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仲昌同志是在宁波市主政时间较长、受人敬重的老同志，是我们的兄辈长者。我认识他较早，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省里有几次会议，我偶尔以报社工作人员身份参与地区会务工作，因此有幸同会。他给我的初始印象：待人诚恳，凡事认真，不苟言笑，“贪杯”独乐。与他直接接触并有了互动关系，则迟至一九八六年我进了市政协工作之后。那年政协全会上，我被选为政协副主席，继而又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他因为年龄到杠，则从市政协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往后八年，我一直管一点离退休支部的工作；再往后，我自己也成了离体人员，更与他在同…个党支部里生活了。在一个人离休或两个人都离休的状态下，我们相处了二十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不管外部环境有怎么样的变化，葛老对自己始终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慎独前行，保持着一个老干部、老党员的革命本色。
葛仲昌同志赋闲后，他不居功，不摆老领导的架子，不向组织提特殊的要求，生活简朴，平易地与他人相处。对在岗在职的同志，他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不干涉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真诚地肯定成绩，加以鼓励。有几次他受到邀请，欲去早先工作过的台州地委和长广煤矿参加座谈会、纪念会。长途奔会需要用车，他总是事先商量，请单位安排，从不用生硬的口气临时强求，使下面的同志为难。
在公私关系方面，他注意自律，获得工资以外的收入时，即使很小的数目，都要问清楚来源性质，知根知底后才决定收受或不收受。他关心慈善事业，有关部门号召支援灾区或贫困地区，他都带头捐款捐物，慷慨解囊；而对自己的生活，却非常随便，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从不追求高档享受。
葛仲昌同志爱好书法，而且十分关心宁波书画事业的发展。早在六十年代，他就倡议在政协内部建立书画小组。八十年代他进政协工作之后，更热心于通过书画的创作和交流活动，推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一九八四年三月，经市委同意，政协成立了以委员为主体的宁波书画院，并确定葛老为名誉院长，凌近仁先生为院长。葛老兼任书画院名誉院长，实际上也是市政协委托他分管书画院的工作。建院以后，在不断壮大书画作者队伍、推动技艺砌磋、通过对外展览扩大宁波影响等等方面，他都尽心尽力，成效明显。一九八六年离休之后，对这项工作他仍然热情不减，乐此不疲，此后参与组织的几次展览，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八七年五月，举办宁波书画院成立三周年展览，展出了一批“宁波帮”当代书画大家的作品，如沙孟海、屠古虹、童中焘、王康乐等，社会反响极佳，有位自称“四明布衣”的观众，留诗一首：“我本一布衣，家住剡江边，偶尔来甬地，始知另有天，有缘观书展，眼界才豁然，钟鼎有人学，汉碑有人传。”
一九八九年五月，书画院同各县（市）政协书画院和老干部书画协会联合举办《纪念宁波解放40周年书画展》。这次展览征集到了谭启龙、薛驹、朱之光、刘德焜等近十位老领导的手迹，弥足珍贵。展出作品222幅，规模宏大，作者们寄豪情于笔墨，歌颂了党的领导，歌颂了改革开放，歌颂了新的社会生活，社会影响很大。
一九九一年九月，由市政协发起、书画院主办、以宁波市台胞台属联谊会名义，与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合作，先后在台北市和宁波市举办了《海峡两岸宁波乡情书画展览》。这次展览在台北市和宁波市都盛况空前。《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浙江日报》和台湾《中央日报》等11家新闻单位撰文报导。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的常务理事，和台湾浙江籍十个县市同乡会的24位来宾，专程参加了宁波展览会的开幕式。百幅书画寄托万般情思，为两岸架起一座桥梁，实现了宁波同台北首次双向的文化交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余成：宁波市政协原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