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领导葛仲昌同志共事中，他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高尚情操，至今仍记忆犹新。斯人去矣，即无谀颂之嫌，这里只是为了表达我的怀念之情，且撷其几则看似平常却不平凡的故事，以说明他“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
群众生活的开门“七件事”他要求“必须百分之百做好”。
他刚从台州地委调来宁波时，我主管市委财贸部工作。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和王从军同志带着儿子建国到我家走访，当谈到财贸工作时，他说：“财贸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的工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来不得半点官僚主义。关系到群众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要求“百分之百做好，做好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行，只能是百分之百。”他还说：“财贸工作是管钱、管物的，打铁要靠自身硬，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过硬、要做细，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他的这些话，后来就成了我和我们财贸工作者的座右铭。
他告诫我们“必需品断档，群众就没法生活”。
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他最不放心的是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那时，除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外，群众生活必需品样样凭票证供应。他多次叮嘱我：“必需品断档，群众就没法生活。既然发了票证，就得保证有货供应。如果有了票证仍买不到东西，就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所以，市场每天供、销、调、存各个环节，都要抓得很紧很紧，要百分之百的落实到位，一个品种也不能缺。”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亲自抓情况。因此，我除了不定期的向他汇报外，还同蔬菜公司经理钱芝荪商定，由钱将每天蔬菜市场供应量及第二天货源落实情况直接向他汇报，或要他的秘书施培康转报，以便让他心中有数。从此，钱芝荪同志便成了市委书记家里或办公室自由出入的“座上客”，这就是有些人所说的“一个小经理和市委书记的特殊关系”之由来。
他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
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一九六O年，中央和省委号召党政机关带头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当时，住在机关宿舍的地、市委领导同志家属自己养猪、养鸡，并由粮食部门供应十至二十斤细糠作饲料。他当时认为，这是特殊化，是脱离群众的，但又不便公开反对。那时，他的老岳父也养了一头小猪。可是，当小猪还未长大时，他就叫家属把这头仅三十市斤的猪给宰了，并硬是要家属把一半送给了机关大食堂，另一半则送给了几位老同志，只留下一个小猪头“慰劳”自己的岳父。
又在一九六二年的一个下午，我去市委汇报工作、，碰到百货公司经理张祥琦也在。张谈到最近到了一批毛线，我问有没有细毛线？张说有。我便托张买一斤，打算织一件毛衣；其时，旁边另一位同志也顺便托张买一斤。这件事，后来被他知道了，便严厉批评那位同志是搞特殊化。这位同志打电话问我：“能否退货？”我说：“购买这类商品是不凭票证的，只是不必到柜台前排队而已，商品离柜不退，有责任就由我来吧。”然而尽管如此，这件事仍被他视作“特殊化”——因为与群众相比，至少不需要排队购买。足见他对己对人要求之严格！由此，我也受到教育，以后每次到食堂买饭买菜，也总是同大家一样排着队。
他要求“买盐的钱，绝对不许你去买油”。
在他看来，国家地方财政的钱，是工农群众创造的价值贡献，按照现在的说法，那是“纳税人”缴的钱。因此，他一向信奉这样一条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财务制度，“买盐的钱绝对不许你去买油。”他在市委书记、市长任内，个人从来不批条子搞制度外开支。每年的财政预算定了之后，他总要向我交代一句话：“你要严格监管，制度外的钱一分也不能开支，即使是我批的条子，如不符合制度，也不要执行。你要替我把好关。”那时候，副市长贾山分管市府接待工作，每年春节驻甬部队首长到市府来拜年，总不能只是清茶一杯，于是向他要求批三五十元钱的接待经费，他就把这个“球”传给了我。我想他曾有言在先，“买盐的钱绝对不许你去买油”，我也无权叫财政局出钱，但又想想贾山同志确有难处，就只得临时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说服财政局的同志，允许在市府行政科卖废旧报纸的钱中列支。这样，才总算解了贾山同志的燃眉之急。
遇到公事接待客人，他却自己掏钱请客。一次，省商业厅张处长来宁波检查工作，结束后要我陪着再见见市长，我们就一起去了他的办公室，谈完工作后快要下班了，他便告诉秘书，拿着他的饭菜票和十元钱，到食堂买来三个人的饭菜和一瓶酒，弄得张处长也很不好意思。省里几位老厅长和杨彬同志等来宁波调查研究，他接待后都是邀他们到自己家里吃饭，从来不到市委招待所以个人名义用公款招待客人。这几乎已经成了他多年一贯的老习惯。
而他因公到外地去，却总是做到“吃饭付钱”。一九六二年，有一次我跟随他去普陀，途中由舟山地委书记王裕民安排我们在当地招待所吃中饭，饭后他就叫秘书去付饭钱，那位所长不收，说：“王书记交代好的，他会付的。”后来推来推去，总算只收了钱，没有收粮票。那位所长走后，我说：“为二元多饭钱也没给王书记留个面子。”他不以为然地说：“这又不是在他家里吃饭。招待所里吃饭就该付钱，不能给主人添麻烦，你这个财贸部长连这点道理都不懂。”我想了一想，点点头说：“对，你说得有道理。
现在再回过头来想想，他之所以一贯如此，主要是他非常珍惜工农群众所创造的价值贡献：地方财政开支务必用在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刀刃”上，自己只有为他们管好、用好这些钱的义务，决没有任何凭借权力随心所欲、挥霍浪费的权利！
他一贯淡泊名利得失，对家属的要求近似“苛刻”
他的夫人王从军同志于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南下前就任区妇委书记。她来宁波后被分配到财贸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整工资时，根据她的工作表现和当时的定级政策，经财贸部全体干部评议，并征得市委组织部同意，部务会议决定调整为行政十九级。这个决定向大家公布后，她两次找我说：“老葛不同意，要我退回来。”我说：“这是干部政策问题，是大家讨论通过，由部务会议决定的，我无权改变，也不应改变。”这件事，算是我头一次“冒犯”了葛书记的意愿。事后，我又问王从军同志：“原来台州地委为什么给你定二十级？”她这才告诉我：“不是台州地委给我定低了，是老葛坚决不同意，才定的二十级。”
一九六三年又调整工资时，王从军同志时任市供销社干部科副科长，按照那时的调工资政策，市委组织部认为应定为行政十八级，并将这个意见向市委常委会呈报。但在常委会讨论前，他看到组织部的呈报表，就提笔在呈报表上把王从军的名字划掉了，其所谓的理由是：这样处理，你们工作容易做。可以这么说，由于他的原因，王从军同志现在享受的仍旧是建国前的职务等级工资待遇。
葛仲昌同志虽然已经走了，但他一生所实践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却永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