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入党
1936年7月，吕志先从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后，按照谭希吕老师的交待，与同学何天朋、罗立斌、周伯明、王彦之等从广州到了上海。这时，谭希吕老师已到北平，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只见到王复初先生。见面后，王复初先生把中共于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等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交给吕志先他们去阅读学习，了解中共当时的大政方针及政策。
8月，吕志先、罗立斌、何天朋仍以报考大学为名留在上海，周伯明和王彦之因开学时间将到，返回广州上学，王复初也离开上海去了北平。期间，吕志先报名参加暨南大学的入学考试，不久，被录取。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暨南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由时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奏请清廷在南京设立。暨南学堂，其名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思就是要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事实也正是这样，端方及其他大臣数次到南洋诸国考察，不断接见华侨及华人，他们一致要求清廷要创办华侨子弟学校，使其后裔不至断其中华文化血脉。于是经清廷恩准，创办暨南学堂，这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
诞生于时局变幻莫测年代的暨南学堂，注定命运多舛。1911年，辛亥鼎革，暨南停办。1918年，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积极奔走策划，暨南再次复办，在华侨中声誉日隆。1921年，暨南与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科大学，为国内首创。此后，学校逐步迁入上海，办学条件得到不断改善。
不久，吕志先又收到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来函，云：由于学习成绩好，可免考入读中山大学。暨大、中大几乎同时录取，此时，吕志先还是决定设法去陕北读红军大学。
在上海等候谭希吕信息期间，吕志先到书店买了一本鲁迅先生的著作《野草》，寄给平远老家的侄儿姚士保，还在该书扉页上写下：“此书好好读，细读知可也”。
10月下旬，谭希吕给吕志先等来信，说已找到关系可以送他们去陕北红军大学。吕志先、罗立斌、何天朋立即分别通知在上海的任士舜、张毅、吴煜暖（即吴振刚），在南京的赵一炼，在广州的周伯明、王彦之、荆云、张高科等总共11人，于10月底来到北平。
北平，原称北京。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遂改北京为北平。吕志先等人到了北平后，由谭希吕介绍他们认识了中共驻北平秘密教委负责人张更生（又名张苏）。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更生分别与吕志先等人多次谈话，感到这是一群热血青年，思想比较成熟，对共产党组织有较为明确的认识。根据吕志先等人的迫切要求，张更生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秘密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到11月初，接到通知，吕志先他们已得到党组织的批准。入党后，党组织要求吕志先他们每个人要改名换姓，方便开展革命工作。吕志先从这个时候开始，由姚琬卿改名为吕志先。此时，吕志先也深深地预感到，自己决心参加共产党干革命，随时会有牺牲生命的危险，今后不可能再和家里联系了。
吕志先等人原本要到陕北红军大学读书的，但党组织则决定他们到西安张学良部的学兵队受训，将来到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他们也愉快地接受了北平地下党的派遣，分成3个小组，分别买了火车票去到西安。当时，指定何天朋、罗立斌负责到西安后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宋黎联系。宋黎是东北大学流亡关内的学生，此时正在张学良部的东北军中工作。11月初，由宋黎来接上党的关系后，党组织派遣吕志先等9个男生到东北军总部学兵队学习，另外2个女生到西安东北大学抗日救亡总会工作。
张学良( 1901～2000)，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他不甘心再当日本军国主义的奴才，主动“改旗易帜”，归顺了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他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把几十万东北军撤到关内。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此，张学良从武汉移驻西安。
张学良到了西安后，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对长征抵达陕北而立足未稳的中共红军进行多次“围剿”。但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北军就失去了近3个师的兵力，而西北军也丧失了3个劲旅。这些惨痛的事实给了张、杨极大的震撼。更难堪的是，东北军在内战中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不但得不到南京政府的安慰，蒋介石、何应钦反而要减发其军费，撤销其一个师的番号。广大官兵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东北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于1936年1月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他们停战，共同抗日。张学良知道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的主张后，表示希望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面，这个要求很快得到满足。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即延安）共商救国大计。其中，关于培养抗日人才问题，张学良希望红军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军中工作。对此，周恩来建议东北军要靠自己培训，在培训中选拔骨干，可举办军官训练团，同时办抗日大学，这类大学双方还可联办。
