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腥风
1927年11月，年仅10岁的吕志先，跟随弃政从商的父母，离开充满童年记忆的平远，来到千里之遥的广州，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
当时的广州，市面经济萧条冷落，政治气氛压抑。国共两党的第一次政治合作，处于彻底瓦解的局面。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逐步暴露其反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当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上海工人举行第3次武装起义，占领了全上海。从4月2日开始，蒋介石伙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等人，连续召开秘密会议，谋划反共清党。4月8日，以白崇禧为司令的上海戒严司令部成立。12日凌晨开始，反动军警用欺骗手段，收缴工人枪支，使1700多名工人纠察队伍解除武装，死伤3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天内，被杀害者300多人，被捕者500余人，5000多人流亡失踪。
随后，广州也发生“四•一五”惨案，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2000余人。封闭捣毁工会、学校等机关团体200多个。逮捕屠杀延续一周之久，杀害200余人。6月，又进行第二次“清党”。总计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100多人。
面对国民党的疯狂杀戮，中国共产党人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当年4月30日，海丰和陆丰两县农民暴动，占领两县城，建立了两县的红色政权。后，在反动势力的夹击下，农军退出两县城，5月中旬，与普宁农民万人暴动队伍汇合，经江西进入湖南。
继“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之后，1927年12月11日，在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工农兵2万人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市公安局后，广州公社和总指挥部迅速成立，公社领导机构迅速形成，随即发表了《宣言》、《政纲》、《告民众书》。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并控制了珠江北岸。12日中午，起义军在西瓜园太平戏院召开祝捷大会。会后，张太雷等3位同志乘车回总部途中经过中华路黄泥巷时，被人刺杀牺牲。至13日下午，国民党军已控制了广州市区，起义军总指挥部下令北撤。工人赤卫队经艰苦巷战，伤亡甚大。国民党军进入市区后大肆搜杀。一周内，工人赤卫队副总指挥梁桂华等5000余人被杀害。
作为年仅10岁的吕志先，当时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但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对他今后走上革命道路，必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1928年春，吕志先的父母送他到广州第24小学读初小四年级，上学半年后，初小毕业。1928年9月，吕志先经考试进入广州市执信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就读。执信女子中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先驱朱执信而创办的。该校附属高小当时招有男女生，并且都在校住宿。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原籍浙江萧山，生于番禺。1904年官费赴日留学，结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与姚雨平、姚万瑜、邹鲁、赵声等人志同道合，过从甚密。1910年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次年4月，与姚雨平等人一道参加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流亡香港。武昌起义后致力光复广东。1918年至沪，协助孙中山办理华侨捐款事宜和撰写《建国方略》等著作，并担任《民国日报》、《建设》杂志编辑撰述工作，宣传三民主义，探索中国前景，赞扬苏联布尔什维克精神和“五•四”学生爱国精神，参加新文化运动。1920年为驱逐桂系军阀返粤策划民军反正时，在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
姚雨平与朱执信关系密切，并佩服其为人与才识，听到其牺牲的消息，悲痛写下《挽朱执信》诗：
望祭江头酒一樽，万山摇落不堪论；珠江顾盼无余子，大陆沉埋孰起君。此日漫称黄叔度，当年羞说岳家军；鞠躬尽瘁公归也，风雨潇潇泣虎门。孙中山在上海突闻朱执信遇难，若失股肱，
深为悲痛。他遍告革命党人，要集资抚恤其遗属，并在广州设立朱执信纪念学校，以资纪念。中学附设小学，这是当时广州教育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小学可充分利用中学的师资及一些教学设施。吕志先进入执信女中附属小学后，学习更加刻苦，各科成绩非常优秀。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不断扩大，他对作文也越感兴趣。除了完成各科作业外，还经常自己选题，自己写作，思路清晰，文字流畅，气势恢宏，很受老师的赞赏。
就读附中
