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抗战胜利了，父母从来也没有这样舒心过，尽管两个儿子还没有音信，但再也不会有战争，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东藏西躲的了，可以安安稳稳过上太平日子。
1946年土改，按政策规定，凡在外面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有一份，因此家中算十口人。分得土地十余亩，房子十余间，而全由村里代耕。从此父母也结束了供给制生活。
秋天收获了，家中有了那么多的粮食，尤其是奶奶，她从来没见过而且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多的粮食。她趁父母都到场院劳动时，象小孩子似的，一个人踏着凳子去看粮食屯中的粮食。她忘记自己是95岁高龄的老人，一脚踏空，便从凳子上摔在地上不能动了。母亲回家一看，赶紧把奶奶抱上炕，经检查是腿骨折。奶奶躺在炕上，母亲天天喂水喂饭，接屎接尿地服侍着，从此奶奶再也没有起来。
这年冬天，刚刚安定了的和平生活，又被内战的狼烟笼罩着。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消息频频传来，人们又陷入惶惶不安之中。我所在的北海中学也在动荡着，许多同学因时局紧张而纷纷退学。这时来了一位解 放军，是来召考宣传队员，我被录取了。于是我借了曲希陶的一辆自行车，骑着从黄县北海中学回家告别。母亲见我回来奇怪地问：“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我要参军去打蒋介石。”
母亲震惊了，她望着我好半天才说：“你们都走了，剩下家里3个老的将来有个三灾两难的可怎么办？再说你才14岁，这么大点走了我能放心吗？”母亲见说不服我，她知道父亲是决不会同意的，便推说：“这件事我也做不了主，你爸爸在城里，你去找你爸爸说吧。”我骑上自行车赶到城里找到父亲，把参军的事说了。父亲听后没有表态，只是闷着头同我默默地往家走，30里路，父亲一声不吭。快到村头了，父亲声音颤抖地说：“你能不走吗？”
我说：“我都报了名了。”
父亲说：“那不要紧，我去把你的名子挖下来就是了，我不能跟前一个孩子都不留呀！”
当时我只是一股参军热劲儿，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第二天，父亲送我到了黄县北海中学，他找到总务处主任巴凤冈。巴凤冈是巴南冈的哥哥，与父亲很熟，我和四姐享受的供给制手续，就是他到北海专署办理的。父亲将情况说了之后，巴凤冈说：“老慕呀，我看你就同意了吧，你那么多的孩子都参加了革命，这是你们
全家的光荣，你对革命有功呀！再说你那么多的孩子都走了，你不让彦夫走，不怕将来落埋怨吗？彦夫又不是拿枪到前线打仗，而是参加五师宣传队，唱歌演戏做宣传鼓动，我的两个女儿巴山和巴木兰都在那里。”
父亲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也是位知情达理的人。我的走，对他来说象割肉一样的心痛，但他放不下脸，说不出口，他只好忍痛割爱地同意了。
在我临走的头天晚上，父亲一夜未眠，他向我讲述了内心的痛苦。可是我根本无法理解父亲的心。父亲又千嘱咐万嘱咐要我在部队好好干，向哥哥姐姐们学习。
晚上落了一场大雪，大地一片洁白。我与4名同学在胶东5师宣传队李平同志的带领下出发了。
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在李平同志再三的劝说下，父亲终于站下了。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含泪望我远去，而我走了很远很远回头看到父亲仍站在那里，风雪缠绕着父亲单薄的身躯，我也落泪了。没想到，这是我同父亲最后的诀别呀！
自从父亲送我走后，母亲天天都到村口等候。她多么希望父亲能把我领回来呀！可是她等来的却只有父亲一人。母亲问：“禄子呢？”
父亲说：“走了！”
母亲看到父亲的眼圈红肿便问：“你怎么了？”
父亲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也许父亲心中的牵挂太多太多；也许父亲思念儿女的苦楚太满太满；也许父亲心中的忧伤太久太久；他心中装不下这么多，他心中也盛不下这样满，见了母亲，就象江河掘了堤，水库开了闸，心中的忧伤一下子迸发了。
天渐渐黑了，村口没有人，只有西北风卷着小青雪不停地刮着，父母亲坐在村口上，相对流泪，他们哭了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