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仲昌同志去世已有两周年多了，我们常在想念他，他留给宁波人的印象是很深的。葛仲昌同志自一九五四年从台州地委调到宁波任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市长后，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关心我在宁波师院的工作情况（他曾兼任过宁波师院院长），关心我在民主党派工作的情况以及我在宁波文化艺术界活动的情况。他一直关怀勉励我要有政治上进步的要求，发现我的缺点就会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有一次我在外地开会，会上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言论，他知道后就找我谈话，要我谨言慎行，一位日理万机、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领导对一个党外同志如此细心关切，真使我感激不已。葛仲昌同志平时对下属既很严格又很亲和，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住在江东，居室很简陋，有一次家中失窃，一些衣物被偷，这事又被他知道了，他见到我就对我说“要想得开”，我说“损失不大，想得开”，他又说他已关照房管处，给我安排住房。不久房管处负责同志就通知我，已给我安排在南大路口永宁桥边新建的楼房内，要我去看房子，如适意就可以搬进去，这样，我终于住进了当时令人羡慕的新房子。
葛仲昌同志在风风雨雨的年代，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他十分重视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名节，对工作严肃负责，一丝不苟，对生活却克勤克俭，艰苦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待遇的高低。他爱人老王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跟着他走南闯北，由于她是领导同志的妻子，往往在干部升职提薪的时候，他总是将机会让给其他同志，他俩虽“委曲”了也从无怨言。儿子长大了，住房日显局促，但他始终是先他人后自己，没有为自己住房问题向组织提出过要求。平时他喜欢喝点酒，但下酒的就是一两碗蔬菜，一小碟黄豆，有客人时再加一盆炒鸡蛋。办公室桌椅、文具，一切按机关规定，没有一点特殊化。家中器用家具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陈旧得不能更陈旧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他送儿子去黑龙江支边，当时他的儿子没有大包小箱，只用两只麻袋装些衣被及其他用品，这是大家在火车站送支边青年去黑龙江时都看在眼里的。他真可称得上是“一身清白、两袖清风”的公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去市政协工作，他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依然给我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他曾兼任过市政协“宁波书画院”院长，他和书画家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为大家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他自己也练就了一笔苍劲浑朴的好字。他书写“飞白”，最爱写“实践”两字。这“实践”两字，凝聚着他在革命斗争中注重实践，并在实践中锻炼提高的精神。
他去世前半年，卧病在床，行动困难，每次有同志去看望，他总是强忍病痛起身待客，要他不起来都不行，他是一位尊重同志的人。他病危住在医院监护病房，我去看他时，他已不能讲话了，但看到我还是吃力地和我握手。当时，他已有几天没有进食了，全靠输液维持，医生说：“徐老来看您来了，您要吃点东西才行。”后来，实在吃不下的他总算也勉强地喝了两口西瓜汁。此情此景，令人心酸，我含着眼泪握着他生前最后一次手，去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更是捏着手帕、潸然泪下，他的遗容则长留在我心中。
（徐季子：宁波市政协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