1930年7月，吕志先从执信女子中学附属小学毕业，因成绩优秀，免考直接入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而命名的，其前身是广东大学。1924年2月，孙中山授命邹鲁主持筹办广东大学，这是孙中山要创办“一文一武”学校（即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培养文武人才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邹鲁不辱使命，把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广东大学，内设文、理、法、农四科，9月开学。11月11日，补行成立典礼，孙中山为广东大学题写“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八字校训。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10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把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走过了曲折的历程：1924年广东大学创办时，其前身三校之一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所属附中、附师，改称国立广东大学附中、附师。1925年8月，附师与附中合并，统称为附属中学。
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后，将附中拨回省教育厅管理，改名为省立中山中学。1927年7月，又因“大学教育系不可无附属中学以为实习之”为由，又将省立中山中学拨回中大办理，校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学校迁往天官里后街法政学校1日址。1928年9月，实行全国教育会议中等学校男女分校的决定，将女生分别转入省立女子师范及省立女子中学安插，附中此后有一段时间不招女生。
1935年秋，中山大学部各学院迁入石牌新校址，附属中学迁回文明路原校址。
中学教育毕竟不同于小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小学教育主要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明理为主。而中学除了所授课程大量增加和加深外，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逐渐形成期，也是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的重要时期。
面对新增加的几何、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吕志先上课更是留心听讲，作业依时完成，并做到不懂就问，虚心向学。由于他聪慧勤奋，学习认真，对数理化甚感兴趣，初中一年级时，这三门功课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完成课业之余，吕志先还喜爱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在阅读过程中，他往往会被小说中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受鲜活生动的人物性格所感动，对正面角色的悲剧下场而惋惜。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吕志先的视野更加广阔，思维更加缜密，看问题更加深邃。
对吕志先思想上震动最大的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侵占沈阳的事变。蒋介石一再电令东北军张学良部：“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在短短的4个月又18天里，东三省大好河山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2天和第4天，中共中央两次发表《宣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两广省委也发表了第6号通告，控诉日寇的侵略爆行。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师生率先行动起来成立抗日救亡团体。9月24日上午，广州21所大中学校师生在中山大学礼堂召开会议，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简称市学抗联会）。当天下午2时，中大师生员工2000多人和附中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吕志先跟随高年级学生走在游行队伍之中，向广州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
9月26日，广州市“学抗联会”在广州东校场召开有2万多学生参加的学生抗日救国大会，会上通过了《告青年书》。会后，吕志先参加了游行、宣传、募捐等活动。随之，广州的罢课、罢工、罢市的活动风起云涌。到了年底，广州国民党当局勒令各大、中学校提前停课放假，连年终考试也取消了。虽然有些学生回家了，但吕志先和多数同学仍留在学校，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游行示威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北后，又向我国经济中枢上海发动进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奋力抗击日寇。中山大学反日会立即发表声明，要求我国政府增援十九路军抗战，并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一•二八”事变后，广州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再度高涨起来。中大、中大附中及广州各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及市郊等地，捐款援助十九路军。2月29日，中大与广州各学校学生绝食一天，将省下的膳食费，捐赠十九路军抗曰将士。各校学生还走上街头，进行募捐活动。吕志先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之一，乘船把捐款送到十九路军留守处。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希望和日本妥协，不同意十九路军继续抗击日军。十九路军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于1932年3月奉命撤出上海。
