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斗争形势也十分艰苦，母亲带着我们跟着政府行动十分不便，而且还给政府增添诸多的麻烦。
一天，县长李慕和孙自平来了，他们对母亲说：“婶子，把你们疏散到敌占区吧，这样东奔西跑你们也受不了，再说弟弟妹妹也该上学读书了，那里有我们的堡垒户，还有不少统战对象，他们会照顾你们的。”母亲同意了。
我们开始在于家庄，住在于学忠家里，后来又通过草店开明地主栾岱山的关系，隐蔽在一位姓王的瞎老头的家中，1942年的秋天，才搬到北林院。
北林院，背靠南面的迎口山，面临北面的大海，簸箕形状座落在迎口山的北坡上。当地有首儿歌“南有大照壁（迎口山），北有养鱼池（大海）；西有跑马场，东有星落石”。星落石尤为奇观，那些峥嵘的巨石，散落在村的东头，巨石群中有一座六角亭，这里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大海，真是水天相接，渔船点点，更是夏天纳凉的好去处。西面是座小学校，二层楼两个院，绿色门，玻璃窗，十分气派。东面便是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沟底比较平坦，人们都称为北河。从上游板儿沟流淌下的溪水，滋润着沟底肥沃的土地。河两旁是菜园和果园。每年春天，桃李盛开，一片红一片白煞是好看。吸引周围许多学校的学生都到这里来春游，这是一年中北林院最热闹的时节。
北林院民风淳朴，勤劳忠厚。村中有周、车、王、贺、李、杨几家大姓。周老五（周汝双）、车克万、贺学尧3家均是开明地主。周老五是祖传的接骨专家，周围百八十里都有来请他接骨，他也常给八路军伤员接骨治伤，医术非常高明。我们家就是通过这三家地主的关系隐蔽在村南头一家姓贺的家中，后又搬到村北面王其荣（乳名本子）的南屋里，因这里原住一家姓李的已去东北，所以我们改姓李，三姐改名李玉琦，四姐改名李玉清，我改名李彦夫，开始在村中插班读小学。
村中突然出现我们这一家陌生人，都很奇怪，父母便谎称是从东北回来的，这时父亲因身体不好，常在家休养，一时家中又成了抗日政府的联络站。孙自平（在此养病）、李谊亭、及其他县、区干部都是夜间来夜间去。父母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3年的春天，伯母去世，家中只剩下70多岁的伯父和90多岁的祖母，生活十分困难。有一天，堂哥慕显宗从东北回来找到父母，说要把伯父带走，把奶奶送来。父母一听不能推辞，便雇了一乘驮轿，进城把奶奶接到北林院。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村中有个坏人叫车运起，成天偷鸡摸狗不务正业。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们家的底细，便带着栾家口的伪军来抓父亲。那天下午，父亲正好带着三姐和我到东山拾柴去了，四姐同小伙伴赶海刚回来，正在锅台上吃饭，母亲坐在炕上做针线。这时突然闯进五六个伪军，都气势凶凶地端着枪，指着母亲说：“你姓慕，你是八路家属，你老头在那里？”
母亲镇静地说：“你们弄错了，我不姓慕，我姓李。”
伪军上去就是两个耳光子，吼叫着：“你还嘴硬，带走！”
母亲被带到村公所，又被五花大绑押往栾家口的伪军据点。
90多岁的奶奶在炕上哭，四姐哭着去找村长王敬海说：“俺妈妈叫鬼子抓去了！”王敬海大吃一惊，忙问父亲在那里？并叫他小儿子上山告诉父亲不要回来，而后又向上级报告。孙自平闻知十分焦急，指示区长李谊亭，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老慕大娘营救出来。李谊亭立即召集村长王敬海及车克万、贺学尧、周汝双研究办法，并凑集了700块大头洋，通过关系送给栾家口伪军队长徐立之。
母亲在栾家口受尽了折磨，但她矢口否认自己姓 慕。徐立之收到钱财之后，声称捉错了人，便把母亲放了回来。从此全家便转入地下，搬到贺圣祥（我们称他是贺二哥）家中的南屋隐藏。白天锁着门，晚上才敢做饭吃。吃的用的都是村丁贺进起在晚上送来。这种生活，持续到第二年春天。
1944年2月，父母送三姐去栖霞北海中学读书，顺便去海阳看望在胶东公学的二姐。
那还是在1940年，不知是那位好心的同志告诉母亲说慕列尔在“六·一”大“扫荡”中牺牲了。母亲听后痛哭不止，从不迷信的母亲竞也为女儿烧起了纸钱。过了几年，听说二姐慕列尔还活着。母亲开始不信，后来半信半疑，所以这次非要亲眼看看不可。不巧在栖霞崎岖的山路上，母亲从小毛驴上摔下来，把腰闪得不能动了。父亲只好一人去海阳把二姐接到母亲身边，这也是父亲和二姐最后的团聚。
三姐走后，家里只剩下我和四姐两个小的。父亲和母亲商量，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两个小的再走了。将来给四姐找个婆家，给我娶上个媳妇。最好能当上个小学教员，生儿育女，来延续姓慕的一家人。要教学，就要读书，所以转年父母又把我和四姐送进北海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