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父亲身体的好转，到我家去的人就多起来了，他们都是谈些生产上的事。使我最不理解的是，只要一下雨，人家都往家里跑，可父亲披上雨衣拿起铁锨就往外走。我家的屋顶到处漏雨，大、小盆都用来接雨还不够，屋里到处都是水，外边雨停了，屋里还在滴答。事后，父亲跟来我家的人说，本村谁家的屋子需要用檩条顶上了，谁家的屋子漏得很，屋顶要上一层泥，那一块地淹了，赶快排水等等。我明白了，父亲管大事去了。
1958年冬，父亲又忙起来了，他请来果树技术人员教村上的人给梨树剪枝。
1959年春，他又带领村上的人给梨树施肥、浇水、喷药等。果然没白忙活，秋天梨树果实累累，梨树枝子都被梨压得弯弯的，有的梨树枝子用绳子吊着，有的梨树枝子用木棍子顶着，否则梨树枝子会被压折的。地里的庄稼也长得不错，很喜人，全村人都高兴，这回可有好日子过了。
天已经很冷了，父亲一天没在家了，天都很黑了还没回来，我就跑到路口等父亲，母亲找到我叫我回家，说：“你爸爸今天不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天还黑蒙蒙的，我被屋外的动静惊醒了，爸爸回来了，我心里一阵高兴。父亲和村上的人从外边用地排车拉回来很多苹果树苗，为了使树苗的成活率高，他们连夜在地里挖沟，把苹果树苗的根埋在沟里。后来，父亲把我们村周围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动员起来，星期天他们就来我们村，给我们村栽苹果树。很快，我们村东北地里一行行、一排排一人多高的苹果树栽起来了。使人高兴的是，来年春天，苹果树成活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虽然1959年的梨获得了大丰收，大队上也卖了不少梨钱，但1960年大饥荒时可把村上的人饿坏了，都到处挖野菜，撸树叶充饥。村上的人要买点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又没钱，就到我家里来“借”，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过去的一些借条子，多则几百，少则几十，就当父亲留给我们的纪念。一天，我家正在当院里围着矮桌准备吃晚饭，一位我叫三奶奶的提着个洋油瓶子，一进我家大门就说：“月瀛，借给我五毛钱，我打洋油去。”如其说是借，还不如说是要更确切。我父亲边让座，边掏钱，还问：“五毛够了不？”像这样的事太多了，有时候有的人连剃胡子的刀都来借。为此，父亲虽然有退休工资，但我家的生活也很困难。我放了学就挎着篮子到地里挖野菜、摘能吃的树叶，或到地里用镰刀刮老梨树皮、枣树皮，用斧头砸荫柳墩等，用来补贴家用。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我家后边路北，月清叔家里的院子里，靠南墙的那四五颗小榆树上的榆钱长得很好，我想摘下来。问过月清叔后，我腰间系上绳子，绳子另一头系上一个篮子，我带着绳子就往树上爬。那几棵榆树树干最粗也不过对掐粗，但很高，可谓是又细又高。我爬到树上去以后，那榆树来回的晃，树干弯的像个大弓，可把父亲吓坏了，赶快喊：“小凤芝，快下来！”我们家除了父亲能吃个净面的干粮，其他人都吃菜窝窝或地瓜、地瓜面一类的东西。
一天，我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我们村王宝法家的大儿子，在家前（村南边）梨树行里，两手举起，搬着梨树枝子打提溜玩哩，手没抓结实掉下来了，蹲在地上就死了，据说把他的肠子蹲断了。有的小孩说，人家给他家送了点绿豆面，他娘给他贴了个净面的绿豆锅饼吃啦，是撑死的，也有的小孩说是饿死的。不管是撑死的还是饿死的，反正那个小孩平时干瘦干瘦的。那些时村里隔不大些天就死个人，也不知咋这回事。
一天，和我在一块玩的小朋友对我说；“快到郭店屯街上看看去吧，有一个大胖子娘们，正坐在郭店屯街南头路东茶馆外边喝水里”并用手比划着说：“那胳膊这么粗。”我赶快跟几个小朋友跑到郭店屯街南头，的确，看到一个又白又胖的三四十岁的妇女，正坐在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木桌前的长板凳上喝茶哩，桌子上还放着一把大茶壶，那胳膊就像小孩的腿那么粗。那腰、腿更粗了，我们都感到非常稀奇，还有这么胖的人哩。
