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去我党山东分局在沂蒙山区所设“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党组织决定留我在沂蒙山区工作，调湖西地区前在中共鲁中区党委机关工作。组织上确定我调湖西地区工作时，适逢中共山东分局派赴湖西的“肃托”错案的工作组在湖西地区处理善后工作，我亦是工作组组员。带工作组去湖西地区的领导为山东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同志，工作组工作事毕后回山东分局。这时将我留在湖西地区工作。不久中共湖西地委派我去中共金乡县委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当时是1942年初，我到后的县委书记是李剑波（兼县长）、宣传部长王运祥、民运部长周惠林、农协会长孟昭启、县大队长周冠五、教导员赵前、青年团书记张世珠、妇联主任王子香，杨韦为组织部副部长。
1944年4月间调我任中共钜西县委书记，1944年9月间又调回金曹县为县委书记（原金南几个区，加单北黄堆区、曹马区……等）。抗日战争的1945年，我八路军攻打金乡县城并解放县城时仍是金曹县，日本投降后将单北数区，原钜野的几个区均划归金乡县，这时才恢复了原金乡县。现就我八路军于1945年8月初开始攻打敌占金乡县城谈起：
湖西军分区攻打金乡城的时间是1945年8月初，也正是苏联红军出兵我东北地区打击“日本关东军”的前几天，也是带偶然性的巧合，军分区司令员尹先炳、政委戴润生及副司令员匡斌均亲临前线，由副司令员匡斌负责具体指挥。参加的武装系十团、九团及县大队等战斗部队，由于我们利用伪军中的内线关系错选了人，认为他有一连的伪军力量可以利用进行里应外合，却未利用政治上可靠的内线关系，致使攻城机密暴露，城中日伪军作了准备。当我军开始行动攻城时才发觉敌人已有了准备，但指挥部决心未动摇，一直全面攻城，将守城伪军几乎全部消灭，所有城墙除北门外均为我军控制，城内大部只有日军司令部、伪保安司令部尚未解决，白天包围两个司令部，晚上进行强攻，由于我军炮火装备较弱，故晚上未能攻下。当晚我湖西军分区指挥部设在南城门侧面之城墙平台上，我和尹、戴、匡几位军分区领导均在指挥部。参谋人员不断来往汇报战斗情况，至半夜时，分区领导同志要我回去休息，他们仍在该处指挥战斗，至天明后情况有新的变化，据情报人员报告，济宁、兖州日伪军增援，故我军撤离城外，拟派一部战斗部队佯攻济宁，迫使日伪军撤离，忽接大军区司令部命令，告知苏联红军数十万分数路打击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进展神速，很快突破日军经营数年的军事防线，歼灭大批日军，要我军分区部队集中待命接受新的任务，故未继续攻城。过了几天，日本政府、日本天皇宣布向盟国投降（我国也是盟国成员），是时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令各地日军就地向八路军投降。县委决定以八路军驻金乡县抗敌指挥部名义，将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抄送金乡城内的日伪军。城内日伪军见势不妙，夜间偷偷撤离金乡县城逃往济宁。天明我金乡县县大队武装即进入金乡县城，以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并组成城关区区政府，任命王德裕同志为城关区区长，以安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县公安局亦进入城中，以清理敌伪隐藏之残渣余孽，开展治安工作，维护社会秩序。日军对我八年的残暴统治一旦解放，人民异常振奋，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苏联红军、苏联人民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同时，抓紧时间对新解放区金北地区组成孙桁区政府，当地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周斗山被任命为区长，中共孙桁区党委以袁良骥为书记，金东胡楼区委书记魏贯时、区长李汝沆与杨作孔等组成区委会。
