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葛仲昌同志相识已有五十余年，虽然期间也有调去外地的岁月，但永远是最好的诤友和挚友！
他一九五四年调来中共宁波市委任副书记、市长，两年后，刘德焜同志调中央党校学习，他代理书记的职务。那时，我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所以和他朝夕相处。
他很关心我，我也很尊重他。
他的知识面很广，而且有相当的文化功底，我很钦佩他。
他总说我是“知识分子”，我不同意他给的这个身份。我是在抗日战争的兵荒马乱中，在深山僻野的战时中学里读过八年书，是一个流亡的贫困学生。也因此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他却肯定我是个“知识分子”，并坦率的向我许诺，在必要时，会向我“敲一敲”。我对他的坦率和诚意，表示十分感谢。
我在梅山劳动时，他特地来看我。一起坐在滩地上，讨论建造一条高出地面的输送海水的高沟。他原来主张要做永远不漏水的泥高沟。我则说，泥的高沟，不可能长期不漏，因为海水中混着不少海生动物和它的幼虫，它们在沟内无孔不入，因此会造成渗漏。他相信我讲的道理，放弃了要建造永远不漏泥高沟的要求。这虽不算是一件大事，但也说明他的明理和大度。
过了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市里工作，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那年的春夏之交，在一个星期天，重回宁波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的刘德煜同志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工作。想不到显
有病态的葛仲昌同志来看望我俩。他谈起往事，深露歉意。我俩立即向他解释：以往的历史事件都有历史原因、历史过程，绝不是某个人故意促成的。历史前进了，历史问题解决了，大家应该高兴才是“。不知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像年轻人一样，紧紧将手握在一起，显露了特别愉快的笑容。
一九九二年，我还未办好离休手续，就担任宁波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在我之前就担任市关工委的名誉主任。在以后的十几年间，他全身心的关心孩子和青年的成长进步。他身体健康许可时，还要深入基层，参加各种活动，面对面的帮助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当身体不好时，他就用文字、录音，给后人谆谆教育，充分体现了他对青少年的无限深情和厚爱。
葛老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他为党为民辛劳不倦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张永祥：宁波大学原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