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我与王愿坚同志都是山东部队的战地记者，在战地新闻报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在一起开会。他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系主任，我任前卫报社长期间接触机会就更多了。后来有两次他到青岛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疗养，我当时任青岛警备区政委，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我称赞他在文学系给部队培养了大量写作人才。他却谦虚地说：尽责尽力还不够呢！当说到他写的小说《党费》《七根火柴》《路标》《普通劳动者》等著作受到好评，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草地》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时，他摆摆手说：“我没有写出什么，我写出的一点东西是生活的馈赠。我当过战士，我的血管里流淌的还是战士的血。”话语里处处洋溢着他对战争年代部队生活的眷恋与深情。
王愿坚说：“我之所以能写出一些以战争年代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而且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要得益于在连队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整天和战士们泡在一起，加上后来又从事编辑、记者工作，看到和听到战争中一些动人的故事。刚听到这些故事时，我根本没想过要写他们，当后来我想写的时候，再细细品味这些故事，心情就难以平静了。一些故事的片段经常在脑子里转，一些人物的影子也伴随着故事情节闪现出来。听的那些壮美的故事就是这些人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是他们美丽性格的历史，显示了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的美，使你不能不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思索那蕴蓄在故事里的光辉灿烂的东西。这时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升华了。如果没有部队生活的恩赐、馈赠，简直无法想象我会成为一个作家。”
“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身心去感受。”这是王愿坚走过艰苦的投身革命之路后，再去反思生活时，迸发出来的新的火花，这火花给他照亮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永远忘不了部队战友之间、上下级之间那种纯洁、高尚而又亲密的感情。
在谈到他写的一名篇《七根火柴》时，王愿坚再一次谈到部队对他的培养和哺育。他说：这篇小说的构思，也是从一个不大的，然而又是戳人心尖子的形象感受开始的。获得这个感受的具体情景记不真切了，好像是一个领导同志给我讲他过雪山时的情景，暴风雪袭来，有的同志被风吹到山谷里去，没办法抢救，转眼就被积雪埋没了。厚厚的积雪上，就伸着一只手。这番谈话的全部内容和整个故事我没记住，不知怎的，我的眼前却牢牢地留下了一只手。我在战争年代曾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手，握着枪的，拉着同志的，各式各样的手。在1945年6月新汪战斗中，当时我年龄小，在战场包扎所做护理伤员，给伤员喂西瓜水。当主攻团政治处曹主任被抬下来时，我赶紧跑上去，一边用一块棉纱给他擦胸部伤口涌出的血沫子，一边扶起他，给他喂西瓜水。喂了几口，他醒过来了，把我的手推开了，说了一句“不用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首长临死前的情景，我哭了。他说：“哭什么！不是还有你们在吗？不哭！”说完，他推我的那只手僵住了，再也没有拿回去。这只手，在我的心里是忘不了的。这些关于手的直接感受，都向着雪山上那只手靠拢，凝聚。于是，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发现。草地上战士伸出了手，手里握着党证，党证中又夹着火柴。
他说：这就是《七根火柴》最初的胚芽。顺着火柴我又去寻找最闪光的点。我又想起部队的生活。淮海大战，战场上盖了一层白雪。这天早晨，天刚放亮，我就被冻醒了。我钻出地堡，随着几个同志爬上交通沟，向敌我之间的一块雪地上跑去。在离阵地约50米的远处，我看到，一个战士伏在雪地上，已经牺牲了。在他面前的白雪上，有用指头画下的简单的地图，而他那只曾经用最后的一点力气画下了敌情图的手，却高高地举着，指着前方。我认识他，是团里的侦察员，头天夜里，他潜入敌阵地侦察回来时受了重伤。他没能够爬回自己战友的身边，只有用那只手最后完成了英雄的功勋，表示了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当这一切真实的所见一齐奔来眼底，涌上心头，一个闪光点在心头出现了：就写这颗心！就写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战士心灵光辉的闪耀！人物形象清晰了，清晰得如同就在眼前。自己的感情也炽热燃烧起来。不写不行了！于是，在那个初夏的上午，我一气写完了《七根火柴》这篇小说。当描写那只手的时候，我觉得似乎完成了许多无名战士的嘱托，心里头感到了一阵轻松。
王愿坚向我谈写作经验时，一再向我讲，要重视熟悉生活、提炼生活、表现生活。“要能在沙海般生活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必须有很强的洞察力。淮海大战时有个山东老大娘，为了支援前线，每天在石磨旁推碾。这在战争年代的解放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是，有人做了计算，这个山东老大娘在淮海大战期间沿着磨道走的路程，累积起来足有两万五千里。两万五千里啊！又一个长征！这时你再想想这个生活细节的价值。淮海大战的胜利，从历史的高度看，这个生活的细节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生活哲理啊！”
王愿坚是个谦虚的人，他说：“虽然写了一些战争年代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的承认，但如何写好军事文学作品，自己也还在学习和研究。”遗憾的是，王愿坚同志在六十多岁，正值他创作的旺盛时期时，不幸去世了。但他留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品、精神财富将永远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