我娘的双腿一到晚上肿得就明晃晃的，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歇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好点，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我父亲说：“吃点黄豆就好了”，但我娘也没吃上黄豆。现在想起来，我娘哪怕一点带粮食的都省给我们吃，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一天，我家正在吃早饭，郭店屯的一个老太太，到了我家，她说：她家的大儿子（后来听说叫刘心田）因为在东北偷了人家的地排车，墩大狱了，媳妇听说后扔下孩子要改嫁，她家快散了，叫我父亲救救她家，说着说着就跪下磕头，父亲赶快把她拉起来，答应了她。父亲自备路费到东北把她的儿子保出来，送到她家。没几天那老太太又在我们家吃早饭的时候来了，她手里提着两只老母鸡，一进大门就说：“俺这一家子太感谢你了，俺家也没啥好东西，俺把这两只下蛋的老母鸡送给你，你煮煮吃，补补身子吧。”我父亲好不容易才劝着她把那两只老母鸡提回去。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老人的二儿子是郭店屯卫生室里的卫生员，我父亲需要在家打针时，他顶着很大的压力，每天到我家给我父亲打针。
我没出三付的柳代叔和他二儿子王凤海在家生活也十分困难，父亲又自备路费把我柳代叔送给他在东北谋生的大儿子王凤江。
父亲这回从东北回来后，就整天的不高兴，好像是在想什么。没几天又走了，说是上贵州找他的老战友去了。不久父亲回来啦，带回满汽车的甜菜疙瘩榨出糖后剩下来的渣，乡亲们可高兴了，都拿着布袋到家北打谷场里分救命的甜菜渣（白送的）。父亲还带来了几张老战友的照片给我们看，脸上露出了笑容。父亲高兴了，我们一家人也高兴起来了。
我到了升三年级的时候了，葛老师不教我们了，说是回家卖馍馍去了。后来我赶郭店屯集的时候，的确看到过葛老师胳膊上挎着个笎子（用柳条编的很密的筐），上边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上边放着一个馍馍。我虽然很想喊一声：“葛老师”，但我还是避开了。
我和我的小同学被安排到距我家三四里地的王顶小学。有的同学被安排到二年级，有的同学被安排到三年级，我却被安排到四年级，由二年级直接升到四年级这叫跳级。叫我跳这一下子不要紧，班里每次考试，我总是考个倒数第一、第二的。在王顶小学上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班搬到葛庄。葛庄的条件更差，我们在三间土屋子里听课，薛老师在大门洞子里办公，院墙已经歪了，院子也挺小，几十个同学根本玩不开。后来搬到了郭店屯小学，条件好多了。我在郭店屯小学复读了一年，才把考试成绩的名次颠倒过来。
秋天，父亲又忙着协助生产队种麦子，整天忙得很，那时父亲身体很虚弱，但他还是坚持着在地里整晌整晌地靠着。我们都不理解，他对我们说：“麦子种不到地里，明年吃啥？”他多次跟来我家的人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应时，要抓紧，别过了季节，不按季节种就会减产。”这话我听他说了无数遍，至今我都不忘，都按时播种上了。这年春节我们家连买肉的钱也没有了，一家人吃的素水饺。吃水饺的时候父亲说：“多放点葱、姜，这吧也挺很好吃呀！”一家人也都高高兴兴地过新年。父亲在职时，每月91元的工资，退休后，每月退休费为原每月工资的百分之六十，特殊贡献待遇为原每月工资的百分之十四，综合起来按原每月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四计算，父亲1958年刚退休时每月领退休费67元3角4分，那时鸡蛋2分钱一个，我们家过年连一顿肉水饺都吃不上谁能信呀？！父亲连他的一切，不，连我们家里的一切都奉献出来了。
