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葛仲昌同志从台州调来宁波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时，我在团宁波市委工作，虽有所接触，却不多，虽相互认识，却不熟悉，只能说是一种“远距离”的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团工作，是非常活跃、很有生气的时期，除了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外，还要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争做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为伟大祖国立功。尤其是按照青年特点，蓬勃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组建各条战线的青年突击队，成千上万的青年突击队员，都出现在“急、难、险、重”的战场上，成为一支冲锋陷阵的重要力量。葛仲昌同志作为市委、市府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当然对团员青年的突击作用一直是十分关注、也很欣赏的。一九五四年在首都青年建造人民大会堂的影响下，团市委派我负责每天组织指挥200多名青年，为时一个多月的义务劳动，为建造我市人民大会堂搬砖、运砂、拌水泥，并开展劳动竞赛。一九五五年团市委又组织各单位团员青年利用休息日分期分批到月湖西边的原警工路上进行义务劳动，修出一条平整较宽的沙石路，这条路后来就改名为“共青路”。期间常见葛书记前来“打气”。对这两件事，葛市长还当面夸奖过我们团市委：“你们青年团为宁波市建设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一九五八年初，中共宁波市委决定在梅山岛筑一条5公里长的海塘，围垦土地5000亩，建一个较大的盐场。三月初，市委决定由我组建一支青年大队，都是由刚走出校门的高、初中毕业生及部分社会青年组成的近千人的义务劳动队伍。我以团市委副书记身份挂职大队长，带队进驻梅山岛，承担1.5公里的筑海塘任务。当时的劳动环境极为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青年大队队员们过的是集体化军事生活。每天要趁着海水的两次退潮下海施工，不分白天黑夜，顶风冒雨，长时泡立在海涂上围筑海塘。“青年用武在梅山岛”的事迹，一度在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和社会各界中引起很大反响。时任市委书记的葛仲昌同志每次到梅山岛考察时，一般的都要到青年大队来看望；专门找我们几个大队干部问这问那，说些勉励话，关照我们注意爱护队员的安全、健康。有次我们留他在大队吃饭，要想给加个菜，他坚决不要，不过，一看我们备有高梁酒，他就毫不推让的同我们一起喝了几盅。也许由于葛书记他的性格所致，对我们青年大队这群虎劲十足、生气蓬勃的年青人总是另眼相看，“情有独钟”的。
我当时已有了在梅山岛安家落户的打算，在青年大队驻地附近租了一间民房，请求组织上把在宁波工作的爱人也调到了梅山盐场。谁知过了不久，市委组织部一纸调令下来，叫我去市委办公室报到，并公布任市委办公室文卫科长，其实是作联系全市科教文卫体系统的秘书工作，充当市委书记、特别是分管文卫口副书记的耳目与助手。后来才知道是葛书记点名调我的。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我与市委领导同志一起在苍水街光裕里的市委机关大院里办公，几乎天天能与葛书记碰面，又有机会列席市委常委的一些小型会议，这可说与葛仲昌同志处于一种“近距离”接触的关系了。这样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市委机关被造反派“砸烂”为止。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调整时期”、“四清运动”，我都是在葛书记身边工作，对他的为人处事、脾气作风，可以说已是耳熟能详了。给我总的印象是，他性格豪爽，作风泼辣，办事严格认真，雷厉风行，干脆利索。政治热情、工作干劲尤为高昂。他干任何事情，都非常卖命。他不只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别人，不允许在工作中打马虎眼。在他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又易又难：易的是只要尽心尽力把任务完成了，倘若由于客观原因出点差池，他会原谅，也会替你担当责任；难的是他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得干，事毕就得交账。谁要是拖泥带水，大象屁股推不动，做事没了下文，准会被挨一顿严厉批评。凡是想真干实干的人，都会喜欢在他手下工作。不过，他那时强调的对执行上级指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上级任务不过夜的那种“党性”、“原则”，从现在眼光来看，多少含有些盲从成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这也是他的个性的一种表现。
大家知道，葛仲昌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冲击与逼害，这在宁波地、市委领导干部中可算最为严重的。特别是被非法的、法西斯式的“890”专案组二年多的关押折磨，确是罕见的。这与他一向对“文革”的不满、抵触，更与他坚贞不屈的倔强脾性有一定关系。记得“文革”初期，一天全市商业系统造反派数百人冲击市委机关，要批斗市委书记，因书记、常委已转移别处开会，就把我与另一位办公室秘书押去当人质，游行到东门口，实行静坐示威，还逼迫我俩说出市委书记去处。一直纠缠到夜幕降临，仍不依不饶。其实，大家连中饭都末吃，早已饥渴交攻。许多人不再坚持，陆续散去，我俩才得以脱身，跑到鼓楼前一家点心店，准备吃点东西，刚巧市公安局警卫处的小唐也进店购买点心，当他知道我们这一天的遭遇后，就把我俩陪进公安局的一处老房子。但见市委几位书记、常委都在那里议事，因外边街上已是乱哄哄一片，才叫负责警卫的小唐去购食品充饥。葛书记听了我们的情况汇报后，就慰抚我俩，一再说这是“代为市委领导受罪”了。他知道我也爱喝点酒，立即打开一瓶竹叶
青酒，给我倒了一杯，以示慰劳。就在这个时候，他叫秘书接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大叫要找“江青同志”说话，结果也不知道对方听电话的究竟是谁？只听葛书记大声疾呼：“文化大革命这么搞法，把社会搞乱了，我们宁波市委已不能工作了，再这样下去，我要上山打游击了。”这段话，后来也被人在大字报上揭发了，成了他被打成“死不改悔走资派”的一条罪状。“文革”中及以后一段时间，他在炼狱中受煎熬，我也去了农村，只能听到一些传闻，很难见面。直到八十年代后，他从长广煤矿回到了宁波，当时我在宁波日报社和市文联工作，他又常常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帮他办点有关文字上的事情。一谈起“文革’’中的遭遇，他便义愤填膺，说自己受了这些罪还算小事，对整个国家来说，简直是一场大灾难呀！
对于葛仲昌同志的清廉自律，在生活上艰苦朴素，那是有口皆碑的，不但要求自己做到清白廉洁，家属、子女也不能搞任何特殊化。记得当他的三个儿子一齐支边去黑龙江时，每人仅背一只麻布袋，比谁家的孩子都要寒酸。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他家时，还见到他那张大眠床，只有三只脚，一只折断的床脚，是用砖头垒起来支撑着，我当时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家该买新床了。”他却淡淡地说：“这张床还可以睡。”
葛仲昌同志，我很敬佩他，尤其敬佩他的一身浩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