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纪念建党85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回忆发生在1966至1976年，神州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是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时间最长的一场运动。 时间已过去30年，他给全国和全区人民留下的挫折创伤和损失，使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回想起来久久难以平静，内心时时作痛。
当时这场运动，是在我党执政的条件下，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被林彪和“四人帮”（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采用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他们利用毛主席错误的论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采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后来在党的九大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九大是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召开的）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阴谋反革命集团，便背着毛主席进行了大量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造成全国的内乱达十年之久，它所造成的损失，党中央1981年6月27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整个过程的主要责任、主要经验教训等都作了明确的回答 这十年主要教训是给全国人民造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员上的极大破坏和损伤，单经济方面就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间损失按当时价计算其5000多亿元，那时我国从1949年至l979年30年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创建的全国国营企业（包括工农商运和公共服务行业等）的固定资产总值才4892.5亿元我们积累30年的家底几乎全部损失掉了，形成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中断、机关被夺权，造成“无王无法”、到处打内战、抢军械库、抢夺解放军枪支，兵工厂造的各种武器除原子弹外都被抢夺，造成双方武斗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人民群众重大伤亡 城市、机关、工厂、工人、居民、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大降，计划生育本已走上正规，十年却无人管，人口大量增加 这十年的大破坏，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随着城乡“四清”运动全面展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先在文艺界开始大批判，并以姚文元名义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这场大批判，接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邓拓、廖沫沙、杨献珍等人被作为“三家村”、“四家底”被批判，随即中央又点名批判彭真（北京市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罗瑞卿（公安部长）、杨尚昆（中其中央办公厅主任），不久又把刘少奇（国家主席）邓小平（中共中央总书记）作为黑司令部头头展开大批判。