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张敬焘同志去世，一连好几天都很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为张敬焘同志对我们一家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给我的印象是很了不起的。几十年来，他对我们一家是很关心很爱护的。在那抗战的岁月，我们一家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与他的教育、引导分不开的。
一、他来到我们家乡组织领导抗日
我家在淄川东边山里的淄河岸边马鞍山下的小口头村。1937年秋后天已很冷，一个身高挺瘦、披一件破棉袄、腰别一支短枪的大个子年轻陌生人，经常来我家与我父亲董恒绿、叔叔董恒康在密谈些什么。父辈们对他非常亲切、尊敬，那年我才15岁，见到生人还很缅腆。我只是按照老人平时不让我听也不许我看的家规，不是去饭棚帮着老人烧火做饭，就是去村边站岗放哨。后来时间一长，才知道他叫张敬焘。哪时斗争形势非常复杂，他们在一起谈话的内容我也无意中听到一些，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当地老百姓受难的一些事。密议的都是日本鬼子快打过来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不组织抵抗，都往南逃，我们要组织乡亲们起来打日本鬼子，不能当亡国奴等一些事。白天我父母就让张敬焘藏在我家的宿棚上，晚上他们就出去组织游击队。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年冬的一天傍晚，张敬焘带着几个人从马鞍山后急冲冲来到我家，与我父亲密语几句后拿起凉地瓜就吃，看得出他们像好几天都没吃东西，家里就赶忙给他们做了一些吃的。他们对家里人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国民党的一些游杂队伍、土匪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欺诈老百姓，你们要多注意。晚饭后，张敬焘又跟我父亲和叔叔谈了很久，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借夜色就离开了我家。再后来，张敬焘带我父亲、叔叔及我大哥董占洋等经常在大口头、太河一带活动。
有时他与我父亲或我叔叔一块来我家中，有时他们十几个人来。家里有熟的就吃熟的，做不下熟的就吃生的，什么活都抢着干，就像一家人一样。没过多久，我就知道父亲和叔叔都参加了共产党，还没黑没白的动员本村和邻村一些青壮年参加游击队去抗日。我帮大人给他们做饭、站岗望风的事也就多了起来。可这年春节过后，张敬焘同志就离开了这里。后来从父亲那里知道，他和叔叔带着拉起的队伍上博山那边打鬼子了。可父亲按照他说的，依然在我们家这一带进行活动，并盼着他快些再回来。
二、我也参加了革命，成了党的人
张敬焘他们带着队伍走后，我们家乡乱了起来。一些杂牌队伍打着抗日幌子，不断派人来我们村上，今天来征粮，明天来要给养，后天又来要抗日款。有些土匪也乘乱，晚上破门架票，闹得村村鸡犬不宁。一些村就组织起道会门来护村。这时，我时常看到父亲发愁、着急。后来才知道，张敬焘他们走了，失去了领导，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跟他参加了部队，留下父亲他们几个人，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活动。
1938年割麦子的时候，张敬焘又来到了我家。听他对我父亲说，他是从邻近的台子村走过来的。记得那天晚上他住在了我家，与我父亲谈了很长时间，母亲要我睡觉时他们还在谈。这一晚上后，父亲又一下精神起来，他们经常外出，有时一两天不回来，有时四五天。回到家也不说累，白天下地劳动，晚饭后就出去活动。有时晚上还在我家秘密开小会。自这以后，张敬焘又不断来我家，短时七八天就来一回，长时个巴月来一回。我父亲和叔叔他们，在他的领导下，越干越有劲。这时，八路军游击队也常来这一带活动，老百姓安定了很多。
1939年7月，我家乡这一带在张敬焘领导下，成立了区抗日民主政府。我在父亲的带领下，就参加了村上和区里组织的抗日活动，有时也替父亲和叔叔跑跑腿送送信。就这样，我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成了党的人，当上了村妇救会主任。记得这时张敬焘找我父亲说，给我找了个婆家，是离我家不远的后香峪村的翟丕普。其实父亲对这个年青人比较了解，知道他是张敬焘发展的党员，现在是村上的支部成员，就当即答应下来了。1940年春初，在父母操办下，我们就结了婚。
我们结婚前，我丈夫翟丕普曾参加过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1939年9月办的村干部训练班。学习回来后，就被区里任命当上了后香峪村的村长，后来又被提升为口头镇镇长。他有一定文化，虽然年轻，为人老成，庄里乡亲都很看重他，有一定影响。他在担任村长和镇长期间，根据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做本村乡亲们的工作，先后收集了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下的一些枪支交给了八路军沂蒙大队，并劝回了10多名长期在国民党队伍和土匪哪里干事的村民加入到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曾受到这时已当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敬焘的表扬。
1940年5月，日本鬼子和伪军对我们博山东部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的家乡和太河、池上等地相继被敌人占领，形势一下变的恶化起来，我们党的工作也都转入到地下。这年秋，博山县委举办村党支部成员训练班，党组织就派我丈夫翟丕普去博山南边的山里参加了学习班。在学习期间，张敬焘找他去谈了话，说上级决定要选一部分党的骨干到敌区去，要我们打入到周村开展地下工作。他回来后，我们就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到了周村二槐树。我们隐姓埋名，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按照党的指令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主要是给山里的八路军游击队办布匹、送药材、传情报。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的父亲董恒绿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在家乡坚持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了。
三、在建国后的几次运动中，是他保护了我的丈夫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百姓还没高兴几天，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我丈夫于1946年奉命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他转战南北，从打淄川、打莱芜、解放济南、战淮海，到渡过长江、解放南京、驻上海吴淞要塞，一干就是7年。期间，我大哥董占洋就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叔叔董恒康带着和张敬焘拉起的抗日游击队参加了解放军，一直打到南京府，直到全国解放还在部队工作。1953年，我丈夫从部队转业到淄川地方工作。在部队期间，因战争他没有和张敬焘联系上，但到地方后他和张敬焘曾有过几次联系，特别是我叔叔董恒康从广东回山东老家探亲时他们几位老战友都要聚以下，叙叙旧情，回顾以下共同战斗的艰苦岁月，想一想一起在淄河流域经过的大小战斗，数一数在战争中留下的伤疤。他们每谈到这些都有一种革命的自豪感。
但在后来的几次运动中，我的这些经过战争磨炼的亲人，却又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考验。先是“三反”、“五反”，后是1963年开展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四清运动。每次运动都是张敬焘在保护着我丈夫和我们这个家。我与丈夫在周村敌区从事地下工作斗争的那些年，当时区公所的证明是这样写的： “翟丕普同志在敌人铁蹄之下一直为国尽忠，特作此证”。下面盖有区公所大章和时任淄川区长张福堂的私章。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次运动中，虽然也多次被审查，但都因有张敬焘的保护，加上他在战争年代受过伤、立过战功和上级组织的证明等，每个坎也都挺过来了。
最难过的是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许多老同志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张敬焘同志当时在青岛工作，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得很厉害。我丈夫翟丕普这时被打成“叛徒”，被斗的差点活不过来。还是张敬焘待形势稍有好转，在济南接见了他，先是安排他在济南住院治病，后又多次给淄博市委联系，为他再次证明在淄河流域以统战政策劝回的十几名村民参加了革命和在周村地下工作的历史事实，为我丈夫平了反，救了我全家。
敬焘老领导，你永远活在我们淄河人民的心里，我们一家世代都不会忘记你！
（作者：原博山七区中共党员；记录整理：山东省环保厅翟亮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