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皖苏三地委和雪涡县
1947年底，冀鲁豫边区党委决定成立南下支队，组织了约1000余干部第二批去大别山。支队长李剑波，政委王光中，鞠华任副队长，我为副政委，加上原地委成员黄天明，地委级干部有5人。南下干部在区党委驻地阳谷集中。这时区党委开始整党，我们就留下来参加整党。由于整党，出发时间延迟到1948年1月初。部队从单县出发，随同十一纵队经过虞城过了陇海铁路。那时，十一纵队的司令是王秉璋，政委是张霖之，参谋长是刘星，他们都是我过去的老领导。
1948年2月，南下支队到了豫皖交界的沈丘和界首。沈丘、界首是豫皖苏边区党委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区党委书记吴芝圃接见我们，说大别山的情况有变化，不去那里了，让我们留在豫皖苏边区分配工作。1000余干部分配到4个地委。我带了200余人到三地委工作。三地委辖永城、夏邑、毫县、涡阳、蒙城、肖县（该地区也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等。地委书记寿松涛，副书记王光宇，我任三地委委员兼雪涡县委书记。1948年下半年，豫皖苏区党委改为中央分局，宋任穷任分局书记。我在雪涡县工作了1年多，直到1949年3月离开。
雪涡县所辖各区地处浍河、涡河。这两条河是淮河的主要支流。由于淮河没有人海口，到了雨季，淮河水就会泛滥，因而地处上下游的群众矛盾突出，有时为此发生械斗。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治淮河就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
1940年1月，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豫皖苏边区成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涡北县，1944年9月，涡北县改名为雪涡县。1948年2月，原县委书记是丁明道，副书记兼副县长是徐士奇，县长、县委委员是胡克明，县大队副政委刘希真。我去后除了丁明道改任副书记外，其他成员都没有变。此外，在县委工作的还有靳汝骧、贺云洞等。和我同去的南下干部王勉先到观堂区任书记，后到县委任宣传部长；张墨森先在县委，以后到高炉区任书记；王斌到书案区（或青町区）任书记；陈龙翔、苏明久、苏志斌、姚亚光、赵宗瑞、李景星、胡兰云任区委书记。张凤仙是义门区区长，侯安国似乎也是区长，为工作问题我们曾谈过话。亳州附近涡河沿岸似乎还有一个“大寺区”，区委书记“小蛮子”是南方人，这是徐志奇对他的亲切称呼。1949年4月，王勉、姚亚光、王斌、苏明久随我一起到南京，12月，姚亚光、王斌又同我一起到了重庆，姚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工作。
1947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根据这次土改会议精神，我们抱着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的心情到新区工作。雪涡县虽然解放较早，然而有的地方仍是新区，特别是县城附近。1948年初，我们开始搞土改，但进行了不久，上级决定停下来，原因是部队到新区后，过早地分浮财，社会财富迅速分散，基本群众并未分到，或“明分暗送”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落在农民身上，不如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同时，有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大别山区及有些地方过早地分浮财、分土地，结果并不好。雪涡县的土改停下来，我们的工作就转到了其他地方。
雪涡县每年春天都会有严重春荒，群众生活很苦，外出逃荒者很多。不少人家秋收后就锁门外逃，到第二年春耕时才返回，这样可以节省几个月的口粮，有限的粮食才可勉强度日。这里的群众在长期的艰苦生活中，积累了一些度荒的经验，如观堂区的农民喜种大蒜，春荒时，蒜苗蒜苔可弄来充饥。当然，这仅仅是暂时维持生命，要进行体力劳动根本无力。当时干部的生活也相当艰苦，就以我自己来说，由于长久吃黑豆馍，经常拉肚子，有时身体实在受不了了，真盼望能吃顿纯高梁馍打打“牙祭”，至于吃麦面或绿豆面自然更难。领导群众救灾度荒是我在雪涡县上任之初的一项重要任务。
由于春旱秋涝，雪涡县一到秋后大雨积水排泄不出，全县除较高地方外，到处是一片汪洋，这是雪涡人民的一大害。挖沟排水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因此县委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挖沟，让积水顺会河、涡河排泄到下游，沟虽然挖了好些条，由于上下游有矛盾，水还是排不出去。这种上下游利益不统一、不协调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法根本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大抓水利建设。我对这些深有同感，因为我在准北战斗过，因此我深深体会到这项措施的正确。
关于麦收、秋收后的征粮工作。征粮是按合理负担办法进行的，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一来群众手中粮食不多，二来根据合理负担政策，地主富农多出粮，当然他们是不心甘情愿的，这就要发动和依靠群众斗争。经过艰苦的工作，1948年，我们单秋粮就征收了1430万斤。这个数目的确不算少，真是来之不易。假若没有广大干部的积极努力，没有对群众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认真执行合理负担政策，能征收到这么多的粮食是很难想象的。