1961年挖聊阳河的时候，我父亲惹上麻烦了。因为聊阳河在我们村西头走，我村有户人家碍着挖河的事了，得拆她家的院墙和三间堂屋的西头那一间，她坚决反对，要求河改道，她找到在水利部的王筱某，王筱某通过关系也制成了，可我村的群众不干了。来我家的人多起来了，光听着他们对我父亲说挖河沟子的事，群众走了一拨，又来一拨，还是说这事，一致要求按原规划挖。虽然我只是放学后在家，但灌的我的耳朵里也是满满地，我有点烦了，父亲的病还没好哩。父亲叫村上的人找的没办法了，就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把本村那个村民的工作做通，这个事就好办了。于是，父亲就整天在外边，很少在家了，为了挖河的事，为了村上的父老乡亲，父亲带病可没少跑了路，说了话，累得他到家倒头就睡。阳谷副县长王金章叔叔也来了，都给这位村民做工作，做通思想工作后，该村民领取了拆迁补助，河还是照原计划挖成，从此沿河两岸群众受益非浅。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村里的群众还说：“那时，还是月瀛看得远，现在有这条河都受益。”还有的说：“还亏了这个河沟子哩”。
我家的破屋子，两间东屋已经塌了，堂屋也快塌了，屋里顶的到处是木柱子。1963年春，我家盖房子。当时用砖垒起最高有四五十公分的墙坚角，墙坚角两面用整砖垒，中间要填上碎砖头（这样盖房子节约）。但往墙坚角里填的碎砖头还差很多，我下午放学后父亲就带着我，拉着地排车，到家北（村北）废旧土窑的附近，挖碎砖头。父亲在洞里用小三齿脚挖，再把挖出的砖头扔出来，等父亲再挖时，我就往地排车上拾，天慢慢黑下来了，父亲就点上蜡烛放在洞里，挥汗如雨地挖。我弯着腰很小心地往洞里看，恐怕由于我的疏忽，洞里的砖头掉下去砸着父亲，从黑洞洞的洞口里传出一点微弱的光亮，还不时地传出咔嚓咔嚓地挖洞的声音。我站在洞外很害怕地对父亲说：“爸爸咱回家吧，天都黑了，到处都没人了。”“车子满了吗？”爸爸问道。我看了看地排车回答“满了”。父亲从黑洞里上来后，在地排车上给我栓了根绳子，他在辕子里边拉，我在辕子外边使劲地拉。车子一颠，砖头从车上掉下来了，我们即刻停下车子，我赶快从地上把掉下来的鸡蛋大的砖头捡起来，在捡起小砖头的那一刻，我感到我手里的小砖头就跟金子那样珍贵，这可是父亲用汗水换来的呀！就这样，父亲带着我到家北窑上挖了好几趟，才把填在坚角里边的碎砖头凑齐。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家盖起了四间堂屋。虽然新盖起的这四间房子也不算大，但比原先强多了。
一天，父母都在后当街合生叔家里推磨，我从前当街往后当街走，听到一个人问俺村上的人：“王月瀛在哪里？”别人对他说：“那把，他二妮”随子喊我“风芝，领子他找你爸爸去！”我仔细打量了打量那人，他四十多岁，上中等身材，不胖，也不很瘦，白净子，穿着一件白衬衣，显得挺清秀，手里还提着一个人造革的小黑提兜。他跟着我走到后当街，对我说：“我在这里等着，你对你爸爸说志宏找你里。”我赶快跑到合生叔家，站在磨坊的门口，对正在推磨的父亲说：“爸爸，志宏找你哩”父亲说：“上哪里制红枣去呀？赶快推磨！”我赶快拿起磨棍，套在磨上就使劲地推，父亲自言自语地小声说：“放屁就添风”。父亲平时是很严肃的，我从没见过他跟别人开过玩笑或说过什么巧话。我就想，父亲说的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我参加了推磨，起到作用啦，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磨道里嗡嗡作响，推磨累的我都出汗了，我边推边想，人家志宏还在外边等着父亲哩，父亲却跟没事似的，我就大声对父亲说：“志宏找你哩”父亲也有点生气地说：“上哪里制红枣去呀？！”那时候的枣还都是青格朗哩。可能是磨道里石磨磨面的响声使父亲听不清楚，也可能父亲有点耳背了，我就用更大的声音对父亲说：“志宏在外边等着你哩”父亲这才放下推磨的棍子走了，父亲走后我们就推不动了，我娘就锣面，等着我父亲回来再推。后来我才知道，志宏是杨耕心的二儿子，我得叫他哥。
