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49年在杭县的剿匪斗争(文/朱怀兴)

16629 发表于2019-10-10 19:59:14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我随解放大军南下,5月3日,我华东野战军一举攻克杭州,所属杭县同时宣告解放。

    为了迅速打开杭县的局面,上级委派一批南下同志分赴各地担任领导职务。当时我被任命为杭县三墩区区长,陈万贵同志为副区长,张继忠、李广新同志分别被任命为正、副书记,同时被任命的还有民运委员范玉山、组织委员肖学伦、宣传委员孔繁昆,粮库主任孔繁桂等同志。当时的三墩区除现在的余杭县三墩区外,尚包括现在杭州西湖区的古荡、留下、龙坞、上圹河、祥符桥在内的几十个村镇。这里地理环境优越,河湖港叉纵横交错,竹林郁密,桑园成片,一派江南风光。三墩镇是该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华东野战军军事管制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政权,收缴枪枝弹药,为继续南下的大军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建立乡人民政权。我们一到三墩,便努力熟悉环境,了解实际情况,很快跑遍了所属的乡村,访贫问苦,学习当地语言,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也接触原国民党政府的中下层人物,讲明政策,要他们奉公守法,服从政府命令,上缴所有武器。
    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的胜利形势下,杭县一带的地方反动分子改变手法,以各种形式和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王匪相勾结,暗中成立地下伪政权,与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抗衡,企图东山再起,恢复他们的天下。土匪司令何卓权纠集地方反动势力,成立了地下县政府和土匪武装,自任地下伪县长和土匪司令。三墩境内山桥乡以土匪大队长伪乡长王雪连、双桥乡以土匪中队长、伪乡长藤贵根、蒋村、邱桥、留下一带以伪区长、土匪大队长蒋天相为头目的几股土匪,有三、四百人之众‘他们见我南下干部人数不多,语言不通,群众对共产党了解不深,公然进行反革命宣传,说什么“共产党、解放军住不长,国民党蒋介石半年就要回来。威胁群众不准与我们接触,不准给解放军送粮,违者杀头。业经常在大白天出动数十人、上百人在大街上扰乱社会治安,抢夺群众财物,抓捕拷打与我接近的群众。公开向我们示威,气焰十分嚣张。另一方面,些尚未暴露土匪身份的人伪装老实,利用与我们接触的机会,刺探情报,寻找机会谋杀我干部。记得1949年6月15月,我和阵万贵、范玉山、孔繁温及通讯员张锡敏等同志去蒋村,傍晚有事要返回区政府,其他同志留下。原乡长蒋天相假意用船送我。一上船发现划船的是两个农民模样的男人,而当地习惯以女人划船为多,事有蹊跷,预感到途中可能出事,便临时决定留下不走(后来蒋天相在交待中证实,那天他们确实准备在途中将我杀害)。第二天,我与陈、范两同志研究分析认为,对蒋要提高警惕,同时决定18日召开国民党乡保长等人会议,进一步向他们交待党的政策,责令他们老老实实上缴所有武器,并配合我筹粮支前工作。我便离开蒋村返回区政府。这时的蒋天相名为乡长,实为地下区长兼土匪大队长,对他的反动面目,我们一时尚未摸清。狡猾的蒋天相一面与我们敷衍周旋,通知保甲长开会,一面暗中布置土匪一百余人,乖装成农民,潜伏在会场、茶馆、店内及附近的周围。会议开始前,他们设下圈套,把陈万贵同志拖住在会场楼上,又派人上楼送假情报,把范玉山同志骗到茶馆。当范玉山同志一进入他们的伏击圈时,一声枪响,两处同时发挥突然袭击,连续向陈、范两同志开枪。陈、范两同志虽经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蒋村事件发生后,烈士的鲜血进一步清醒了我们的头脑,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不肃清匪患就无法打开工作局面。根据上级的部署,区委决定由我负责剿匪工作,并把原来分散在各乡的二十余名干部集中在双桥、肇和、留下三个点上,以防再次发生不测事件。6月底,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三一四团,由参谋架尚高同志带队,派驻一个连协助我区一起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斗争。
    三墩是新解放区,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恐吓,当地群众一时还不敢向我们讲真话,但我们深信这是暂时的。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只要我们深入宣传群众,用实际行动表明坚决、彻底肃清土匪的决心,群众一定会很快发动起来。我们深入到受苦多,仇恨深的农民家中做好事,聊家常,逐步打消了一些基本群众的思想顾虑,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后来曾担任过三墩区委书记区长的李寿根同志,解放前,父子二人给一恶霸地主做长工,深受剥削和压迫,经我们一启发,很快提高了觉悟,成了剿匪斗争的积极分子。面对土匪的威胁毫无俱色,他父亲领着儿子李寿根,来到区委对我说:“我看清了,你们是为我们贫苦农民做事的,我把儿子交给你们,让他一起去打土匪。”就这样,李寿根同志参加了革命。在他的带动下,骨干队伍很快就形成了。这些骨干土生土长,情况熟悉;不断将土匪活动的情报向我们送来,对剿匪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蒋村一带的土匪,在陈万贵、范玉山两同志牺牲以后,害怕我会反击,他们改变了活动方式,龟缩在竹林深处的几间小屋子里。竹林外围是四通八达的水网,地形隐蔽,能攻能守又能溜,这帮匪徒喝足吃饱后,白天睡大觉,夜间出来骚扰。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加上南下干部战士不善划船游泳,我们几次出动都未获得成功。骨干队伍形成以后,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大量情报,制订了严密的战斗计划。1949年7、8月间,我区武装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对山桥、双桥、蒋村一带的土匪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围剿,都由这些积极分子带路和前使每次剿匪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除击毙部分匪徒外,俘获六十余人,匪首藤贵根、吴龙喜、孙阿维等被生擒,缴获了包括机枪在内的一大批武器弹药,并救出了被土匪关押的二十余名农民群众。
    剿匪斗争的初步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同时也狠狠打击了匪徒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孤立无援,士气开始低落。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出布告,讲明党的政策,限定残匪在指定时间、地点缴械投降。8月,土匪中队长徐培生、郭阿甫、陈文玉、盛寿根等十多人,不得不带着残匪,到我们指定的调露庙、留下、蒋村先后缴械投降。
    在这种形势下,匪徒们心惊肉跳,惶恐不安,我们又进一步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坚决贯彻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有效地瓦解了土匪,打击了敌人。8月16日,在双桥乡,我们召开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全县第一次公审大会。广大农民群众抱着极大愤恨,纷纷上台控诉了土匪恶霸的罪行,对罪大恶极的藤贵根、吴龙喜、孙阿维等土匪头子就地镇压。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震慑了敌人。
    骨干队伍进二步发展壮大,我们乘大好形势,彻底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了乡、村一级人民政权,成立了农民协会和村自卫团。面对这种情况,残余土匪深感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一遇到自卫团,一听到南下千部的北方口音就乖乖投降。匪徒陆续投降自首的计有150余人。与人民为敌到底的蒋天相,逃往上海郊区,也被我们跟踪追击,逮捕押回,就地镇压。
    10月下旬,全区土匪基本肃清,反动派流散在社会上的武器全部上缴完毕。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为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还筹集了粮食支援前线。

浏览:64次

评论回复
首页
检索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