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故事四则(文/马汝良)

青扬杭mm 发表于2019-12-20 11:43:42

革命引路人一一怀念马骏

    在我的革命生涯里,有一位永远值得我怀念和敬重的人。是他,把我和与我有着同样志向的一批青年引向革命之路,投身民族救亡的斗争中。他的名字叫马骏。马骏是我的同乡,原名生坤,字骏厚,博山区南博山镇青杨杭村人,1938年2月入伍,牺牲前任淄博独立营副政委。原本是一介书生的马骏,从1931年至1938年间由一名进步学生变为一名爱国教师,最后在民族危亡之时,毅然弃笔从戎,投身革命,成为我军一位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指挥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妄图一举灭我中华。仅半年时间,日军即侵占了山东各大城市及重要交通枢纽。博山的国民党政府没有组织力量抵抗,先后闻风逃窜。1937年底,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博山城,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危亡时刻,每 一个爱国志士无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拯救中华,赶走侵略者?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然而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寇大举侵华,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我们这些青年人当时一直在想: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么就让一个小日本百般欺凌,堂堂政府为何连抵抗一下的能力都没有?难道我们就这样当亡国奴吗?1938年3月,铁的事实又一次教育了我们。一个黎明前,一百余名日军和汉奸,突然将我们青杨杭村团团包围,从南山开始,逐户搜查、抢劫。枪声、哭喊声连成一片。我邻居的一个弟弟马修积被鬼子当场枪杀。眼前血的事实,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怎奈我们手无寸铁,没有自己的武装,眼看着小鬼子和那些中国人的败类胡作非为。这件事给我们很大的震动,尤其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绝不愿意再这样束手待毙。也就在这前后,附近的几个村相继成立了旨在抗日保家的道会组织。这些组织中的道友,大都深受反动势力压榨,具有爱国热情,积极要求抗日,我村在马汝忠、马汝耀的倡议下,也组织成立了“罡风道”,号召19岁至25岁的男青年自愿参加。现在看来,该教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如号召青年人教自会有“神灵保佑”,吞符念咒便可“刀枪不入”等等,但在当时,我们还尚未找到先进的思想,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为把全村青年人调动起来,投入到抗日保家斗争中,这一组织还是有着积极进步作用的。我记得1938年夏季,郭庄一带的顽军吴鼎章部多次骚扰平民,我们应约前去支援当地道会。途中得知,其他道会已将顽军打退,虽未直接参战,却也受到了一次锻炼。后来听说那次战斗敌我双方互有伤亡,也正因为如此,“刀枪不入”的神话开始不攻自破。 

    我们青杨杭村的老百姓历来有着不屈不挠的传统。然而,愚昧和闭塞,也使得他们不能很早就懂得革命道理。当时村里虽有个别青年参加了革命,却都极其保密,甚至连本家都不知道,马骏就是其中的一个。从1938年的春天到秋天,我村开始有八路军过往,但当时看到的大都是穿着不整、武器杂乱的队伍。后来也听说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同国民党的队伍不一样,可到底如何,说法始终不一。在这同时,村里的“罡风道”也由于道友们过于分散,力量渐渐显得单薄,难以应付突发事件。要使抗日斗争真正持续下去,则需要一种真正强大的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任何一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道会组织所无法凝聚的。1938年秋末的一个晚上,马骏从部队回来了。当我们从他的三弟马生震那里秘密得知这一消息后,别提多高兴了,很快便有十几名青年汇集在本村大庙的一所小学等候他的到来。好一个马骏,身材更加魁梧了,长方形的大脸,衬托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上身穿着一件半新的白衬衣,下身穿着一件蓝色的细布裤。一见面,先是微微一笑,这一笑仍然像他当教师时那样和蔼可亲。“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大家都好吧?!我在部队,大家多次托人让我抽时间回来介绍一下八路军的情况,我这次就是特意请假回来看望大家的,更重要的是,还想同大家商量点事情。”一听说有事情同大伙商量,大家情绪更高了。他看了一眼大家接着说,“你们知道,自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吞并了我华北,目前又步步逼近,从北平到广东沿省,华夏土地也没有一块完整的了。我们山东也早已被日军占领。日军的大炮已打到了我们的家乡,屠刀已砍到了我们头上,国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马骏越说越激愤,“大家还记得吗?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惨遭沦陷,人们流离失所,灾难深重,荒山野地留下了数不尽的尸骨,仅辽宁一个叫阜新的煤矿,就被日军活埋了上万的矿工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亡国始知亡国恨,无家方晓无家愁,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凡是进步青年,有志的青年都应该踊跃参军,为民雪耻,为国报仇,这也就是我今天要同大家商量的事儿。”一席话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里,我们这阵子所想的、所议论的、所关心的不正是这些吗?我们因国民党腐败无能而愤怒,又为自己报国无门而焦急。一时间,憋了一肚子的话全都倒了出来,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停。这时有人问到了八路军,希望知道八路军的情况,马骏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参加这支队伍的都是像我和你们这样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都是胸怀大志,不怕牺牲,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男儿。我们要抗日,要赶走日本侵略者,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队伍。国民党腐败投降,汉奸恶霸投靠日寇,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担当起救国的重任。是的,尽管这支队伍目前人数少,装备差,比不上国民党正规军,但他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是代表了中国的广大民众的,因而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你们说对吗?”