中央领导层进行改组，把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选入领导层，林彪成了二号人物，而叶帅、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领导及党内德高望重的朱德、陈云也受到冲击，从中央局、省市委及地方领导也受到冲击，这时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一起又在天安门8次接见了全国1300多万名红卫兵代表，“文化大革命”之火就燃烧。到全国进入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又支持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上海一家国棉厂保卫干事）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权， 上海夺权后．1月l0日毛主席叉批示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这样全国从各中央局到生产队八级权都被造反派夺去了，从此也就开始了十年动乱，内战打了十年。
我们涪陵县“文化大革命”开始是1966年8月底，地委召开县书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批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等指示后，“文化大革命”火药味也很快吹到涪陵来了。我回县委先开了常委会，接着开了县委扩大会，会议有区级各部门一把手参加，除传达了地委会议精神外，又研究了当前三秋工作 到会同志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在报上也看到了从中央到各省市均点名批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连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也被点名了。到会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很难理解，老实讲当时我也说不清，总认为我们县刚刚用半年多时间才结束“四清”运动，从生产队到县五级都清理了，有的班子作了调整，个别四不清干部也处理了，县上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也都开了，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没什么命再革了我天真的表态说，中央文件讲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是中央和各省市委，我们地方上这些小小芝麻官没有那样大的野心，你们区里和各部局同志官更小不会革到我们头上，我们除抓好“四清”后的巩固工作，主要抓好当前生产和“三秋”工作，并分出专人来负责搞好本地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清思想结合“四清”搞好“文化大革命”搞过“四清”的县在搞好巩固成果基础上，推进革命化建设，用“四新”的内容搞好破“四旧”工作 我们县是搞过“四清”的，由专人负责在各中学校组织红卫兵开展破“四旧”工作，这样大家也没什么不理解的 县委还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各中学和城里街道按北京组织红卫兵方式组织了红卫兵，以学校为单位组成大队、中队、小队，并强调一定要学习好、表现好的学生，如涪高中的孙沅、蒲玉芬；涪一中的石少云；涪五中的殷建平；涪二中的张宗旭、汪淑华：农校的龙正学等人都被选为学校红卫兵领导在工作组帮助下，在1966年9月初，各中学共组成三万多人的队伍，并在易家坝广场组织了一次游行活动，红卫兵都兴高采烈的穿上草绿色军衣，手拿毛主席语录本，打着小红旗参加会议 。会后，由参加大会的地县委领导、军分区领导，兼任军分区、县武装部政委职务的也身着军服在前排带队一同游行，从易家坝到大东门向秋月门，再到长江码头，沿途高呼口号，城里看热闹人也多，沿途群众无不怀着喜笑颜开的欢乐，红卫兵小将们更是容光焕发，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涪陵全城人民也都心潮澎湃、浮想连翩，消除了近一段时间流传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法，也天真的认为组织红卫兵也不过就是开个大会游行游行就是了，对后边发生的事谁也无法预料 