根据地委指示，全县搞了扩军工作，思想动员，组织力量，检查并继续进行拥军优属工作，力气费了很大，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动员了500多个农民参军，这在当时也是很不错的成效，县委通报表扬了雪涡县的扩军工作。当然，这不能和土地改革后的老解放区翻身农民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相比。这里特别值得提的是靳汝骧同志，在扩军工作上，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1948年11月1日，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中原、华东战场的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11月6日，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个大战役——淮海战役开始了，总前委就设在豫皖苏三地委的所在地。这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敌军先后出动兵力80余万人，战役历时65天，共歼敌55.5万余人，使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干净，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在这场历时3个月的大战役中，雪涡县一直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为了支援前线，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全力以赴，组织担架、大车，修桥、修路、运粮运柴，碾米磨面，照顾伤员等等，其动员群众之广，规模之大，任务之急，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刘伯承司令员号召，为了取得前线战争的胜利，后方群众要不惜一切牺牲，忍受一切艰苦，“倾家荡产，支援前线”，打了胜仗，再回来建设。雪涡县的干部和群众是按照这个精神积极行动的。除动员了万副担架、万辆大车等物资外，光修路就修了9条，当然修路的标准很低，把路填平，拓宽，能维持汽车通过就行。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到这点已属不易。修桥就更多了，具体数字我也记不清了。这当中，民兵的功劳最大，除随担架、大车到前线外，维持后方治安也主要靠他们。民兵抓了一些国民党的散兵，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到淮海战役后期，国民党兵已成了惊弓之鸟，雪涡县的群众赤手空拳也能捉到国民党散兵并缴获枪支。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指挥部设在永城县陈官庄的一个四合院内。院中原有一棵树，杜聿明迷信，请了一个占卜者来卜吉凶，这个占卜者说，这个院子，四面不透风，一“木”在当中，是个“困”字，不吉利。杜聿明立即令人伐树，以解困境。树虽被伐，但困境却未解。淮海战役后期，国民党军一溃千里，20余万人被包围在陈官庄，弹尽粮绝，饥寒交迫，士气低落，军心瓦解，成班、成排、成连的官兵越过火线向解放军投降，杜聿明也做了解放军的俘虏。1959年12月，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特赦。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1964年1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同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终年77岁。全国政协在悼词中给杜聿明高度评价，称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淮海战役期间，胡克明、陈龙翔等同志带民兵到前线去，他们很辛苦。我和其他同志在后方组织群众。为了保证支前任务的顺利完成，更好地密切县委、地委之间的联系，军分区给县委安装了电话。当时县委机关驻在雪枫集，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寿松涛同志指定我住在电话机旁边，随叫随到，随时通报情况并接受任务。虽然雪涡县的工作受到过上级表扬，但是我也受到过寿松涛同志的批评，原因就是有次打电话找我，我不在电话机旁边。当时领导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纪律很严格。地委对我要求是这样，同样，县委和我对区委的其他同志也是如此。例如苏志斌同志，他对支前工作很努力，工作也有成绩，但是对他的不足，我在全县干部会上也狠狠批评过他。但是在平时我与寿松涛、苏志斌同志的关系都很好。
我在雪涡县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只是1年多，工作中缺点、失误有不少，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我不知道当时地委和雪涡县的同志对我如何评价，但我自己认为，我和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关系不错，我们在一起相处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我很尊重寿松涛、王光宇、李时庄等地委领导同志，他们也非常关心我。比如，王光宇同志曾派人送给我一件打仗时缴获的短驼绒外衣，说是地委送的，这件衣服我穿着到了重庆、云南。寿松涛同志是个党龄很长的党员，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长兄”，他在工作上对我要求很严格，但平时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安全。有一次，他派他的通讯员给我送来一支卡宾枪，后来又亲自送了数十发子弹给我的警卫员，要我注意安全。后来我们一起到南京，同在市委组织部工作。50多年来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20世纪80年代他去世了，我去南京时，还看望了他的家属。
在我去雪涡县之前，我和原在县里工作的丁士奇、胡克明以及县委、区委的许多同志都不认识，相处不久，我们之间的关系便很快融洽起来，亲密无间。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了。对每个人来说，总是会有缺点的，我们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经常进行的，
这体现了同志间政治上相互关心和相互激励，那种在战火中结成的深厚情谊是我永生不能忘怀的。
1949年初，全国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1月，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军已在各战区占有主动，全国胜利在望。开辟新区需要大批干部，我和一些干部都在抽调之列，准备随军南下。3月，原三地委抽调的干部组成一个大队，由寿松涛任政委，我任大队长。
离开那天，途经龙山，正逢群众赶集，成千上万的群众，正处在淮海战役胜利后的喜悦心情中，因此气氛非常好，我们的心情也很兴奋和激动，寿松涛和我都给群众讲了话，也算向雪涡县的父老乡亲告别吧！场面非常感人。当时雪枫日报的记者还拍了照片，这张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