    “对,太好了!八路军真是好样的!”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八路军中有你马骏,我们猜也错不了!”

    时间过得真快,已是子夜时分,大伙仍未有一点困意。马骏原打算第二天再同大伙细谈,没想到大伙情绪这么高。

    “骏哥,你不是说,没有三天三夜的饿肚子就不能当八路军吗?你就是讲三天三夜我们也坚持得了。”

    “是啊,我们一直在盼着你回来,平时只要有八路军过往,我们都跑向路边,挨个看,挨个找,可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说实话,我们对村里的“罡风道”早已不抱信心,私下里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但又不知出路何在?多么盼着能有人讲讲道理,指指救国之路啊!”

    “对,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偏偏被小日本侵略?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大伙七嘴八舌,小小的教室一下子又像开了锅似的。马骏听完了大伙的议论干脆站了起来,“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你们还没有参军就准备饿三天肚子了,精神可嘉啊!”大伙一阵大笑。接着,马骏单刀直入,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开展抗日救国的道理,从发动群众共同抗战讲到如何搞好村里的抗日宣传。马骏在谈到自己时说:“我原来也和大家一样,虽有爱国之心,却找不到革命道路。后来我在石马村小学教书时,一个姓张的老师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尤其是卢沟桥事变更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国家将不复存在,我焉能安心教书?就这样,我投身了革命,加入了救国救亡的队伍。尽管有牺牲的可能,可我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大家被马骏的话语打动了,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生怕漏掉一个字,目光中带着深深地敬佩和信服。

    这时,有个青年担心地问道:“可是眼下八路军力量小,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吗?”

    “当然,敌人的表面是强大的,但他们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我们眼下力量虽小,可一旦唤起民众,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这股力量是不可阻挡的!眼下也有人在等,在犹豫,甚至日本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了还不思反抗。你们说,是坐吃等死当亡国奴,还是拿起刀枪和敌人拼?即便是死,也要死得其所!”

    “骏哥说得对,要想活,只有抗战,只有参加八路军!”“觉悟的提高需要有个过程,不能凭一时的冲动。而且光你们这些人提高觉悟还不行,还要让全村、全国的老百姓都提高觉悟,都懂得抗日的道理。我这次回村,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多结交一些像你们这样头脑清醒、有志向、有爱国心的青年,并通过你们更广泛地接触村里那些有为青年,使之逐步走向抗日之路。”

    大伙十分激动地听着,有人开始当场表态,要说服家人参加八路军。还有人干脆想这次就跟骏哥走;也有的一时还拿不定主意……马骏微笑着对大家说:“不要着急,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很迫切,可参军毕竟不是儿戏,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况且还有你们的父母,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怎么做他们的工作?这些都要考虑周到,再说,觉悟的提高要有个过程,有的人思想通了,有的人还要再想想,这是很正常的。八路军不能做强人所难的事。不过,一旦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就要树立起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做到义无反顾,不取得胜利绝不罢休!”说到这里,马骏又提高了嗓门,更加自信地说:“中国的历史决不能再重演,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四万万同胞作可靠后盾,有一支正在发展壮大的八路军武装和地方武装,日本鬼子的野心是不会轻易得逞的,他们国家小,兵员少,战线又拉得长,难免胃口吃不消。前不久,我们在八陡打了一次伏击,把日本的一个小队包围后全歼,而我们却无一伤亡。实践证明,日本鬼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