不久街上通知选派组织800人的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工作人员由县委副书记倪怀碧为团长、县团委书记张廷轩、县文教办主任罗玉枢为副团长及各中学校长24人，一同带队赴北京送走代表团后，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对城里街道、码头、商店、广场、居委会、轮船、农村公社、大队等名称凡带有四旧内容的一律改上新名字，如叫化岩厂，改为东方红厂、望郎桥居委改为跃进居委 城里仅存的少数旧庙、牌坊、天子殿等庙宇均毁坏殆尽 公社大队凡不合时宜的一律改为有革命色彩的名称 在破“四旧”中发现城里有些红卫兵拿剪刀在大街上强行剪留长发的妇女同志的头发和留小胡子男青年的胡须。 乡里也发现有乱毁庙宇和砸旧家俱和大房子上狮子等装饰物的情况。蔺市区报告二中学生要把龙门大桥上石狮子炸掉，县委急忙通知区委做工作不能炸．我又立即赶去蔺市同区委书记盛传文、区长石林初、校长宫敏君和工作组同志找到二中红卫兵头头张宗旭、汪淑华等l0多名学生做工作，希望她们一定要按中央文革和县委布置不能破坏文物古迹 这两位头头家住农村，张宗旭的父亲还是石匠，他们很了解龙门大桥历史是老一辈人流了多少汗水花多少钱修建的 这座桥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功迹，又是l00多年两岸人民的主要交通设施，若毁了大桥，你们也犯法，两岸人民和你们父母也不答应，你们上学也无路可走 经过做工作，张、汪等几位头头部表示听领导话回校做工作，保护好大桥。 我当即表扬了他们，后来整个运动中这几位同学一直表现很好。
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绝大多数由带队人带回涪陵，少数的留在北京串联去了。11月初全国各地学校停课，开始了“大串连”进行革命活动，到处鼓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开始揪斗走资派，各地叉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造反团体，“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了.这时省市委也不能正常工作，涪陵地、县委还能控制局势，但从全国传来消息让人吃惊，这个被点名，那个领导遭批斗，我这时也预感到运动一定会波及到地县委的。当时我同副书记罗时恕商量先把县委档案转移到安全地方，罗找县武装部孙庆芝部长和马占英政委同意后，由县档案馆秦启顺、贺清高连夜加班包装转移了 后来形势发展看，幸好早转移，武斗升级后县委机关成了武斗重要据点，那档案一定会毁坏。
1966年11月初，省委通知召开地、县委和大专院校、大型工厂企业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这时成渝铁路不畅通了，地区参加会议同志由地委统一派专车送去成都锦江宾馆住下后，会务组同志告诉大家成都已很乱了要我们不要外出，现在满街大字报，秩序也很乱过重庆时听说市委大院被红卫兵占了，任白戈也被批斗了。在成都李井泉（西南局书记）、廖志高（四川省委书记）、廖并丹（成都市委书记）也被冲击围攻 本来这次会议是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如何开展县以下“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时由于文革领导小组江青等人另布置红卫兵一套，使各省不能正常开会，会务组只好把文件发到会人员自学，有什么问题由工作人员个别收集，就不开大会了。但成都红卫兵和造反派集中成都几十所大中学校20多万人在人民南路广场开大会，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并勒令出席省委扩大会议人员全部出席，一个不能少，并由红卫兵大队来人引道坐前排。这次批斗会火药味很浓，叫两位领导低头弯腰站着让造反派学生和个别投靠造反派的省上部门领导一同揭发批判，并呼口号“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打倒李、廖死党，消灭独立王国”！这时我们参加大会的同志都不举手也不喊口号，认为这个口号不妥1949年，我们随刘、邓、贺大军前来解放了大西南，在解放大西南和剿匪中不知牺牲多少解放军和干部群众：十七年后居然叉喊解放大西南很不是味道，你们这些人有本事去解放台湾由于我们坐前排，群众看我们不举手，闭着嘴，这可伤了造反派面子，会后把我们留下，单独给我们开小灶，四面围着我们头头，人人骂我们是李廖死党帮凶，未转好弯子，命令我们一定划清界线，同造反派站一边造李、廖王国的反，不然没你们好下场，又领我们呼口号还是无人举手，这时天也黑了，造反派肚子也饿了，工作人员又做头头们工作，这时那位头头又气势凶恶的讲，你们这些县太爷架子别那样大，连云南省委书记闫红彦都被造反派批斗死了（后来知道是自己想不通自杀的）．