“放屁就添风”父亲不经意间的一句巧话，使我终生都难以忘记，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唯一一次。但当我现在到各地、各村调查我父亲生前的事情时，父亲生前的战友都说我父亲好开玩笑。有一个父亲生前的战友（同在鲁西南战场，不是一个营，是老乡）说我父亲好闹着玩，有一回他见到我就问：“你咋还没跑哎？”我说：“我跑啥，我还在这里等着提团长哩，好管子你。”还说：“我见过刘伯承”说完，他心里甜滋滋地。他都八十多岁了，记忆已不太好了，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这事他记得非常清楚，反复地说，好像又回到了鲁西南大战场似的。参加鲁西南战役的将士们，有谁不认识指挥鲁西南战役的司令员刘伯承呢，在刘伯承或骑着战马、或走在队伍里、或开大会站在高处讲话的时候，指战员们都有机会见到这位百战百胜的司令员。还有一位父亲生前的战友说：“他好开玩笑，脾气不好，暴脾气。”又说：“解放后他骑着自行车由阳谷回家时，我看着他从南边过来了，就藏了一颗大树后边吓唬他，要是换上别人他早就开枪打了（是的，父亲出枪是非常快，打得非常准的），他说我，你还是那个样。”还说“我护送过邓小平”说完，我看他心里也是甜滋滋地。我父亲1944年7月在阳谷县抗日一、九区，任一、九区总区队长时，也提到过：“部队带着7名老国特重要差犯，一方面要在东西40余里、南北30余里的敌占区活动，一方面还担任着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来往首长的护送工作，因此工作十分艰巨。”父亲他们到底护送过谁，他没写，也没向我们讲过，他可能认为那都是党的秘密，守口如瓶。
不光是父亲的战友对我父亲有着深厚的感情，凡是父亲打过仗，常落脚的地方的人也都说：“那人好子活哩！”并且很神秘地对我说：“他很能打！”。这些人一提到王月瀛，看得出来的有一种高兴和思念。有一次，我到父亲战斗过的赵营村，一进村就看到一辆农用三轮车上坐着一些三四十岁的男女，我就向他（她）们打听：“这村上有80多岁的老人么？”车上的人问我：“你找他们干么？”我回答：“我想打听个人”车上的人问：“你打听谁？”我说：“您听说过王月瀛么？”车上的人都七嘴八舌地说：听说过，听说过，上年纪的老人常提，他在这里打过游击，你打听谁谁去，他知道。”有一次，我到阳谷城南，父亲战斗过的吴家堂村，一位八十六七岁的老人说：“我认识他，我看见他打敌人啦，他在俺这一片里响子活哩。”
还有一次，那是1972年的秋天，我正在茌平县药材公司学习经营化学试剂，一天我在室外凉药池的沿上坐着，一位60多岁上中等个子的老农在凉药池里拿着竹筢子凉玉米粒，他问我：“你是那个县里的？”我回答：“是阳谷县的”他又说：“我问你个人你认识吥？”我当时想阳谷这么大，我能认识几个人，但也没拒绝他，就随便反问他：“谁呀？”他说：“王月瀛” 我楞了，好大一会子没说话，我平稳了一下情绪问他：“你怎么认识他？”他一听这话对我急了，大声对我说：“俺咋不认识他吔，打茌平的时候，他是营长，他的指挥部就安在俺家里堂屋的窗户底下，敌人打得俺那墙上，门上，窗户上都是窟窿。”我明白了，我忍住泪水，对那老人说：“他不久前去世了。”那老人放下手中搂玉米的竹筢子扭头擦泪去了，头也没回地走了。他心里当时有多么难过我不知道，使他万没想到的是在解放茌平几十年后，他又在茌平这块地上碰到了王月瀛的二女儿，但我没跟他说，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当时我真该告诉他，这使我后悔一辈子。
还有一次，那是在2012年秋天，我在鲁西北县城解放资料汇编《历史的丰碑》一书，看到李笃才写的《铁壁锁敌五百日 日出一朝焕光岳》一文，他写：“冀鲁豫运东六团团长岳舜卿，政委胡泮生（编者注 此时六团政委是崔子明），团部设在城北念窑，负责围北门、西门。其中，一营、二营驻北关，三营驻守西门外，营部设在魏大庙（编者注 实际在岳庄）。”从此我就想到魏大庙村看看父亲三营营部的位置。一天，我出来修手机，人家说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把手机修好，趁此机会，我就开着车来到西关桥以西大约二里地的地方，我看到路北有几个老人正在那里下棋，我就问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老人：“魏大庙在什么地方？”，那老人回答：“这会哩，魏大庙早已拆了，都建起新房子来了。”我说：“那我也想看看那地方”那老人问：“你非看那地方干啥？”我说：“打聊城的时候，我父亲营里的营部安在那里过，你能带着我看看去吥？”那老人答应我后，他给我做向导，我就用车拉着他，到了魏大庙附近，他指着那一片楼房对我说：“你看那就是魏大庙”。