当时金乡县共有十个区即：城关区、寻楼区、鲍楼区、周楼区、王楼区、羊山区、马庙区、郑楼区、孙桁区、胡楼区；羊山区调整后，以田执讯为区委书记，张秀峰为区长。1945年9月，中共金乡县委重新组成：县委书记仍由我担任，组织部长郭文盲，宣传部长原为王运祥后为李雨村。县长原为周冠五，因他调任八路军独立团任团长，故由刘靖予任县长，不久刘调走，地委专署派李文为金乡县民主政府县长。民运部长吕栋，武委会主任程宝森，妇联主任苏健因有病须医治，改由薛启明继任，后乔林继任妇联主任。青年团书记为周效文，王玉书为宣传部副部长，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原为张金坡，因调去专署任公安局长，后由郝铁民接任为县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
在新的形势下，领导确定许多新的任务，即将原县大队武装及区中队武装千余人，编为独立团由周冠五任团长，归大军区领导。此时全县除留有公安局领导下的公安大队外，全县已无战斗部队。为了防止社会秩序上出问题，故集中民兵组成金乡县民兵营，由县武委会主任程保森兼营长，该营在鱼台镇压杆子会叛乱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济宁后，在清理俘虏中，发现大汉奸、伪保安大队长祁保德并将他押回金乡县，开群众大会宣判祁保德罪行，由县政府法审官（法审官由县司法科长魏香亭担任），宣判对祁保德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人心大快。
新解放区开展“反奸诉苦”以及“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昂。当新区群众运动发动过程中，鱼台县爆发了反动杆子会叛乱，也波及到孙桁区及济宁县南部的部分地区，由于鱼台县大队武装和沛县县大队武装协力打击杆子会，金乡县基干民兵营由程保森率领进至罗屯区配合该区清剿反动杆子会，同时驻济宁的我八路军独立团，由郭影秋同志率领至鱼台北部平息反动杆子会的暴乱，其主要反动分子数百人北窜去嘉祥时，将我孙桁区区政府所在村胡集包围起来，由于我事先得到了反动杆子会的消息，及时派县公安局苏保德带短枪队一个班支援，当反动杆子会武装形成对胡集的包围时，我公安武装干部，人手一枪，重新组成的区中队武装向反动杆子会进击，二十响短枪，连发起来威力不小，故反动杆子会人员喊着：“他们有机关枪，不得’了，快跑。”我武装人员在追击中，反动杆子会发现我人数不多，却又返回向我孙桁区武装反击，我区的干部和武装毕竟人数太少，只好固守到某村两座楼房，正在危难之际，我武委会主任程保森带领基干民兵营数百人前往增援，将反动杆子会击退。孙桁区干部、公安武装及区中队配合县民兵基干营，一直把反动杆子会追击到孙桁村以东溃散而逃。至此，在金北新区对反动杆子会的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在孙桁村南边的树林里召开了庆祝平息反动杆子会的胜利大会。
当时我破袭陇海铁路的民兵及青壮年近千人也完成了任务，由县委委员马友庆、王玉书同志带回县里。马友庆、王玉书同志向县委汇报了破袭陇海铁路的情况，并说明国民党飞机在轰炸，我民兵、民工有的负伤，区委书记杨光同志也负重伤，均已送医院治疗（杨光同志湖南人，因伤致残，建国后调湖南省工作）。
中共土改“五四”指示下达后，依照“五四”指示精神，我县于1946年6月在“反奸诉苦”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对老根据地和新区有所不同，老区以生产为主，也进行土地改革，只是土地上有变动，其他方面如房屋、浮财等均无大变动。由于传达后执行的时间短，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地方体现了“五四”的指示要求，有的地方体现得不够好，不到两、三个月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部队即由徐州侵占沛县、丰县、鱼台，进占金乡县城。面对现实使我们不得不转向军事上坚持斗争的新阶段。