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鲁西南地委
1942年底，我离开范县，到了鲁西南，当时叫做冀鲁豫五地委，所辖地区是曹县、齐滨县、菏泽县、南华县、东明县、东垣县、定陶县、考城、民权，解放战争时期在曹县的东南又成立了复程县。因专员袁复荣、司令员朱程牺牲在曹县东南，为纪念这两位同志而命名复程县。
我到了鲁西南五地委工作。由于这时根据地在敌人的“扫荡”中缩小，口粮、军需等都减少，党中央提出了要“精兵减政”、“一元化领导”。鲁西区党委带头，区党委成员、行署副主任段君毅到运西地委（当时叫二地委）任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万里改任副书记，原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当分区司令员；区党委副书记张玺到豫北任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赵紫阳改任副书记。
我所到的五地委，书记张承先原先是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这时到五地委任书记，原地委书记戴晓东改任副书记，我在地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五地委组织部长王健民，到齐滨县当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徐剑平到菏泽县当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改为副书记，县委委员以及组织、宣传部长等去任区委书记，区、乡党委则照此精神办理。因精兵简政，地委机关仅几十人，吃饭、行动都跟随军分区。
1937年七七事变前，曹县、菏泽一带就有了党组织。有的党员是在当地，有的则是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如王健民等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我的同乡、亲戚于子元，是1932年入党的，任过范县县委书记，1936年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到了菏泽，还发展了党员，如陈力夫等。
1938年10月，曹县、考城、东明交界处成立考城抗日民主政府，于子元任县长。开始，成立了60余人的县武装大队，以出其不意、以少胜多的形式歼灭了土匪武装120余人，社会秩序井然，周边各县爱国青年闻讯纷纷前来参加，县大队迅速扩大为500余人。虽然县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也显示了它的作用，为鲁西南地区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1943年，区党委书记黄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鲁西南。黄敬在一次会上讲到：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脱离群众、忘掉群众，要始终和群众在一起。我们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在还没兑现不为群众所理解时，群众不一定接近和拥护我们，一旦办了几件好事，他们不仅感激、拥护，而且常常把我们的党员抬得高高的，甚至推在自己头上。这时怎么办呢？我们共产党员就要自觉地从高处跳下来，仍然站在群众之中和群众同甘共苦，不能昏昏然，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黄敬同志的这段话，当时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几十年没忘。
二、在东明县的半年
1943年春夏之交，组织调我到东明县任县委书记。这时，因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故我又兼县大队政委，县长郭心斋兼大队长，大队副政委是陈源深，他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抗联（工、农、青、妇）主任史杰，多年做青年团工作，比较年轻。另外，县公安局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委员等是6人（或7人）。当时县委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好，有话直说，开会研究问题多数情况意见容易统一，有时意见不一，甚至吵叫起来，但会后大家依然心平气和，有谈有笑。军队的同志在县委吃饭，总是希望吃好一点。因为军队随时可能打仗，中午在这里吃饭，晚上是活着还是牺牲了，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我们县委成员相互之间既是战友、同志，又是兄弟，县长郭心斋年岁最大，是我们的兄长。
我到东明县的工作重点是搞民主、民生群众运动，即减租减息。史杰是抗联主任，自然也是他的主要任务，县妇联主任路克里等和他共同负责。约半年时间，深得地委和冀鲁豫边区抗联主任高元贵及区党委的肯定。由于减租减息，军队中当地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家庭利益受到影响，少数军队干部对县委、政府有意见。意见反映到军分区领导，因此军政、军民关系成了一个突出问题。根据党中央指示，军爱政，民拥军，地方强调拥军优抗（抗日军人家属），而军队又强调拥政爱民，这对缓解这方面的矛盾起到很大作用。
