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我随解放大军南下，5月3日，我华东野战军一举攻克杭州，所属杭县同时宣告解放。
为了迅速打开杭县的局面，上级委派一批南下同志分赴各地担任领导职务。当时我被任命为杭县三墩区区长，陈万贵同志为副区长，张继忠、李广新同志分别被任命为正、副书记，同时被任命的还有民运委员范玉山、组织委员肖学伦、宣传委员孔繁昆，粮库主任孔繁桂等同志。当时的三墩区除现在的余杭县三墩区外，尚包括现在杭州西湖区的古荡、留下、龙坞、上圹河、祥符桥在内的几十个村镇。这里地理环境优越，河湖港叉纵横交错，竹林郁密，桑园成片，一派江南风光。三墩镇是该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华东野战军军事管制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政权，收缴枪枝弹药，为继续南下的大军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建立乡人民政权。我们一到三墩，便努力熟悉环境，了解实际情况，很快跑遍了所属的乡村，访贫问苦，学习当地语言，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也接触原国民党政府的中下层人物，讲明政策，要他们奉公守法，服从政府命令，上缴所有武器。
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的胜利形势下，杭县一带的地方反动分子改变手法，以各种形式和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王匪相勾结，暗中成立地下伪政权，与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抗衡，企图东山再起，恢复他们的天下。土匪司令何卓权纠集地方反动势力，成立了地下县政府和土匪武装，自任地下伪县长和土匪司令。三墩境内山桥乡以土匪大队长伪乡长王雪连、双桥乡以土匪中队长、伪乡长藤贵根、蒋村、邱桥、留下一带以伪区长、土匪大队长蒋天相为头目的几股土匪，有三、四百人之众‘他们见我南下干部人数不多，语言不通，群众对共产党了解不深，公然进行反革命宣传，说什么“共产党、解放军住不长，国民党蒋介石半年就要回来。威胁群众不准与我们接触，不准给解放军送粮，违者杀头。业经常在大白天出动数十人、上百人在大街上扰乱社会治安，抢夺群众财物，抓捕拷打与我接近的群众。公开向我们示威，气焰十分嚣张。另一方面，些尚未暴露土匪身份的人伪装老实，利用与我们接触的机会，刺探情报，寻找机会谋杀我干部。记得1949年6月15月，我和阵万贵、范玉山、孔繁温及通讯员张锡敏等同志去蒋村，傍晚有事要返回区政府，其他同志留下。原乡长蒋天相假意用船送我。一上船发现划船的是两个农民模样的男人，而当地习惯以女人划船为多，事有蹊跷，预感到途中可能出事，便临时决定留下不走(后来蒋天相在交待中证实，那天他们确实准备在途中将我杀害)。第二天，我与陈、范两同志研究分析认为，对蒋要提高警惕，同时决定18日召开国民党乡保长等人会议，进一步向他们交待党的政策，责令他们老老实实上缴所有武器，并配合我筹粮支前工作。我便离开蒋村返回区政府。这时的蒋天相名为乡长，实为地下区长兼土匪大队长，对他的反动面目，我们一时尚未摸清。狡猾的蒋天相一面与我们敷衍周旋，通知保甲长开会，一面暗中布置土匪一百余人，乖装成农民，潜伏在会场、茶馆、店内及附近的周围。会议开始前，他们设下圈套，把陈万贵同志拖住在会场楼上，又派人上楼送假情报，把范玉山同志骗到茶馆。当范玉山同志一进入他们的伏击圈时，一声枪响，两处同时发挥突然袭击，连续向陈、范两同志开枪。陈、范两同志虽经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蒋村事件发生后，烈士的鲜血进一步清醒了我们的头脑，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肃清匪患就无法打开工作局面。根据上级的部署，区委决定由我负责剿匪工作，并把原来分散在各乡的二十余名干部集中在双桥、肇和、留下三个点上，以防再次发生不测事件。6月底，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三一四团，由参谋架尚高同志带队，派驻一个连协助我区一起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斗争。
三墩是新解放区，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恐吓，当地群众一时还不敢向我们讲真话，但我们深信这是暂时的。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只要我们深入宣传群众，用实际行动表明坚决、彻底肃清土匪的决心，群众一定会很快发动起来。我们深入到受苦多，仇恨深的农民家中做好事，聊家常，逐步打消了一些基本群众的思想顾虑，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后来曾担任过三墩区委书记区长的李寿根同志，解放前，父子二人给一恶霸地主做长工，深受剥削和压迫，经我们一启发，很快提高了觉悟，成了剿匪斗争的积极分子。面对土匪的威胁毫无俱色，他父亲领着儿子李寿根，来到区委对我说:“我看清了，你们是为我们贫苦农民做事的，我把儿子交给你们，让他一起去打土匪。”就这样，李寿根同志参加了革命。在他的带动下，骨干队伍很快就形成了。这些骨干土生土长，情况熟悉;不断将土匪活动的情报向我们送来，对剿匪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蒋村一带的土匪，在陈万贵、范玉山两同志牺牲以后，害怕我会反击，他们改变了活动方式，龟缩在竹林深处的几间小屋子里。竹林外围是四通八达的水网，地形隐蔽，能攻能守又能溜，这帮匪徒喝足吃饱后，白天睡大觉，夜间出来骚扰。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加上南下干部战士不善划船游泳，我们几次出动都未获得成功。骨干队伍形成以后，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大量情报，制订了严密的战斗计划。1949年7、8月间，我区武装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对山桥、双桥、蒋村一带的土匪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围剿，都由这些积极分子带路和前使每次剿匪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除击毙部分匪徒外，俘获六十余人，匪首藤贵根、吴龙喜、孙阿维等被生擒，缴获了包括机枪在内的一大批武器弹药，并救出了被土匪关押的二十余名农民群众。
剿匪斗争的初步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同时也狠狠打击了匪徒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孤立无援，士气开始低落。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出布告，讲明党的政策，限定残匪在指定时间、地点缴械投降。8月，土匪中队长徐培生、郭阿甫、陈文玉、盛寿根等十多人，不得不带着残匪，到我们指定的调露庙、留下、蒋村先后缴械投降。
在这种形势下，匪徒们心惊肉跳，惶恐不安，我们又进一步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坚决贯彻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有效地瓦解了土匪，打击了敌人。8月16日，在双桥乡，我们召开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全县第一次公审大会。广大农民群众抱着极大愤恨，纷纷上台控诉了土匪恶霸的罪行，对罪大恶极的藤贵根、吴龙喜、孙阿维等土匪头子就地镇压。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震慑了敌人。
骨干队伍进二步发展壮大，我们乘大好形势，彻底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了乡、村一级人民政权，成立了农民协会和村自卫团。面对这种情况，残余土匪深感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一遇到自卫团，一听到南下千部的北方口音就乖乖投降。匪徒陆续投降自首的计有150余人。与人民为敌到底的蒋天相，逃往上海郊区，也被我们跟踪追击，逮捕押回，就地镇压。
10月下旬，全区土匪基本肃清，反动派流散在社会上的武器全部上缴完毕。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为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还筹集了粮食支援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