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大姐把母亲接到东海地委机关所在地文登城。大姐有个不足两岁的儿子安民，虽然有保姆照看，但母亲整天抱着不肯放下，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也非常开心。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为了做好解放青岛的各项准备工作，胶东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决定，成立了青岛市准备接管委员会。对外称“教育研究会”。抽调大批干部集中学习训练。大姐和大姐夫章若明均在其中。并规定一律不准带家属和孩子。大姐同母亲商量怎么办？母亲说：“只要是革命需要，你们放心去吧，我带着安民回蓬莱老家。但有一条，安民在你们家比较金贵，有个闪失我担不起责任，最好叫他奶奶同我一起到蓬莱。’’
大姐只好把婆母接来商量，好不容易动员通了，并亲自把两位老人和孩子送回蓬莱北林院，这也是大姐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到家乡。
母亲回到北林院，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愁苦了，有了外孙又有亲家母作伴，连邻居都说老慕大娘熬出了头。
亲家母没有母亲那样开通，为人也比较小气，这天村里来了许多解放军，他们要筹借母亲的麦杆秧做铺草，亲家母说啥也不同意。这件事被母亲知道了，母亲说：“亲家母呀，咱们的孩子在外面不也是这样么？咱不借谁借？咱们把孩子的命都舍上了，这点麦杆算了什么？”说完母亲把麦杆亲自送给解放军。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大姐随军进驻青岛，在市妇联任主任。10月便把母亲接到青岛，从此母亲便离开了蓬莱。
母亲到了青岛后，这是她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城市，真是吃水不用愁，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方便极了。她更高兴的是7个子女，有6个都有信来，只有大哥还不知下落。
组织上根据母亲从1939年就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过着供给制生活，并把7个子女都贡献给了革命斗争的情况，决定恢复母亲的供给制待遇。市里召开各界妇女座谈会等活动，都请母亲在会上发言，介绍她如何培养7个儿女参加革命的事迹。
1950年秋，大姐突然接到三姐的来信，拆开一看，是大哥慕湘写给蓬莱县委的。大意是说他是蓬莱的一个老党员，离家十五六年音信不通。现在解放了，不知父母弟弟妹妹的下落，烦请组织查寻。蓬莱政府认真查找，找到了在北海医院工作的三姐。
这突然的来信，大姐激动得含着泪跑回家告诉母亲。大姐一面念信，母亲一面掉泪。母亲说：“这不会是真的，不知是谁编造的信来骗我，16年了没有半点音信，还不知是死是活哩！”母亲不信归不信，她还是催着大姐快写回信问个究竟。几天后，大哥又来信了，并且还有照片和汇款。母亲悬了16年的思子之心，总算放下了。
1951年春节的晚上，大姐在机关开会，母亲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母亲问：“谁呀？’’
门外的大哥说：“王少木在这住吗？”
母亲说：“她去开会了，有事明天来吧。’’
大哥一听是母亲的声音，激动地说：“我是少木的哥哥回来了……。”
母亲赶快披上衣服去开门，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还带来一个小孙子。
大哥一头扑在母亲怀里，叫了一声妈妈！母亲激动得再也止不住泪水了。
16年哪！这是将近6千个日日夜夜！哪一日不是牵肠挂肚？那一夜不是梦幻俄顷，忧伤在念？如今儿子真地回来了。
正在开会的大姐听说家中有人来找，她想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回家一看是大哥，真是百感交集，喜从天降。她连夜通知在山东军区工作的四姐慕超，第二天，四姐从济南赶来了。这离散16年之久的家，如今有一半入团聚了。几天中，大家不休息不睡觉，全都沉醉在高度的兴奋中。真是表不完的离情说不完的话，享不完的欢乐流不完的泪。
青岛市委闻知大哥来了，给予十分热情的接待，又因李慕是青岛市长、孙自平是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还有一些老同学老战友都在青岛，因此宴请、拜访，应接不暇。
相聚太幸福，别离太匆匆，5天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大哥提出要带母亲走，母亲自然高兴了。因为她爱她的孩子，但最爱的是她的大儿；她尊重她的孩子，最尊重的也是她的大儿。在她的心目中，只有跟着大儿子才是名正言顺的。这是她后半辈子的依靠，也是她后半生的归宿。因此她毫不犹豫地跟随大哥走了，到了河北衡水大葛村部队的驻地。
不久，大哥参加抗美援朝，把母亲送到北京大嫂许静处，从此母亲在北京一住就是3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