1943年11月26日至1944年1月13日，冀鲁豫区党委在观城县红庙村召开边区地方活动分子会议，总结根据地建设经验，提出新的斗争任务。会上，区党委书记黄敬作“对敌斗争报告”，区党委副书记张霖之作“党与群众工作”报告，军区副政委苏振华作“整风”报告，冀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宋任穷作“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报告，都是言简意赅，最后黄敬作总结报告。这些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及存在问题。会开了一个多月，以各地区编组。我们这个小组的地委书记张承先、军分区政委赵基梅带领小组热烈讨论会议精神。小组发言我是积极的，我还在边区大会上发了言。
1950年，和我们一同进军云南的黄天明同志，当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俩常谈起这次会议的情况，特别谈起民主民生运动时，感到受益很大。
三、到齐滨县工作
1943年年底，我到齐滨县任县委副书记，做王健民同志的助手。当时县委班子还有另一名副书记刘汉勋、县长王克东、抗联主任张伯元等。大约半年多，我又离开齐滨到东垣县去了。我们相处时间不算长，但是县委以及其他同志之间的感情却是深厚、赤诚、坦率、团结的，大家一心一意为党的革命事业。虽然我们也谈过个人问题，但很少，更不记得有谁把个人利益摆在了党的利益之前。当时干部能上能下，县委部长去当区委书记，地委部长去当县委书记，如健民同志就是由地委组织部长去当县委书记的，工作照干，心情非常愉快。过去认为这一切都太平常了，哪值得一提，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可贵，多么使人留恋。由于处在战争年代，最中心的任务是对敌斗争，又因齐滨是鲁西南根据地的中心，所以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生产救灾也是县委的主要任务。我曾和地委书记张承先在鲁西南有名的“三村斗争”之一的曹楼村帮助群众收麦子，不时用手拔，磨破了手。一面收麦，一面和群众交谈。桃园区有位区委副书记，当地人（名字记不清了），区委书记杜湘向县委反映，这位副书记家境贫寒，难以渡过春荒，公家给了他家30斤小米，他感动得流泪，说共产党给了他救命粮，使他家中人没有饿死。当年秋天，齐滨县发生了蝗灾，一片片的高粱、谷子叶眼巴巴的被蝗虫吃掉，大家心急如焚，县委各级组织全力以赴组织群众灭蝗。县委书记和各级领导，不仅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都到高梁谷子地里和群众一起捉虫灭蝗。当时干部、群众都有灭蝗的经验，集中几百几千人打“歼灭战”，实行“铁壁合围”，趁夜晚和早晨有露水时捉拿。前年，我到安徽省见到一位省级领导同志的夫人，她还谈起我们一起捉拿蝗虫时的情景，真是记忆犹新。
四、在东垣县的一年半
1944年夏，组织调我到东垣县任县委书记。我到后，原来的县委书记张治刚同志改当县委副书记，县长是赵润普，副书记王克敌。东垣面积虽小，但仍是一块根据地，减租减息工作已经进行过，处于对敌斗争重要地位，还是鲁西南地委、军分区和军队的粮仓。西靠黄河故道，有大片的滩地，是产粮的地方，军队也划了片荒地，种植粮食。我到东垣县后，虽然常常听到枪声，但不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睡眠，感到很安全。此地有军分区的主力部队独立团和县大队、区中队等地方武装，又有不脱产的民兵、自卫队，白天还有儿童团拿红缨枪站岗。那时人们常说，山区打仗有山依靠，而平原没有山靠群众，即所谓“人山”。东垣县地处河南、河北两省交界处，是东明、长垣、考城3县接合部，原来属河北省。全县共划分为7个区。一区在徐集、二区在郭黄寨、三区在东明县城西、四区在东明县城西南、五区在东明集以西及西南、六区在李焕堂、七区在马头集以西及西南。一、二、六区为东垣县中心区，是我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北起土地张、温岩，南到王高岩，东起程楼，西到黄河故道，南北长约40华里，东西宽约25华里，有120来个村庄，人口约3万，党和群众基础都很好，大部分村庄有党的组织，大村有几十个党员，小村有三五个党员。三、四、五、七区大部分和六区部分村庄为游击区。 ，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东垣县就有党的活动，'30年代初，竹林（寿星小学）、刘庄、徐集一带就有党员和支部。抗战初期，这里成立了中共东明工委、县委。1938年，东垣县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举办军政训练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1941年春，东垣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南偕篪同志任县长。东垣县从成立之日起，就在敌人的四面包围封锁之下。同年农历五月，日军发动大规模“扫荡”，占领了东明城，建立了伪政权，驻有日、伪军五六千人，在东明县城、东明集、黄庄、马头集等地安了据点，控制了东明至考城的公路。此外，沿东考公路还有小据点。考城方面有日伪军约2000人，主要据点在黄河西岸。东垣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封锁之下，从县里到地委、军分区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敌人为了消灭东垣县这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进行若干次“扫荡”，特别是在麦收、秋收时节和冬季。但是，敌人“扫荡”的结果，不但没有把我们吃掉，反而根据地的地盘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形势越来越好，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东垣县有一支能打善战的人民武装。我到东垣县任县委书记后，按照上级指示，首先抓了武装力量。