八日上午,在姚家园子家里,赵以政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武装“聊城县人民自卫预备队”团总王慕桥和杨芳亭等人所率领的“聊城县警备队”所逮捕。同时,聊城县还有舒连景等共产党员也被敌人逮捕。”

      以上诸事实证明,王奎一、郭培德、邵金庆、王慕桥他们杀害了不计其数的人民群众、革命战士和我党的领导干部,是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汉奸、是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同时也证明了我党和王奎一、郭培德、邵金庆、王慕桥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敌我关系。

      1943年春天,徐翼拔李海据点时,作为自称聊西办事处主任的王筱某应该冲锋在前,因为王筱某写:“在1942年8月就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带着8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钻进聊西、聊南敌伪顽统治区开辟工作。”王筱某既然能带着由8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钻进聊西、聊南敌伪顽统治区开辟工作,就能参加打聊城西南方向属聊西支队辖区的李海敌据点,王筱某不是地下工作者,却说:“我也考虑到万一拔不掉李海据点,活捉不住王奎一,我和王奎一的关系就破裂了。”还说:“那天夜晚我却住在姜堤口和王奎一有关系的邵金庆家,佯装不知来自西边的枪声是谁和谁在打仗呢?”说白了,王筱某是怕和王奎一的关系破裂,不敢参加打李海敌据点,徐翼带人打李海的那天晚上王筱某却躲到了与王奎一有关系的邵金庆家 。邵金庆在1943年1月13日(古历1942年腊八)刚杀了我阳谷县公安局长李贯一及其警卫员周登保,1943年的春天,王筱某住在了邵金庆家却毫发无损。李海敌据点徐翼没拔掉,王筱某写:“王奎一和我的关系也破裂了。这时我和郭培德的关系仍然保持着。”

      按王筱某的说法,只要他不参加李海战斗,就和王奎一的关系破裂不了,王筱某既然没参加李海战斗,为什么还要说:“王奎一和我的关系也破裂了。”呢?到底是破裂了还是没条件联系?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的《平原雄风》一书,张金洪写的《战幕在敌营拉开》一文第126页写:“1943年10月,自称“鲁西抗日游击司令”,而实际上是莘县杂团头子的王魁一(编者注:有人写“奎”,也有人写“魁”),被我活动在莘县的抗日武装北逐到高唐徐官屯,躲进四区伪区长庞长申的据点里。庞长申原在王魁一手下混过事……。不久,喘息未定的王魁一重整旗鼓,意欲南图。庞长申为示感恩,随即将自己的第四营割划给王魁一,王团由100余人猛增到300人。……王魁一率部南下的晚上,队伍全换了一身紫色军装,他自称旅长……。一路上王魁一行动诡秘,夜行晓宿,第一夜队伍拉到了茌平菜屯,第二夜拉到聊城北部,第四夜通过莘县,到达阳谷坡里。这时,王魁一收罗了几十名被我军打散的残兵,从井里起出几挺机枪和一些步枪,继而又回到莘县前后华庄住宿。”几天后:“夜半,许炳炎(打入敌人内部的)起身值班,他紧张沉着地做着战斗准备,约过了半个时辰,“呯”的一声,村外突然传来了沉闷的枪声,随之,接连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在这次战斗中,杂团头子王魁一也被手下暗报私仇的郭连合乱中打死了。……昨夜打仗的正是他(曹二虎)率领的二十二团和鲁西马颊河支队。”由此证明,1943年春徐翼在拔李海据点时狠狠地打了王奎一,后王奎一逮住我方打入其内部于斯齐的家属报复了于斯齐,王筱某及其家人没受到王奎一的报复,证明王奎一没怀疑到王筱某。之后,王奎一就没敢在聊、阳一带落脚,在这一带也就联系不到王奎一了,10月王奎一在莘县的前后华庄见了阎王后更是如此。王筱某写的:“王奎一和我的关系也破裂了”从何谈起?没条件联系才是事实。

      王筱某和王慕桥的关系最低是在1944年夏王慕桥被吓跑之前,王慕桥长期伪装与王筱某友好。王筱某和王奎一、郭培德、邵金庆、王慕桥的关系到底达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王奎一、郭培德、邵金庆、王慕桥他们杀我共产党人、杀我抗日革命战士、杀我人民群众眼不眨,手不软,心不跳,但就没伤王筱某的一根毫毛。在这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的确是不好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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