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泽乡里，我暗中执行着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副乡长田秉渊明显地执行着国民党田庄区党部的妥协路线。另一个副乡长杜廷秀公开执行投降日寇的汉奸路线。这三条路线在经过了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我基本上站住了脚。县委给予了及时的肯定和表扬。为了下一步的工作，我向王继升同志汇报了3个问题：一、怎样仍旧以灰色的面目提高我在群众中的威信。既不加重群众负担，又能筹集到应付敌人的资金。二、怎样拢络敌伪方面的力量，以利于同杜廷秀之流斗争下去。三、怎样补救许介阿蜕变后城内的工作。
王继升同志慎重考虑后答复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巨北抗日家属，可以考虑入城，向敌伪上层发展……。”
1942年麦后的一天，我进城找日伪县政府建设科长邹丕彦“闲玩”。邹丕彦知道我一手组织了倒许的活动，对他当建设科长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从感情上对我很好，因此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对他说： “我在下边当乡长，没有工资，‘刮地皮’（按地亩抽钱）咱没那狠心。你看城里有什么好差使，能让我进城吗？”
邹说； “有，近期县里要办一个经济合作社，到时候我介绍你来干合作社吧。”
邹丕彦的话使我一喜。既然是经济合作社，就少不了搞经济，接触钱物。回想前一段时间。魏乃兹给我送去一匹上好的战马，让我用一匹小马和28块现洋换下来。我一时无法措置，只好把祖父的小马牵给他顶了数，又挪用老婆的贴己钱搭给他。后来王绍一回巨北把战马骑走了，一分钱的经费也没留下。自家的钱、物用了还好办。原来被时维丁骗去的二百元钱，还有了却“一支花”来巨野追诉时维丁人命案花掉的五百元钱怎么办呢？我不能象其它的伪乡长们一样，从乡户身上抽剥钱财，只有债台高筑。跟敌人打交道，随时要花钱，能打进敌伪合作社里去，当然是件好事。
我对邹丕彦说： “行，您费心吧。”
邹丕彦答应： “不用客气，咱一齐留心这个事。”
事也凑巧，几天之后，一个日本人带了几个随员到佃户屯动员群众参加合作社。按他们的要求，我召集各村长和本村村民到会，并为他主持了会议。这个日本人，三十来岁，墩子个头，结结实实的身架很精神。讲话一开始，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他用汉语讲话，讲得蛮不错。他讲的大体内容是：县府开办合作社，动员各村民自愿入股做买卖。投资一斤麦子算一股，赚钱后按股分红。他还自我介绍说：我叫敕使瓦毅夫，当合作社的顾问，具体负责合作社的工作，盈利后，保证兑现。
敕使瓦毅夫的讲话很短。他对听众们微笑着点头，给人留下的初步印象是：不粗野，讲礼貌，象个小知识分子。会后，我对敕使瓦毅夫说： “我跟着你千合作社行不行啊？”敕使瓦答复：“ 欢迎，欢迎。”接着他带上自己的随员回城去了。
晚上，我向王继升汇报了入城计划，要求他马上请示县委。王绍一同志对我入城十分重视，具体指示：进城的第一任务，仍是保护巨北抗日家属，保护进步人士。第二任务是加强情报工作。要注意在伪职人员中，灵活执行统战政策。凡不是死心塌地为日伪卖力的伪职人员，要尽可能团结争取。要利用矛盾，搞乱敌人，审时度势，稳固自己。要接受许介阿的教训，切记入污泥而不染；特别是不经批准，不准发展情报关系。工作中要严格保密，重大问题只限与王继升一人联系，
合作社正处筹建阶段，没有单独的办公场所。日本顾问敕使瓦毅夫，暂时在建设科和邹丕彦对桌办公。敕使瓦想招用当地人帮助他工作，就找邹丕彦商议。邹推荐了我，敕使瓦就按他们的用人标准：有一定的财产、固定的职业、胜任的工作能力等录用了我。
为策略其见，我利用乡长的“架子”向敕使瓦提出条件：一、不能免我乡长的职务。二、准许我在城里设临时办公室，随时处理乡改事务。三、对我要放宽上班时间。救使瓦考虑到我掌握着乡政权对他今后开展工作有利，就答复了。
夏末，我正式入城。这时合作社已有单独的工作场所。
敕使瓦派人把办公室对面的两间南屋备齐桌椅，给我当乡公所临时办公室。