我们往回走的时候，他在车上对我说：“你想知道打聊城时的情况，我才70多岁，那时我还小，我闹不清楚，岳庄有个96岁的老人，他知道那会里的事，不过他的耳朵有点聋了，得使大声。”我说：“行”。他说：“我把你送到他家，你们说话，我就出来。”我说：“行”。于是，这位老人把我带到李振海老人的家里，介绍了一下就走了。李振海老人知道我想了解打聊城的事后，就从日本鬼子打聊城，范筑先殉国，聊城死了多少人说起，一直说到八路军打聊城，八路军打聊城时他也参加了。说着说着他说：“敌人的飞机往城里投东西，没投进去，落了吕祖庙后边了，叫咱这边的当兵哩在吕祖庙后边挖了个沟，把敌人扔下来的东西弄到我家里来了，我家里是营部，营长是王月瀛。”我惊呆了，我的脑子在急速反复地想：有这么巧的事吗？！还有这么巧的事？！那种高兴心情是难以用任何语言来形容的。我父亲的三营营部难道不是在魏大庙而是在岳庄？这可是三营营部的房东说的呀，李振海老人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我想了解打聊城的事，他怎么会连我父亲的名字说出来呢？我回到家反复地想，不会错吧？于是，我又来到李振海老人家里，我问李振海老人，你还记得王月瀛的模样吥？他本来坐着跟我说话哩，一下子站起来说：“他比我矮”，李振海老人坐下后好像又发现了什么似的，一只手指着我非常激动地说：“他和你的模样一样！”我信了，我长的脸面非常像我父亲，脾气也差不多，我的确信了，这里就是六团三营营部，父亲就住在李振海家，李振海就是父亲的房东。后来我就反复地到李振海老人家里采访他，几个月后当我把李振海老人说的整理成系统的资料交给他当作纪念时，他意识到我以后不再到他家里去了，就放声大哭了，他哭得很伤心，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住，我们心里也非常难受，他边哭边说：“我想俺那老伙计（王月瀛）”我说：“我以后还会来看你的”。当我把解放聊城一节整理完后就是2013年的秋天了，我放下手中所有的事赶快去看望李振海老人，这时候李振海老人也有97岁高龄了。我赶到岳庄后，看到岳庄已经拆的乱七八糟了，我找到还没搬走的一户人家打听，人家对我说，李振海家已经搬走了，李振海老人刚去世几天。我找到李振海老人的新家，光看到屋子，已经见不到李振海老人了，我难过地也放声大哭了，我恨我放的量太大了，明知道90多岁的老人朝不保夕，为什么还非要等到写完解放聊城这一节再来看他呢，我来的太晚了，他去世之前得有多么想再看一眼他老伙计的女儿呀。
父亲待他的战友是那样的亲如兄弟，不打仗时他也好跟战友开个玩笑，战友提起他来，心里都甜蜜蜜的。父亲待群众又是那样的亲如父母，群众一提起他来就赞叹不已，听到他去世又是那样的伤心、难过。我发现他们比我更了解我的父亲，他们对我父亲这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是真实的。这使我更加敬仰我的父亲，更加热爱那些在战场上向敌人冲杀的父亲的战友和那些亲如父母般的群众。
1963年7月14日，由王庆瑞爷爷代笔写的我父亲的《革命史自传》简单地写成了。经过上级审阅批准后，父亲应阳谷县各学校之邀，整天整天地在各个中、小学校做革命传统报告，上午讲了，吃点饭，中午不休息，下午紧接着讲，父亲太累了。
一场大雨过后，空气特别清新，爸爸领上我到家前（我家南边）梨树地里走走，我当然高兴，又要听爸爸讲故事了。我们家的南边是我家的一个小菜园子，再南边，是我大爷家的一个比较大的菜园子，我们两家菜园子的西边有一条通向南边梨树地里的小路，路西，南北一大溜地都是王河东家的菜园子，他那个菜园子很大，里边有好几棵枣树和一两棵梨树，都长得很旺，枣树上结得满满的都是大青枣。我和爸爸沿着菜园子中间的小路往南走，走到河东家最北边那棵枣树前，我站住了，等父亲走远了，我偷偷地走到枣树底下，拽着树枝子就幌，落下不少大青枣和水珠子，拾起来一看，有的枣圪针间有一小圈红。我捡了几个，跟上父亲，送给父亲一个大青枣，父亲接过枣看了看说：“七月十三枣红眼圈，七月十五枣红叠肚”。之后又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太高兴了，边吃着大青枣，边洗耳恭听。父亲说：“从前有一个小孩偷了人家的一个鸡蛋，拿到家里，他娘没批评他。他越偷越大胆，后来偷了人家的一头牛，叫人家逮着了，要枪毙他。在刑场上他要求见见他娘，他娘到了后，他又要吃他娘的奶，他娘答应了，他一口就把他娘的奶头咬掉了，并且跟他娘说，我偷鸡蛋你不管我，我才犯了这么大的罪。”我嘴里的青枣越嚼越不是味。后来我向父亲承认错误说：“爸爸，我错了！”父亲说：“知错改错才是好孩子！”