    深秋的夜又凉又长,但我们却感到浑身暖融融的。推开教室的门,我们仿佛看到了喷薄的日出。天就要亮了…

    从1938年9月至1940年2月,在马骏回村动员青年参军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全村80多户人家,有43名热血青年参军参政。我也于1939年参加了八路军山东四支队。

    也就是从那个深秋起,我与马骏再未见面。1945年12月5日,在解放博山城战斗中,马骏光荣牺牲,时年32岁。

    作为把我领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人,我将永远怀念马骏同志。

    军民情深

    1941年,我们鲁中四支队一团一连,经一夜行军到达莲花山北面约40户人家的小山庄——杨家庄。连长王纪武站在队前,大声问:“同志们累不累?”同志们一致回声不累,又问大家饿不饿?大家又一致回答不饿。这时,丁兆启举手回答:“连长,我的肚皮和后背快贴在一起了,腰带按连长的要求也勒得很紧。我是真饿了,背的粮袋子里的一点地瓜干早就吃完了。”王连长笑着说:“同志们一致回答不饿,这是精神食粮,要发扬饿肚子的精神。小丁同志说实话,是好同志,应向他学习。”小丁又举手问道:“你饿不饿?”连长答:“和你一样。”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值班排长刘京东带头大喊一声:“向连长学习,向连长致敬!”这时,司务长已找到村干部借粮。村长说,因去年天旱无雨,又遇大批蝗虫,庄稼严重受害,粮食歉收,特别是日伪军多次扫荡,对根据地破坏很大,老百姓常年清室空野,仅有的一点种子埋在田野,我可以扒出10多斤玉米给部队。司务长谢绝后,便又到附近村找,仍没粮食。返回后,村长送来了10多斤玉米,司务长再次婉言谢绝。村长无奈中将玉米种子带回,便将自己的两棵榆树锯掉,一棵留给老百姓,另一棵将树皮剥掉,由司务长带领炊事员拿回,将粗的外皮弄掉,里面的白皮用刀剁碎,用石碾子压成饼,再用磨磨成条子,煮熟后分到各班。吃到嘴里,既黏又涩,战士们咬着牙吞下,一点也没有浪费。

    当炊事员将两碗煮好的榆皮粥端给营长和通讯员时,营长生气地问:“为什么砍了老百姓的树?我们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不准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是怎么搞的?”营长又将连长叫来询问。事情被村长知道,也赶到营部,连长说:“我们再三相劝……”连长的话未说完,村长插话说:“我们有拥军任务,一棵榆树算不了什么,送给你们的玉米种已经被你们拒绝了,我们实在过意不去。”营长还是批评了连长和司务长。然后代表部队向村长道歉并表示感谢,感谢老百姓对军队的支援和拥护。连长回到连队,转达了营长的态度。全连同志们也非常感动,集体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老百姓是一家”的歌。战士爱军鞋

    抗日战争进入到1941年和1942年,鲁中的形势更加恶化。日军对我根据地轮番扫荡,实行残酷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许多村庄被烧毁,塌陷的房屋长满了野草。部队途经之处,有许多被野草覆盖着的被日军杀害的老百姓尸体,战士们目睹惨景,悲愤异常。此时,城镇各较大的村舍均被敌人占领。日伪据点林立,路旁挖深沟,山区筑高墙,根据地日趋缩小。

    我军为了坚守这“弹丸之地”,积极寻找战机并消灭之。由于部队常在山区与敌人周旋,所穿的布鞋都是由政府下达任务到各村委会或妇联组织,再由村民昼夜赶制,供应部队。包括地方区中队、县大队的鞋子也由各村老百姓供应。

