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根据父亲王月瀛1963年7月14日写的《革命史自传》、1969年12月1日写的《革命自传》的草稿，及其老同志的回忆、家人的回忆整理的，并参阅了父亲的历史资料，及党史资料、文史资料、革命历史资料等，成稿时父亲已去世。
父亲中等身材，腰板笔直，胖瘦适中，漫长脸，浓眉大眼，两眼炯炯有神。讲起话来声音洪亮，走起路来挟风带火、两脚生风。他胆大心细、精明干练、智勇双全、处事果断，长期的革命经历，使他具备了领导者特有的魅力。二三十年代当共产党闹革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随时随地都有被抓、被关、坐牢、杀头的危险，从来没有含糊过，没有退缩过。四十年代，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血与火的战斗中，置生死与度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对那些血与火的拼杀，有着特殊的胆量和智慧。他虽然身上在战争年代留下了七十多处伤疤，但仍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
我最初的记忆是父亲在大布当区长时，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1953年冬，我家添了个小娃娃，娘叫我喊她妹妹，娘一不注意我就赶快爬到炕上去看，在炕上又蹦又跳很是高兴，吓的娘一会也不敢离开，恐怕我踩着了。晚上我半夜醒来，看到黑洞洞的屋子心里很害怕，就用手挠我娘的脚心，我娘醒来就点着煤油灯，我看着一晃一晃的豆粒大的微弱的灯光再睡去。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醒来后看到灶火窝里的椅子上坐着我姐姐，她穿着我娘给她做的小方格略显黑红土色的粗布夹袄，梳着两条到肩头下边的小辫子，我喜出望外地大声喊：“姐姐！姐姐！”喊了好几声她也不答应，倒把我娘惊醒了，娘点上煤油灯，灶火窝里的椅子和姐姐就没有了。因为我长期晚上害怕，盼着上学的姐姐星期天回来，就产生了幻觉。很多年以后姐姐对我说：“在我家在东焦海租住的那两间小东屋里，他家里的一个大闺女因婚姻问题在那个屋里吊死不久。”听后我的头发根都几乎竖起来了。一天我娘发现，我家放在院子里水缸里的小鱼都死了，这小鱼是我父亲特意放进去的，不知道的，猛一看，看不出来缸里有鱼，那水缸里的水就全部倒掉了，这水是我父亲出门前一挑一挑地给打满的,但也不能用啦，解放后不久，怕有阶级敌人下毒，此后我家的水缸就放在我们住的屋子里。如此下去时间久了父母怕有不测，便决定把我妹妹奶出去。此后，母亲每天早晨黑蒙蒙地起来，把我反锁在屋子里，挎着大草筐、拿着竹筢子到地里去拾柴禾，我醒来后见不到娘，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害怕，一害怕就哭，一直哭到大天亮。后来娘就带上我去拾柴，娘用竹筢子搂，我就用荫柳条扦子窜树叶。白天，我就挎着一个小草筐子，拿着一个小铁铲，和小朋友们到地里挖野菜，一天我们走到一条葫芦沟里，太阳照在沟里，很暖和。我心里想，爸爸说我家住在阳谷县，就是有阳光的山谷。这里就是有阳光的山谷呗，嘴里一直小声说：“阳谷，阳谷”。从此，家在阳谷县就铭刻在我的心里了。我不知道我家在大布区住的那个村子的名子，我只知道我们家住的那个院子的大门朝南，院子南北很长，正北三间堂屋、西边一溜西屋主人住，东边只有两间东屋我家住。东屋的南边是放柴火的空地。