1965年我考上阳谷第七中学，在校任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我都要带着各班的学习委员，到各个班级及学校阅览室检查学习、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
学校把父亲请来了，给全校师生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父亲在我校大礼堂里一讲就是一天，全校师生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担心父亲累坏了，父亲说：“这是任务。”
天冷了，我娘给我用旧黑布片子接在一块，做了件黑棉袄，旧套子在里边别人看不见，可棉袄面在外边，接得一块一块的，颜色黑得有轻有重且布料还不一样。穿到学校，同学们都跟看西洋景似地说：“这是什么布的呀？”星期天我回到家，就跟我娘又哭又闹，不穿这样的棉袄。星期一，父亲来到了我们学校，找到任刚毅校长说：“要给这些孩子们吃忆苦思甜饭，不然要忘了本了，比吃比穿的。”第二天，我们就吃的掺糠掺菜的窝窝头，很难吃。老师教育我们说：“在旧社会连这都吃不上。”等到下一个星期天我又回到家，我娘也给做忆苦思甜饭吃，父亲说：“不能忘了过去，过去连这饭都吃不上，要满足，不能比吃比穿的。”
我已经忘记是哪一年的秋天了，父亲让我在我家自留地里摘了满满的一书包梨，叫我到聊城看顾寿贞叔叔。我骑着我家的那辆很旧很旧的自行车来到聊城，找到了顾寿贞叔叔养病的地方。这家医疗单位大门朝东，我走进院子里，问药房的人顾寿贞住在哪里。根据药房的人说的地方，我找到一进该医疗单位大门不远往南拐不到50米的两间孤零零的坐东朝西砖瓦房，我用手敲门，里面没动静，我轻轻地推开门，看到靠北墙放着一张床，床上没被褥，放着一张苇席，顾寿贞叔叔只穿着个大裤头子侧身躺在苇席上（大个子，较胖），房顶上正中间的电风扇不紧不慢地转着。我走到床前喊了一声：“叔叔”紧接着又自我介绍：“我是王月瀛的女儿，我爸爸让我来看看你。”他脸上露出微笑，不紧不慢地问：“你父亲身体怎样？”我为了安慰他便回答：“还好”。他总是隔一会说一句，再隔一会再说一句。我边跟他说话边给他周正了一下枕头，拿起扇子给他扇了扇，陪他坐了一会，就告辞了，看着顾寿贞叔叔目送我的眼神，我心里十分难受。回到家里，我向父亲说了顾寿贞叔叔的病情，父亲难过地好久没有说话。
1966年的春天到了，脑膜炎流行，父亲骑着我家那辆旧自行车来到学校，给我送来了磺胺片，叫我吃，用以预防脑膜炎。还给我捎来一罐子我娘炒好的大白菜。
之后，父亲就病了，他自己就到北京协和医院及其他地方看病，大夫要他住院动手术，父亲考虑我们还小，家中没有人伺候他，就没同意。由于父亲到处看病，再因我们上学需要花钱，母亲脚小在生产队上挣不了几个工分，家里生活一度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父亲回到聊城后就住在了聊城专区干部疗养院。干部疗养院在聊城公园北边，是聊城公园的北邻。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我们就不学习了。后来，我校从十个学生中推荐一个学生去北京见毛主席。当时，我被推荐出来了，我感到很自豪，父亲在国庆节已经见到毛主席了，我也要见到毛主席了，我们一家五口人，有两个人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能不自豪吗？！我们村的卫生员王月仙，她正在七中院内上卫校培训班，她也被推荐出来了，阳谷县被推荐出来的师生代表都到阳谷一中集合，再从阳谷坐汽车到禹城换乘火车去北京，到北京后我们都在北京某机部（第几机部现在忘了）院内几座高楼的一层搭地铺住下。一天吃罢晚饭，我们好多女同学都在王月仙他们住的那个屋里玩，一个男同志从外边近来就问：“谁叫王月仙？”知道后便对王月仙说：“明天，王筱某叫你到他家里去玩天。”一个同学小声问我：“你们不是一个村上的呀？”我说：“人家是一家子人家”她撇了撇嘴说：“真小气”。