    为了提前完成任务,老百姓们常在敌人扫荡的空隙加班加点,昼夜赶制。那时农村没有电灯,也买不到煤油,有的就弄点蓖麻籽串在一起,点燃照明。有的村子被烧毁了,老百姓仅有的一点家当都藏在野外,时间久了,都已腐烂。当时的布料和绒麻等十分紧缺,只能大家凑些旧布片,洗好晾晒后,再用做缝鞋帮、纳鞋底。有的老百姓找不到碎布,就将自己穿的衣服或被褥剪掉做军鞋。若是遇到敌情,便将鞋子迅速收藏起来,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造成家破人亡的惨祸,甚至全村都会遭殃。但即使这样,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部队的支援。军鞋做好后集中起来,再由民兵负责护送到各部队。

    我们鲁中军区后勤部在收到成批成篓的军鞋后,马上会下发到各连队。这些鞋由于赶制、运输期间会遇到各种情况,因此只有80%的鞋能够配成对,另外的已经散乱,大小不等,花色不一。连队便将这些鞋集中起来,再认真挑选,同样大小的算一对;鞋的花色不一样,可以用墨水统一染成黑色,相差不太大的就算作一对。由于鞋子都是老百姓在敌人眼皮底下,担惊受怕、克服重重困难千针万线制作出来的,来之不易。因此,战士们也异常珍惜。发到战士们手中的鞋子,党员干部带头穿次等的。如果两只鞋子不一般大,便将小点的鞋子前面挖个洞,脚上再包块布;大的便将鞋的后面用绒绳子缝一下。战士想,鞋子是老百姓冒着危险和困难为我们做的,我们克服困难多穿一个月,就能让老百姓少做一双鞋,少一点困难和危险。

    有的战士深有体会地说:“一双好的鞋,跑起来动作快,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快速杀敌!”因此,战士们爱惜军鞋就像爱护自己的枪、自己的眼睛。当脚上的鞋子穿到八成新时,就脱下来,白天捆在背包下,开会或上课时放在背包上,夜间睡觉当枕头;遇到连阴雨,有的战士就打赤脚;有的则用旧衣捻成的布条打草鞋穿,在夏天赤脚和穿草鞋就更普遍了。

    部队常住山区,战士们经常亲眼看到老百姓们做军鞋。老百姓们非常热情和细心,想一切办法让战士们满意。譬如对脚特别大的战士,老百姓就一次做两双。看到有的老大娘两手被麻线勒出一道道血口子,还有的为了赶时间累的晕过去。战士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因此,对脚上的鞋子更加爱惜。

    说起军鞋,还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战士们在收到的鞋子里面发现许多写着字的小布条缝在上面,另外还有绣着字的鞋垫。连里的文书便到各班将这些短文抄写下来。其中有位莱芜的老大娘在布条上写道:“我们的村子自抗日战争开始,被鬼子包围了三次,两次村子被烧掉。在最后一次,我的大孙子被鬼子抓住绑在大树上,被用刀活活地扒出了心。我的二孙子仅仅13岁,看到我大孙子疼的大声叫喊,就跑上去用嘴咬鬼子,被鬼子用大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我给八路军做的这双鞋是含着泪、怀着恨做成的。希望八路军同志们,紧握钢刀勇敢杀敌,要为我们老百姓报仇雪恨!”战士们读到这里,都泣不成声。誓死杀敌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从营部领回的几十双鞋子中,还有一双是一名未婚女青年制作的花鞋。绣字的鞋垫上写着:“这双鞋我已经做好两、三年了,我的未婚夫是莱芜十区圣井村的,他姓亓。1938年徂徕山起义他参加了八路军。1941年,组织送他到延安学习,在途中遇到敌人,听说被杀害了,至今无准确音信。  我很悲痛,这鞋我留给八路军,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亲人。今后我还会多做军鞋送前方,希望八路军多打胜仗,早日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人民得安宁。”这双花鞋一时成了连队战士议论的焦点,有的提议交给上级保存,有的建议作为连队纪念品。因为战斗频繁,军鞋也十分紧缺,最后这双鞋还是被染成黑色发给了战士,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我们所穿的每一双军鞋都是解放区人民用生命和心血浇灌而成的。虽然它们没有名字,也不会说话,但却伴着我们的每个战士打下了无数的胜仗,为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们早已化做尘埃,但却不会被历史所湮没。我们这些经历过战火硝烟的老战士仍然深深地怀念着它们,我们是不会忘记当年咱们老百姓是冒着怎样的风险,克服怎样的艰难为我们做出了一双双军鞋。

