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节过后，日寇步步逼近，在蓬莱抗日民主政府主动撤出之前，形势更加紧张。一天，突然有人来通知父母赶紧到乡下躲躲，并说慕显松和慕显德在城里影响太大，谁都知道你们家是共产党和抗日家属，日本鬼子来了是很危险的。
父母听后十分犯难，到那里去呢？慕家的亲戚本来不多，乡下根本就没有。就是有，在这种时候谁还敢收留抗日家属？幸好慕丰韵的母亲常年住在乡下娘家秦家沟。慕丰韵的母亲是我们远房的一个嫂子，生有1男1女，21岁守寡。儿子叫慕丰韵，女儿叫慕伟。这位含辛茹苦的嫂子，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不料，在三军二路起义前后，兄妹都投奔了革命。嫂子是个刚强而开通的人，心里难过，却没有阻拦，她支持儿女走抗日救国之路，因此同我们家的关系分外亲密。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到秦家沟去投靠嫂子了。
秦家沟是个小山村，离城7里路，嫂子的娘家也是个大家大口的，嫂子的三弟秦汉业（晨钟）这时也参加了革命，因此对我们家的到来，非常的客气。不仅安排住处，在生活上也给予了很多接济。当时正逢春耕时节，要往地里送肥，父亲为了报答人家的帮助，便主动去帮忙。他学着别人的样子，用锹把粪肥装在小毛驴背上的驮篓里，赶着小毛驴往山上走。他曾看到人家两手抓住驮篓下面两条腿，轻轻向上一抬，便把粪倒在地里。俗语说，看着容易做着难，父亲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从来没有种过地，也没有吃过苦。他虽然学着别人的样子，紧紧抓住了驮篓腿，可是怎么也抬不上倒不出。累得满身大汗，只好原封不动地又赶着毛驴回来了。
不久日本鬼子占领了蓬莱城，家是回不去了。但长期靠人家施舍过日子总不是个事。此时，听说八路都在南面的山区里。有一天母亲说：“咱们走吧，到南山里找八路去，咱们4个孩子都参加了，他们不会不管咱。”
父亲看到当时的情况，也只有投奔八路这条路了。
嫂子听说父母亲要走，便凑了一升玉米送来，母亲把玉米磨成面做了饼子，便带着我和三姐四姐上了路。当时三姐慕显卿11岁（乳名叫荣，又名李玉琦，参加革命后更名慕荣）；四姐慕显芬9岁（乳名花，又名李玉清，参加革命后更名慕超）；我叫慕显禄7岁（又名李彦夫，抗美援朝回国后更名慕彦夫）。
蓬莱的南面是山区，父母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山路，母亲又是小脚，走又走不快，父母两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真是山路岖岖路漫漫，也不知八路到底在哪里。走了几天，带的饼子也吃完了，这时父亲也拉下了脸面，不得不向人家乞求一点剩汤冷饭。这样走一路要一路，晚上5个人就挤在人家的碾屋或磨房里过夜。走了约有半个多月，一天中午，在大骆家村找到了游击队。当他们知道是慕柯夫的父母来了，特别热情地端来了饭菜，我们姐弟三人饱吃了一顿，父母亲非常高兴。
晚上，北海特委二行署主任李慕和孙自平都来了，他们叔叔婶子叫个不停，问长问短分外热情。当父母得知二哥慕柯夫参加了山东工作汇报团去了延安时，心中有些失望。李慕便安慰道：“婶子放心吧，你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有我们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当时父亲提出要参加工作，李慕说：“好啊！”
不久，父亲便在二行署作粮秣工作，专门调查生活困难的抗日军人家属，负责进行救济。父亲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说：“没想到我快五十岁的人了还参加革命。”从此，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瓜皮帽，别着旱烟袋，拐着小篓子，篓里放着油瓶子，瓶塞里就藏着被救济抗属的名单。他进行调查核实之后，便写张条子，就凭他这张条子，就能领取救济粮。所以别人都亲热地叫他老慕大爷。母亲带着我和三姐四姐便跟随二行署过着供给制的游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