一天，天还没亮，就有人在院子里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要接见我们了！” 这是毛主席第十一次接见红卫兵，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我一骨碌爬起来，和同学们一块到单位餐厅吃了早饭，餐厅又发给我们每人一份中午饭带上，早饭后我们便排着队步行到西长安街，我们坐在西长安街路北，解放军坐在最前面一排维护秩序。等到下午，一辆辆北京吉普似的敞篷汽车一字形从西往东缓缓驶来，“毛主席来了！”有人高喊。当时我们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地，我们举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反复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乘坐的车子开到我们面前了，毛主席及中央首长们都站在车子上向我们招手，我们更激动了，手里拿着毛主席录，嘴里喊着：“毛主席万岁！”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唯恐车子开出我们的视线。毛主席接见完后，我们都涌向天安门广场，这时，天色已晚，天安门广场已亮起了路灯。我们挤在金水桥上及金水桥南，手中高举毛主席语录反复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激动的心情实在没法平息下来。很晚，我们才都回到了住地。第二天，我们就要返校了。一大早，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发给我们每人三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一包江米条，说是毛主席叫发给我们的。我赶快将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那两枚珍藏在最里面的兜里，然后捏了一根江米条放在嘴里尝了尝味。我们到聊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下了车，我要到干部疗养院看望父亲，见到父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在父亲胸前，一名女护士把我堵在女厕所里，非跟我要毛主席像章，我说没有了，她不信，没办法，很不情愿地送给她一枚。回到学校，同学们围拢过来问这问那，我就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盛况向同学们说了个详细。之后，我拿出江米条，分给同学们，每人一根，人多，有的同学掰开吃，我说：“这是毛主席发给我们的。”同学们手里拿着江米条，心里感到暖烘烘的，心情也是非常地激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虽然退休多年，但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严重地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用以防身的手枪被上级收走了，别有用心的人和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了聊城专区干部疗养院。
1968年春，父亲从疗养院回家住几天，看看村子周围的梨花和苹果花。一天，三奶奶，急匆匆地来到我家，一见到我父亲就说：“月瀛，你赶快到外边躲躲去吧，明天一大早他们要把你弄到家前（村南）地里斗你哩，说是来回地推搡你，把你推搡个半死，快走吧！”说完便匆匆地走了。我也听得真真切切，一家人都十分担心，就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我们一家人正在为父亲担心的时候，邵家楼村我父亲的老战友的儿子宋丕庆听到消息来到我家，要带着人来和他们辩论，叫我父亲把他劝走了。但父亲没走，跟正常一样。我们都为父亲捏着把汗，一直等到第二天，他们也没敢动。