    鲁中兵工厂的战斗生活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山东各地爱国青年,在我党领导下纷纷组成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保证前线作战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鲁中兵工厂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成立。兵工厂开始设在博山南部的上、中瓦泉和莱芜东部交界处,后来因日军频繁“扫荡”,环境恶劣,兵工厂只好化整为零,不断分散转移。1943年下半年,我所在的兵工厂分厂部带领木工组、子弹组和翻砂车间,转移到了博山西部山区四县(博山、莱芜、淄川、章丘)交界的珠宝峪、黄连峪和章丘东南部的上白秋村一带,在敌人“扫荡”、“蚕食”的缝隙间坚持边战斗边生产,为前方部队制造弹药。我是1943年3月分配到分厂工作的。当时分厂已大量精兵简政、压缩编制,分厂部有官无兵,各部门基本上是单打一的编制,主要依靠团结协作和一兵多用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任务。厂部的编制是:厂长一名,何凤鸣;协理员一名,肖杰;供销采购股长2名,邹金三、李廷正;保管员一名,刘子廉;会计一名,翟铨绪;管理员一名,王绪东;支部书记一名,马汝良。其次还有卫生员、通讯员、炊事员各一名。驭手是一名非编,他是自愿带一匹骡子来分厂帮助工作的。厂部共12人。所有人员都实行供给制,没有发工资。分厂下属3个单位的编制是:翻砂车间主任一名,王德宽(兼车间支部书记);工人45名。子弹、刺刀车间主任一名,李玉良(兼车间支部书记);工人40名。木工组组长一名,冯玉玺(兼党小组组长);工人5名。全厂总人数105人(含一名非编)。

    分厂的技术骨干大部分来自城市的专业人员,又是经过精简整编后留下来的得力人员,个个都具有独立的操作能力,基本上都能看图纸,半数以上的人还能绘制图纸。生产中遇到技术上的难题,都是厂长召集他们研究解决。工人也是大部分来自城市,有一定技术基础,在城里也有不少秘密联系,对工厂采购材料、开展生产起过很好的作用。 

    分厂的生产任务是制造子弹、手榴弹、地雷、刺刀、枪榴弹筒、炸药和修理各种枪支。弹药主要供应鲁中军区三个团(一、二、四团)和各县大队、区武工队,有时也转运到滨海军区供应兄弟部队。地雷和修理的枪支大部分供应地方民兵,修理的短枪则分配给地方干部。由于分厂人员少、任务重,加上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物资短缺,生产中的困难很大。

    首先是生产设备简陋、不足。我到分厂工作时,分厂只有一台人力摇动六尺车床,以及一些锉刀、搬牙、锤子、钳子、刨子、三角尺之类。为了解决设备不足,我们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发动工人自己制造。翻砂车间用的小高炉、大风箱、制造手榴弹的木质模子、炒黑药的大铁锅,都是工人们制作的。甚至连马鞍用具、工作服都是自裁自做的。虽然这些设备十分简陋,数量也不足,但工人们苦干加巧干,利用这些设备基本上能满足生产的需要。

    生产中另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原材料十分短缺。当时原材料的供应有三条渠道:一是前线部队缴获的战利品,如子弹壳、旧坏枪支等。二是地方政府供应,如焦炭、木材、铜钱、生铁等。但靠这两条渠道只能解决一部分材料,其他大量的紧缺物资如雷管、镪水、水银、钢、铜、铅、锡、焊条、铁丝、炸药、松香、布匹等,全靠第三条渠道获得,就是到敌占区采购。当时敌人在平原地区深挖“防共沟”、在山区高筑“防共墙”,交通要道均修建碉堡、设立关卡,封锁十分严密。分厂的几位采购员每次到敌占区去,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许多秘密关系才能买到物资。由于物资数量较大,人背马驮,目标明显,行动前要事先与当地政府部门、武工队、民兵取得联系,由他们与敌人打通关节或把敌伪碉堡监视起来,物资才能通过封锁线。一旦与敌人遭遇,只好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因此物资经常受到损失。

