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孙俊卿、王政（地委组织部长）和我三人又被机关造反派弄到原地委平房会议室，进去一看就像审犯人一样 ，法官们坐在公堂上，两边站了不少帮手，我们在下边刚站好，法官开始升堂问话，先叫王政交待黑地委安排二线人物名单是那些。 王政同志吞吞吐吐地说没有此事 。接着又问我，我说我在县上工作，没听说要安排二线人物，这时一位站班的头头，把我头狠狠压了下喊叫不老实要我跪下 。接着又审问孙俊卿，孙也答没有此事，法官站起来把桌子一拍，指着孙骂道，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上去就是一拳，孙当时没有防备这一手，打了个脸朝天，后脑门跌了一个包，接着几个人上来对我们三人又是拳打又是脚踢，孙鼻子打出了血，因趴在水泥地上坐部坐不起来，还叫孙交待有没有二线人物，孙答你们都是机关人，若有你们可查档案和记录嘛，几个打手连打带骂才叫我们回去 孙几次爬不起来，我爬起来后叉把他拉起来，搀扶着回到住地 我悄悄问他，这位审判官怎么这样凶残，那个部门的，孙说这是积极分子接班人，调来地委机关的。 这天晚上孙又是一支接支吸烟未寝在涪陵天天斗还不算，还要被各县造反派揪去批斗 。孙在粟子寨当俘虏后，先被石柱县城开万人斗争大会，又被丰都押去批斗两次，由军管会才要回涪陵，刚参加审判，南川“十一战斗团”又来押我们去批斗，因我和孙均在南川任过县书，南川“大四清”孙又是团长，所以南川批斗火药味更厉害 。因南川是“四清”与文化大革命同时进行，由“四清”受过审查的人同南川中学几名学生单独去北京所谓告状，回县后把原来南川红卫兵总部砸掉另成立南中“十一战斗团”，到处砸打抢，把工作团也赶跑了，南川党政机关也被砸烂，档案也被抢去。 那些在“四清”中被审查的教师干部也积极投靠到“十一战斗团”去了，有的高呼口号：“十一战斗团万岁”，有的人还把自己保存的“四清”文件和个人笔记本全给了这些青年造反派，使这些青年学生如鱼得水，胃口越来越大，不但夺南川党政大权，还到武隆、彭水等县抢枪夺权，到涪陵来了两辆汽车把孙俊卿、宫家和、王志国、吴省三等人押上汽车像押死刑犯一样押到南川中学，押到他们总部的一间教室里 我们下车走进我所熟悉的、声誉很高的一所省重点中学，现在完全成了一个血雨腥风、满目疮痍的破落景象。 学校早停课，四处是战斗团荷枪实弹，磨刀霍霍如临大敌的样子，把我们送到60年代设在南中的“白公馆”、“渣滓洞”，同在押的学校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一起过着囚犯生活 。又宣布不准任何人外出和会人 。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成，他们在大庭广众下的操场坝叫一位女教师跪在毛主席像前，打得驿青脸肿，披头散发痛哭流涕 。这些造反派头头完全像日本法西斯一样没有一点人情味被打的这位老师正是他的班主任，平时学习要求严格，他们就这样来报复 。对校长夏仕莲更是恶毒，几次打昏过去，幸好一位学校好心人帮助逃出魔窟，跑到北京他的学生家躲过了灾难，不然后果难以预料。 对我们这些涪陵最大的“走资派”更是残忍，全部五花大绑押到县政府大门口开批斗大会， 坝子里都站满了人，把我们打翻在地由两个武斗队员再狠狠地蹬上一只脚。 我们几个正常人也难以忍受，吴肖三是驼背把他踏得直哭 。这两个帮凶还狂叫着，老子给你直直腰，把吴几乎踩死 。游街时由我和李培根扶着他，走完南大街，回到位地就起不来了。他们并把孙俊卿冬天穿在身上棉衣也脱去了，并说你无资格穿军衣。 我的脸和手都被打破出血，参加大会的干部群众无不怀着恐惧怜悯之心。 南川陪斗的“走资派”弄到南中后个个打得死去活来。 我夫人武春荣（南川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当场被打昏过去。 陶现绿（县书）、邓辅权（县长）、于德洪（法院院长）、韦山银（县委办主任）都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武春荣、于德洪等人由看管南中教师把她（他）们送回去的 。这些头头不但对地、县所谓“走资派”，就是对农村一般群众也是说打就打 。如一个头头家住郊区，他母亲也仗势欺人，群众不服气同她争吵了几句，这位母亲到城里搬去武斗队员，把同她吵架几家社员东西砸烂，人也打得半死，后来托人求情送礼才得安宁 。这那像共产党领导的天下，这些人完全是如狼似虎般的打、砸、抢分子，回到住地孙俊卿同我讲，我们过去在南川剿匪搞土改，对土匪恶霸地主也没这样，我说咱们打日本鬼子、国民党抓到放下武器的还优待，这些人若掌了权怎么得了。 后来听说这些头头当时县委还批准他们入了党，当了革委会主任、常委等，直到打倒“四人帮”，才把他们清出去了。 在南川没几天，涪陵军管会派人把我们押回涪陵批斗。
