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寇侵略中国的风声越来越紧，人心惶惶，百业凋敝。父亲所在的裕生泰倒闭了，父亲便失业在家，由此也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当时二哥慕显德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乡下以教学的名义来搞救亡活动。父亲不得不把刚盖好的房子租出去还债，全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有时几乎揭不开锅。这时大姐慕显风不得不辍学给人家织花边、打毛衣来赚几个钱，多少补贴家用。我和四姐经常饿得直叫，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便把赚来的钱买个火烧或包子塞给我和四姐。母亲是个刚强的人，她不能眼看着全家饿死，便收拾一些细软去当。母亲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何况那时进当铺是件非常丢人的事，只好叫11岁的二姐拿到当铺去当。还没有柜台高的二姐，几乎把全城的当铺都跑遍了。当回来的钱，便在天门北头一个玉米加工店，买上3斤5两玉米面回来，再去城外挖些野菜做成糊糊，这便是全家的口粮。
有一次，母亲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当的，便拿出结婚陪嫁的被子叫二姐去当。母亲还怕赎不回来，不到三个月又收拾一些东西去续当。三个月又到了，母亲再也没有东西当了，被子便死在当铺里。二姐深知母亲的心，每天都到当铺门外去看。第三天，她看到母亲的被子被拍卖了，便哭着回家告诉母亲说：“妈妈，被子没有了，被子叫人家买去了！”母亲听了也心酸落泪。
多少年后，二姐仍记着这件事，总觉得对不住母亲，解放后，她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买了一条被子，而且每年都要进京去看望母亲，所以母亲生前常说，她的二女儿是最孝的一个。
父亲是城里人，吃不了苦，更丢不下脸面，为了生活也常和母亲吵嘴。这时，韩复榘在紫荆山上挖战壕，母亲便做了些玉米面饼子领着我和二姐去卖。母亲是缠过足的，走又走不快。二姐又矮又小，还要拐着个篓子。我便跟在她们后面跑。好容易到了紫荆山上，可哪
里知道，挖战壕的都是些被有钱人雇来的穷苦人，哪里有钱来买？我便学着别人的叫卖：“卖饼子，谁不买谁停着……”。卖了一天，也卖不了几个，还是维持不了家中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只好丢下脸面，开始在鼓楼下摆了个小摊，卖些家中的坛坛罐罐，后来又做些雪花膏、生发油以及针头钱脑之类的东西，同二姐到乡下去卖。
二哥是个心底善良、忠厚、诚实的人。这年他只有16岁，却非常体贴家中的困难。他省吃俭用，把教学挣的一百多元大洋，如数交给了母亲。
母亲手拿这许多钱，高兴得含着泪说：“孩子，你不买点什么吗？”二哥说：“妈妈，不用了”
这一百多元虽然救了急，但救不了贫。1938年的春节前，二哥接到通知要出发到乡下参加三军二路起义，同他的同事吴善昌（县委组织部长）来家告别，父母知道很危险，但并没有阻拦。吴善昌看到家中过年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便回家把他家的年货，鱼呀，肉呀，面呀，菜呀，全都拿了来。母亲感动得流着泪，做了些油饼给二哥，让他们带在路上吃。不久，起义的队伍打开了蓬莱城，父母可高兴了，大姐在二哥的同学李雨枝和蒋宇全介绍下，参加了县妇救会的宣传队。大姐性格内向，是个文静、稳重、要强、自尊、自爱、也很清高的女孩子。但在大哥二哥的影响下，民族觉悟和救亡热情很高。她不顾别人嗤笑，成天去发动妇女，宣传抗战，募集寒衣，慰劳前方将士等。7月，二哥从部队调到地方建党，并当上了县委宣传部长。9月的一天，二哥叫大姐到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去学习，大姐真是高兴极了。父母亲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还是为她准备了行装，亲自送大姐去城隍庙集结。
1 938年9月17日，大姐从蓬莱城出发，走了4天到达了掖县，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抗日军政学校，时年15岁。
二姐慕显秀看到哥哥姐姐都走了，也成天吵着要去抗日，父母因她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二姐是个热情、开朗、活泼、直爽的女孩子。会演会唱，嗓音又圆又亮，所以年底被胶东后方司令部少年先锋队吸收，当时只有1 3岁。后又调到胶东青联孩子剧团当演员，因她唱歌唱得好而闻名胶东，被群众誉为“胶东歌后”。
父母7个子女，参加革命走了4个，吃饭的人口少了，但仍没有解除家中的困境。这时社会上对我们家同情的少，指责的多。说什么不该让孩子都去当共产党啦。也有的说，男孩子去当“红胡子”大人管不住，怎么也让女孩子家去当“土匪”？更有的亲戚竟登门指着母亲骂，一口一个“穷共产党”“穷八路”“红胡子”“穷土匪”……父母虽然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们知道，孩子走的是一条正路，是一条抗日救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