    全厂职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刻苦工作,努力搞好生产。由于设备简陋、不足,生产基本上靠手工劳动进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很大。翻砂车间的两个风箱,每个长二米五、高一米五,使用时要16个人轮流换班。为了使火势旺、铁水质量好,每次化铁、拉风箱的同志十分辛苦,就是在冬天也累得大汗淋漓。地方政府送来的材料中,有些粗大、坚厚的铁炮、大钟、炉鼎之类,需要人工砸烂才能放炉烧化。工人们抡起大铁锤一下下地砸,铁锤木柄断了一个又换一个,人人手上都砸出了血泡。大家从事这种繁重的劳动早已成为习惯,为了前方部队的需要,没有人叫过一声苦。

    虽然生产条件很差,但全厂职工对工作精益求精,生产的弹药和枪械,质量不断提高,受到了前方部队的欢迎。翻砂车间的工人在生产手榴弹的过程中,经常到部队去征求意见,不断改进工艺。例如原来生产的手榴弹是平头,投掷阻力大,后来改为椭圆形,比平头的能远投3到5米。为了增加手榴弹的爆炸威力,工人们又将弹壳表面的平纹改为花纹,爆炸碎片从30块左右增加到70多块,杀伤力提高了一倍。又如原来的手榴弹在导火线上没装雷管,有2%是哑弹,后来工厂想法采购到雷管,装上雷管的手榴弹就没有哑弹现象了。制造子弹也是分厂一项重要的生产任务。子弹体积虽小,但制作工序繁多、工艺精度高。厂里没有制造弹头的冲模工具,工人们在没有旋床的情况下,将笨重的铁块煅成铁坯,烧红后冲上小洞,再用刮刀和砂纸精心磨光,做成模具。冲弹头的材料是地方政府收集来的铜钱。第一遍先把铜钱冲成伞形,第二遍冲成半撑开形,第三、四遍冲成闭合形,然后灌入铅汁。弹体是用前方收集回来的弹壳。这些弹壳先用碱水烧煮除锈,再重新压进装好底火的铜片。燃烧药是用从敌占区采购回来的电影胶片代替的。胶片也要用碱水除去杂色,然后剪碎,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剪碎2斤胶片,而且质量难于保证。工人们研制了一台剪碎机,才解决了人力不足问题,保证了燃烧药的质量。

    刺刀车间制作的刺刀,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条件下要达到质量要求也不容易。例如刺刀卡子上的弹簧,当时没处买得到,工人们只好用钢丝自缠,然后烧红淬火,淬火老了易断,嫩了又卡不住,大家想方设法,经过实验,定好时间,一串一串地淬火,才达到了质量要求。刺刀容易生锈,但当时没有电镀设备,工人们就在制成的刺刀上涂上蜂蜡和油脂,后来又改为将刺刀加热后涂上豆油和大蒜泥。这样处理后的刺刀黑紫发亮,不易生锈了。

    生产出来的成品,我们暂时存放在仓库里。说是仓库,事实上是工人们在山里秘密挖掘,经过伪装的山洞。进厂的物资一时用不完也放在这些山洞里。每天夜间,工人们身背肩挑,沿着险陡的小路把弹药和物资送进山洞,隐蔽后还要在四周下好地雷。这件工作日复一日,已成了全厂同志的自觉行动。保管员刘子廉一人负责全厂的物资登记和保管、发放工作,他经常爬到悬崖峭壁,寻找隐藏物资的地形,两手在常年挖洞工作中生起一层厚厚的茧子,双肩被扁担压得隆起两个肉疙瘩。存取物资也是一件危险的工作。通讯员小丁有一次取东西,不慎踩响地雷被炸伤,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伤势才好。有一回驭手病了,我替他赶两头牲口去驮物资。下山时我担心物资滑落拽住牲口整理鞍具,结果被牲口踢倒昏了过去。两头牲口走回厂部后,同志们没见我返回,沿路找到山上,我还昏迷在路旁。