我们搬家了，搬到大布区的另一个村庄，我也不知道村名（姐说是中海），只记得我们住的这个院子比较大，是方的，大门朝南，我们在北边三间堂屋里住，生产队在两间西屋里拉粉条，没有东屋。夏天我挎着个小筐子，拿着小铁铲子有时候到离我家不远的东北方向的大水坑沿上去割草，坑里绿绿的荷叶，粉红的荷花非常好看，坑沿的北边是条小路，路的北边是长满庄稼的地，坑沿上、地边上长满了拖着很长秧子的蒺藜棵，结出的蒺藜扎人，我的手脚不止一次地挨扎。娘不叫我去，怕我掉进坑里了。
天凉了，一天的下午，母亲买了点肉包起水饺来，我知道父亲快回来了。傍晚，父亲真的回来了，母亲在当院正中间放了个用来吃饭的小方矮桌，周围放上几个小板凳。爸爸坐在矮桌的南边，他穿了件白衬衣，外边套了件用浅豆沙颜色的毛线织出来的鱼鳞花型的毛坎（那是母亲特意请人织的），我就坐在矮桌东面的一个小板凳上。只要爸爸一回家，我就紧跟着他，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反正不离开。一会，我娘端出来一大碗、一小碗水饺，还有三碗水饺汤，我娘吃窝窝喝汤，给我那一小碗里放上几个水饺，我很快就吃完了，父亲破例，往我碗里夹了几个，我看看娘的脸色没敢吃，父亲说：“吃吧，你娘叫你吃，我吃饱了”。
天冷了，父亲吃罢晚饭就走了，我哭着闹着要找爸爸，娘说：“上那个大坑间找去吧。”于是，娘给我点上木框玻璃片的灯笼 ，用细铁丝拴上个小木棍，我就打着灯笼去了，老远就看见那坑里到处都是小灯笼，走近才知道坑内没水了，满是人，有用铁锨往坑沿上倒黑泥的，有在坑泥里挖藕的，有往坑沿上拖藕的，真热闹！我站在坑沿上嗷嗷地喊：“爸爸！爸爸！”突然，一个人光着脚站在我面前，他裤腿挽得高高的，脚上、腿上满是黑泥，连脸上、手上也是黑的，很严肃地冲我说：“你来干啥？”我听出来了是爸爸，他那严厉的声音使我害怕，我怯生生地回答：“我来找爸爸！”父亲没再责怪我，很温和地对我说：“你看这里没有一个小孩玩，老猫出来把你抓跑了，快回家找你娘去！”他转身对身旁的一位老农说：“把她送回家去！”我一步三回头地被人又送回了家。父亲黑家白夜里带领着群众挖藕，往地里运坑泥，但我们家连藕丝也没吃到过。父亲看见特别困难的群众就掏腰包帮助他们，他说：“这事他得管”我母亲也支持，就这样我们家的生活整天家过地紧紧巴巴的。
还有一次，一天上午的后半晌，我饿了，母亲一时没在家，我想吃窝窝，可窝窝篮子挂在悬在大梁上用树杈子制成的木钩子上，老高，我站在风箱上还够不着，就想了个法，在风箱上放上个小板凳，我栽栽歪歪地上去了，屋内是土地面，疙疙瘩瘩的很不平，上去以后风箱跟小板凳乱晃荡，我在上边站不稳，两手一伸刚够着窝窝篮子，风箱、小板凳都歪了，我也随着摔在了地上，双脚被风箱砸在底下，右脚还被风箱砸破了，疼得我哇哇直哭。我娘回到家一看，我右脚小脚趾头的趾甲盖被风箱砸掉了，赶快找人包了包。后来，被砸掉的趾甲盖再也没长出来，长成了个别啦牛。我父亲一看不行，窝窝篮子挂矮了碰头，挂高了我够不着，不挂有老鼠啃。他就买了个没上油漆的槐木的长方形的杌子，杌子面长约有40公分，宽约30公分，杌子腿高约60公分，并且较粗，很扎壮。从此，我再够窝窝篮子时就用这个杌子啦。
我们又搬家了，在我们搬家时，杌子腿朝上绑在了马车的后边，马拉着马车经过一片树林子，一棵大树较粗的树枝离地面近，杌子的一根腿叫树枝子给挂得几乎断了。这可是我家里的一个重要家具。因为我们每次搬家，我家的锅碗瓢勺、空水缸、大小板凳、矮桌、风箱、铁锨、三齿脚、搂柴禾的竹耙子、盛柴禾的筐、衣服及铺盖等等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装在一辆马车上，中间还有我和我娘坐的地方。这个杌子对我家来说有多么重要是可想而知的。后来，父亲用铁钉子钉上，又用铁丝捆起来，又用了很多年。
