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6日，我们在山东省委宿舍楼，李广德同志的家中，就“肃托”问题同他座谈了一个上午。湖西“肃托”时，他是沛县中心县委副书记，采访时任山东省监察署主任。
采访一开始，李广德就深有感触地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湖西“肃托”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的创伤太严重了。为了表达我对湖西“肃托”的愤怒和痛惜之情，我曾写下一首诗。说着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旧日记本，翻了一阵说：“好，我就把这首诗念给你们听听。”他竟高声激情地朗诵起来：
抗日烽火高入云，
内部屠杀痛煞人，
冤案三十有七载，
血的教训记犹新。
我赞扬道：“写的好，有真情实感。”他谦虚地说：“这不成诗，不过是个顺口溜。”接着话题一转，“咱不谈这个，言归正传。我就把湖西亲闻亲历的‘肃托’情况和我的看法给你们啦啦吧！”
1939年七月，王须仁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肃托”事件，白子明、王宏鸣推波助澜，造成了苏鲁豫边区的“肃托”大惨案，杀害了三百二十多名革命干部，这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冤假错案。我认为造成这个滔天大罪的根本原因，是苏鲁豫边区的党政领导，思想上存有严重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封建主义，道德败坏，以及争权夺利造成的。他们违反党的原则，无视党的纪律，最后竟然发展到欺骗领导，对抗上级。白子明身为党委书记，不维护党的利益和原则，光恐怕“肃托”肃到自己头上，贪生怕死，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不惜牺牲同志们的生命和鲜血。”他在工作作风上，任人唯亲，竟相信和纵容来历不明的王须仁，他生活腐化，在机关上带头搞恋爱，造成恶劣的影响。“肃托事件”造成的恶果，他应当负主要责任。
王宏鸣是主力部队苏支四大队的政委，是个野心家，他狂妄自傲，目空一切，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以为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自命不凡，认为扩充的兵力越多，就可以随之升官，在地方武装转为主力问题上，一直主张“连根拔，”和地方干部产生矛盾，发生过争吵。在恋爱问题上，他苦苦追求常俊婷，而常俊婷已有心爱之人，他怀恨在心，寻机报复，这恰恰又让王须仁抓了辫子。王须仁对他投其所好，阿谀奉迎，他们狼狈为奸，杀害了大批革命干部，把人民抗日力量搞得七零八落。王宏鸣对湖西“肃托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须仁是湖西“肃托事件”的操纵者、主持者，从大量的事实证明，他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肃托事件”是他一手制造的，他用反革命的伎俩来搞垮边区的党组织，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性质。为什么他爬得快，钻的深，因为他手中握有两把刀子，一把是白子明的政权，另一把是王宏鸣的军权，就这样挥舞这两把刀子杀害了大批革命干部，消灭了鱼台县委、县政府、湖边地委和区党委，造成整个苏鲁豫边区党组织大瘫痪。由此可见，王须仁、王宏鸣、白子明三人是制造“肃托事件”的罪魁祸首。
李主任越说越气愤，用拳头砸在茶几上，茶杯跳起来，发出相撞的“乒乓”声。他说，“肃托”时我到湖东执行任务，没参加“训练班”，幸免了这场灾难，但它却在我的心头上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在我的记忆中，王、王、白除了经常不断地杀害我们的干部外，还有三次血腥大屠杀。
第一次是郭里集大屠杀:
9月14日，王须仁征得李毅的同意，带领地委机关、鱼台县委、县政府、湖边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等，一起匆忙渡过南阳湖，在湖东邹县之郭里集与苏支四大队相会合。第二天，在苏支四大队队部的大院子里，召开地委、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和军队系统排级以上干部会议。当场逮捕了刘葆琴、秦建奎、孙立言、权翊亭，使用残酷的肉刑后，当天就惨无人道地把他们杀害了。因为他四人是湖边地委、鱼台县政府所属武装的重要干部，王宏鸣为他们吞并地方武装扫清障碍。
就在这天夜里，王须仁、王宏鸣派人到村外挖了个大坑，把袁汝哲、闻香言、刘庆余等数十人，拉到村外的大坑旁，用刺刀捅，用马刀劈，最后，全部埋在大坑里。
第二次是于王庒大屠杀:
由于发现“托派”，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惊慌失措中，决定区党委由单县王小庄向丰北于王庒转移。在转移途中，由于偶然的“响枪事件”，白子明硬说“托匪”想搞暴动，逮捕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并把他活活打死。这个事件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在白子明的主持下，不经调查与核实，在恐慌中又杀害了一营营长孟宪琛、二营营长康文斌及营教导员、文书、连长、指导员、排长等共47名共产党员干部。这些革命战士在临行前都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呼声震天动地。于王庒附近各村民众无不为之垂泪，这一天没有一家冒烟做饭的。
第三次是谷亭大屠杀:
王宏鸣、王须仁瓦解了区党委之后，就把部队带回谷亭镇，再次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首先杀害了统战部长王文斌、军事部长张如，并惨无人道的将他们的尸体扔在大街上，任凭恶狗撕咬。紧接着又杀害了常俊婷、史为功、史唯映、史溪映等二十余人。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发来急电，命令王宏鸣等严禁逮捕和屠杀。但王、王、白接电后抗令不尊，又杀害了金、嘉、巨中心县委书记郭更夫、宣传部长孟子俊、聂超、聂振山等同志。
