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南京后，我下一个工作地点是重庆，具体就是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
重庆是中国有名的“山城”，有嘉陵江纵贯境内。由于地理、自然等方面的原因，重庆自古就是巴渝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长江上游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内河口岸。抗战时期这里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庆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这时的重庆是一个直属中央政府领导的省级市。后归属四川省，为省辖市。1997年3月14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第五次会议批准设立为我国第四个中央直辖市，也是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从1949年至1954年，我在这里工作了5个年头。这5年是我一生中风险最少，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的5年，是同志之间关系最融洽的5年，因而也是我最愉快的5年，最值得怀念的5年。
一、从南京到重庆
1949年10月中旬，我们随刘邓大军的二野指挥机关，从南京到徐州，由徐州乘火车到了武汉，与于江震同志率领的川干队汇合。
“川干队”是由于江震、梁华、杨超3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于1947年9月组建的，成员共有360多人。这些人员，一部分是由重庆、南京、上海于1947年2月国共分裂后，撤回延安的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四川省委的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的采编人员、报丁报童；一部分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川籍红军，还有少数是在中央机关和陕北、晋绥地区工作的川籍干部，其中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是一支拥有开辟一个地区工作所需的党、政、军、财、文教等方面骨干的队伍。原党中央给“川干队”的任务是：南下到已解放的豫西南，相机进入四川边境地区，开辟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为大军入川做前哨。后因战局发展迅速，他们的任务有了改变，故驻在陕南待命。1949年10月调到武汉，随同二野总部一起人川。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后，于江震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并负责组织部的工作。我随二野领导机关到武汉后，二野副政委张际春把我和其他几位搞组织工作的同志交给了于江震同志，此后，我就在于江震同志领导下的西南局组织部工作。
在武汉期间，我们住在汉口的原英租界内。有一天，于江震带着陈野苹和我去看望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的钱瑛副部长。钱瑛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南方局、上海局的组织部长，分工负责西南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工作，与于江震很熟悉。因为在白区工作时她常用“陈萍”这个化名，所以于江震习惯地称她为“陈大姐”。钱瑛对云、贵、川和西康省的情况非常熟悉，她对我们即将到西南开展的组织干部工作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原云南省的地下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任西南局委员。她的建议后来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采纳。
在武汉住了半个月左右，我们开始了长途行军。从汉口渡江到武昌（省政府驻地）。从武昌开始乘车，于江震、周兴等领导坐小汽车，我和陈野苹、天宝（藏族，后任西藏自治区主席）、林蒙、秦伯辰、陈文、刘藩和一批县团以上干部与“川干队”的约20人以及从南京来的搞组织工作的20多人，共40余人同乘一辆大卡车。从武汉到重庆，我和陈野苹、天宝等在一辆车上呆了1个多月，走了l000多公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天宝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天宝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藏族政协委员，他出身在四川阿坝地区，18岁参加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走过长征，是我党重点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之一，“文化大革命”时期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他的原名叫桑吉悦希，天宝这个名字还是毛主席给他取的。20世纪80年代，天宝到云南，我又见到过他，还共同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
行军途中，每个人都有枪支，所带的行李都很简单，就是一点常用的衣被。我们先到湖南省的平江（彭德怀同志的家乡）住了一夜，然后到了长沙。黄克诚当时是湖南省委书记。我们在长沙住的时间很短，在那里，听了宋任穷同志的报告，同时，宣布了中央对西南各省领导的任命。之后我们乘车到了常德。
湖南常德是一座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这里“左包洞庭之险，右扼五溪之要”，宜攻宜守，且以盛产稻棉著称，足资军需民用，史称“黔川咽喉，云贵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我们是10月底随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乘汽车到达常德的。到达当天，天正下着雨，常德驻军和地、市、县机关部分干部及市民，从下南门码头到西门白云中学（当时是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刘、邓到后就住在那里）排成队伍，夹道欢迎刘、邓首长。欢迎的群众手持写有“欢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等标语口号的红、绿、黄等彩色小旗，场面很感人。刘、邓首长见状马上决定冒雨步行，他们在雨中向群众频频招手，给当地的人民群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等人任常委，统一领导西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和接管建政工作。西南局成立后，研究配备了接管各省、市、区的领导班子，组建了西南公安部和重庆市军管会、公安局的领导班子和接管班子，制定了《接管重庆市治安和肃特工作计划》（草案）和人城后的工作方针、步骤以及一系列新区工作方针、政策。
我们在常德住了10多天，11月28日，刘、邓首长率二野前线指挥所离开常德，沿川黔公路经湘西向重庆方向行进。我们也离开了常德，在经过湖南宁乡县时，我们还专门到刘少奇同志的家乡花明楼炭子冲参观了一下。