我们的家又搬到阳谷县城的南街，这个院子比较小，大门朝东开，三间堂屋两间西屋主人住，两间东屋我家住，东屋南边是大门洞子，东屋门口南紧靠子门口，有一棵死了的大椿树，一刮大风，树根和树身子就在树坑内乱逛荡，真叫人害怕，我害怕树被风刮歪了砸着人。大门外是一条南北大路，路东是一个大水坑，父母不叫我在坑沿上转悠，我就到北边坑嘴子那个地方和小朋友玩。一天我刚出大门，往南一看，看见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穿得挺利索，就是满头的头发乱轰轰的跟乱草样，我想，这人的头发咋这么乱吔，跟疯子样，现在看来是烫发。
父亲调到阳谷城里工作，先是调到县卫生科（县里没有卫生局）当科长兼县卫生院院长，后又调到公安局当副局长，说是他主持工作，总是很忙。那个时候的干部是万金油，党叫干啥就干啥，叫干啥就干好啥！我家也随着父亲搬到了阳谷城里。父亲在县卫生科、县卫生院工作的时候，我家在阳谷南街租住的房子，父亲调到公安局工作的时候，我们家又搬到阳谷东街。在阳谷东街租房我印象比较深，我们家住在从狮子楼往东，过去路北的公安局再往东一里多地，路南200米，往西拐50米的三间堂屋里，有当院，但没院墙。南面和西面都有人家的屋墙和院墙挡着，唯有东面是一敞荡，即没墙也没门。屋内放了三张床，父亲的床放在屋门的东边，门后边，东窗户的下边，他说：坏人来了他能听到动静。所以，只要父亲在家睡觉，我们一家人都能睡个安心觉。但，父亲床上的被子整天卷着，露着苇席。屋子中间，冬天用泥和砖垒起来一个烧煤的炉子（夏天也不拆掉），我帮着娘在院子里摊煤饼子，凉一凉后在煤饼子上划出方块来，烧时用手掰开再往炉子里填。炉火不旺，还常灭，母亲就用铁炉子，拉着风箱做饭。夏天，母亲就把铁炉子放到当院里做饭。屋里除了用来吃饭、睡觉的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水缸放在屋里，屋里还是空荡荡的。因我父亲在公安局办案得着了不少人，我家常收到恐吓的纸条，吓得我娘一到晚上插上门后还得用好几根大木棍子把屋门顶上。我家的处境及父母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我常做坏人要害我的家人的噩梦，吓得我全身出一身冷汗，吓醒后好大会子都不能入睡，很多年以后也常做这类似的噩梦。
父亲调到阳谷后，更忙了，清晨很早就走，晚上很晚才回来，有时候很多天也不回家一次，我更是一天到晚地见不到父亲的影子啦。有时候见到父亲，他腰间总是别着手枪，一脸的严肃。我总感到父亲的工作很神秘，从来没真正的了解过忙碌的父亲在做什么。
一天，我从父亲铺盖卷底下摸到了一个小瓶子，打开盖一看，瓶内有十几粒暗黄色的小油丸子，放到嘴里尝了尝，好吃！我就一会吃一粒，一会吃一粒。恐怕我娘看见了，就攥着小瓶子，跑到我家屋子东山头后边那一家的大门前，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大门洞子里用大盆洗被单子哩，我向她展示我手中的小瓶子，用手捏着一粒小油丸子对他说：“你吃不？糖，好吃！”他看了看对我说：“不吃！”。后来父亲找药时，我才知道，我偷吃的是父亲上班时没带走的鱼肝油胶丸。从此，父亲把他吃的药放得更严实了，我再也发现不了啦。后来才知道，治疗父亲在战争年代落下来的肺病，在当时来说鱼肝油是较有效的药了。
我不记得父母给我买过糖吃，但父亲却给人家的孩子买过一包糖。一天，父亲正在公安局里上班，有一对离婚的夫妇找到了他，父亲一问，来人是我老姥娘家张寨村的一家亲戚，我叫男的舅舅，舅舅要跟舅母离婚，舅母的脸上有点麻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满脸的不高兴。我父亲劝他们：“孩子都这么大了，不要离，好好地回家过日子去吧。”我父亲给她们的孩子买了包糖，劝他们回家了。后来，文化大革命起，父亲病重，一般人都不敢跟走资派的我家联系了。张寨这门平时从不到我们家走动的亲戚，这时却来了，已经上了岁数的舅母，一进门就问我父亲：“病好些了吗？”她边说边拿出一个小瓶子，里边不知是用什么泡上的小萝卜干。还解开一个鼓囊囊的手帕，里边包着好多个从地里捡到的过冬后的小青萝卜干，她对我父亲说：“我听说这样的青萝卜干，是治你这个病的偏方，我就到处去捡，你试试。”还说：“他家现在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很幸福。”