你们下转好弯子站在造反派一边没你们好下场，大发一通后才叫我们回到位地吃饭，饭也难咽。看到两位领导都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同志，又听到云南闫红彦书记被整死，我们回去后又怎么过关？在宾馆几天，各大专院校造反派不断找上门来问这问那要收集材料，不合他们要求就一凶二恶训人 。这时省委看到会议开不下去了，工作人员才叫我们带上文件回去，并讲一定转好弯子，迎接风暴吧，你们看到西南局、省委也无能为力了。我们便于l1月底回到了涪陵，涪陵的火药味也很浓了，据主持工作的罗时恕同志讲，从北京取经回来的红卫兵回到涪陵就把原红卫兵总部捣毁了（即原来“三八三”），另组建红卫兵司令部，并把学校的领导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县委派的各校工作组也被赶回来。机关、工厂、企业、街道也组织了造反派，开始揪斗单位的领导，外出搞“四清”的工作团也全被赶回来，地县委工作也不能正常开展，开会都不能正常进行。这时罗时恕同志在县府办公大楼后边，找了间小屋作为常委晚上碰头地方。我利用一个晚上向常委传达了省上会议情况和见到的场面并把文件分给几位常委传阅，在家同志也从报上和传单中知道了一些省市混乱情况，心里也有了准备迎接风暴的想法。大家想不通的是这样乱下去，生产还搞不搞，坏人起来破坏怎么办，大家的心情是混乱的，浮想连翩的，对这个运动不可思议。最后我向常委们讲了，我是班长，我一定同大家团结一起来迎接风暴，我们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按党的原则解决好当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的，我最后用了一句名言“夕阳无限好，黄花晚来香”。结束会议，以后再未开常委会了。几位书记作了分工：罗时恕、倪怀碧负责机关工作和接待红卫兵：殷之辂、梅显模才从南川工作团回来休息几天，下区乡去抓“三秋”和农村“文化大革命”工作：县长李久和、王坤礼抓好征购入库和城市的供应工作：我同罗时恕同志除抓全面工作外，主要抓运动，那里紧张就到那里去工作。涪一中造反派把校长李家齐游街后在学校开批斗会，勒令我同罗时恕、杨法友去听取意见，并叫我们当场表态罢他的官，我们三人一再向广大师生讲李校长官不能罢，他执行资反路线错误我们有责任，要检讨我们检讨，工作组也是县委派来的，要罢官先罢我们三人官，对你们呼口号要炮轰“八级”，这不是毛主席指示，若把从生产队长到中央局全部打倒，那不合政策，若下边“八级”都打倒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我们涪陵才搞过“四清”运动，对那样多的人进行审查，有错误的早就处理了，我们三人讲后全场鼓掌，给李家齐临时解了围，后来我也被罢了官，在批斗我时把毛主席成了“空中楼阁”一句话成了一条大罪状珍溪区造反派批斗区医院院长黄厚农（是重医毕业派到区医院的），造反派说她穿花衣服、穿高跟鞋是资产阶级思想，要县上一定罢她的官，我同县卫生局长彭金福一同到区里和区书余仁福、刘国禄一起找造反派头头们做工作，他们都是建筑社工人，我们一再讲，黄院长医科大学毕业后不留城市工作，她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为山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来的，你们知道她下来把名字改为黄厚农了，彭金福也讲黄来区一年多给镇上和乡里贫下中农治好了不少病人，若把她职撤了，她回重庆去了，那医院病人谁来看病 余仁福、刘国禄也讲现在医院还有几个手术病人等她回去做手术，她若走了你们那个人去替她做手术，到会一些居民和贫下中农都喊不能撤黄院长职，这些造反派才把黄院长放回去了
我回到县委又马不停蹄地去蔺市解蒋镇长的围，回到城里已是十二月底了，满街贴了不少大字报，县委大门口也贴满了，除打倒孙、宫死党外，还无中生有的说我父亲是汉奸，我是“汉奸”的儿子来中伤我，机关造反派也要求地委罢我的官，这样地委为了减轻自己压力叫我停职，县委工作由一位副书记代理，我思想不通，认为我自己是清白的，家庭问题是他们乱造的，但组织还是服从，认为诬陷我的事会弄清楚的．所以也无什么包袱就靠边了，由商业局造反派把我弄到一招待所住下，虽不能自由外出，但还比较安全有专人陪伴我，帮我买饭吃，在这里休息几天，补上了前一段工作紧张未睡好的觉，这几天造反派忙得不亦乐乎也没有人找我问话，有位熟悉的同志帮我找报纸来给我看，痛痛快快休息了几天。