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距长沙市约50公里。刘少奇同志老家房舍位于炭子冲东侧的缓坡处，是一座坐东朝西、古朴整洁的农家房舍。房屋为土木结构，共有7间平房，中间有一个不大的小院，正面是堂屋，右侧是卧室和厨房，左侧一间杂屋，屋后紧靠山坡下有一小块菜地。我们去时，少奇同志的故居还住着人，只能在外面观望一下。我们感觉那里的景色很美，青山绿水的，很是怡人。
从宁乡经桃源（县）时，听说《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就在此地，可是到了川黔交界处的某县，又说这里是《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不知今天是否已考证清楚。
我们到花垣县时，听到重庆解放的消息。从花垣进入四川省秀山、酉阳、黔江、彭水。这4个县多是苗族、土家族聚居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成立了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后成立了自治州。我们在彭水与二野司令部一起住了约10天，主要是开会研究工作和学习党的政策。
很快就要进重庆了，大家都非常兴奋。由战争年代转向和平建设，我们党的地位变了，由夺取政权转向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国家建设。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上级领导一再告诫大家要适应这个变化，组织我们反复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段话我们反复学习，把它作为进城后的行动指南。此外还阅读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等。学习期间，针对我们即将开展的干部工作，上级也作了一些指示，通过这些指示可以看出，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在干部配置上的有所不同。
战争年代，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敌军，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人，因此，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相比，军队工作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央指示，要把地方最优秀的共产党员、最优秀的干部派到军队中去。战争年代，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协调军队与地方的统一行动。如抗日战争时期，我所在的鲁西，冀鲁豫边区军区司令员是杨勇，政委是苏振华，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他们都是军政委员会委员，而却以苏振华为主任。
为了说明军队所处地位的重要，我说一件事。1939年3月，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支队（一一五师一部）到鲁西郓城一带，我和六八六团长、政委杨勇见了面，我很尊重他，他对我也非常热情。杨勇和他的下属营、连、排干部多是经过长征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他们这支部队在，我在地方的工作也有了依靠。在战争年代，地方离开军队是难以存在的，而军队也需要地方，如征兵、吃粮等。当时主力部队为了壮大扩军，多是分散活动。杨勇所带的不是一个团的全部，而仅是一个团的一部分。论职务，我当时是地委组织部长，杨勇是团的领导。但是，当时就我们地方干部来说，对部队的同志非常崇拜，特别是像他这样经过长征的干部。那时在我们那儿，有的在地方入党10多年的党员，会跑20多里路去看八路军主力部队行军。有一次，六八六团营教导员裴治耕，率少数部队到达黄河西岸的濮县、范县和观城3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就有不少青年农民参了军。云南省政府原交通厅厅长冯仪，现已90多岁了，他也是一位老红军。1943年我们都在鲁西南地区，当时他是团长，我是县委书记。后来又一起南下，一起相处了几十年，算得上是很亲密的朋友。那时，他常和我开玩笑说：“敌人‘扫荡’时你才想起我，向我靠拢，敌人走了你就把我忘记了。”这说明部队对地方工作的支撑是多么大。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进城后的工作分3个步骤：接管城市，同时派干部到农村；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这可能需要2至3年时间；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后，重点又回到城市，国家全面工业化。有了繁荣的农村，才能有繁荣的城市。总之，以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为中心。过去千百年来民间都有传说：“战争年代打天下，和平时期坐天下。”天下怎么坐？这又是个新问题。这时，中央明确指出，要像战争年代抽调党最优秀的干部到部队一样，把最优秀的干部抽调到地方搞建设，其中，工业建设又最为重要。
当时，地方干部少，各处争着要，西南几省地方干部更少，相比之下，军队干部多，而且经历广，经验丰富，各军、师领导干部几乎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和红军时期的干部，因此，西南局决定：进军西南后，各兵团领导兼任各省、区、市主要领导，各军、师政委兼任地委书记，地、县区干部缺少，军队包干地方工作，缺少的干部从军队抽。如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书记陈锡联等都是兵团领导。贵州由五兵团政委苏振华任书记，杨勇任省政府主席（省长），原计划担任省委书记的徐运北（过去曾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改任副书记。云南省自然也执行这一精神，除四兵团领导兼任省委书记、省长（省主席）外，多数的师政委都兼任地委书记，而且几乎从此都在地方工作。如在云南工作几十年的高治国、梁文英等同志，当时的职务都是师政委兼地委书记（高在川东大竹地区，梁在西康西昌地区也是如此）。不仅地方如此，中央、国务院领导也是这样。
10多天后，我们从彭水出发，经南川、綦江、巴县，于12月中旬从长江南岸进入重庆。
二、西南大区的工作任务
西南局进入重庆后，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而最主要的任务是：第一，组建大区工作机构和配备干部。
1．组建大区工作机构。
西南局所辖区域划分为8个地区（省区市），即川东、川北、川西、川南、重庆市，加上西康、云南、贵州共8个。
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等人任常委，各省区党政主要领导人和周兴、于江震等为西南局委员。云南共有5位西南局委员，除陈赓、宋任穷外，还有周保中、林李明、郑伯克。
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府）主席刘伯承，副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秘书长孙志远。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李达。
西南大区班子的这个架构，形成邓管党、刘管政、贺管军的局面。这也是西南局有别于其他大区有的领导集党、政、军权为一身的现象。西南局下设各部：组织部，部长张际春兼，常务副部长于江震。宣传部，部长张子意。统战部，副部长程子健，他是一位德高望重、资历又老的人，由他主持工作，林蒙任秘书长，天宝等任处长。