我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姐姐比我大10岁，在我的眼里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姐姐在城关完小里读高小，我在那里上幼儿园，姐姐上学时就带着我去。城关完小在我家住的正北边，过去东大街还要往北走大约2里地才能到，这一段路的两边都是大小不一的水坑，学校大门朝西开，大门外路西不远有一口大水井，水井周围较开阔，那里从早到晚都有很多用水桶打水的人。我下午放学早，要自己单独回家，放学后我就在井边、坑边转悠着玩，看井边打水的，看坑边洗衣服的，还能看到水坑里不时跃起的小鱼，玩够了才回家。有时姐姐放学都到家了，我还在外边玩哩，他们就到处找我，为此父母很伤脑筋。于是，母亲就吓唬我说：“那水里有怪物，你站在水边它就能把你吸进去，你到水里就淹死了，死了你再也见不到我们了。”我经不起娘一个劲地吓唬，害怕了，途中再也不敢玩了，放了学就往家跑。
走进阳谷完小大门，往东路南，是一座像天主教主教堂那样大的青砖起脊瓦屋，屋子坐南朝北，屋门朝北开，幼儿园就在这个大屋子内。我们小孩在屋子中央围一个大圈子，周围还有很多地方。我们的老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教我们跳舞、唱歌、做游戏，还给我们讲故事。总之，他带着我们玩。有时我们也到老师屋里去玩，问这问那。老师的办公室就在这大屋子的东头，屋门朝西开，跟我们上课的地方相通。一次，我看到老师屋里好大一块地方用木板盖着，上去一跺脚，里边咚咚地响，我问：“老师，这底下是啥？”他说：“这底下是井”我们都想看看，他就把木板掀开了，一口黑洞洞的向南斜的井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想下去看看，老师就打着手电，我们拿着手电筒，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走了一会，下边就满是水了，把洞堵住了，我们赶快回到上边来。那一次，我是真害怕了。后来，又听人说屋顶上有小脚女人走过的脚印（假的，瓦上怎能出现脚印）。从此，我感到这房子太神秘了。
一天吃罢晚饭，幼儿园开联欢晚会，叫家长去，我爸爸也去了。儿童演节目，我的节目是讲故事，不是站在地面上讲，而是站在大书桌上面的小椅子上讲，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在家够窝窝时爬高练出来了。我滔滔不绝地讲，讲到激动的时候还用手比划比划，讲完后，全场报以掌声。我从桌子上爬下来，老师奖给我一把糖、一把花生，我用裙子兜着奖品跑到父亲跟前，父亲很高兴，一把把我抱起来，我给父亲剥糖吃，一低头，看到父亲别在腰间的手枪。父亲从来是身不离枪的，平时他把手枪别在腰间，睡觉时就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那时，解放不久，泥沙俱下，除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汉奸等等，刑事案件很多。父亲经常不在家住，就是在家，有时候半夜三更地起来拿起枪就走。