第二次去南川是1968年8月间了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讲了两派要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绝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工作。 这时地革委也成立了，地委结合了好几位领导干部进去，孙俊卿同我还是靠边挨斗，又被列入解放大多数人以外 孙俊卿还被支左领导小组一位负责人点名批评了，所以又押回南川批斗，气势还是凶的 。这次不是关在南中了，而是县招待所，看守我们的不是那些武斗学生了，而是鸣玉区鸣中大队民兵连长。 他是一位转业军人叫夏明忠，是武装部抽调到文攻武卫队来的 ，我住过他大队所以很熟，他很客气地向我二人讲，你们这次来放心吧，不会和上次那样整你们，李部长（南川武装部长李洪喜）、黄政委（武装部政委黄永成）专门交待我要保护好你们，放心休息吧黄政委还来看你们， 夏连长又说招待所伙食不好，离宫书记家很近（我忙说不要叫书记了，喊名字就是）我去说一下叫保姆帮你们做饭吃 。因我夫人也是南川重犯，押到华耳寺去劳动了，家里两个小女儿由保姆照顾，大的两个去山东老家当知青去了，家中粮食未带走（那时是定量供应机关干部是25市斤）。当时孙要拿钱给老保姆，她说家里武部长留下钱了，你们钱粮带回涪陵去用吧 。我们在南川住十几天，生活都由我两个小女孩送来，过得很好 孙讲这是李部长、黄政委叫我们来休息。去南川第二天，黄政委带一位政工组长来到住处，很客气地讲：请你们二位老领导来（我忙讲不能叫老领导叫名字就是），毛主席讲了干部都要解放出来工作的，主要查对几件事：因县革委成立后，清查阶级队伍中，南川中学战斗团交政工组一些资料，从揭发材料看，县内有位主要干部揭发说在“四清”中，你们排一、二、三类干部，把三类干部当作打倒对象，他本人就属三类 还说工作团要把南川中学早起来造反的几个学生都抓起来劳改：还有在龙潭伏击解放军是你们二位策划的：涪陵红贸派是你们组织起来的 政工组长又补充讲，揭发人因对你们很了解，所以革委会找你们二位采查证一下 。孙先讲，谢谢黄政委和组长同志这样坦诚地向我们讲明来的目的很好，没把我二人当敌人看待，还是同志关系 。我也坦白向二位讲，从夺权后，我们一直被关押，后被红贸把我们同涪陵城地县机关“走资派”弄到果子寨，连一点自由都没有，哪能去策划龙潭事件。关于“四清”工作团，当时我在南川当团长，你也清楚在运动后期对干部中有“四不清”的人是准备排一、二、三类的（即好的，比较好，有四不清问题的），但因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未排了。 至于对南川中学几个学生抓起来判刑劳改，那是造谣中伤，你想运动一开始工作团就撤走了，那怎么可能呢？ 至于红贸少数头头现在都被抓起来，黄政委你晓得赵树金系军分区副参谋长转业到地区商业局当政治处主任的，我们都还不认识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他就打出造反口号，至于那些人支持他，我相信军管会是要搞清楚的，我们若有联系，军管会早把我们抓起来了。 我说后黄政委连声说好，你们把事情说清楚了，政工组好向革委会汇报。 两天后政工组又来找过我两次查对一些事也再不过问了。当天下午武隆造反派又来武斗人员提孙俊卿去武隆，因南川县机关要留下我批斗就未叫我去武隆 。孙押走后，我在南川当天送到华耳寺去，县上走资派男的关在一间大教室，我夫人和肖文学（县委副书记）关在一间房子里。 我属重犯单独关一间，有专人管 。我夫人虽是在这里但不能住一起，连见面都不准，还好造反派还没逼我二人离婚 。县府一位民主人士副县长李学诗在这里，他夫人来看他，造反派非逼他们离婚不可，理由是他二人年龄相差10多岁不合适，李不同意离婚，并讲毛主席同江青同志结婚也相差10多岁，这句话被造反派狠狠打了一顿，说他污蔑领袖和江青同志 。不管怎样斗他就是不同意离婚，他夫人也不同意离，气得下山走了。在这里住了几天，打饭时碰到南川县教育局副局长周朴汉同志，他是南川县老民主人士，创办道南中学时接收不少地下党员作教员，培养不少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工作。 在我离开南川前二年才从泸州调回南川工作的，他又是我们从上海一起调西南服务团入川的战友，他看我去打饭，有意放慢脚步，当我回来路上他悄悄问我，身体还好吧，我答还可以，你也多保重，他笑着说还行，刚说到这里有人来了，我们只好走开了。这一答一问饱含了周朴汉同志的深情，那发自肺腑充满同志战友的温情，发自患难之时意义深重 。回到住地久久不能平静。 当时我才40岁，而朴汉同志已60岁了，又挨斗，又干体力劳动. 他一生从事教育，这样劳动能吃得消吗，恨那些造反派太没良心了。一天一位看管我们的同志送了几份涪陵电讯消息给我，知道有些地方还在武斗，在果子山被打垮的红贸派，又在重庆拉起武斗队还声称要杀回涪陵 。看后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应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再这样打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办，这是个人想法而已。 