说实在的在当时这个弯子是很大的，当众多的革命干部及广大群众想喘口气，重建家园的时候，却又爆发了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向我根据地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妄图重新站到中国人民头上，对人民进行法西斯统治。面对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转向新的战斗。为了广大人民的彻底解放，不得不再战，不得不再付出代价。但我们转变得慢，思想跟不上形势，行动措施自然也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虽然县委1946年初冬在金城沦陷前，于金城西某村作了分工和安排，但武装力量太薄弱，日本投降后，县大队、区中队武装通通升级了。仓促间组成的县大队只是个名义，实际战斗部队就是几十个人，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的干部组成武工队，区委书记就是班长，虽然人手一枪，但多是步枪和短枪，当时县委分工是：县长李文，县委委员王玉书，公安局长王元品，县政，府秘书、民政科长王德裕，组成领导小组负责金西及金北方面的工作；我和程宝森、郭文盲、孙柏琴、耿以荣等负责金乡南部及东部的工作，我们抱着义无返顾的决心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
我和部队、县委的同志和金南各区的干部及刚组成的县大队共同去金南，当路过金单公路耿楼时，民主人士耿老先生主动出村找到我们，走到我面前忧心的说：“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大变化，我们真想安居乐业啊，你们今后怎样办呢？”我向耿老先生说：“放心，我们会坚持同反动派斗争的，你看这不是到县南部了吗？我们相信大家会支持我们的，我们有决心取得胜利”。由于在行军中不便多谈，也看到即使社会中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搞内战是反感的，何况广大的群众呢？我们到金南的干部和部队活动了几天后，又增添了一支武装力量，即鱼台县大队。
由于鱼台县多是新区，县大队没有确定升级，部队由大队长张子清率领于金乡、单县间活动，遇上了我们，我们两家便一起行动，张大队长向我表示“只要我们在一起活动，我们接受你的领导”。我当然是最为欢迎的，在共同为了一个奋斗目标的行动中，不久华山县县大队及县里同志暂时退到金乡、单县一带活动。华山大队中的领导干部有几位曾经是在金乡县工作过的，有一天国民党反动派某些武装自金城向化雨集一带骚扰，华山大队的同志就说：“我们的部队多，今天我们出击吧？”当时已处在冬季，金乡县的同志都穿上了棉衣，华山大队的同志还缺少棉衣，我们即将所存土布百多匹赠送给他们解决了冬季棉衣问题，这都表明只要是我们本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在我们和鱼台县大队共同行动中，有一天，夜晚住徐油坊，刚住下不久，革命干部徐延佑的父亲徐老伯同名医李朔先生来我住处寒喧后，两位老人也同样如耿老先生那样对当前的形势很不理解，又颇忧虑，我安慰鼓励了两位老人，他们听后心情轻松些了。夜深了，我知道李朔先生是外村人，相距徐油坊七、八里路，是不会留徐油坊住的，但为了封锁消息免得遭敌夜袭，如果不让他出村回家亦不合多年的情谊（李先生是长期为我们工作人员医病不要代价的），我便主动问他：“夜间是否住在徐老伯家？”李老笑着说：“你老嫂子不知我今天到哪个地方去啦？”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就派通讯员送李老先生出村，自然是为了照顾李老对我们工作人员多年的情谊。
还有一天我们大队住某村，白天有一干部告诉我遇到了王坑的王大娘，这位老人是我们都知道的爱国老人。她对在金乡县地方工作的同志非常热情，不少干部住她家。我听说后即去看望她，她说怕国民党还乡团夜间抓她，故躲到亲戚家去住，颇有忧虑。我安慰了她，并告诉她我们要决心坚持斗争，但目前的根据地还不如抗日战争时期稳定，注意隐蔽点也好。