还有一次，在阳谷县大礼堂里开大会，会前叫小朋友演节目，我的节目是搬腿，我在台上，腿一搬，脚就过头顶啦。我姐姐喜的没法，对她旁边的同学说：“她啥时候学的这吔。”我挺皮实、泼辣，不知道娇生惯养是啥滋味的。在父亲革命行为的影响下，我认为我也是共产党的一员了，为了党，为了革命事业，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别人做到的我一定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我也要做到，我要像爸爸那样勇敢、坚强！父亲常跟他的同事说：“我这个二孩子，性格跟小男孩子样，错托生啦。”
父亲在部队和敌人打仗是个骁勇善战的人。在地方工作又是一个工作狂，因为父亲工作忙，我们和父亲聚少离多，思念牵挂是一家人生活的主题。
后来上级号召家属回乡，父亲带头，动员我母亲回家。当我母亲听父亲说回家也是党的需要时，她马上同意了。其实，我母亲也是个共产党员，我听姐姐说，父亲打完聊城后，打鲁西南战役和豫东战役时，我母亲带领全村妇女不分白昼地做反攻鞋，做鞋的料都是由我母亲在借住的那两间小西屋里发给每个做鞋的妇女，后来她竟然把家里的一床新被子拆啦，被里、被面当做鞋的料，棉套子用来纺线纳鞋底子。做好后的鞋都由我母亲验收，集中起来，装入大口袋里，由上级派来的人送到前方。
我母亲响应党的号召，带着我和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回到了老家，我们也就由非农业户口转成了农业户口。我姐姐的户口没动，她跟随父亲在阳谷上学。
我们回到老家，见到父亲的机会就更少了。母亲是小脚，踩在土里脚都被淹没了，但她整天起早贪黑地参加生产队里劳动，靠挣工分吃饭。上午我娘锁上门下地干活啦，我就挎着个草筐子，筐子里放上小铁铲子或镰刀，去革命烈士王长瑞（王瑞民）爷爷家，他父母还健在，按说我应该喊王长瑞爷爷的父母老爷爷老奶奶，但村上的人都喊他（她）们拾爷爷、拾奶奶，我也就跟着喊了。王长瑞爷爷的弟弟叫王庆瑞，在外地教书，是模范教师，还去北京参加过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我喊他庆瑞爷爷，其妻在家干活，我喊她庆瑞奶奶。他家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东屋南边是一间大门，大门向东开，出大门向东是一片开阔地，一早一晚我们就在那里或在大门洞子底下玩。拾奶奶待我们很好，她是我们的依靠，她在大门洞子底下放了张小木床和几个小木板凳，床上放着纺棉花的棉车子，铺上棉褥子，他坐在床上纺线，我就照着庆瑞奶奶的镜子坐在小板凳上学梳头，慢慢地就学会梳辫子了（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两条大辫子就长到腿弯下边了，六年级下半学期，因学习忙就把辫子剪了），我梳完头，就跟着小伙伴去地里割草、拾柴、挖野菜等，一开始我不会用镰刀，用左手拿镰刀把，镰刀是翻的，割不下草来，也挖不出野菜来，小伙伴就教给我用右手拿镰刀把，从此，我就慢慢地学会了干农活。中午，母亲回到家已经是上午歪了，再生火做饭，我们已经饿得没法子了，但我还是坐在小板凳上，往锅灶里填柴禾、烧火、拉风箱帮助母亲做饭，吃好谈不上，吃饱就非常满足了。吃完午饭我们又下地了，晚饭更是没时候，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也感到挺有意思。但我的心里总是盼着父亲回来看我们，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回来时给我买回来一个小青蛙，上弦后放在地上，它竟然一蹦一蹦地往前跳，太好玩了，这是父亲一生中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个玩具，玩具虽然玩坏了，但我一直珍藏在心里。
转眼间就到了1958年，那是大跃进的年代，青年男女分成男队、女队，我记得女队叫铁姑娘队，他（她）们分别在地里搭窝棚，吃住在地里，搞深翻地，翻一铁锨，再往下翻一铁锨。村上的人都吃大锅饭。