第二天早餐后，先锋公社武斗队来几十人把我和在这里劳动的武春荣、韦山银、胡心良等人，及城里押来的陶现禄、田茂汀等共l0多人押到先锋公社开批斗会，当押到会场大门口时不少群众围观，有些熟人友好的向我们打招呼。 这时来了支左部队一位上尉军人带有约一排军人来参加会，看到群众同这这批“走资派”未划清界线，就一面大吼群众快进入会场：一面命令式的叫我们这批“走资派”站好队，叫我站头，并要举起手来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他说一、二、三一齐喊，他看大家无人举手喊，这位连长对着我恶狠狠讲，你为什么不举手喊，我据理力争讲：解放军是举令三支两军的，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对，你们不能带头违法，我们这些人都还是共产党员，现在还未开除党籍，群众不了解政策，难道你也不懂吧，毛主席最近讲了要把绝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工作，你没学吗'我说得这位连长无言可答，他满脸怒气的说，你不老实叫武斗队员把你们押上会场，在上台前韦山银悄悄问我，你不怕他打你吗，我说他不敢，他若打我就喊解放军当官的打人，看他脸放那里？这些解放军是才穿上军衣的工改兵建字部队，来帮建庆岩兵工厂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学就调出来三支两军我向韦山银同志讲，涪陵大多数“走资派”都解放出来工作了，我同孙俊卿也由支左领导小组同志向我们讲了，要叫我们去成都学习后就出来工作，你们这些小“走资派”并不在话下，要解放的不要怕。上午先锋公社批斗会后，下午由三汇公社革委会主任原党委书记老张带领10几个武斗队员来把我们押到三汇公社批斗，我们这些人又被押着步行向三汇走。这位大主任骑自行车先回他家去了，由于我们这批人同武斗队员均很熟，在路上也就很随便，也未给我们挂黑牌子，有的还问我涪陵情况，这样边走边说。 这位回家的主任赶上我们，看到这种情景，他忙停下车，就摇头晃脑的把黑牌子从武斗队员手中拿过来先叫我挂上，我接过后很诚恳的向他讲，现在各级革委会都成立了，很快要恢复党委，老张你是原来的书记应懂政策，不能乱来，说得他无言可答，只狠狠的说了句，你这个大“走资派”不老实，什么老张、老李的来这一套，觉得伤了这位大主任面子和尊严 他大声向武斗队员带队的讲，快押他们走，他就上车走了。 这时胡心良和韦山银对我讲，这下得罪了这位主任了，我说不要怕，他不敢对我们下毒手。 到公社后这位主任命令武装部长找一个大锣，要我们一面打一面喊自己打倒自己口号，带这批“走资派”游街和厂区公路走（东方红兵工厂在这里）。我也不怕，接锣后就一面狠打一面高呼：乡亲们、同志们，我们这些人过去是地、县委领导，共产党员，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全国都要把干部解放出来工作，你们公社张主任不执行毛主席政策，把我们押来批斗，还叫我们游街我边走边打边喊，看热闹的人和押我们的人听我讲了都很同情我们。 这位主任却销声匿迹了。 后来武装部长叫押我们队员把我们带到食店住下，食店服务员都很热情，友好地对我们讲，听说你们来，我们大师傅早把馒头包子蒸好了，叫你们大家饱餐一顿，明天好参加大会 经理小声同我讲，你说的很对，毛主席讲了他还不听，张主任是忘恩负义，他是你同韦部长一手把他从一个农民提拔起来的，当造反派就不认人了。 在吃饭时韦山银向武春荣讲，这顿饭该由你这位后勤部长买单了，武春荣说没问题，谁叫你们都是宫家班的人，大家乱吹一通就休息了。 从三汇押回县招待所，对我夫人不准回城，只叫韦山银回城陪我到各区批斗。 回到城里思想难过得很，想到我两夫妇从20多岁到南川为南川人民苦干了14年，现在回来有家不能回，夫人不能见，我们南下来，跟刘、邓大军来西南，那是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来的，苦干这十几年，倒成了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干将 。我回想一下，那一次运动不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结果成了给刘、邓干的，实在想不通，还是那位夏连长看到我很不高兴，便回我家叫我两个小女孩给我送饭来，又来看看我 ，我共4个孩子，大的两个系中学毕业生，应当下乡当知青的时候了。她（他）很懂事到涪陵来找我商量，我夫人意见一回山东老家，二在南川随那些下放知青一起下农村，我也同他们二人商量，还是回山东老家好，那里有奶奶、姑姑、叔叔、姥姥、舅舅等，在我们家也有房住，回去沂蒙山区人民和亲朋不会亏待你们的，回去同奶奶、姥姥一起住，我很放心并好好劳动的，待运动后再接你们回来， 她二人走时，我同她妈妈均不准请假去送，心里痛苦难忍，泪如泉涌；幸好南川武装部一位徐部长，知我两人被押不能送，他是在县革委会管下放知青工作的，他根据政策帮助她二人办好手续，又领了安家补助费用，还亲自把她二人送上去山东火车 。