由我兼任县大队政治委员，县长赵润普兼任县大队长，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区长兼区队长，协调全县党政军各方力量，一致对敌。当时东垣境内经常有上千人的主力部队活动。县大队有3个连约300条枪；有7个区中队，约200人；每个村里有模范班，都是手持大刀、长矛的民兵。这样的骨干大约有几千人，平时不脱产，反“扫荡”或敌情紧张时集中。如二区的马军营村，约有400户l800多人，民兵有枪四五十支，这里离敌人据点葛岗仅几华里，葛岗驻有伪军一个团，马军营的民兵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日日夜夜监视敌人并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平时民兵一手拿枪，一手种田，扛着枪干活，一旦敌人外出据点骚扰，前边打响，段庄一带的民兵就及时出援。常常这样一天打两三次。民兵人熟、地熟，有情报，打仗很灵活，避实就虚，打麻雀战。可以说，东垣县中心已经做到了全民皆兵。由于东垣县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特别是还有主力部队经常在东垣活动，敌人经常受到我军的埋伏打击，平时不敢轻举妄动。由于主力部队是流动的，有时会离开东垣县。但当敌人赶来袭击我们，主力部队闻讯后又回来，狠狠地打击敌人。1942年，我们骑兵团一个连在东明县城边把敌人的保安团打得七零八落，使东明县城的敌人几个月不敢出城。
主力部队的战果，大大地鼓舞了东垣县的地方武装和人民。1945年春，匪首陈万成伙同考城日寇和伪军共600余人，突然包围我六区王高寨村，该村民兵顽强抵抗，进行激烈巷战。县基干大队、区队闻讯增援，击退敌人，毙伤伪军43人，鬼子2人，我村干部、民兵伤亡30余人。第二，东垣党组织建立的时间比较早，基础好。早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就有党的活动，30年代初，竹林（寿星小学）、刘庄、徐集一带就有党员和支部。抗战初期，成立了中共东明工委、县委。1940年农历五月初五敌人扫荡后，县委书记张治刚化名杨富增，住在东明城西温七堤申仁卿家，以开酒店为掩护，领导城西、城北的工作。县委组织部长王克敌住在刘楼刘宪章同志家，以卖醋为掩护开展工作。1943年，东垣县中心区大部分村庄都有了党的支部，甚至在东明城内和敌人有的据点内也有我们的党员和支部，干部、党员不怕牺牲，一心为抗日，一心为革命。六区区长、区委委员曹子端对敌斗争表现很勇敢，东垣办事处主任汪涛同志还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第三，最广泛地发动了全县的人民群众。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日，将各阶层的人都组织起来。根据党的“三三制”政策原则，吸收上层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各级政府工作，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早在1938年，东垣县就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举办军政训练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1943年起，普遍建立了抗日组织工救会、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和民兵自卫队。县、区成立“抗联”即工会、农会、青救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群众抗日和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一手拿枪，一手种田，前面监视敌人，后面搞生产。县委十分重视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讲革命形势，讲斗争任务，及时揭穿敌人的阴谋，坚定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鼓舞群众的斗志。
第四，加强对敌伪及敌占区的工作。为使敌伪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少做或不做危害抗日和群众的事，为抗日立功，为自己留条后路，我们派人打入伪组织内部，搞情报，争取伪军起义。三区区委书记梁子庠同志领导东明县城一个党支部几年来坚持在这方面进行着很出色的工作，城内敌人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为打击敌人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我们各级政府还经常召开伪军政人员家属会、游击区敌据点周围的伪村长会，以民族抗日大义教育他们，对立功的表扬，对作恶的惩处，对极个别特别坏的镇压。二区工委书记段鹏，住在离敌人据点3华里的大屯，在村里党员和群众的掩护下，开展对敌工作。我们征收公粮，有时征到敌据点区域内及其附近村庄，而且还让伪村长保证我工作人员的安全。伪村长为了避免敌人发觉，暗地里为我们送子弹和现款（鲁西票和冀南票，不要伪币）。游击区有相当多的伪村长对敌应付，对我示好。
第五，东垣县抗日根据地军民之所以能坚持斗争，极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上级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帮助，周围大块根据地的支援配合，唇齿相依。虽然敌人包围的力量十倍于我，但却对付不了东垣县。东垣县不是孤立的，有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密切配合。当东明考城的敌人向我进攻扫荡时，军分区首长指挥其他地区的部队及时从背后出击，使敌人不敢在东垣县根据地内久停。
