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我到省农业机械厅工作，开始和刘剑同志有较多的接触。我经常就基建、生产情况等问题向他汇报请示。他给我的印象是干劲十足、业务熟悉、处事认真、待人坦诚。
1963年底，浙江省组织工业学上海活动，由刘剑总负责，带领各工业厅局和各厂矿人员分批赴沪，向上海有关单位对口学习。我当时在重工业厅，率半山钢铁厂、富春江冶炼厂、杭州机床厂、浙江水泵厂、宁波阀门厂、温州船厂等17个单位147位同志去学习。各厂学习组都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组成，最少3人，最多17人。刘剑不仅负责同上海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联系，安排参观学习，而且经常白天有重点地随学习组深人工厂参观考察，晚间则召集各厅局和各厂负责人汇报，指导如何联系各自行业、单位的实际，吸取上海经验，学以致用。他指出我国工业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国内各地也高低不一。我省许多产品同上海比，差距相当大。把这个差距缩小一点，效益就很可观；如能接近或赶上上海，那意义就更大了。上海同我省近在咫尺，此次学习之后，要同各自的对口单位建立联系，经常向他们请教。后来实践证明，此次学习是颇有收获的。从“打前站”开始到结束回杭，我在上海同刘剑相处一个月，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给大家树立了好榜样。
1964年11月，浙江开始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省城市社教工作团驻在杭州江干区。组织上派我到杭州制氧机厂当社教工作队队长。刘剑到杭氧蹲点，指导我们工作。我跟他朝夕相处达10个多月。此时他已担任副省长，但没有架子，不会使人望而生畏，我乐于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跟他除了研究“四清”工作外，还经常谈心，畅所欲言。从他身上学到好多东西，真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杭氧有3000多名职工，“四清”工作队队员来自全省各地，人数达一百六七十名。从工作队进点后自身的学习，到安排开展厂内运动的计划步骤，直至跟厂领导谈话，动员自我检查，“洗手下楼”等等，刘剑都详加指导。有时还亲自作动员报告，并经常找干部、工人谈话或开座谈会，进行宣传教育和调查研究。刘剑每天都很忙，晚间开会更是家常便饭。正如同志们所说，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刘剑在领导杭氧“四清”工作中，掌握方针政策比较稳。杭氧“四清”没有发现贪污犯，也没有定哪一个领导干部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有一般错误的干部，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进行批评教育，改了就行。有一次我对刘剑说，看来杭氧的运动也只能搞到这个样子了。刘剑说，实事求是嘛，运动不在查出多少坏人，查清了，干部群众受到教育，思想作风有所提高，就算好了。
刘剑除忘我工作和注意掌握政策给我们作出了好榜样外，在住宿、劳动和饮食方面也以身作则，跟队员和职工实行“三同”。工作队住在杭氧厂一幢空着的职工集体宿舍里，刘剑同我和李瑞同志等住在其中的一间，他跟大家一样睡双层木板床。他穿了一套破旧的中山装当工作服，到机修车间参加劳动，不懂就向工人老师傅请教。他使用锉刀还真像个样子。开头工人不晓得他是何许人也，当得知他是副省长时，都感到惊讶。工作队进点时，社教工作团团部规定每月伙食费不得超过12元，刘剑跟队员一起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菜，而且一样按规定数额吃饭。这个规定对习惯吃大米饭的同志来说，清苦点还可以，对习惯吃面食的北方同志就太艰苦了。一天4角钱，吃一斤馒头就用去2.6角，怎么够？刘剑同志听到这种反映，考虑同志们的实际困难，向团部反映。后来团部根据各队的反映作了改进。
杭氧“四清”进行了一年，刘剑于1965年8月后回到省政府。不久，我和大多数队员也撤出来，留下李瑞等几位同志“扫尾”。我转到省社教工作团杭州分团团部工作，第二批开展单位较多，但未等运动结束，“文革”开始了。不久，刘剑被揪斗，我回到重工业厅，很快也被揪斗了。不久，刘剑和我及李瑞被“责令”到杭氧接受批判。批判开始前，我跟刘剑坐在一条板凳上，趁看管的人不注意，我们轻声互勉多多保重。批判时，刘剑沉着应付，回答各种责问。他明确地说：“四清工作队有什么错误和问题，都由我负责，你们揭发、批评好了。”他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令人感动。
1968年1月，我被“隔离审查”，1971年11月解除“隔离”后一打听，刘剑还被关着。直到1972年3月，他才解除“隔离”。当时我跟他没有接触，只知他1973年被派往镇海任建港领导小组副组长。1974年夏，我在浙江医院住院治病。6月间的一天，忽闻我们病区来了一位重病号，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刘剑。他带病自镇海赴京开会，归途未回家就被送来住院了。他高烧不退，病因未明。当时天气炎热，又无空调，我常到他病房看望他，有时他也跟我交谈。有几天病情稍为平稳一点，他对我说：“希望能很快退烧，回镇海港口去贯彻会议精神，加快建港速度……”又有一次他对我说：“七八年时间耽误了，现在要抓紧好好干，补回来。”可是病魔肆虐，他的病情越来越重。8月19日，刘剑溘然离去。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令人悲痛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