这位老战友是尽到责任了，我听后十分感谢在招待所住的几天，两个孩子轮流给我送饭吃有天晚上韦山银同志来看我，一来讲我二人可能到各区去挨批斗；二来又询问我，他家庭成份的事，因批斗他把他当地主分子斗，并污蔑说是我同武春荣包庇下来的，还准备提拔他为县委副书记 。我详细向他讲了，你家庭你是清楚的，你是地下入党，家庭虽地主出身，解放前几年你入党为党工作，土改时评成分时也讲清楚当地解放前三年计算，那3年你在为党工作，不能说是地主分子 提你作县委副书记，是经地委派人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庆文去你家调查回来常委定的，因南川搞“四清”没有同意这点不管那个乱说你都不要怕，有记录的我二人谈了很久他才回去 几天后聂怀臻等几位战友晚上来看望并安慰我，第二天夏连长先通知我，带几名武斗队员一起坐车到鸣玉区接受批斗 。上午在区上开大会，下午叉到我住过的中心大队开会，附近村的人都来参加，阵势很大，沿途都贴不少标语口号 。在一个晒场开的大会后，主席宣布开会．村造反派头头先带领呼打倒我二人的口号，接着农会主任提问题叫我们答复，当问我在龙潭打解放军是不是你参与指挥的，我回答不是，因运动已夺权，我就被关押起来，若我真参加打解放军，早被抓起来了 。又问到果子寨的事，我讲了我半路上就回涪陵了。又问南川县搞“三地一山”的事（即自留地、饲料地、烟杆地、自留山），我回答那时在成立公社化时，县委考虑到社员在食堂吃饭不自由，又吃不饱，所以留点自留地、养猪要有饲料而留地种饲料，又考虑一些男社员吃叶子烟留点地种叶子烟吃，买又贵， 自留山社员好打柴烧这时会场议论纷纷，有说对的，还考虑得周到，不然灾荒年要饿死人的 。这时一位社员问我有没有上级文件，我答在高级社时就有上级规定，一般不超过本大队田土的百分之五至七，公社化后，中央农村工作通讯会上，讲准许留下不超过高级壮时自留地标准，大家若不相信可到县档案馆去查叉问韦山银为什么把伪县长、伪团长调来作副县长和政协副主席？老韦说为了统战工作需要 。这一问一答方式，我们把群众疑问的事说清楚了，群众也高兴，比叫你跪到乱打乱骂一通要好得多。 这时主持会同志看到天也快黑了，才向大家讲，他们两人把我们要问的事说清楚了，其他事我们不管了，你们回县去说吧，喊了几句口号就散会了。 一些社员还来看我们，夏连长叫大家回去做饭吃，把我二人带到村农会左主任家去，并准备了丰盛晚餐我一再讲老左不能这样麻烦，这时他妈妈说，宫书记、韦部长怕什么，前些日子听说你们在城里吃不少苦，到我们乡下来休息一下 。当时夏连长回来讲了，我们这些贫下中农一再讲，你们在我们村搞土改都是为我们农民翻身过好日子，现在叉叫那些娃儿和好吃懒做的人来夺权那能行吗'现在毛主席讲了还是叫你们出来工作好，就这样我二人十分感动的好好休息了一晚上。本来第二天又要叫我们去别的公社，区上来人通知就在马路边等着涪陵来车来人接我回去。 10点多钟我二人告别了左主任一家和夏连长。 这时夏连长悄悄向我们二人讲这是武装部黄政委安排叫我保护你们，并说涪陵地革委要解放宫书记出来工作，我很感激地向夏连长讲，回去代我们二人向黄政委、李部长问好，这样我同老韦深情地握手告别，我向老韦讲要记住一句古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老韦点头分手。回到涪陵在一次批斗会上碰到孙俊卿同志，二人交流了分手后的情况，他讲你好幸运，没到武隆真是九死一生 。武隆县开大会人很多．先由造反派和县上亮相干部，揭发社会上流传那些事，这还比较文明，过后主持会的人向大会宣布，请涪陵来的造反派战友揭发孙、宫死党罪行 。这人一上台全场轰动，接着这人表白他最了解孙俊卿罪行，什么红贸军就是他一手组织起来的，又是策划在龙潭打解放军．又是指挥粟子山战斗 ，又讲在武隆、南川搞“四清”大排一、二、三类干部来整干部 。这一煽动性发言，引起全场骚动，那些在栗子山被打死的家属和四清受审查干部跑上台来就是一顿扭打，有几个妇女又是扯衣服又吐口水，又打又咬，幸好马部长（武装部马德禄）出来制止，不然要打死。会后有些人还跟到招待所来乱叫乱骂，正好涪陵支左部队来车才把我接回来 。这时我二人深深尝到在这场运动中“人间酸甜苦辣味，尝尽了世上冷暖亲疏情”。 回到涪陵后虽也参加几次机关、乡镇、街道批斗会，但火药味没先前那样浓了。 我自己计算了一下，从1967年1月夺权至1969年9月去成都学习班学习前，在二年零八个月时间，个人和参加集体大小批斗会340次，有时一天被斗三次，有时被整得几天起不来床 ，当时我家也不在涪陵，只我一个人生活。幸亏伙房姜师傅他来看我，见未来吃饭就给我留下，等大家吃完走了，他才去喊我吃，并偷着给我打开水去喝，真是一位好大哥 挨批斗又没个人在身边，想不通时，便在毛主席语录本后面几页上偷偷地在一个字下边划上个“0”，斗得严重划一个加个x这只有自己明白，别人还认为我打的着重号这两年多批斗中，是我一生渡过的比战争年代，和在家过的贫下中农日子难过得多，但也遇到一些好心肠的战友同志和人民群众，有些事使我终生难忘。