到1967年1月8日，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夺了上海市委市府权，毛主席又指示中央文革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致上海各造反派组织的贺电指出：他们行动是正确的，并号召全国党政军民都要学习上海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夺权这样全国“八级”领导权都被夺了这时一位熟悉的同志向我讲，上海的造反派已夺了上海市委、市府的权，现在涪陵各造反派头头们也正在酝酿夺地、县委、行署、县府的权。他这一说我才弄清了这几天他们忙碌的原因 我听后在想，全党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无数先烈艰苦奋斗牺牲流血换来的新政权就这样被造反派夺去了吗？毛主席和党中央就这样让那些毛孩子和不三不四、又无文化、无技术的人夺去这行吗？大约在晚上十点多钟，由县委机关一个造反派头头带着l0多个干将找到我，并讲来意叫我在他们的夺权书上签上同意交权给他们。我一再讲我不能签，因几天前我被地委宣布停职的，他们讲那无效，你是省管干部，他们宣布无效，我还是不签，他看无法又回县委找代理的人签了。这几天涪陵城从地、县到各区乡街道部夺了权，又无报纸看，我托一位熟悉的同志到我住处把小收音机带来收听新闻广播，才了解全国夺权是毛主席同意的 ，全国也出现一些不正常现象， 涪陵城打砸抢事件也时有发生，社会治安每况愈下，谁都可以成立造反团，各拉山头各据一方，真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林立局面 。各部门领导都被羁押戴高帽子游街，弄出去批斗打骂，家中、办公室被抄 。借找所谓黑材料的名目，翻箱倒柜把公家私人的东西也当黑材料抄走了。我在涪陵办公室的书籍和一些字画、住处一些好衣物也被抄走了。不久我被县委机关弄回还住在原处，但屋里再得乱七八糟，并交待不准外出，听造反派安排，参加批斗会，现在是“无王无法”的时代，那个要批就批，那个要斗就斗，开始文明些，只站着，后来就跪着爬着、低头弯腰、坐喷气式、捆绑、吊打等武斗，无所不用，好像成了日本鬼子整我国人民一样来对待“走资派”。 有一次，把县委、县府和各部门领导共200多人集中到县府大坝上，分两排站着，由我和县长李久和站头，游街示众 副县长王坤礼悄悄同我说，当“走资派”还是班长带头，我说现在不是一个班，已成一个连了。 游行队伍从大东门到秋月门又到河坝，造反派才叫我们各自回原单位，不准乱动 我摘高帽子用手拿看到长江饭店，我也饿了想买碗面条吃，一位好心服务员叫我把高帽子丢在门后边到厨房这边来吃，她叫大师傅给我煮了一大碗，底下全是肉丝的面，并安慰我多吃点，把身子骨养好，我点头谢了她。
1967年，涪陵全区是不平凡的一年，也可说是武斗的一年从一月夺权后，由于各造反派分权不平，分赃不公，便各拉势力，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今天这个造反总司令部被砸，明天你又被抢，你攻我是老保，我又说你是铁杆保皇 。这样打来砸去，最后汇成两大派：一派为红色贸易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贸后称红联司）：一派为涪陵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政法公社属工总司一派 各自组织武斗队。红贸派抢了军分区军械库，共抢走长短枪、机枪3000多支（挺）、火炮22门、子弹l00多万发，组织10多个武斗连 。工总司也抢了涪陵、丰都、石柱等县军械库，用五条机动船运回涪陵 。红联司便在沿江清溪、韩家沱、黄角咀等地拦截，双方各打死伤10多人 。从此涪陵武斗由木棍、钢钎、大刀换成了铜枪洋炮了， 这就拉开了涪陵半年多武斗的帷幕。 首次在大东门涪陵轮船公司工人俱乐部双方开火。1个多小时打死1人，打伤1人，工总撤到老专署去了. 接着在堡子城水塔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武斗，双方出动10多个战斗队，互相打了一整天到晚上双方才撤了，其死伤20多人，这就形成了以中山路电影院、地区商业局至夏家沟为“三八线”，划分东西两段：东段为“红贸派”：西段为“工总”派占据 并互相占领高楼等有利地形，双方对峙，枪炮声白天黑夜不停，使一个好好涪陵城交通中断、店铺关门、工厂停工、机关不能办公、给群众生活造成极端困难，全城满目疮伤，战场景象令人痛心，真不可思议。