不到两月，湖西地区党政机关干部及所属战斗部队在国民党反动派主力部队进击下，地委、军分区机关及武装包括各县的党政机关撤退到湖西地区最西部的成武、定陶之间。当湖西地委、军分区机关撤退到金、单公路以西，离芳桂集约有十里路一些村时，国民党反动派正规军约有两旅兵力压过来，军分区警卫营及周围邻村我部队均遭受敌之进击，形势比较严重。如果没有铁路南的“予纵”（老西北军起义部队，在西北军的地下党员魏凤楼是我“予纵”司令员），自黄河北整顿后去陇海路南某根据地，行军到单县北和成武间休息，前来支援，否则有可能遭受合围，便会遭受到大的损失。拉开十多里的战线对打了一天，夜间我湖西党政机关人员及所属部队，包括单、丰、砀等县及金乡县的干部、武装人员在内，转移到万福河两岸的农村驻下，夜间地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今后如何行动，亦请“予纵”司令员魏凤楼参加，由于地委书记郝中士数日前去冀鲁豫区党委开会，本次会议由小戴司令员（因过去有戴润生政委故称此戴为小戴司令员）和地委组织部长陈璞如同志主持，议论多时拿不出肯定的主张，最后的意见是：单县县委书记杨作磊，金乡县县委书记王林岗各带一部分武装及一批干部，相继插入敌后。至此结束了会议。
经过一、二天的准备，我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动员干部随我前去金南，有10余人为志愿者，组成武工队和县大队的一个排的武装，虽带有盲目性但决心插入金南地区。是时各地国民党反动派的乡公所、保公所均已由“还乡团”和长期潜伏的反动分子组成。我武装力量不大，战斗力不强，终被反动派武装包围打散，最后只有随我去的干部5人在一起，我们拟回钜南地区与地委军分区机关联系，路过某村时，该村恰住新拉起的顽军，村头岗哨一穿便衣的问我们‘是那一部分的，我们伪装成也是最近几天拉起来的队伍。反而问他们：“你们怎么不给我们联系呢，我们的队长姓魏，告诉你们的头头快派到某村给我们魏队长联系，我们回去报告啦”。敌顽军岗哨呆呆的望着我们走了，到了某村一农民家，隐蔽休息了数小时，天色已晚，即向西行动，至梭庄李正斯家，正斯为小学老师，社会关系较为广泛，社会上均知他是老教书匠（实际上他是单线共产党员）故我们数人晚上进入他家后安居了一夜一天，次日晚上我们五人自梭庄起身直向西北行动，天明时到了金乡西部的周海、黄庄等村，听农民老乡说再往西走就是敌顽，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军。因此，我们5人（即除我以外还有郭文、魏贯时、孙子正、周连渠）分散到柳圃以北的阴柳棵中，约定晚上到指定的一棵大柳树下集合。一天无事，夜晚集合在指定的大柳树下，大家甚为安慰，继续沿冬季之麦田向西北方面行动，至拂晓，有在野外茅草房看守红薯的农民，我们直截了当的说是失掉联系的八路军民主政府的人，他告诉我们，白天有八路军的人赶陈集买东西，我们才知道已走到钜野陈集附近了，因此天大明后，我们即进入陈集，这时已有小商小贩摆开摊子，我们便买了点东西吃着，向陈集以南村庄走去，路遇我军分区侦察员，告诉了我们军分区机关所在地及各县武装所驻村庄，因此较顺利地和地委、军分区机关及我们县的部队、机关人员会合了。
军分区机关、地委机关及所属数县武装人员在成武、钜野及定陶三县边境活动了月余，冀鲁豫军区派独立旅支援，湖西地委、军分区所属武装包括单县、金乡县、丰县、砀山、单虞县等县干部、武装打回湖西区的中心地区。是时湖西地委书记郭影秋曾任过军分区司令员有军事经验，除打下几个据点外，消灭了丰县国民党的保安团，打跨了砀山县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的进击，粉碎了自丰城出来向我追击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两个团的袭击，至此湖西地区中心区各县武装站住了脚，扎下了根，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直到获得最后胜利。