川大学习班1969年9月“九大”后，根据毛主席指示要把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工作 我们地、县和部门一些领导干部100多人去成都四川省革委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为刘结挺、张西挺专门叫县以上领导转好弯子，支持他们二人的转弯子班 ，一个地区去的同志编一个队，带队的都是地革委派去的，除有几个青年学生外，我们这个带队的是原地委机关部门的秘书对我们很客气 我同孙俊卿是一、二号走资派，去成都时说为了安全，由两个造反派护送，先由涪陵乘船去武汉再坐飞机去成都，到成都我们地区的人先到了。他们得知我们从武汉坐飞机到的，开玩笑说还是一、二号受优待，我们却是从綦江坐硬板火车到成都来的 后来得知我二人走武汉的原因是怕走重庆时被红贸派抢去 在川大学习班，精神上受折腾，生活上受虐待，定量供应肉油被克扣 。我们10人一席只一盆莱、一盆汤、一顿只三两饭，我饭量小些一顿三两还可以，饭量大就困难了，有几位县上同志身体很不好，饭也吃不下。这时武斗再得省城有钱也难买到吃的东西，只好星期天外出找吃的，有的叫家中送点糖和肉去。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成都支左的五十军副军长张玉成系战争年代我的战友 ，我利用星期天去看他，他夫妇俩很客气，除招待我大吃一顿外，还帮我在军人供应店买2斤白糖l条香烟，我拿回来的烟给吸烟的孙俊卿等人抽了，糖给了黔江县书唐茂和樊作席二位病号吃了还有省革委办公厅一位主任杜信他已工作了，星期天也去他家，他是我们西南服务团战友，又招待我大吃一顿，他夫人走时还给我带些馒头和腊肉，这样我基本没有饿到。 12月底省革委派人向学习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议，即“12 -25”批示，撤了四川两个大造反派刘结挺、刘西挺两夫妇的职，四川才得安宁了 。后来我们又参加在锦江宾馆省革委召开的重庆、涪陵、万县、内江、宜宾五地市解决大联合会议后才回到涪陵，再没有被批斗了， 成天在房子里没事，就学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 。县文化馆几个同志和张馆长不错，我去借书他们把封存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悄悄叫秦静同志找给我看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后，在县上召开的农业生产三级干部会上，县核心小组组长李洪喜（县武装部长）、副组长马占英政委向我谈了话，叫我在会上发言作点自我批评就是，马政委很和气地讲大家都盼你出山了。 这样我解放出来就先分到县生产指挥部工作，后又升级到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工作，同孙俊卿、刘玉朴、王志国等为副组长，组长系分区后勤部的卓部长 有时开会时卓部长形象地说，咱们开个书记处会吧，因为你们几位均是地委正副书记嘛。 以上是我在涪陵县文革的经历 1972年以后我回地委工作了
下面讲几件文革中虽吃了不少苦头，但遇到许许多多的好心肠的人，我也不能一一叙述了，只讲几件事：
一、去新妙批斗。
是新妙造反派来押我同郭荣明同志（他也在新妙任过区书），去后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第二天晚上开斗争会，在区公所后边猪市坝 造反派在我两位住旅馆门前贴了一张海报称斗争涪陵最大“走资派”宫家和和郭荣明 。老郭笑着说，托你的福，我一个县委小小副部长同地委书记平级了 。我也很诙谐地说，18年前我在这个坝子里斗争恶霸地主、土匪头子，想不到轮到自己，老郭说这叫此一时彼一时也。晚上由两个造反派押一个，并把区和公社10多个“走资派”一同揪上主席台，并叫统统跪下。会场人很多，主席宣布批斗会开始，这时场内有不少人高喊，叫宫家和站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时押我的人把我拉起来，我仍然低着头，又有人喊，宫家和把头抬起来，我只好抬起来看会场人，一个多小时斗争会散会后，造反派叫我们自己滚回去 。我们下来走在路上，区长洪忠善说了调皮的话，姓宫的烧了好香，到那里都有人保，今天开你斗争会，你像作报告一样，头部没有低下，我们汗水都跪出来了。 区书韦德中说，听说在南川保的人更多。
二、在李渡批斗。
我同原县书侯尧礼一起去的。 第一次批斗在涪高中礼堂，我和老侯被打得很厉害，特别是几个农村妇女，把老侯脸上手上都抓出血了，会后叫我们滚回住处 。下南天门时几乎都走不下来，我当时年青些，把老侯搀扶着，回到旅馆就睡下了。 我请服务员帮我俩买碗面务来吃，他不吃，我再三说要吃点好参加明天的会，老侯哭着说，李渡有七、八个乡，每天要这样斗我们二人怕回不去涪陵了。 我也流了热泪，我鼓起勇气说，我听说原区书周孝先，武装部长杨集文他们结合进区革委了，找他们说说，老侯说看能否帮忙 ，我到区上找到他们，讲了今天斗争会情况，听说还要去各乡轮流斗，老侯有高血压，万一斗出问题你们也不好说，再说我们现在还是党员 ，他们二人很不错，当即表示，你们二人在区里休息两天，看下病，过两天再去致韩和石泉 ，今天的会是石马乡和镇上造反派联合开的，我们未去参加，以后去别的乡，我们派两个同志一起去，不能搞武斗，我当即表示感谢。 回到住地同老侯讲了以上意见，老侯说看来原来干部结合的掌握政策好， 我们去致韩、石泉正好碰上地区体委主任平福生和民政局长陈志英，他们带武装连奉地革委命令，在这里阻击“红贸派”武斗人员来涪陵占地盘， 他们二位见了我们来后向乡上造反派讲了，要开文明会， 当晚请我们二人在他们指挥部吃了饭，并安慰我们保重身体，毛主席都讲了要解放你们出来工作的，之后在李渡几个乡去都未搞武斗了。