这时我们这些“走资派”被告知要老老实实，那个乱说乱动拉出去枪毙了我们几个老涪陵同志联想到眼前这种局面，又无能为力 。回忆17年前，涪陵城被土匪围困占据森林公园一线，我们组织城里驻军在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刘昌指挥下，一个晚上就夺回来了，土匪除打死打伤活捉几百人外其他散匪逃跑了 ，那时泾渭分明，全力以赴消灭土匪 ，现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城里驻军也不少，但也分成两派也不能制止又听说有的“走资派”被打死了，听到叫人心寒我因一个人在涪陵不能外出找吃的，幸好伙食团姜金益师傅，食堂虽停火了，他们几位师傅做饭吃叫我也去吃，晚上他怕我一个人住不放心，叫我搬去他铺上两人一铺睡．他像老大哥对小弟弗一样安慰我一定不要外出，枪子无眼，现在又混乱，就在我这里一起吃住 。这样我就昏昏欲睡地度过了这一段武斗惊吓的日子。 这一段日子不但城里打，还派战斗队到区乡去打 。8月11日，红贸派出几个武斗队在龙潭车站伏击了秀山驻军4辆军车采涪运物资的武装人员，双方发生激烈战斗，打死58人、伤25人，内有一位军分区领导干部的夫人、20多位现役军人，直到南川武装部派部队来支援才停止战斗 。秀山驻军及牺牲受伤人员撤到南川。 从此“红贸”派在涪陵占据优势，这时“工总”也不示弱，去重庆请来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反到底）带上大队人马和“望江l01号”炮艇，进涪陵老专署后边江面支援工总，开始向电影院、商业局、南门山、大东门县委住地开炮并发动猛攻，红贸派支持不住，于8月15日撤到乌江东岸防守，双方共死亡加误伤居民共50多人 。红贸派撤江东，他们总部撤到焦石区政府，占据江东一片，并在焦石设立军法处。 先后无王无法地杀害了30多位从涪陵带出去的俘虏和“走资派”，内有行署办公室主任王明华，住在地区医院的伤员和护理人员也被杀害数人。 这样随便杀人事情在丰都、南川造反派武斗队中时有发生。 南川所谓援涪兵团在占领龙潭青烟洞时看到山上一种地农民，这个头头认为是“红贸”探子，就叫人开枪打死了。 这时不仅涪陵，四川重庆、万县、泸州、内江、宜宾等地也发生严重武斗 ，其原因除各地造反派夺权后，分权不公，分赃不平就开始分裂。 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就分成两派，由于刘、张（刘结挺、张西挺）按江青“四人帮”一伙旨意另搞一套，不执行中央毛主席在一月夺权后，下达人民解放军支左任务，由于刘、张支一派，军队也支另一派 涪陵更是如此，军分区分成两派各支各的一派，再加林彪、江青一伙趁火打劫．提出造反派要“文攻武斗”，要以派代党，以抢枪抢权造反派可代替党支部，这样全国也形成混乱局面所以涪陵武斗就这样越打越火。
再说我们地、县“走资派”孙俊卿、刘玉朴二位书记和地委财贸部长吴省三、地纪委副书记尉延恩、地委宣传部长徐行健、财贸部长邢华山、地区商业局长高昂、地统计局长胡光文、地供销社主任闫守信：涪陵县有宫家和（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殷之辂、县纪委副书记黄平等l0多人，被红贸派大规模武斗前几天，把我们押过乌江去天台地区建筑公司农场，由造反派监督劳动 这时“三秋”时节坡上很少有社员劳动了，我们出去劳动听到城里炮声、枪声不断，每个人心里很不平静，因各人家均在城里，在双方战火下，家人生活到底怎样？大家都在挂念 有一天打得很激烈，听枪炮声像打过乌江来了，吃午饭时，一位好心的炊事员讲，工总打过江东来了，下午不准上坡。 看管人讲，各人收捡好东西，不要外出，随时准备到焦石 。这样大家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又住一夜。 第二天天不亮，看我们的人喊大家早吃饭准备走，在饭堂吃饭时，一位很好的炊事员不见了，我打菜时间一下某人那里去了，回答他回老家了 。后来得知这位炊事员因同他武斗头头争吵几句，晚上被弄出去枪杀了。 后来清查时才得知 ，我们这批“走资派”，由于那个在乌江边武斗杀红了眼的头头也准备把我们一起枪杀了。幸好另一个头头讲要请示总部，焦石总部回电话，这批人不能杀，不然打回涪陵城连批斗对象都没有了，马上派人送到焦石来 那时杀人像杀个鸡一样我们虽过了这一关，想到留在涪陵城的同志命运如何后来清查造反派罪行时，涪陵区范围内共1000余人被杀害，除两派武斗中打死、抓到俘虏杀死的外，还有很大一部分被不法分子借造反杀的。 如李渡区派出所所长刘锦成就是被两个小偷（文革前被派出所管教过）抓去杀害了。