在谷亭这一阶段，几乎是天天抓人，天天杀人，常是六七人一批，十余人一批地屠杀。到底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谁也说不清，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1945年，湖西地区在单县建立烈士墓时，在谷亭的一个坑里，就挖出47具尸骨。郭耕夫的家属收尸时，因头被杀掉无法辨认，郭母知道儿子腿上的汗毛特密，据此运回尸体，用面捏了一个人头，方得下葬。
正当苏鲁豫边区大搞“肃托”时，各县的国民党顽固派，联合起来，反共反八。铜山县伪县长耿继勋首先发难，搞突然袭击，制造了铜北“千里井事件”，缴了由苗宗藩带领的抗日游击队的枪，铜山县委书记王家珍遇难，还伤了五六位同志。苏北伪专员冯子固沛县伪县长张开岳制造了“六·一二事件”，进攻我军，袭击沛县县委机关，县委书记鹿渠清幸免于难。丰县伪县长黄体运、董玉珏，制造了“六·一四”惨案，逮捕我党派去的政工人员。他们还联合单县的七路朱世勤，进攻单县的抗日根据地。至此，我党苦心建立的解放区，都变成了敌占区，广大群众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肃托”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我党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也给以后开展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1940年湖西地委派我到单县报到，担任县委书记。我到单县却无人接洽。后来碰到一位自己的同志，也不知道县委在哪里，他让我到张寨看看。我同通讯员走了一天，到了根据地的中心张寨。张花园的群众见了我们望而生畏，使我非常寒心。过去群众见我们笑脸相迎，问寒问暖，如今是冷若冰霜，一问三不知。大人、孩子都不敢接近我们。有一天我们住在张寨，我拉着个小孩想问他点情况，竟把他吓哭了。这种局面是何等可悲。可见“肃托”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何等惨重。
我睡下后，彻夜难眠。第二天，小张拎来一壶开水，六个窝窝头。我们匆忙吃完，赶往朱集。那天朱集逢会，我们访问了一个上午仍毫无音讯。我们又赶到黄庄，在那里正好碰到县武委会主任孟静之同志，我们一见面，相抱而泣，就象失水的鱼儿难归大海，我们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他哽咽着问我：“现在你来干什么？”我说：“来县委工作”。说着便把介绍信递给他，问：“县委在哪里？”他愤怒地说：“你到天上找县委吧！‘肃托’以来，县委成员死的死，逃的逃，躲的躲，人人自危，县、区和农村的各级组织都散了，你到哪里也找不着县委了。现在我们的解放区以张寨为中心，南北不过十五里，东西不过八、九里。我才放出来十几天，我是本地人，有的同志还不敢接近我，你们是外来的，谁敢接近你。‘肃托’都肃怕了，都怕倾家荡产掉人头。”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你就住在我家里，不要着急，慢慢来。”
我出去工作，动员大家时，就说上级派来了新县委书记王香圃（我的原名），当时我只好这么说，看来“肃托”造成的苦果不吃是不行了。在上级正确领导下，同志们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才恢复了县委领导班子，县委书记王香圃、组织部长丁平宣、宣传部长魏钦公、县委秘书张彤光、妇联主席孔真、各救会长王广奎、武委会主任孟静之、辛羊区委书记张子敬、终兴区委书记左守善、杨楼区委书记王益民、曹马区委书记刘佩谦、芳桂区委书记张铎。一九四0年，又成立了单县人民政府，选举高文甫为县长，杨海天为秘书长。并成立了县大队，有枪百余支，农村的各级组织也逐步恢复起来。
1942年六、七月间，忽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去地委。我赶到地委后，看到潘复生、李贞乾、郭影秋、郝中士、和陈朴如都在，吃过西瓜，其他同志都走了，潘复生同我谈：“今天请你来，同你商量一件事。1937年六月苏北的沛、铜、肖、丰四个县，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耿继勋、冯子固、张开岳、黄体运等，联合起来反共反八，迫使我撤了出来，大好的解放区变成了敌占区。地委决定，派你去做恢复工作，这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你有什么意见？”我当机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坚决完成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潘复生同志接着说，这几个县的顽固派都很狡猾凶恶，只能打倒，不能联合，你要处处谨慎，不能有半点粗心大意，明天陈朴如同志还要同你仔细谈。第二天一到组织部，看到朱信谟、张维顺、朱敦贤早到了。陈朴如同志对我们说，地委决定派你们去恢复苏北、铜、肖、丰四个县的我党工作。成立沛铜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李广德，组织部长朱信谟、宣传部长张维顺、秘密交通朱敦贤。主要任务是成立沛铜县委和各县委的领导班子，任务艰巨而复杂，在斗争中恢复党的各级组织，要迅速恢复党的秘密交通线，这是中央、华东、山东的一条秘密干部通道。中央一再电催，还要在微山湖一带建立抗日游击队和根据地。
陈朴如同志一再嘱咐我们，你们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一定要依靠群众，小心谨慎。我们在地委接受任务后，结伴而行，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为了工作便于开展，我将原名王香圃化名李广德。
最后李广德主任说，单县是革命老区，张寨是我党的活动的中心，那时称为小延安。解放后，单县是湖西地委所在地。我对单县是有感情的，我不仅担任过单县县委书记，而且担任过湖西地委的组织部长、副书记。你们地方派人了解湖西“肃托”的情况，是很应该的，我非常支持。希望你们多接触一些“肃托”的受害者和当事人，了解到全面详实的材料，这对当代和后人都是有益的。这是三百多名烈士的生命和鲜血书写的历史，这些资料是我党的重要文献，教训是反面经验，从这方面来讲，也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