三、在珍溪批斗。
除我和侯尧礼外又加罗时恕、杨法友4人，加上区里小“走资派”，共10多人批斗后，押着游街，每人背上一个全国大“走资派”像，我背刘少奇的；区妇女干部小吴才20岁，背上王光美的；武装部长背谭震林的说他是“二月逆流”黑干将，看热闹的很多。 游行结束后叫我们去食店帮厨，打扫卫生，又是赶场天，叫我们为顾客端饭和面条。 因我们在这饭店当炊事员和服务员，顾客好奇来吃饭的人很多，食店生意很好。 一位60多岁老农民向卖票人讲，一定要宫家和和侯尧礼帮他端面条，我俩负责帮他端去，他还友好的看了我们，我们忙给他们筷子，请他们吃。 他们很高兴地说我这辈子可开心了，吃到州官和县官帮我们端的面条，服务员也笑着说，菩萨保佑你们二老长命百岁，弄得我俩哭笑不得 ，区武装部长过去就是爱说笑话天才，这时他当我面说，姓宫的怎么搞的，当“走资派”挨批斗还占小吴便宜，把小吴当成“小老婆”了。 我说这是胡闹，罗时恕帮我说小吴才到区上没多久，他们认都不认识，后又把我们由造反派押着到百汇乡去开斗争会，叫我们跪着还不算，每人还背上一块几十斤重石头 另一个造反派抱了一块百多斤重石板进入会场失声说，他们四个官最大的是杨法友，杀人判刑是他出布告，一上午大会老杨一直压得他满脸是汗 我们在食堂吃饭时老杨说今天真倒霉，我们4人我官最小而成最大的了，罗时恕说，谁叫你当法院院长 后来公社韦书记去旅馆看我们时说，那个搬大石头的是个惯盗，才劳改回来。
四、去龙潭批斗。
因这里打过仗，形势一直很紧张，这次派了几个武斗队员和一辆专车来押我 车子是55队的，开车驾驶员老张和我很熟，上车时，老张向我头头讲，宫家和晕车坐驾驶室我负责看好，跑不了的 。车出城后，老张一再安慰我并叫我坐好，我整治一下这些兔崽子，上鹅颈关下坡时路也不好，老张专找坑坑洼洼的路面行驶，车子颠簸厉害，车厢人都吐了。 这时车上人问老张车子怎么开的，老张很气愤地讲，武斗打了一年多也无人修路，若不相信你们那位会开车的下来开试试，造反派无法又向老张说好话，开慢点。 我同张师傅在驾驶室说，慢点开着走，不同他们生气，张师傅也安慰我好好保护好身体，又说龙潭陈书记很好，已作革委会主任了，他会照顾你的。
到了龙潭后，老陈便叫县农业局一位姓林的同志陪我住下．吃住都在区上，叉正值双抢大忙季节，林同志告诉我，别区都叫你去开批斗会，龙潭下去下行，怕有人说闲话，又因农忙不开大会，所以只叫造反派找几个人和区革委派个人来找你问下就是了。 在区里住的几天，前后来两批人询问我，不过就是那些老调，龙潭事件、上果子寨、“红贸”派怎么组织的一些谣传。 我正确回答了这些事， 还是林同志把我送到青羊公社交给县委机关来这里参加双抢的人，机关造反派头头向我交待去龙泉大队四队，同那几个牛鬼蛇神一起好好劳动。我去后共10多个牛棚难友，他们来好几天了，有文化馆长白仲山、周昆、李谦、王树颖（工商联主任）、夏家绪（机关理论教员）、刘少文（县农工部秘书）、还有老王（县广播站）等人 ，周昆向我讲有一位带队造反派他住乡上，每天要检查我们，具体安排是生产队张队长，大队妇女主任邓淑华负责我们生活，我们按生活标准给他钱粮 ，还找一社员帮我们煮饭吃，他待我们很好，我同周昆挨着睡在地铺上，这10多人大都劳动力不强，但刘少文、夏家绪、老于等都是栽秧能手，我负责担秧子，王树颖负责向田里丢，大家觉得还很有趣， 在休息时大家又问我带理发工具没有，我说带来了（原来我们关牛棚的人不准出去理发，我买了刀子和剪子、推子等工具为大家理发），便给他们几位理了发，这事被张队长看到了，他很感兴趣的样子说，明天开始不叫我担秧子，专给社员理发，邓主任又问我给女娃儿理剪也行吧，这时周昆便帮我乱吹说，他当小八路时当过理发员，男女都能理，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托上街人帮我买了条新毛巾和一块香皂，每天背着理发工具，由邓主任把我送到一户一户大院子去理发，开始我理得慢，一天只理十几个人，后来理到20多个，邻近队也喊我去理．邓主任讲正农忙，很多人未赶场去理发群众向邓主任讲，宫家和理发理得好，又不收钱，洗头用香皂也是他自己带的 。五队一位70多岁老大爷脚不方便，几个月没理发了，我去给他先剪后，洗了又拿镜子照一下，他很高兴，拉着我手说，你这个县委书记，过去叫县太爷为农民理发从没听说过，在一旁的八、九岁孙儿讲，他不是县委书记了，老师、同学都说他是“走资派”。老人把他孙子吵了，并说宫书记你们放心吧，这不过是毛主席考验考验你们这些老干部罢了，过一段时间还要你们这些人才行。 我们公社、大队那几爷子虽夺了权，能行嘛？一 上台就乱整我回到位地同刘少文和周昆讲了此事，他们说这位老大爷讲了广大贫下中农纯朴的话， 在双抢一个多月中，我在龙泉大队给l000多人，除个别老太太外，其余人我大都理了l-2次发一些女青年由邓主任陪同三三两两来找我剪了，她们回家去自己洗。 