1932年3月后，广州的学生抗议活动已停止，中大附中的学生都回校上课。经过这次运动，吕志先在思想上产生了重大变化，对国民党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十分反感，抗日爱国的意识得到很大提升。初二、三年级期间，吕志先在完成学业的同H-J‘，抽出大量的时间去阅读进步文艺刊物，还设法购买或借到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书刊，与思想要求进步的同学一起学习。
学运风云
1933年7月，吕志先等中山大学附属初中毕业的学生，都免试直接升入高中一年级。当时中山大学大学部在广州东郊新建的校舍已落成，大学部都搬到新的校园去了，原来在广州市内文明路的大学旧校舍就归附属中学使用。这样，吕志先与何天朋（原名庚金洪）、罗立斌（原名罗彦兴）、赵一炼四个同学住在同一宿舍里。
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吕志先和陈明忠、何天朋、罗立斌、任士舜（即丁彦）等7、8个同学自行组织了读书会，他们在集会时曾定名为“马列主义读书会”，互相介绍阅读革命文艺小说、国民党政府当局禁读的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进行热烈的讨论与研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实际，他们还去广州的长堤一带考察码头工人的工作及生活情况。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由中国东北向华北伸展，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国的中央政府，实行所谓“华北自治”。国民政府多方迁就日寇的无理要求。北平学生在中共平、津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地下学联。学生们于12月3日通电，否认华北自治，并发起大规模的请愿活动。9日上午10时半，北平6000余名学生在新华门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发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军警实行镇压，捕30余人，伤100多人。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因西直门关闭，未能入城，便在寒风中立候终日。11日，北平学生全体罢课。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响应。广州爆发了“一二•一二”运动。继11日市学联通电声援北平学运后，12日，中山大学师生在进步团体的倡导及进步教授的支持下，在石牌新校区大礼堂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抗日大会，决定敦促国民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等10项抗日救亡措施。该校还决定罢课一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下午1时，石牌校本部的师生与市区中大附中等各校师生4000余人，在市区示威抗日。吕志先参加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抗日反奸的口号。游行队伍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挽救民族危亡。
由于中大附中校址在广州市中心，成为广州学生进行罢课、示威游行的重要活动场所。学生们在市内游行后，又组织5个大队、133个小队，每队10余人，设队长1人，到全省其他城市组织活动，动员群众进行抗日。吕志先和一些同学也自动组成宣传队，到广东省西南一带开展活动，历时半个多月，一直来到广西境内，然后经过广西梧州再返回广州。
12月31日上午，中山大学召开全校抗日大会。下午2时，中大学生队伍进入市区文明路中大附中操场，汇集附中及医学院的同学后，市三中、执信、广雅、知用、女师等各校进步学生，都冲破各校当局的阻拦前往汇合。吕志先跟随队伍到越华路“西南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示威，向当局提出质问和要求。当局不敢出面答复，只好向人民大众请愿，许多市民加入游行的行列。这支四五千人的队伍又一次到六二三路向沙面的帝国主义者示威，到入夜才结束。
1936年1月6日，中山大学抗日会成立。9日下午，中大学生队伍进入市区，汇集中大附中及医学院的学生后，广雅中学1000多学生和国民大学等10余间大中学校进步学生，都冲出校门前来参加。学生近万人的队伍，加上工人、市民的支援队伍3万多人，汇集到长堤新填地广场，召开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选举中大抗日会主席曾振声为主席。吕志先参加了这次集会。会后，举行抗日救亡大游行。当队伍经过教育厅时，质问教育厅为什么阻挠学生参加抗日爱国运动？要厅长出面答复。经过20分钟不见有人出来，部分学生愤怒地捣毁教育厅。中大附中学生还把省教育厅招牌扛回学校展览。
1936年3月，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借口中山大学有共产党活动，中大附中闹学潮，派人强行接收了中山大学附中和附小，在原址设立中山中学，自兼校长并实行军训。16日，陈济棠在宣誓就职典礼上作了题为《政治好坏实与教育具有联锁关系》的报告。随后，吕志先、罗立斌、何天朋和高中一年级的同学周益郎（即周伯明）、王仪贞（即王彦之）等商定，在大学部一些大学生的支持下，发动附属高中学生进行“抗日护校”运动，实行罢课，并选出代表集中到大学部，要求中大校长邹鲁支持学生的要求，反对把附中改为省立中学，拒绝陈济棠担任校长。在罢课期间，高一语文教师谭希吕全力支持，还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经过近两个月的护校运动，只达到了不进行军训的要求，便停息下来。谭希吕也就不再留校当教师，离开广州去了上海。但吕志先等仍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他到上海后又介绍了王复初老师，并来信表示可以设法联系同学们到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