    发放弹药和物资进厂都是秘密进行。为了保密,我们在离厂十里外设立了个联络转运站。由于从厂里到转运站走的偏僻小路,要翻越两座大山,每次转运弹药、物资,总是一场很紧张的战斗。1944年7月的一个夜晚,暴雨倾盆、山洪暴发。当晚我和翟铨绪会计在转运站的小石屋里值班。半夜12点,部队一个排的战士带领100多名民工前来领取弹药,路上已有两个民工被洪水卷走。看到他们带来的介绍信说前方有紧急战斗任务,需要弹药,我立即让会计留在转运站值班,我一人冒雨回厂部报告。当时回厂部的小路已被洪水冲没,上山时我摸索着向上爬。爬到山上后我不顾碰伤摔伤,顺着陡坡往下滑溜。有一回下滑时被草丛绊倒,我手里还拿着一颗挂着线的手榴弹,幸亏及时扔出去爆炸了,否则很危险。我回到分厂后立即向厂长和协理员做了汇报,我们动员厂部机关的干部和部分民工,于第二天清早6点将4000枚手榴弹、15000发子弹和半吨炸药,如数送到转运站交给了部队。后来部队在对沂水城进行攻坚战中,这批弹药发挥了作用,使部队取得了全歼沂水敌人的胜利。

    在敌人不断实行“扫荡”、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分厂全体职工不仅要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还要随时对付敌人的骚扰,许多同志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付出了宝贵生命。我们分厂四周都是敌人的据点,近者如博山的龙门、淄川的磁村、章丘的文祖距分厂都只有三四十里。为保卫分厂的安全生产,所有干部、工人均编成战斗班排,每人配备一支枪。经与地方政府协商,附近民兵也归工厂统一指挥,共同对敌。工厂驻地各山头都修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昼夜设哨巡逻,并对交通路口布设地雷。淄川、博山一带敌人曾数次侵犯我们兵工厂,均被我们和民兵击退。1944年后我军对日作战开始转入反攻,但当地日军和土顽仍十分嚣张,更加紧了对我兵工厂的破坏活动。这年冬初的一天,章丘顽军高松坡部50余人从文祖长途奔袭,于深夜12点包围了我们驻大上白秋村的木工组和联络转运站。当晚,我和会计翟铨绪住在转运站那座独立的小石楼上,木工组住在离小石楼约200多米、处于低洼地的三间草屋里。我们这座小石楼的四周角落和门里门外都埋有地雷,墙根下面也设了拉雷,楼上有枪眼,楼里有一挺机枪和两筐手榴弹,我们还配有手枪。虽然翟会计没有作战经验,心有些慌,但我在前方部队战斗过。我带领翟会计先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然后用机枪猛扫,敌人在小楼周围躺倒了一片,却始终未能打进小楼。但木工组住的草屋地形不利,敌人从四面发动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草屋起火,敌人冲了进去。木工组冯玉玺组长带领大家与敌人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负伤被捕。冯组长和他爱人黄莲玉以及其他工人被敌人押到文祖据点严刑拷打,后来送到垛庄据点活埋了。只有当晚同木工组住在一起的管理员王绪东一人幸免于难。事后我们到草屋去看,只见地上、墙上到处是血迹,地上还有许多带血的斧头、木棍。木工组的同志和敌人搏斗的情景十分惨烈。他们的英勇行为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兵工厂的生活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厂房除少部分借用老百姓的闲房外,大部分是自己修盖。所有生活用具,都由个人自备。只有部分给养由地方政府统一划区供应。常年很少有细粮吃。我们在山里开荒种菜,自养猪、鸡,以供食用。1942年前后,敌人加紧“扫荡”、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生活非常困难。地方政府供应不足,我们到了冬季没棉衣穿,还经常断绝口粮,缺油少盐更是常事。最困难的时候,大家吃过花生皮、地瓜叶,甚至吃过树皮。夜间遇有敌情,一声令下,不分老少都得跳墙越沟,躲进深山隐蔽,常常有人摔个半死。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和敌人遭遇过多少回,已经记不清了,我自己就曾经和敌人进行过两次肉搏,险些遭到敌人的杀害。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凭着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付的生产任务,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兵工技术骨干,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作者简介:

    马汝良,192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青杨杭村,1959年秋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团战士、班长,山东四旅十团六连青年干事,鲁中兵工厂机关支部书记等职。离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军马局政委,正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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