我们这十多人被武斗队员押送到焦石总部，这时他们忙于武斗就把我们交给焦石公社大土大队民兵看管。这个村秦书记很好，专门向民兵队长交待，劳动时间不要过长、不要干重活，因他们年龄都大了，并找一家社员专给我们做饭，在这里劳动几天，看到焦石通往大木山上人来往比较多。这天下午，我们刚吃了晚饭就来了20多名武斗队员，通知我们收拾好行李跟他们一起走，同时山边还有一批武斗队员押着从凉塘公社抓来的党委书记、社长、武装部部长等20多人一起被押上山。 当晚12点左右把我们30多人，押到一问社员堂屋里用个人背包坐好，不到半小时把凉塘带来的20多人，全部由京剧团当过演员的人一个个点名，全部五花大绑的带走了。 我同孙俊卿悄悄讲了下，可能有问题，这时也不便多问，只见党委书记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点了下头，看他面色煞白地也点下头，果不出料10多分钟后，听到离住地不远山沟里响起枪声，我们都默默无闻，血管都绷紧了等待个人的命运枪声过后，几个武斗队员把书记朱玉祥、社长梁明忠、武装部长高茂盛三人押回来，并严肃讲都要老老实实的，向看管我们的人耳语几句就走了 。他们3人还被捆着，这时我也不怕了，便向看管人讲，他们3人要解手，看管人才叫我帮他们解开，便小声问朱玉祥怎么回事，朱说那20多人全完了，我3人陪杀场回来的 。后来才听说是“红贸总部”一个头头听到说要枪杀凉塘这些人，他才跑到现场救出他们3人，若晚到一步3人全完了。我一面用手纸帮他们擦去手上血迹，并向看管人要点水来给他们喝，高茂盛问我有吃的东西没有，我们两天未吃东西了，当时我们l0多个人因从生产队来都未带吃的 。我只在上山时看到地边有人丢生的苞谷便捡3个放在包包里，还有从天台走时带的几个大蒜，老高说也行，每人给他们一个生苞谷和一个大蒜，他们吃了。 当时孙说宫家和这人还有预见性。第二天刚亮，什么未吃，看管我们的武斗队员忙叫起我们快收拾东西走，两个人夹一个向丰都南岸上山走，11点多刚到云台公社对面大山上，大队伍正在上山，我们走在半山腰，后边山上便打起枪来了。 我回头一看，后边山上一大批武斗队员和解放军战斗部队在开火，我们正处在射击目标之内，我首先趴下，又喊大家快隐蔽，这时一排机枪子弹射过来，前边看押我们的队员当场被打死，还有10多个乱跑的人也被打倒了，有几个妇女孩子受伤在哭叫 。我一面向隐蔽处藏，又叫朱玉祥他们几个人向山沟处滚，不幸的朱玉祥刚到沟边他一起身就中了一枪，我忙把他拉进一个小山洞掩护起来，并告诉他，他们找不到就不要出来，我同高茂盛叉滚到下边一个山洞 。这时枪声停了，红贸武斗队向粟子寨方向撤退了。 追击一方是武隆县武装部带领武斗队和8341支左部队一部，他们看到对方撤走，也未去追赶便回来打扫战场了，并将半山上和沟边丢的东西、枪支和藏到的人员都搜出来了，并把搜出的人全当俘虏，双手高举用枪对着每一人，先检查全身所有东西，枪支一律收走。 我的手表和部分零用钱、钢笔、毛主席语录本统统收走了，我背的一个背包有一床被子和几件衣服离我不远，我要去取也不准我们被俘男女l00人就被押下战场高茂盛同我并肩走着，半开玩笑说，这种场面你见过没有，我说在淮海战役时我带部队押过俘虏，高说，现在自己当俘虏了，沿途看到受伤人在呻吟，我问高茂盛看到老朱和梁明忠没有？他说未看到我向搜山人讲那边不远沟上还有凉塘公社书记朱玉祥也受伤了，他们讲，快走你的，别管姓朱姓李的了，死的人没有人管，看到这些场面心里十分难过。
天快黑了，我们这批俘虏被押到一所村校里分男女两间教室，我们男俘虏多些只好坐在地下休息了，是九月中旬了，天又下起小雨，在山上一天未吃东西，睡也睡不着，又没棉被盖只好同高盛茂背靠背坐着 。妇女俘虏室几个中学生冷得直哭，被几个看管人训斥了一顿，并成胁讲那个再哭把她拉出来枪毙了。 大约12点左右（手表丢了）一位军人走到门口喊我名字出去一下，高茂盛、梁明忠忙拉我一下像有什么事，我小声说不要怕是部队同志，我即跟他去另一教师宿舍。 这时喊我的军人才对我说，李政委（李华禄）要见我，进屋李政委正坐着烤火忙站起来，让我坐下烤火，因是老熟人（他们部队来白涛是我同罗时恕同志去帮他们安排驻防的），忙叫通讯员给我泡了一杯茶，我忙接过也不怕烫了大口喝了，因一天多未喝水了，喝起这茶真香 李政委忙问我伤到了没有，我说一听到枪声我就滚到沟里去了，李政委讲不愧老兵出身，他又说未见孙俊卿他们嘛，回来人讲伤亡人中均未发现他，我说他们那十多人可能被押上山了，李政委又问，听说你同孙都同他们一起策划武斗打革命群众？我一听知道他听的是谣言，我们把十几个地县“走资派”加上凉塘公社20多个共30多人，从涪陵和凉塘被抓的情况讲了一下，我很气愤地讲，过去打日本打国民党兵和在涪陵剥匪，像今天这样打群众的事，我绝对不会干的，你不信可问一下你们部队有几位同志一起被俘的你们部队也分成两派李政委听我话中有话，忙说部队出来执行任务，听到枪声赶来制止武斗的，忙又叫通信员给我又倒杯开水喝，叫我回教室去了。 我一进教室大家喜出望外地问我情况，我把同李政委讲话内容向大家讲了一下，大家说有李政委在这里，我们这些人不会被杀了，不一会有人来把被俘二位军人叫去询问。 