军政委员会下设10个部门。我记得9个部门的领导人是：财经委员会，邓小平兼主任，段君毅、刘岱峰任副主任，刘岱峰主持日常工作；公安部，部长周兴；民政部，部长为一位民主人士，孙雨亭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万里；交通部，部长赵健民，副部长刘星；财政部，部长陈希云；商业部，部长王磊；教育部，部长楚图南；‘民委主任王维舟兼，1952年孙雨亭调民委任副主任。文化部长是谁，我一时记不得了。
2．配备干部。
1950年初，我们刚到重庆时，西南局连个办公地点也没有，开会就在邓小平同志的住处。在邓小平家的书房兼会议室里，领导们一个省区一个省区地研究地厅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备，重点是财政、公安、民政、交通、工业、商业、教育等部门。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通常情况下参加会议的是刘伯承、贺龙、张际春、于江震、孙志远、刘仰峤（西南局副秘书长），总共不超过7人。因我在干部科工作，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会议，做记录，最后把确定的干部名单整理好后由组织任命。当时西南局管辖的8个省区，总面积有23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70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由于自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西南地区的人们普遍受教育的程度低，民众的科技文化水平、思想素质、政治觉悟普遍很低；由于西南地区长期形成的军阀各自为政，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这里又是祖国大陆最后一个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空前强大，全国各地的许多残余势力大多逃集于此，妄图负隅顽抗；各种武装土匪、敌特组织、国民党残余部队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同时，西南地区又是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地区，多达30多种，人口约有1800万，占全西南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并且社会发展形态参差不齐。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之间矛盾丛生。以上诸因素使得西南地区工作的开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无论是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还是顺利完成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重大任务，都需要大量的干部来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而当时第二野战军带 到大西南的干部只有3万余人，加上部队里的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而且党员干部多数集中在领导机关，分布在军管会和接管委员会，众多工矿企事业单位没有党支部，即便是某些上万人的大型厂矿和军工企业，也只能派驻几个军代表。这就出现了区县、厂矿、学校向省、市要干部，各省、市又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现象。针对当时西南地区急需干部的实际，西南局制定了干部选拔的标准，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干部选拔标准问题上，邓小平代表西南局提出了几个原则。首先，邓小平反对把“唯成分论”这在当时党内很流行的“左”的思想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即反对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只应从工人、农民阶级中选拔产生，而不应从小资产阶级（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选拔干部”。邓小平同志强调：现在刚刚解放，西南地区的广大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刚建立的政权还不熟悉，要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应该排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应重他们的思想品德和才能，在此基础上，适当地考虑“资历”，而不应是一些人眼中的德、才、资（历）兼备，更不应把“资”放在第一位，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强调，在解放初期，西南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政权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南下干部虽有一定资历，但绝大多数没有较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验，而当地的工程师、专家、教授、技术员等知识分子的意见更有说服力。因此，党组织在考虑干部问题时，把“资”排在第一位是非常错误的，应该是“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他的这一提法，当时确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讨论干部的来源渠道上，邓小平主张多元化，即干部的选拔要坚持老干部、西南服务团的青年知识分子、地方上培养和选拔的年轻干部与旧政权留用人员中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干部相结合；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相结合；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相结合的原则。西南局时期，邓小平特别注意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问题，注重从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培养和选拔干部。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干部奇缺的现象，邓小平说，只有大胆使用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他们虽然只有十几二十岁，但他们从上海等大城市参军，渡过千难万险，步行几千里到西南，这就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而且他们朝气蓬勃，勇于前进，要大胆地让他们挑起担子，去经风霜、见世面，他们就是建设西南的骨干。事实证明，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这批干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征粮、剿匪、建设政权、恢复生产和土地改革等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征粮剿匪中，不少同志壮烈牺牲。