我理完一家又走第二家，社员待我如贵宾 ，他们给我煮鸡蛋、汤元吃，开始我不吃，邓主任说怕什么吃就是，他们省了钱，又不花时间 。后来有农民就煮几个鸡蛋放我包包里，叫我带回来大家吃 。周昆（绰号：摄影师）开玩笑：一号（我的绰号）再出去理发带点粽子回来吃就好了 。这时李谦（绰号教授）说，别不满足了，灾年时我在安镇公路上遇到一个生病很重的小孩叫黄明文，当时才6岁，我下车一看又是冬天可能父母有意丢在公路上，叫人捡回去 。我同驾驶员忙用我大衣包好，我抱着，开快车回到南川医院抢救活了。 在医院住几天后就领到我家．同我儿子一起送幼儿园，后同我小孩一起上小学，由保姆照顾着 我调到涪陵县委工作后，我托安镇党委帮助找到了他父母亲，他们到南川领回去了。（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现在10多岁了，正在读小学6年级，住在镇安大队 他听说我在龙泉4队劳动，晚上同他母亲带了一大包粽子和一包白糖来看我。 这时刘少文、夏家绪开玩笑说，一号真有福气，周昆想吃粽子，就有人送上门来了 。李谦很诙谐地说，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必定要报 。是王老板想得周到，说时间不早了，该叫黄明文母子回去了，但不能空着篮子，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20元钱吧，王老板说我也给他10元，周昆给他一联肥皂，他母子不收，我们再三做工作才收下回去了。我们在那里一个多月也得到了锻炼，也听到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说这种作法认为不好，共产党的权怎么叫那些不三不四人夺去呢，都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有一天会说话的。
五、任伙食团长。
1969年7月中旬，完成双抢回到县委机关，我仍住在牛棚里 。涪陵两大派闹对立，联合不起来，机关伙食闭也不正常，机关单身汉和走左部队同志吃饭就困难了，大家意见大，谁也不愿当伙食团长，厨房贺师傅随便说了一句，叫宫家和来当嘛，这一提议竟获得大家鼓掌通过。 支左小组副组长马占英找我笑着说，你要升官了，由“走资派”升为“团长”，比地委书记低点同你任县委书记是同级的他这一说弄得我们住牛棚的一伙“难兄难弟”莫名其妙他又说谁来当这个“团长”也通不过，唯你得全票，干吧老伙计 。我当即回答我是“走资派”，他又说快不当了，就这样我当了了几个月的伙食团长。
牛棚里几位“难友”都为我快不当“走资派”这句话感兴趣，都说你官复原职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些难友，今后买米、买菜我们去帮你挑回来 。有次段师傅同我去买肉，那时每人一个月供应一斤，还得排队，我认识那位卖肉的服务员，她大声喊，宫家和快到前边采，割了快回去参加批斗会，她一说真管用，好些站在我前边的人主动让我先割 。还有一次，我同贺师傅去凉塘买菜，忽然来了五个武装人员叫我去参加文化馆批斗大会 。贸师傅看了我一眼说，宫家和这两天拉肚子，今天早饭都没吃，你们找个人帮我挑回去，不然等他挑回去再来怕误开会，我也只得装拉肚子那样，他们找两个人帮我担回去了 我当伙食团长，同当时的会计杨志刚同志二人配合得好，几位大师傅也认真，几天伙食有了改善，大家都说“走资派”团长当得好 。我走后，另找一位“造反派”人当团长，没几天就贪污，被炊事员揭发了，大家批评他都拿我当好典型批他 。有次我去南川接受批判，三个月才回到涪陵，有三个月未领工资，我去领时，老杨把三个月的工资一起装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我，叫我当面点数，我说你数了就行，我回到位地取出一看，怎么这么多。 我当时是行政级14级，月工资120元，三个月360元，信封里是720元。 我马上带上信封找杨志刚请他详细数一下，他红着脸说，他把10元一张的人民币当成5元一张，正好多一倍，他忙握看我手说，还是老同志正直，若碰到别人恐怕要也要不回来了 。后来我听说选我当团长，他把这件事说了，得到在场人的鼓掌。
厨房大师傅们也很不错，特别是姜金益同志，每天买什么菜买多少交待得一清二楚，我均记好每次武斗升级打得严重时，晚上他把我叫去同他一铺睡 我参加大会挨了打或被捆绑时，回来晚上他帮我用药酒洗，帮我擦伤处，并动员我喝几口，还常常给我生活上、精神上帮助安慰，在厨房帮厨总让我干轻活，当时只我一人在涪陵，挨那样多批斗，除两根肋骨被打断外其它部位均好，与姜师傅照顾很有关系 我两根肋骨被打断，姜师傅送我去医院就诊，当时外科主任沈本华医生检查后要我一定要住院 她还主动向“支左”领导小组同志讲，姜师傅叉送我住院治疗 祸不单行没多久，我叉患了痢疾，一天拉20多次，最后拉血了，也是姜师傅送我去住院 我住进传染病房，病房其3个病人，没几天就死了两个，这时正巧遇上刘申伯医生，这晚上他值班，他发现我病情很严重，马上给我吊水服药，叉回家去偷着取了他夫人收藏的两支吗啡针药，当晚给我注射了一支，并嘱我不要说用的是什么药，第二晚上又给我打了一针，我肚子拉终于止住了。 不少病员说我是奇迹，我出院时握着他的手流着泪感谢他 。当时若没有刘申伯同志精心治疗，怕我也不会活着出院，是刘医生救了我的命。 我出院后到成都学习班学习，回来后我去看他，听他夫人讲，老刘当时年龄大、又是技术权威，除被批斗外还要按排他每天值夜班，工作劳累又加心情不好，死在工作室了 。后来我同王树颖同志多次去看桂医生并安慰她。
