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山东各地爱国青年，在我党领导下纷纷组成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保证前线作战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鲁中兵工厂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成立。兵工厂开始设在博山南部的上瓦泉、中瓦泉和莱芜东部交界处，后来因日军频繁“扫荡”，环境恶劣，兵工厂只好化整为零，不断分散转移。1943年下半年，我所在的兵工厂分厂部带领木工组、子弹组和翻砂车间，转移到了博山西部山区四县（博山、莱芜、淄川、章丘）交界的珠宝峪、黄连峪和章丘东南部的上白秋村一带，在敌人“扫荡”“蚕食”的缝隙间坚持边战斗边生产。
我是1943年3月分配到分厂工作的。当时分厂已实行精兵简政，大量压缩编制，分厂部有官无兵，各部门基本上是单打一的编制，主要依靠团结协作和一兵多用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任务。厂部的编制是：厂长一名，何凤鸣；协理员一名，肖杰；供销采购股长2名，邹金山、李廷正；保管员一名，刘子廉；会计一名，翟铨绪；管理员一名，王绪东；支部书记一名，马汝良。其次还有卫生员、通讯员、炊事员各一名。驭手是一名非编，他是自愿带一匹骡子来分厂帮助工作的。厂部共12人。所有人员都实行供给制，没有发工资。分厂下属3个单位的编制是：翻砂车间主任一名，王德宽（兼车间支部书记），工人45名；子弹、刺刀车间主任一名，李玉良（兼车间支部书记），工人40名；木工组组长一名，冯玉玺（兼党小组长），工人5名。全厂总人数105人（含一名非编）。
分厂的技术骨干大部分来自城市的专业人员，又是经过精简整编后留下来的得力人员，个个都具有独立的操作能力，基本上都能看图纸，半数以上的人还能绘制图纸。生产中遇到技术上的难题，都是厂长召集他们研究解决。工人也是大部分来自城市，有一定技术基础，和城里也有不少秘密联系，对工厂采购材料、开展生产起过很好的作用。
分厂的生产任务是制造子弹、手榴弹、地雷、刺刀、枪榴弹筒、炸药和修理枪支。弹药主要供应鲁中军区三个团（一、二、四团）和各县大队、区武工队，有时也转运到滨海军区供应兄弟部队。地雷和修理的枪支大部分供应地方民兵，修理的短枪则分配给地方干部。由于分厂人员少、任务重，加上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物资短缺，生产中的困难很大。
首先是生产设备简陋、不足。我到分厂工作时，分厂只有一台人力摇动六尺车床，以及一些锉刀、板牙、锤子、钳子、刨子、三角尺之类。为了解决设备不足，我们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发动工人自己制造。翻砂车间用的小高炉、大风箱、制造手榴弹的木质模子、炒黑药的大铁锅，都是工人们制作的。甚至连马鞍用具、工作服都是自裁自做的。虽然这些设备十分简陋，数量也不足，但工人们苦干加巧干，利用这些设备基本上能满足生产的需要。
生产中另一个主要困难是原材料十分短缺。当时原材料的供应有三条渠道：一是前线部队缴获的战利品，如子弹壳、旧枪支等。二是地方政府供应，如焦炭、木材、铜钱、生铁等。但靠管两条渠道只能解决一部分材料，其他大量的紧缺物资如雷管、镪水、水银、钢、铜、铅、锡、焊条、铁丝、炸药、松香、布匹等，全靠第三条渠道获得，就是到敌占区采购。当时敌人在平原地区深挖“防共沟”、在山区高筑“防共墙”，交通要道均修建碉堡、设立关卡，封锁十分严密。分厂的几位采购员每次到敌占区去，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许多秘密关系才能买到物资。由于物资数量较大，人背马驮，目标明显，行动前要事先与当地政府部门、武工队、民兵取得联系，由他们与敌人打通关节或把敌伪碉堡监视起来，物资才能通过封锁线。一旦与敌人遭遇，只好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因此物资经常受到损失。
全厂职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刻苦工作，努力搞好生产。由于设备简陋、不足，生产基本上靠手工劳动进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很大。翻砂车间的两个风箱，每个长2.5米、高1.5米，使用时要16个人轮流换班。为了使火势旺、铁水质量好，每次化铁，拉风箱的同志十分辛苦，就是在冬天也累得大汗淋漓。地方政府送来的材料中，有些粗大、坚厚的铁炮、大钟、炉鼎之类，需要人工砸烂才能放炉烧化。工人们抡起大铁锤一下下地砸，铁锤木柄断了一个又换一个，人人手上都砸出了血泡。大家从事这种繁重的劳动早已成为习惯，为了前方部队的需要，没有人叫过一声苦。
虽然生产条件很差，但全厂职工对工作精益求精，生产的弹药和枪械，质量不断提高，受到了前方部队的欢迎。翻砂车间的工人在生产手榴弹的过程中，经常到部队去征求意见，不断改进工艺。例如原来生产的手榴弹是平头，投掷阻力大，后来改为椭圆形，比平头的能远投3米到5米。为了增加手榴弹的爆炸威力，工人们又将弹壳表面的平纹改为花纹，爆炸碎片从30块左右增加到70多块，杀伤力提高了一倍。又如原来的手榴弹在导火线上没装雷管，有2%是哑弹，后来工厂想法采购到雷管，装上雷管的手榴弹就没有哑弹的现象了。制造子弹也是分厂的一项重要生产任务。子弹体积虽小，但制作工序繁多、工艺精度高。厂里没有制造弹头的冲模工具，工人们在没有旋床的情况下，将笨重的铁块煅成铁坯，烧红后冲上小洞，再用刮刀和砂纸精心磨光，做成模具。冲弹头的材料是地方政府收集来的铜钱。第一遍先把铜钱冲成伞形，第二遍冲成半撑开形，第三、四遍冲成闭合形，然后灌入铅汁。弹体是用前方收集回来的弹壳。这些弹壳先用碱水烧煮除锈，再重新压进装好底火的铜片。燃烧药是用从敌占区采购回来的电影胶片代替的。胶片也要用碱水除去杂色，然后剪碎，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剪碎2斤胶片，而且质量难以保证。工人们研制了一台剪碎机，才解决了人力不足问题，保证了燃烧药的质量。