回来时提着他们行装走了（军人东西未收），还是先前喊我那位军人叫我带上东西跟他走，我说我东西全丢了，高茂盛说，李政委会优待你的，那位军人把我带到另一问教室宿舍住下，他说李政委叫你在这房子里休息，有棉被、蚊帐，叉问我吃饭没有，我说一天未吃了，他忙去火房给我拿两个凉馒头和几包榨菜一瓶开水，很客气讲，现在两点钟了，先泡馒头吃点，明早吃早饭，我说谢谢了。 我忙泡着吃一个，再也吃不下去了想到今天情景和同被俘这100余人，又想到孙俊卿、殷之辂和朱玉祥他们怎么样，又想到自己南川家里人，想着想着不觉流下热泪。 过去打敌人目的是打天下，为人民掌权，现在共产党掌权了，大搞建设17年了，自己竞不知不觉当了俘虏，又听高茂盛向我讲过千万别叫造反派抓到，他们双方都杀红眼了，城里城外都杀不少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睡到天亮。
第二天吃早饭时，l00多俘虏站队在坝子里由管押人讲话，8个人一席蹲着吃 ，还是那位军人（后来我问了叫王秘书），叫我去李政委住处吃早餐，李政委很客气讲，知道你饿了，叫伙房下面条多下点，我也不客气的狼吞虎咽地一连吃了三碗面条。 李政委还不断向我碗里夹肉丝，我也叫他多吃点。李又讲，吃了早餐就送你回涪陵，现在涪陵形势很好了，机关开始办公，商店也开门营业了，到重庆轮船也开航了。 我接着问了一句，凉塘被抓那些人呢，他讲，都送回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审查后再处理 。我说很好，他（她）们都是受害者 ，早饭后我回到坝子里，大家都看到我，高茂盛、梁明忠忙问我打听到消息了吧，我把李政委意见讲了，大家很高兴，这时高茂盛开玩笑说当俘虏也是大的好，我们吃榨菜下饭，政委陪你吃肉丝面，我说是呀，淮海战役时，俘虏杜聿明还单独用小车送到泰安战俘营地，这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时梁明忠说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开玩笑．我们今天是不是回涪陵，我说是回涪陵 我并把凉塘受害那些人和你们三人情况向李政委讲了，高茂盛说多谢首长关怀，当俘虏也没忘了部下，我说没有首长了，早罢官了不久有一个连的解放军把我们这l00多名俘虏送到白涛码头，然后乘船回到涪陵 我被送到县委原住处，但东西被弄得乱七八糟，县委造反派负责看我们的人讲了，叫我老老实实在家反省交待问题，不经他们批准不准外出 吃饭时几位大师傅看我回来很高兴，姜师傅讲，你有些东西在我这里拿回去吧，县委会计杨志刚很好，叫我把这两个月工资领去 当时在县上我工资算高的120元钱，那时一个人伙食费才7元，我只留下20元零用 我找原来秘书夏士应、李文义带回南川。我又写了3张条子说已经平安回到涪陵，叫家中人放心，我老伴接到钱后叉派我二女儿采涪陵看我，她讲妈妈在南极公社大石村劳动，家中只有老保姆照顾她同妹妹，武斗严重时老保姆带她们去农村老家躲避，我听后心中十分难过。
回到涪陵后，得知涪陵形势是由支左部队支持“工总”一派掌权，地县机关部队都派人实行军管，秩序好多了，但我们这些“走资派”就成了一派出气的对象了。由于造了我们不少谣言，便开始了轮番批斗，最严重一次，是孙俊卿等地专一些“走资派”从丰都被俘押回后，一起押到灯光球场，地县共200多人统统跪在那里，两人整一个， 孙俊卿跪在主席台上，我们几个副手加孙的夫人罗玉枢陪跪在两边，每人都五花大绑按着头做喷气式斗，不少人被整得满头大汗， 有的屎尿都捆出来了 。那种野蛮的打骂、呼口号、吐口水等等叫人惨不忍睹 。有不少参加会的干部和群众，对这种虐待行动流下了同情热泪 。因孙是一号走资派，我是二号，会场不时喊出“打倒孙、宫死党” 大会后，赵一川(当时60多岁）、吴省三、左世杰等人几乎回不去了，由人扶回去. 我当时还年轻还能坚持走回地委押我们的地方。 我忙倒了开水，给孙、赵每人各一杯，大家都伤心流泪 。这时我也不怕，向看管我们同志讲，我们这些人年纪都这样大了，就是犯法枪毙也不能这样整，而且中央也没说开除我们党籍，毛主席也一再讲要文斗，这叫什么斗法?其中一位是地委机关干部，他看到我们被整成这样也很难过，他说，今天的事我们也无法，我们向军管会讲一下，一定按政策办 。这天晚上不少人呻唤连声久久不能人睡 。听到赵一川哭着起来到厕所去了，好久没回来，我很不放心，我忙去厕所一看，他正在把裤腰带向窗格上系准备吊死，我上去帮他拉下来给他穿好裤子并讲一定不能死，死了就同刘洪山（地委农工部长）、郑作春（武隆县书）一样成了畏罪自杀，所以一定要坚强顶住，总有一天毛主席和党中央会为我们这些小小芝麻官说话的，我才扶他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