六、忠诚老实的两位老保姆。
我们两夫妇因那时无计划生育，共生4个孩子 。大的在涪陵新妙出生，三个小的均在南川出生我们先后找过三个保姆 。第一个随我大的两个孩子进机关幼儿园当阿姨去了，后来生病去世了 。第二位叫陈淑梅，在我家待到1964年，因她丈夫得病回去照顾她丈夫去了。我们又托温素英同志帮我们找了杨秀萍娘娘，她来时就50多岁了，我们全家均称呼她杨娘娘，此人系工人出身，为人很好，又能干，同小孩关系很好 当时我小女才7岁，刚上小学，吃住都同杨娘娘一起住家属宿舍，我二人因工作忙，又下乡，当回到机关接女儿来我们住处耍耍，吃点糖果后她就要回去找娘娘，说什么也不在我们处住，说明杨娘娘同孩子感情深厚 文革开始都是杨娘娘送她们上学，怕在路上别的小孩欺负她 武斗严重时，因我在涪陵，老伴弄到乡里劳动看押，都是杨娘娘带上两个小女孩到乡下亲戚家躲避 当时我家分四处，真成了“四分五裂” 。我在涪陵关押，老伴在华耳寺看押劳动，大的两个回山东老家当知青去了，这两个小的就依靠杨娘娘照顾但造反派也不放过这两位老保姆 陈淑梅被弄去先是进行教育．要她同宫家划清界线，叫她揭发我们二人问题，陈娘娘讲我已离开他们家多年了，还有什么界线划不开，又说她不老实并轮流批她，陈娘娘还是说我是个保姆，只同孩子住家属院，在食堂打饭吃，叉不同大人接触，我揭发什么，因为得不到她的揭发材料，狠批了一顿叫她回去了 他想不通回去哭了一场，并大骂那些造反派不得好死。
杨娘娘也是如此，机关造反派一定叫她揭发我们问题 。杨娘娘讲，我才来几年，我来时宫家和已调涪陵，叉在食堂打饭吃，武春荣也不常在家，我一个字都不识我揭什么，后又逼杨娘娘一定离开我们家，并威胁说他们两个大人都是“走资派”，你下离开没你好处 。善良的杨娘娘流着眼泪说，他们大人有错，小孩无错，人家两个大人都叫你们关起来了，人家老家又不在南川，我若走了这两个才10岁的小女孩怎么办？我就是要饭吃也要把这两个小女孩抚养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叫小孩流浪再说他们全家大人、小孩对我很好，我一个孤老婆子，无儿无女，到他们家后像一家人一样，现在人家大人落难了，我能没良心丢下两个小女孩走了嘛你们都是县委机关人，你们平时也看到人家大人还没定案嘛，你们叫我走，那你们要把我这快60岁老太婆找个家住、有饭吃说得这些造反派无言可答，只狠狠说声这老婆子太糊涂了老实说，我若没有这位娘娘，我两个小女孩真成了流浪儿了在这两位并无文化娘娘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美德，显示了真挚的深情后来我们家搬到涪陵后把杨娘娘户口也转到涪陵同我们一起吃住了后来她80多岁了怕在涪陵死了火化，她要求回南川乡下到她妹妹家度晚年，但生活费用还是我们负担后来娘娘活到快90岁才去世我在重庆、涪陵的三个孩子都去为她送葬，近几年连我孙子辈也去为她上坟 。中国古语说“有恩一小报”，我们一家人永远忘不了两位娘娘的恩德。
以上我写的是涪陵文革10年的历史，直到1976年l0月6日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使涪陵的乌云退去，银河迢迢，星光闪闪，“四人帮”和他们各地干将及那些打砸抢分子也得到了应有惩处正如中国人民古语所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这l0年全国的损失，我上面已讲了 ，我们涪陵在清查中初步统计，大的武斗30多次，打死437人，互相双方捕杀549人，共死亡986人，还有轻重伤者I200多人，城乡人民生活苦难也唯一一表达最穷时1人1月只供应半斤猪肉、2两白糖、2两白酒，牙膏都买不到，粮食1人1月25斤过去我们四川涪陵是粮食调出省县，后来几年却不够吃，中央用高价从东北、河北调高梁、玉米来，从山东调红苕干来吃在我们收到粮食麻袋包里，看到人家写挖苦的纸条是，“送给四川懒汉们吃”，“送给四川武斗干将们吃”，看到真丢脸，30年后，我们感受到改革开放伟大变化的成果，一定不要忘了那10年苦难，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我们全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圆满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建设富裕和谐的小康家园而奋斗。（完稿于二O O六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