说实在的，父亲一生都是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对待，群众也将心比心地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只要他们听说一点有关我们家不好的消息，就赶快给我家送信。他们都在暗暗地保护着我父亲哩，至今我都感激不尽。只是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弄了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和群众一圈又一圈地围着我家的院子转着喊：“打倒!”但不敢动手。父亲的心情很不好，有时候父亲对我们说：“那个时候还不递叫敌人一个枪子打死哩，打死还能落个烈士哩。”
1968年年底前后，聊城专区干部疗养院撤销，父亲转到聊城专区供销社干部疗养所，这个疗养所在专区医院北边，是专区医院的北邻。大字报也随子贴到疗养所。住了一段时间，父亲觉着病情有所好转，就出院回家了。隔十天半月的父亲就到济南市立第一医院，在那里每次都拿回十几付中药，还有中成药“神农丸”、“将军散”等在家吃药治疗。
从此，每天晚上都有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手里举着小红旗围着我家的院子一圈一圈地转，高呼口号喊打倒，一切罪恶的帽子都扣在了父亲头上。我父亲在梨园大队（包括前梨园、后梨园）到底得罪了哪些人？父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次收容逃亡战士，所谓收容逃亡战士，就是把从部队上逃跑的人再收回到部队里。后梨园村有一个人，在家强奸同村现役军人王竹生（解放战争期间在杨苏纵队任团长，北京西怀来战役中牺牲）的媳妇，叫人家发现后，从被窝子里拉出来了，其给王竹生的娘磕头，要求饶了他这一回，要是告到上级，强奸军人家属，拉出去就得枪毙。王竹生的娘（村上的人都喊她老双大奶奶）就没去告他，叫他参军将功赎过，是我父亲把他带走的。可他从部队又逃亡了，到家后赌博输了钱，要赌钱的整天跟着他，扬言不给钱就要他的命，他又给村上声望比较高的老人磕头，经过说和，他又过去这一险关。之后我父亲收容逃亡战士时，又把他收到部队里。在部队，他的耳朵突然聋了，什么都听不到了，说是叫炮弹震的，耳聋了，就没法打仗了，我父亲便给他出了个证明，他办了个荣誉军人回家了。回到家后，村上的人都对着他的耳朵骂，人家走后他再使小声骂人家还过来，后来他的耳朵就不聋了。这事，村上的人都知道，但他不这样认为，总认为我父亲知道他的底细，遇事他就和我后梨园村当时的几个逃亡战士往死里整我父亲。认为整死我父亲就没人知道他们的底细啦。再就是“四清”的时候，父亲受安乐镇区和阳谷县领导的委托，帮子公社书记（区辖公社，公社辖大队）在梨园大队搞“四清”。父亲是个十分认真的人，“四清”也领子搞了，贪污的也搞出来了，上级也不处理了，说是他们北京有人，不好处理。我娘常说我父亲：“你看，人家把你怂了房顶上，撤梯子了吥。”
文化大革命起，大队上的革命委员会和后梨园村几个逃亡战士以及原大队上的四不清分子这十几个人对我父亲下了狠手，但毕竟是极少数，全村上的人都看着哩。于是，就鼓动着到处给我父亲贴大字报，到处告我父亲。一次，他们写了个假证明，已经叫老双大奶奶（王竹生烈士的娘）按上手印拿走了。老双大奶奶不认字，后来别人对她说：“这是整月瀛哩”。老双大奶奶一听急了，说：“整人家月瀛啥，坏良心！俺不坏那良心！”她老人家赶快叫家人套了一辆驴车子，把她拉到阳谷，硬是把那份假证明撤出来了。
1969年的冬天到来了，父亲考虑到他的病情老是反反复复地发作，觉着属于他的时间不长了。父亲要把他革命的一生写清楚，就把我姐和我姐夫叫到我家，父亲口述，叫我姐夫代笔，再一次写《革命自传》，父亲从他的童年一直写到1969年12月1日，都实事求是地写得清清楚楚，并且在他从事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件大事后边都写上证人的名字。写完后父亲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病魔的巨大痛苦，对写出的回忆录反复地看，并且对几个地方做了简单地修改。他当时认为：“孩子，我把我的一生都写清楚了，我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