张学良与杨虎城听取周恩来的建议，为了培养抗日骨干，1936年6月，在西安城南面的王曲镇，联合举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张、杨分别担任正副团长，主要培训中上级抗日军官，着重抓军事指挥训练，前后4期约1600多人。此外，东北军还依托张学良卫队2营成立学兵队，目标是培养中下级军官，侧重是军队政治宣传工作能力的培训。吕志先就是到该学兵队受训的。西安受训
西安，古称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地处黄河流域关中平原的中部，是一座凝聚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名城，也是历史上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6个统一王朝和10多个政权的故都。这里，四周群山环抱，原野坦荡，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经济发达，号称“八百里秦川”。
抗战时期的西安，又是西北军、东北军、中央军及西北各地方军阀互相较劲的地方。初来西安的人都会感受到，无论大街小巷，都挤满了各路军人和军官家属。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经常为看戏争座、走路争道而闹事。
吕志先受训的学兵队，绝大部分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青年学生。张学良认为这些大、中学生，是中国最有爱国抗日思想的文化人，是改造东北军、准备抗日的最好不过的人才。为此，张学良指派警卫营的营长孙铭九、中校团长康缚缨负责招收学生。孙、康两人接受任务后，秘密派人赴北平与北平学联联系。1936年8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北平学联的协助下，第一批100多名大中学生乘三节闷罐车从北平赶赴西安，被编为学兵1队，后改为第1连。1936年10月，第二批大中学生，也是100多人来到西安，被编为第4连。11月初，吕志先等人来到学兵队报到时，学兵队之前成立的第1连和第4连已经开课，于是又成立第3连，他们成为首批学员。此后几天，不断有人前来报到，其中有南京来的王盾、方惠佳等，东北中学来的贾世杰、丁丙纯、邢英等，晋东南来的殷沾、殷树等，西北农学院来的李烈、陆干等，共约60多人。随着人员充实，很快配齐了连长、排长和教官；学员分别编班，进行军事训练。在连队内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由罗立斌、何天朋、王盾任支部委员会委员，分别单线联系党员，吕志先由何天朋联系。
学兵队的建制属于卫队2营，叫“西北‘剿总’司令部卫队2营学兵队”。总队长由孙铭九兼任。队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当时卫队2营，也叫手枪营，营部就在东城门楼。
这座西安城墙，是明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次子朱校为秦王镇守西安时所建，东西长4.25公里，南二I匕长2.75公里，总周长14公里。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东有长安门，西有安定门，南有永宁门，北有安远门。每座城门的门楼有闸楼、箭楼、正楼3层，重楼叠阁，气势不凡。城内建有登城坡道10处，战时，守城部队可迅速登城戍卫。整个城墙布局严谨，高大厚重，雄伟坚固，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
吕志先来到学兵队后，第一个感受就是学兵队生活异常艰苦。每人只有一套灰色军服，吃的是大锅饭，每人每天6分钱菜金。晚上住宿，都睡在地板上，只不过上面铺了一层麦草，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洗脸冬季也不准用热水。吃饭时间有严格规定，时间一到，没吃饱也要放下筷子去集合。
这里毕竟是个兵营，学的课程除步兵操典、射击规范等外，还偏重于形势教育及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
这里是东北军的学兵队，但讲的是红军的经验：红军的军事民主、游击战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教材也是其他军队没有或很少有的，如张学良的《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列宁的《两个策略》等等。这里的政治教官不穿军服，大多也不是军人。这里属于东北军，但学员却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这里虽是“国统区”，但可以大谈抗日。不仅可以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流亡三部曲》，还可以自己填词谱曲唱抗日，敲锣打鼓演抗日。学员们每当唱起由学员自己作词谱曲的《学兵队队歌》，便浑身热血沸腾，增添无穷力量：
我们，是一伙流浪汉，我们，是一群爱国犯，家乡，家乡，一片沃野的家乡，
早成了倭寇的屠场。
自由，自由，救亡图存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得丝毫没有。
看哪，全国的愤怒已达到沸点，全世界解放的浪潮正在狂卷。同学们，我们要掀起抗日的风暴，
我们要站在世界浪潮的前头。冲啊，勇敢地向前冲！杀111月中旬，绥远抗战爆发，学兵队里个个
热血沸腾，认为挽救民族危亡不能空谈抗日，他们集资援绥，并集体绝食。张学良闻讯，亲自来到学兵队，接见全体学员，对大家关心时局热情表示极大的赞许，并说：“东北是从我手里失掉的，我也一定要把它再夺回来，以雪我失地之耻，杀父之仇。但抗日救国只靠少数人不行，必须先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就是要按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去做。”