1958年7月下旬，父亲因病重退休在家。父亲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两手颤抖地拿筷子吃饭都很费劲，两根筷子相互间碰的当啷当啷地响，夹不住菜，喝汤的碗放在锅台上，端不住。父亲胖了，娘说那是浮肿，不是真胖。父亲打仗时落下的一身伤疤，夏天他光着膀子的时候他的前胸、后背、腿上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伤疤，大的伤疤像核桃那么大，有一块弹皮一直留在右小腿里边，一到下雨阴天，他就浑身疼痛，有弹片的腿疼的更很。因为受伤右胳膊平时用最大的力气也举不过头顶。
每顿饭后，父亲就要吃一把药，有时候父亲看着手里的药说：“要不是共产党，我早就没命了，是党养着我。”我们家一直喂着十几只鸡，四五只鸭子，我娘每年春天都养小鸡、小鸭，以新陈代谢。鸡蛋都叫我父亲吃了，每天早晨母亲就给父亲冲上一碗鸡蛋花，放上白糖、香油。天冷时鸡、鸭都不产蛋了，母亲隔些天就杀一只较老的鸡或鸭，给父亲补身子。父亲带回了一支手枪，因为父亲工作太认真，在公安局得着了不少人，上级领导怕坏人报复他，特意配发给他的。父亲常坐在小板凳上擦枪，我就坐在一边看，看着他拆、看着他擦、看着他装，我还不止一次地把枪拿在手中很好奇地摸摸这里看看那里，我对那支手枪太熟悉了，就是现在只要把父亲用过的那支手枪拿出来，我还认得。父亲精神较好时，我就给他搬个小板凳，我也搬个小板凳，缠着他给我讲故事。其实，父亲也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他总是给我讲他小时候如何受苦，并教育我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时候也给我讲些他经历过的战斗故事，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背着脑袋干，不知啥时候丢掉！”我听上瘾了，整天缠着他要他讲过去打仗的故事，长此以往，父亲讲的那些故事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这年，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我在村里上一年级。学校就在我家西南50米处。隔着一个大坑嘴子。学校有四间北屋，两间西屋，其中，北屋东边那三间当教室，西边那一间是老师办公和住的地方，门跟教室通着。学校内只有一位三四十岁的葛老师，家住葛庄。他非常辛苦，全校共有一二十个学生，分一、二两个年级，上课时他总是安排一个年级的学生写作业，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听他讲课，两个年级交替进行。
后来，父亲身体好些了，就买了个撒网撒鱼。父亲在前边撒，我就端着盛着水的洗脸盆在后边跟，后边还跟着一群小孩，大家可高兴了。撒上来的都是些小鱼，端到家，我就扒去鱼鳞和内脏，之后母亲就用油炸炸，多次是用清水煮煮撒上点盐给我们吃，能顶饭。长此以往，白煮小鱼腥气，味道十分难闻，吃的我一闻到鱼的腥气味，就想吐，更别说吃鱼了，直到现在我喜欢看鱼不喜欢吃鱼。就跟父亲一吃野菜就恶心（从小吃菜吃伤了），母亲一吃红萝卜（母亲生我们坐月子时吃红萝卜吃的）就拉肚子一样，条件反射。
在父亲的字典里是找不出“闲事”这两个字的，只要他认为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他都认为是他份内的事，他都要管，他认为不合理、不恰当的事他都要去干预，甚至是去批评、指责一些人。因此，他也得罪了某些人。这是人生观，世界观上的差异。只能说明某些人的党性不强，素质太差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