刺刀的制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条件下要达到质量要求也不容易。例如刺刀卡子上的弹簧，当时没处买得到，工人们只好用钢丝自缠，然后烧红淬火，淬火老了易断，嫩了又卡不住，大家想方设法，经过实验，定好时间，一串一串地淬火，才达到了质量要求。刺刀容易生锈，但当时没有电镀设备，工人们就在制成的刺刀上涂上蜂蜡和油脂，后来又改为将刺刀加热后涂上豆油和大蒜泥。这样处理后的刺刀黑紫发亮，不易生锈了。
生产出来的成品，我们暂时存放在仓库里。说是仓库，事实上是工人们在山里秘密挖掘、经过伪装的山洞。进厂的物资一时用不完也放在这些山洞里。每天夜间，工人们身背肩挑，沿着险陡的小路把弹药和物资送进山洞，隐蔽后还要在四周下好地雷。保管员刘子廉一人负责全厂的物资登记和保管、发放工作，他经常爬到悬崖峭壁寻找隐藏物资的地方，两手在常年挖洞工作中生起厚厚的茧子，双肩被扁担压得隆起两个肉疙瘩。
发放弹药和物资进厂都是秘密进行。为了保密，我们在离厂十里外设立了联络转运站。由于从厂里到转运站走的是偏僻小路，要翻越两座大山，每次转运弹药、物资，总是一场很紧张的战斗。1944年7月的一个傍晚，暴雨倾盆，山洪暴发。当晚我和翟铨绪会计在转运站的小石屋值班。半夜12点，部队一个排的战士带领100多民工前来领取弹药，路上已有两个民工被洪水卷走。看到他们带来的介绍信说前方有紧急战斗任务，需要弹药，我立即让翟铨绪留在转运站值班，我一人冒雨回厂部报告。我们动员厂部机关的干部和部分民工，于第二天清早6点将4000枚手榴弹、15000发子弹和半吨炸药，如数送到转运站交给了部队。后来部队在对沂水城进行攻坚战中，这批弹药发挥了作用。
在敌人不断实行“扫荡”、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分厂全体职工不仅要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还要随时对付敌人的骚扰，许多同志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付出了宝贵生命。分厂四周都是敌人的据点，近者如博山的龙门、淄川的磁村、章丘的文祖距分厂都只有三四十里。为保卫分厂的安全生产，所有干部、工人均编成战斗班排，每人配备一支枪。经与地方政府协商，附近民兵也归工厂统一指挥，共同对敌。工厂驻地各山头都修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昼夜高哨巡逻，并在交通路口布设地雷。淄川、博山一带敌人曾数次侵犯兵工厂，均被我们和民兵击退。1944年后我军对日作战开始转入反攻，但当地日军和土顽仍十分嚣张，更加紧了对兵工厂的破坏活动。这年冬初的一天，章丘顽军高松坡部50余人从文祖奔袭，于深夜12点包围了我们驻大上白秋村的木工组和联络转运站。当晚，我和会计翟铨绪住在转运站那座独立的小石楼上，木工组住在离小石楼约200多米、处于低洼地的三间草屋里。小石楼的四周角落和门里门外都埋有地雷，墙根下面也设了拉雷，楼上有枪眼，楼里有一挺机枪和两筐手榴弹，我们还配有手枪。翟会计没有作战经验，心有些慌，但我在前方部队战斗过。我带领翟会计先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然后用机枪猛扫，敌人在小楼周围躺倒了一片，却始终未能打进小楼。但木工组住的草屋地形不利，敌人从四面发动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草屋起火，敌人冲了进去。木工组冯玉玺组长带领大家与敌人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负伤被捕。冯组长和他爱人黄莲玉以及其他工人被敌人押到文祖据点严刑拷打，后来送到垛庄据点活埋了。只有当晚同木工组住在一起的管理员王绪东一人幸免于难。事后我们到草屋去看，只见地上、墙上到处是血迹，地上还有许多带血的斧头、木棍。木工组的同志和敌人搏斗的情景十分惨烈。他们的英勇行为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兵工厂的生活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厂房除少部分借用老百姓的闲房外，大部分是自己修盖。所有生活用具，都由个人自备。只有部分给养由地方政府统一划区供应。常年很少有细粮吃。我们在山里开荒种菜，自养猪、鸡，以供食用。1942年前后，敌人加紧“扫荡”、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生活非常困难。地方政府供应不足，我们到了冬季没棉衣穿，还经常断绝口粮，缺油少盐更是常事。最困难的时候，大家吃过花生皮、地瓜叶，甚至吃过树皮。夜间遇有敌情，一声令下，不分老少都得跳墙越沟，躲进深山隐蔽，常常有人摔个半死。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和敌人遭遇过多少回，已经记不清了，我自己就曾经和敌人进行过两次肉搏，险些遭到敌人的杀害。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凭着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付的生产任务，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兵工技术骨干，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