当我们金乡县党政机关干部及所属武装又插回金南时，县已有两个小连队（由金西和金南的民兵、农村青年组成），由孔宪方同志任大队长，刘洪飞同志为副政委，边战斗边训练，已有相当的战斗力。国民党反动派司马乡及其武装仍盘据在桑园据点，我侦察准确情况后，由大队长孔宪方、副政委刘洪飞率领县大队，向司马乡乡政府袭击，打死了作恶多端的伪顽乡长韩德明，拔去了反动派据守的钉子。1947年6月间，发动群众挖地道，群众积极参加，工程进展很快，设计的工程按时完成。因此该区干部及武装便依托地道与各村民兵配合起来展开对敌斗争。并抓紧时间组成区中队，许多农村青年民兵积极热情地参加，区队很快发展了200多人，除了原有的枪支武装外，向二野部队和华东野战军要了一批枪支，并向华东野战军十纵后勤部要了几挺轻机枪，使武装装备大大提高，并有胡楼区中队配合行动，在县委委员、寻楼区委书记李遵正同志统一领导下，面向金城积极的开展对敌斗争。配合军分区某部队在金鱼公路袭击国民党反动派运送弹药的汽车队，全歼敌两个押送连，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该区在对敌斗争中活捉了伪顽马集乡乡长李祥泰缴获长短枪百多支，子弹2000多发。搜查出反动派在大棠树保公所隐藏的一批枪支弹药，打掉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干部、战士们的信心，也提高了广大群众对党对民主政府坚持斗争的信心。1948年粉碎了反动派五乡联防主任兼大队长张为栋的武装进攻。并击毙了张为栋，使敌人魂飞丧胆，鼓舞了广大群众的信心和斗争决心。
1947年夏季某天，国民党反动派一个营伙同土顽的保安大队，企图偷袭我周楼区的武装，破坏我之地道。周楼区区委书记赵明德及干部六人在小任庄地道，利用暗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数小时毙伤敌人多名，我无一伤亡，将敌人击退，逃回金城。
我鲍楼区、王楼区等区干部决心坚持斗争，县委派副县长刘振和公安局长苏保德带公安大队一部分支持王楼区、鲍楼区。
县委和县大队曾两次遭受敌武装的拂晓袭击，一次是在唐庄，一次是在秦庄，袭击唐庄是金乡城的国民党反动派部队，袭击秦庄的是鱼台城国民党反动派部队，打响后两次均冲出包围圈，未遭受损失。
敌占金城后，我郑楼区区委同志及武装人员坚持斗争决心甚大，如红庙战斗击毙还乡团百名，救出我村干、农村积极分子6人，并缴获武器和大批布匹、马匹等。坚持地道战时，杨庄与敌人一个营的兵力战斗多次，使顽军丢盔解甲，垂头丧气撤回金城，在回城的路上被我基干部队歼灭。
自卫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不同特点，首先是阶级关系不同，国民党反动派之爪牙与日本鬼子阶级动态不同，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武装在金乡城的不过百人，其他均为伪军，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军经常驻扎一个旅和多个保安大队，如五乡联防大队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地方武装部队，逐渐扩大，1944年将金乡县大队大部调往沛县编为湖边支队（大队长夏朝林），日本投降后全县部队已有千余人，均升级为主力调出，致使我县除公安大队外无一战斗部队，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后才组成一个排的盂“装，其困难情况可以想象。
虽然我们的武装在斗争中逐步扩大，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大的，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胜利。我地方武装在自卫战争中牺牲的连级干部有魏汝标（连指导员）、苗利清（县大队的连长）、李特派员（县大队政工人员）、王心良（羊山区长）、郭希凤、李兴浪、王邦君、崔长胜等，许多战士和无名英雄在三年的激烈的军事斗争中付出血的代价。
广大的人民群众及干部、战士家属，同样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其残暴的屠杀，我这个幸存的人回想起来忍不住悲从中来。目前广大人民都已安居乐业，温饱早已解决，整个经济形势在日益繁荣昌盛，文化普遍提高，各项建设欣欣向荣，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中华民族的腰杆挺起来了，我们烈士们的血是没有白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