第六，东垣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也给根据地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由南到北的黄河故道成了根据地很好的依托。黄河故道在东垣县内有100多华里，故道内都是沙堆、水坑、灌木、杂草，骑兵难走，汽车难行，是我们伏击敌人、隐蔽群众的好地方。当敌人扫荡时，我后方机关和老弱群众就有组织地往故道内撤。这样，能打善战的军民也就无后顾之忧地去迎击敌人。
东垣县地处河南、河北两省交界处，是东明、长垣、考城三县接合部，敌人对我们的行动很难统一，这也是东垣县人民能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有利条件。
由于工作扎实，东垣县的抗日根据地，在敌人的若干次“扫荡”中，不但没有被吃掉，反而地盘变得越来越大，力量发展越来越强，形势越来越好。东垣县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具体表现为：
第一，东垣县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鲁西南其他根据地的斗争，发挥了牵制敌人的作用。东垣的四周虽然被敌人包围着，但因为有其他大块根据地的支援配合，同时又形成了反包围敌人的局面。特别是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初，东垣县的近千民兵和地方武装包围了东明县城，围困了城内敌伪军，使鲁西南主力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准备解放开封城。另外，东垣又是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回旋的地方，当日、伪军对我中心地区进行“扫荡”时，主力部队就跳到东垣县，又从背后打击敌人，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第二，在粮食和物资方面支援了鲁西南中心地区。1942年和1943年，当时鲁西南灾荒严重。根据地的军民吃穿都存在不少困难。由于长期缺粮，部队战士体力大大减退，地方农民也无法生产劳动，饿死人的情况时有发生。东垣县地处黄河东岸，有些地方如竹林一带，土地肥沃，生产粮食较多，东垣县把征收粮食当做全县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党、政、军、民齐动手，征到粮食大批运往鲁西南中心区，夜晚大车拉、小车推，由东垣县的地方武装或主力部队掩护通过东考公路敌人封锁线。当时鲁西南军民把东垣县誉为“苏联的乌克兰”，即根据地的粮仓。主力部队也常到东垣整训和休整，有时一来就是一两个团。
第三，为主力部队输送了不少兵员和武器。特别是从1943年起，经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军队的拥政爱民和地方的拥军优属等等，广大群众的民族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参军热情高涨。1945年初，地委和军分区决定抽调县大队两个战斗力强的连升级到军分区主力部队。当时县大队仅有3个连，一次调走两个连。县委开始也有些顾虑，为了顾全大局，县委最后还是坚决服从了上级的命令，执行了决定。为了及时补充县的地方兵力，县委决定区队升级到县大队，区队又从民兵中动员升级。
第四，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东垣县由于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县委对敌伪军和敌占领区的工作比较重视。我们派党员和群众打人了敌伪内部，所以我们对东明、考城和其他敌伪据点的情况了解得多，特别是敌人兵力的变化、工事的构造、兵力部署等都了如指掌。我们把所了解的敌人情况，一般都及时送到上级党、军领导机关和部队。我主力部队几次打东垣城，我们都送过敌人兵力部署及工事构造的详图。
第五，担负了鲁西地委和冀鲁豫边区党委的交通联络工作。边区领导机关和地委间的文件、书报，有些通过东垣县传送；干部和过往人员，有些也是通过东垣护送。人员通过敌占区和敌人封锁线，都是在夜间，由当地了解情况的同志或者武装担负护送任务。张治刚同志就曾带队护送过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到冀鲁豫边区党委和军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军分区主力部队升级成立纵队、旅，地方武装也相应升级，成为主力部队。这时县大队4个连中要抽2个连到军分区，我和县委的其他同志对此想不通，我到地委找到地委书记刘星同志，他说：“只能从大局出发，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只能照办。”
不久，我回到鲁西南地委。日本投降后鲁西南地区扩大，曹县、菏泽县城解放，地委搬到曹县，新的地委组成，刘星、戴晓东仍分任地委书记副书记，程力夫任组织部长，刘清训任宣传部长，我任社会部长，逯岜玉任专员。
1946年，冀鲁豫区党委在菏泽城，东明、定陶都解放了，只有考城、民权没有解放。1946年，晋冀鲁豫大区主力部队打兰封。战斗开始不久，国民党新五军就过来了，东明、曹县、菏泽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党委又迁到了黄河以北。地委分工我在东明、东垣两县工作，这时鲁西南地区很艰苦，白天根本无法活动。
五、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