县日伪合作社全称是“巨野县合作社联合会。”具体管辖银行贷款、商业买卖、农副产品收购、生活必须品配给和供应等事项。按日本人的要求，合作社的理事长由当时的伪县长杨赓亭担任。副理事长由建设科长邹丕彦兼任（常务理事暂时缺职）。人事权和对社内重大问题的处理权，掌握在日本顾问敕使瓦毅夫手里。
敕使瓦毅夫为尽快把合作社的工作开展起来，一方面利用他从兖州带来的几个汉奸负责几个科系的工作，一面委任我为合作社指导系主任，鼓励我积极为他出谋划策。为站稳脚，以利于今后的工作，我主动靠近救使瓦毅夫。我要了解他， “帮助”他，取得他的信任，进而控制他。
接触中发现，敕使瓦爱沾小便宜。好吧，那就故意让他沾些。每天晚上，我买两毛钱的花生米找他聊天。他为招待我，就泡上一壶茶叶水，相比之下，我花钱多，他花钱少，他自然高兴。我和他边吃边喝，拉些家常和风土人情故事。有时候他听了我的人情笑话，笑得在床上直打滚。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有时候谈论起对某问题的看法，我总是故意跟他观点一致。时间长了，我们之间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敕使瓦毅夫对我十分信任。
敕使瓦毅夫出身于日本北海道一个有十多亩土地的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服役3年，参加过对华的侵略战争。敕使瓦对华夏儿女不畏强暴、坚决抵抗的精神表示钦佩，对日军的野蛮行径也不赞成。敕使瓦服役期满后，以上等兵军衔转业到地方。自来巨野之后，从不寻衅闹事，也不打骂中国人。干活的时候和中国工人一样出力流汗，有说有笑…”．。总之，在他身上，仍保留着日本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气质。但是，敕使瓦执行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务，我执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的任务。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任务，决定了我和他是政治上的敌人。
几个月过去了，合作社一直没有筹建起来，敕使瓦有些着急，他责成我全面负责合作社的宣传工作，具体掌握合作社的组织和筹建。为应付敌人，我一面做些表面工作，一面抓紧请求上级指示。王继升传达王绍一的指示说： “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完全阻止日伪合作社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全县七个区中，我们只控制五、七两个区。敌人在他们完全控制的一区发展合作社是有把握的。在其余四个游击区部分地发展合作社也有可能。为缩小敌人的掠夺范围，要尽量阻止敌人在四个游击区内发展合作社，必要时县大队将随时配合行动……。”有了上级的指示，就好工作了。当时一区有十个乡镇。乡镇长们一般都与我交好，动员工作很好做，合作社很快在一区组建起来了。敕使瓦见我利用乡长的职务和威信，很快帮助他搞起来合作社，十分高兴，举起大拇指夸奖说： “杨君，你大大的能干。”
我也奉承他说： “顾问威信大大的，咱们朋友大大的。”
救使瓦鼓励我说： “杨君，你快快地发展下去，功劳大大的。”他想叫我把其它几个区也发展起来。
对敕使瓦的指派，我一边应付，一边通过王继升同志抓紧向上级汇报情况。王绍一接到情报后，命令县大队在游击区域内积极活动，破坏敕使瓦组织的宣传工作。
敕使瓦束手无策，找我商量。我说； “那些远僻地方，八路军的袭扰很厉害，我们是搞经济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治安条件，是要赔大钱的，发展了不保险，有损你的威信。你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敕使瓦听我说得有理，也就没让再发展。我有了前边发展的成绩，虽然对后来的发展一再婉言阻止，敕使瓦仍对我深信不疑。自此，日伪合作社的工作被限制在第一区内，再无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