后来，绝大多数同志在西南各地生根、开花、结果，有的担任了省、地、市、县各级领导，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教授，为西南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邓小平还要大家注意从参加接管、工厂生产、民主改革以及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从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较进步的上层人士中培养选拔干部。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经过西南局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西南地区的干部数量和质量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50年底，有干部20万人，到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已发展到80万人的规模，为顺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征粮剿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重大任务的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接管城市和建立各级人民政权。
西南刚解放时，由于选举人民政府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中央决定对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采取逐步推进的方针。在新解放区，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并开展接收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地方人民政府。各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央关于接收工作要“接过来、包下来，逐步改造”的基本方针，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复杂而又繁重的接收工作，为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各地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各地人民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西南各省的情况是：
1949年11月10日，中央批准中共贵州省委以苏振华为书记，徐运北、陈曾固为副书记；批准杨勇为贵州省政府主席、陈曾固为副主席；贵州军区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杨勇为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曾固为副主席。
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12月11日成立，陈锡联任市委第一书记，张霖之任第二书记，曹荻秋任第三书记、市长。1950年1月1日，川东行政公署在重庆南岸成立，谢富治任区党委书记，阎红彦任副书记、主任，魏思文任副书记，余际唐任副主任，熊宇忠任组织部长。同日，川南行政公署在泸州成立，李大章任书记兼行署主任，彭涛为副书记，郭影秋、刘披云等任副主任。2月7日，川西行政公署在成都市成立，李井泉任书记兼主任。2月24日，川北行政公署成立，胡耀邦任书记兼主任。
1950年1月25日，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廖志高任省委书记、主席，张为炯、格达、果基木果等任副主席。
云南省委于1950年2月24日成立，宋任穷、陈赓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3月2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陈赓任主席，周保中等任副主席。
在接管各级人民政权的同时，对各大型企业、厂矿、学校等也进行了接管，开始时是派出少量的军代表，如重庆大学就派了二野的一个宣传部长去，重庆钢铁厂则是派了一位军级领导去担任领导。我也到过中学给老师们讲课，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
第三，开办各种学校、培训干部。
进重庆后，西南局对在职干部的学习非常重视，除安排一般的学习外，还办有正规的干部学校。建立西南局党校，西南总工会、团委、妇联等都办有干校，培养干部；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部分工农干部离职进“工农速中”学习。西南局办公厅还成立了文化学校，吸收在职的工农干部学习。我也到这些学校讲过课。办有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吸收“留用人员”学习，提高他们的觉悟。上级还强调，对留在新政权中继续工作的旧政府工作人员要诚恳给予帮助，不要口口声声称他们为“旧人员”，要尊重他们，使情感融洽，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进步和改造。
第四，做好少数民族工作。
民族族问题历来是十分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民族问题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西南五省（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也是最集中的地区。当时因为没有来得及规范族名，传说仅云南就有100多个民族，并且社会发育程度参差不齐，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有，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这里的情况复杂，政策性很强，中央、西南局都非常重视云南的民族问题。针对历史上存在的民族隔阂等问题，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西南局反复告诫各级干部，团结少数民族，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当时首要的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只有抛弃大汉族主义，才能换得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拥护。少数民族是重视事实的，如果我们只讲不做，他们不可能信任我们。为了增进民族间的了解，1950年六七月，西南局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组织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参观团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到天津、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当时，一些民族上层人士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有恐惧和戒备心理，有的害怕到了内地被扣押，去了回不来，有历史问题的，害怕被杀头。