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组织通知我去葛仲昌书记处任专职秘书。入伍后我虽然在机关一直干烹文煮字工作，但做书记秘书，总觉得担子重，自己水平低，怕干不好。怀着惴惴不安心情，硬着头皮去报到。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但人气特旺，举国上下高举“三面红旗”，宁波、镇海、鄞县合并伊始，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正在全市各条战线蓬勃开展。我第一天上岗的任务是为葛书记主持的市委常委会议做记录，那知这会一开就开到深夜二点钟，“哦，书记介苦！”我暗自惊奇。
此后的工作大多是白天去各工厂企业等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接触群众，入夜他再召集有关部、局领导汇报或开常委碰头会，看文件、批阅群众来信则是利用会前会后时间。当时市委第一书记阎世印同志主要负责地区工作，宁波市工作实际由葛全面负责。鉴于旧宁波市的工业基础薄弱，有点规模的只有所谓“三支半烟囱”，因此他亲自挂帅侧重抓工业，几个重工业大厂和江东新兴化工区就成为他心目中的重中之重。在工作中，他非常强调“顾大局，讲纪律”。对上级布置任务，说一不二，雷厉风行，全力贯彻。那时省委召开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座谈会刚结束，他就坐镇市委，运筹帷幄，或是骑着一辆“老爷”自行车，跑遍全市各个工厂、公社。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硬是在短短二十几天里，把我市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推向了一个全民上阵、万众一心搞革新的崭新局面。不少党委书记、厂长带着铺盖下车间或工地，和工人同吃同住同研究同革新。他们在“天不怕，地不怕，一切为了自动化”的战斗口号下，凝聚成一股神奇的力量。一月内，全市73台机床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半自动化，并出现了两条自动生产线、50条生产联动线和3个遥远控制的车间和机床；生产上出现“一人顶多人，一机顶多机”的发展趋势，年初时认为当年要达到工业生产翻番，需要增加1万个劳动力，开展革新后，仅工建交系统一月份就节省出劳动力5863人，填补了不足，增开了班次，还可创办卫星厂、上调支援萧山棉纺厂。
宁波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认真贯彻的做法，得到了省委领导的好评，立即批转给全省各地、市、县委和省属各厂矿企业党委参考执行。而葛书记在成绩面前没有止步，还是照旧马不停蹄地在海曙、镇明、江东、江北等地走街穿巷，了解、检查城市人民公社化工作进展情况，或是问一问统战工作的“神仙会”开得怎样，梅山盐场工作有什么需求等等，从早到晚，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着。
在生活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以身作则，清廉自律。凡去过他家的人都会惊诧地发现，他家除了桌椅床凳几件简陋的必需品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他却怡然自得。下基层工作，就地便餐，有什么吃什么。记得一次去鄞县樟村了解铜矿勘测情况，临近中午，当地公社党委书记项国友同志陪同在镇上一家小饭店就餐，知道他爱喝酒，上了一瓶“金刚美酒”（用野生植物代粮制成），时价3元多，他一见超过工作餐标准，特地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叮嘱我一定要按市场价付钱。组织部长杨连玉同志有一天拿来一份拟调整部份机关干部工资的名单，其中有他爱人的名字，立即提笔划去，说：“这样，你们工作好做。”是年秋，台州地区的一些老战友来甬工作访问，顺便结伴前来看望他，在公私两可招待的界限之间，尽管他家庭负担重经济不宽裕，却慨然自掏腰包化八十余元钱在华侨饭店热情设宴招待。还有一次，他胃纳不佳，妻子托行政科长设法买到一条他爱吃的咸鳓鱼，他见到后第一句就问：“是不是大家都有？”当了解到只照顾他一个人时，他发怒了，硬要把咸鳓鱼从窗口扔出去。类似事例，举不胜举。古人日“已不正，焉能正人”，这些事情，看似琐碎，但“于细微处见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领导者的风范和品德。
步入晚年后，葛书记曾不无歉意地多次对我说：“过去我性子急，工作要求紧，你们夫妻俩（他兼市长，我爱人在市府办公室工作）跟我一起工作没有少遭罪啊！”他那里知道，当年年轻、幼稚的我们，正是在这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所谓“遭罪”的切身感受中，才逐步懂得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对我们后半辈子的成长、成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笔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而今，老书记走矣！未带一钱一物，踽踽西行，已近三年。在这期间，每当遇到过去一些老同志时，常会不约而同的流露出对老书记的缅怀之情。这是为什么？我想，一个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犹如一滴水珠，可以静静地随河潺潺而流，也可以逐浪奔腾，甚至卷起千堆雪，那就看你心里装着什么，用什么方法去释放你生命的能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但留下一些什么来照亮人间？则就千差万别了。葛书记就是这样一位心里装着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释放生命能量，推波助澜、咆啸奔腾的人。
“恪尽职守，一身正气”“善全晚节，两袖清风”，这是在葛书记追悼会上灵堂两侧高悬的一副挽联，我想这可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宁波人民给他颁发的最好奖状，人民没有忘记他曾经为宁波三江两岸这一方热土而呕心沥血、辛勤创业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