张学良还说：许多真实情况，你们不了解，我现在也不便向你们说明，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很快促成一致抗日，我绝对不会在你们面前失信，很快，也许就在最近，你们就会看到我的行动。”
张学良创办的学兵队，虽然时间不长，但培养了一批属于自己的有文化素质的政治骨干。这批大中学生的到来，给东北军增加了活力，给兵营注入了浓重的文化气息。学兵队成了东北军的抗日宣传队，复仇火种的播种队。
促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正在西安学兵队受训的吕志先，忽然经历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随着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即东北军、西北军、中共红军）联合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从12月上旬开始，蒋介石两赴西安，逼迫张、杨全力“剿共”，但张、杨出于民族大义，苦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均毫无效果。
12月9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西安市1.5万多名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请愿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断受到反动宪警的阻拦和镇压，东关竞存小学一位12岁的学生被警察开枪打伤，使请愿的人群无不义愤填膺“打倒汉奸卖国贼！”“惩办凶手！”的呼声此起彼伏，抗日情绪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东北军学兵队原来也要求武装保卫学生游行，但学兵队领导考虑到该队训练时间短，难与国民党中央宪兵及武装警察对抗，决定学兵队下乡宣传抗日，配合城内的学生请愿。他们早餐后即列队出发，唱着抗日救亡的歌曲，喊着和学生们一样的口号，穿城而过。来到乡下，分发事先印好的传单，在村里张贴抗日标语，教小学生唱抗日救亡的歌曲。午后两点，学兵队从乡下返回城里时，和城里的学生队伍相遇，互相高呼口号，鼓舞斗志。
下午3点左右，学生游行队伍决定到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但反动当局急忙封锁东城门。游行队伍来到东城门时，学兵队员们站在城楼上，为游行学生呐喊助威。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终于冲出城门，徒步向华清池方向挺进。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避免一场流血惨剧的发生，赶到十里铺把游行队伍劝回城里。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与杨虎城在华清池和西安同时行动，张学良的警卫营在华清池捉到了蒋介石，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西安城内扣押了南京大员，解除了蒋系警、宪、特武装，占领了郊外飞机场。
捉蒋以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抗日的八项主张。接着，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时，经过一段封闭式训练后的全体学兵队员，成了东北军的政治骨干。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东北军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到西安军警督察处清查特务；到机场监督蒋军飞行员；到西京招待所，“招待”被扣的南京大员；到报社、电台，占领舆论阵地；下到前线各师、团，巩固军心。这时的吕志先，领到子弹和枪后，被派到西安东城门楼上站岗，时刻警惕注视城内的任何动向。
不久，吕志先和李烈、陆干一起被派到东北军总部所属的俘虏收容所工作。该收容所共收容红军俘虏300多人，其中女红军50人，年龄小的红军33人。不少红军战士正在发烧，伤口化脓、感染的有百多人。他们躺在冰冷的砖石地板的草垫子上，有一床薄棉被的战士不多。根据张、杨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之中的释放一切政治犯包括红军战俘的倡议，首先在西安实行。吕志先等人协助收容所改善红军俘虏的生活和治疗条件的同时，把33名红小鬼组成儿童团，经过训练后，送回红军队伍去。在培训儿童团时，由李烈负责党的秘密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底，训练儿童团的工作也结束了。吕志先又调到东北军新成立的抗日先锋队二支队三大队九中队任政治指导员。该支队由东北军总部直接指挥，当时的支队长为贾陶，李烈担任三大队政治指导员。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了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突然杀死王以哲军长（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任命王以哲为东北军总参谋长）的事件。当时，主张和谈的王以哲正在家里养病，少壮派军官于文俊带领东北军宪兵队破门而入，当场开枪，把王以哲打死在病床上。“二二事件”是继张学良南京被扣后东北军的又一大悲剧，它对西安事变的结局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二二事件”发生后，抗日先锋队二支队奉命撤出西安，经咸阳、彬县（当时叫邠州），到达长武县驻防，吕志先为政治指导员的九中队驻在城郊。3月初，吕志先接到通知，原学兵队的学员均到彬县集中。吕志先到达彬县时，只见到广州来的罗立斌等5人，后来才知道周伯明、赵一炼、张高科、荆云都到红军驻地找王彦之和张毅去了，王、张俩人是西安事变后去了红军那里。
原学兵队学员在彬县集中后，又改为直属东北军总部（那时总部司令由于学忠担任）的“青年训练班”，主任由郭维城担任，在彬县集中训练约一个月。后随东北军总部司令部乘火车经郑州、徐州、蚌埠到达安徽省怀远县荥河镇，抵达后又改称“军官差遣队”。吕志先的党组织秘密关系，在“青年训练班”时由谷牧（刘曼生）联系领导，到“军官差遣队”时和汪洋编在一个党支部，汪洋任书记，吕志先任宣传委员，由总支委任志远联系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