1946年冬至1947年7月，组织上送我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同去学习的还有王健民、史杰、王克敌以及军分区的江海山、夏德义等。当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是邓小平兼，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薄一波（中央局副书记），他还兼任中央局党校校长，副校长是中央局组织部长宋任穷。当时中央局和党校都住在豫北的武安县（现属河北省），两地相距仅几华里。为便于工作，宋任穷同志住在党校。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长岳肖峡同志也同时负责党校内的组织工作。我和岳肖峡在抗战初期就互相认识了。1942年，他到冀鲁豫边区党委组织部工作而我在鲁西南地委组织部工作，因而我俩经常见面。
这次我到党校学习，学习时间长达半年多，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贯彻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期间，岳肖峡常来党校，我也曾去看纪××和他，我们成了彼此坦诚相待的好朋友。开初，中央局所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边4个地区的干部混合编为4个支部，我任冀鲁豫支部委员。后为了便于工作与联系实际，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又重新按4个地区分别划分支部。冀鲁豫支部书记是马继孔，我仍是支部委员兼鲁西南地区学员的党小组长。我们这个支部的成员有鲁西南地委、军分区（旅）和县、团级干部10多人，除后来长期在云南工作的马继孔和我以外，还有原云南省交通厅厅长冯仪，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解放战争主要敌人是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这时敌人进攻我们的重点：一是陕北党中央所在地，一是山东省华东地区，如大鸟的两翼，中间各解放区则较为缓和。延安城我们主动放弃，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在陕北一线战斗。朱德、刘少奇和中央机关大部来到了冀察晋边区平山县的西柏坡，而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等则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的武安县即中央局附近。这时，中央宣传部由副部长廖承志负责。廖到党校给我们作过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报告，董必武给我们讲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及与国民党斗争的问题。因他与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蒋介石打过交道，故报告内容充实，举的例子也很生动。薄一波、宋任穷也给我们作过报告。
六、关于土地改革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薄一波从西柏坡开会回来后就开始贯彻会议精神。由于党校住在农村，学员们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地主恶霸的罪行，同时，党校也在组织学员学习土地会议的精神，依靠雇佃贫农，并给他们分土地，中农的土地不动。当时，由于领导的经验不足和受“左”的思想影响，除斗争地主、富农外，有时又伤害了中农的利益。这是和中央“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待中小地主和大地主、豪绅、恶霸要有区别”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我在党校学习时，学校在政策执行上也有偏差。譬如我的家庭本应是中农，因我父亲去世早，为帮助妹妹（我母亲），我二舅住到我家，帮我家种地、养牛。据此，土改中，有人说我家剥削我二舅，因此，说我是地主出身。这个情况反映到了我所在的组织，我自然想不通，反复找组织说明情况。可是，1948年1月，我去大别山工作时，区党委作出决定，把我划为“地主出身”，还把我母亲给我做的一件棉袄也没收了，另外发给我一件棉军大衣。区党委还派人把这件没收的棉袄移交到40里外的我们村里，村民们对这种行为非常不满，第二天，他们用手推车推着我母亲到区上找区党委讲理。
事后得知，当时产生这种“左”的做法，是受康生、饶漱石在山东搞土改中“左”的影响而造成的。当时饶漱石指责山东搞土改有“富农路线”倾向，康生在晋绥搞土改也大搞极“左”，由于康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因此，他们的做法影响了晋绥的许多地方。土改中处理的干部面很宽，尤其是对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这当然是错误的，后来中央发出了纠“左”的指示，这次土改中发生的一些问题逐渐得以解决。
七、再回鲁西南五地委工作
1947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邓大军渡黄河南下，接着千里跃进大别山，我方由内线转到外线出击，由防御转为进攻，这是战略反攻的开始。这时，我结束了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半年多的学习，回冀鲁豫工作。我跟着区党委书记张玺、副书记徐运北行动到了黄河以南。这时，十二纵队的李先念也去鲁西南，我们与他们同往。这是我初次见到李先念同志。
我回到鲁西南五地委后，此时，刘、邓大军已渡过黄河并且到了陇海铁路以南。为了配合刘邓大军的反攻，牵制敌人，地委决定让我和军分区副司令员率近千群众破坏商丘、民权段的陇海铁路。由于在过去的战争中有破坏铁路的经验，我们采取分若干队，数十或数百人一队，先从一头掀起，铁轨倒地后再往前跑，速度既快，又可以把铁轨弄弯不能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