为了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尽可能争取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上层参加西南代表团，各级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做了大量动员工作。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宁洱专署派澜沧县竹塘区区长龚国清和刘有兴去做班庆头人拉勐的工作时，怎么说都难以打消他的顾虑，最后，龚国清将自己的二儿子送到拉勐家做人质，拉勐才出发赴重庆。在动员德宏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参加西南各民族代表团时，驻保山的解放军四十一师师长查玉升奉命专程从保山赴芒市做方的工作。为了打消方的顾虑，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让方克光20岁的女儿方鹤琴和侄儿方伯龙也作为代表同行。通过参观，少数民族代表亲身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心中的恐惧、戒备和疑虑通通打消了。
1950年8月，中央组织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60人，由团长夏康农和副团长王连芳（回族）率领，到达云南，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彝族）的陪同下，赴宜良、武定、楚雄、丽江、大理、保山、蒙自、文山、宁洱9个专区、42个县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该团历时9个多月，行程2万余里。他们不仅到各地访问，还配合各专署召开了4次民族代表会议，开办了两次民族干部培训班，做了20个村和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直接接触的各族同胞达23万人。1951年6月，访问团结束工作，离开昆明返回北京，而随团到云南访问的王连芳、刘树生等就留在云南工作。
第五，统一战线工作。
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由于摊子大，负担很重。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有90多万人，留用人员40多万人，国营企业职工10多万人，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约210万人，再加上各个城市的数十万计的市民，因此当时粮食十分紧张。当时的西南各省人虽少，仅7000多万人，即使这样，吃饭仍是一个大问题。加上对起义、被俘官兵和旧政府留用人员我党采取的政策是“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故当时中央提出3个人的饭5个人吃，准备养活这100多万人。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吃饭问题，而是关系到党能否站得住脚、建立起新秩序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要建立和巩固新的革命秩序，关键在于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以孤立最反动者。因此，从稳定西南大局出发，需要千方百计抓紧在农村征粮。在当时的农村开展征粮工作，困难和压力是巨大的。其一，西南各省区库存的粮食相当紧张。在四川，旧政权的库存粮食加上解放军从战场上缴获的粮食，尚不足全省半个月的消费。在云南，全省的存粮加上昆明市粮商的存粮还不够昆明市1个月的消费。而在贵州，拥有20万人口的贵阳，粮库存粮仅够维持3天。其二，许多地方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尚未及时展开。其三，由于西南地区解放较晚，直到1950年春才开始征收1949年度的公粮，而在此之前，国民党政权已经对西南进行过粮食征收。所有这些，都加大了征粮工作的难度。有次川南行署郭影秋找到邓小平，提出减少征粮任务，邓狠狠地批评了他，说：如果不好好解决200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将会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抓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政策可讲。批评过后，当晚邓又热情地留郭在他家吃饭。几十年后，影秋写个人回忆录，写了这个过程，说自己当时没有从大局出发，邓小平同志对他的批评，使他深受教育。在各方的努力下，到1950年底，西南地区基本完成了征粮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党稳定西南局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安排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任职时，西南局也作了妥善处理，如西南军政委员会有6位副主席，其中就有3位是民主人士（熊克武、龙云、刘文辉），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各院部会的正副职位上，民主人士也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第六，4个区党委撤销，恢复四川省。
1952年，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扩大，人员增多，邓小平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恢复四川省，原东西南北4个区党委撤销，重庆市归属四川省，西南局机关的原部长们多数调中央，原来的副部长改任局长，而这时组织部的机构人员增多，干部处增加到5个，即综合、党群、工交、政法、农业5个处，我和王敖、谭申平等5人为处长。组织处划分为组织、党员管理两个处，另外还设有审干处和干部教育处等。
4个区党委撤销后，胡耀邦调团中央任团中央书记，李井泉任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任省长。在云南的宋任穷调到西南局任常务副书记，谢富治调到云南接替宋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带了赵增益、何波等近百名干部到云南。郭影秋从川南调云南任副省长，刘披云、马继孔等到云南省政府及其厅局任领导。原川北的党鸿恩，西康省的杨正南等许多人到了个旧锡矿。贵州省委组织部长郭超，带了数十名领导干部到了云南，郭超任西南有色金属局局长（驻昆明参加省委）。朱奎、李铎、黄锐等同志于1952年、1953年前后也调到云南工作。在贵州担任地区专员的陈桐源到云南任易门铜矿的党委书记（县级）。我讲这些同志跨省调动，甚至高职低配，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包括党的高层领导在内。这都是正常现象，按工作需要安排嘛！又如川东万县地委书记由十一军政委兼，原计划为书记的改为副书记。贵州安顺地委书记由十七军政委裴志耕兼任，原定白潜任书记，后改为任副书记。白潜早在华北解放区就任过地委书记。1952年底接替郭超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1953年调到西南局组织部任副部长，分工领导干部处，也就是直接领导我们。此外，还有如川西、川北区党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陈刚、组织处长等调西南局组织部任科长，直到1954年大区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