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南局组织部的机构和工作
西南局组织部。开始时西南局组织部长是西南局常委张际春兼任，副部长于江震（常务，主持工作）、龚××、梁华，龚实际工作是任西南局党校校长，梁兼任人事部副部长（人事部长于江震）。一年多后，张际春不兼任组织部长了，由于江震任部长，增加陈野苹任副部长。组织部内部，开始设干部处、组织处和秘书室，初时只有40多人，分别来自老区、部队20多人，南京、上海地下党还有川干队的同志20多人。干部处长是陈野苹，我和王敖任科长，陈野苹职务变化后，我和王敖又任副处长、处长。初时刘藩也在干部处工作，一年后他调云南省委党校工作。组织处长程容，副处长秦伯辰，以后程调离，秦任处长。办公室主任陈文，在西南局5年一直未变。干部处还有原川南、川东地下党的周平同志、罗敦诗同志，他爱人贺辉在办公室工作，他们3人与我相处了整整5年。和我同来的原冀鲁豫县团以上的干部赵有寿、胡君策、王庚新、冯国治、张志刚等都在组织部工作。接着云南“边纵”、团政委、地下党县委书记黄源昌和贵州来的县级干部也到了西南局组织部工作，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西南局曾提出过一个任用干部的方针，即在新解放区的干部以“外来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辅”。西南各省、区、市都是照此精神贯彻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省、市、区和地委一级，书记都是军队干部兼任，原地方干部为副职。而川东、重庆，则以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为主的多，他们是淮海战役时，山东“车轮滚滚”中支援前线的带队干部，1949年渡江后到了苏南、上海等地，不久，又进军西南。如团长曹荻秋，到重庆后任第三市委书记、市长；副团长魏思文，到川东区任副书记；组织部长是熊宇忠；以后来云南工作的何波、李成玉当时任干部、组织科长。
贵州省原来南下的冀鲁豫边区的干部多。1949年渡江后，他们先在赣东北任职，不久，又南下进军，到了贵州省。解放后，贵州省大部分干部都以军队干部为主，地方干部则改为副职。原决定任省委书记的徐运北，改为任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都改为副职。组织部长由省委副书记陈曾固兼，郭超改为副部长。宣传部长则由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兼，申云浦为副部长。后由于军队调动，陈、王任职时间不长离开，郭超、申云浦乃为省委委员，分任组织、宣传部长。后来中央决定徐运北调北京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正部级。部长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1952年底，西南局决定成立西南有色金属局（驻昆明），郭超调任局长，白潜（安顺地委书记，后改任副书记，由十七军政委裴志耕兼书记）接替任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长。
云南除省的领导外，各地地委书记也大都由部队的师政委兼任，各地市委原书记多数任副职。从当时执行的情况看，基本顺利，至少我在西南局组织部干部处工作时，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尽管如此，据我了解，云南也没有搞一刀切，绝对化，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作了安排。当时，在云南外来干部任地委书记一职的有：昆明市委书记谷景生、昭通地委书记薛韬、玉溪地委书记岳肖峡、楚雄地委书记郝化村、临沧地委书记张振军、蒙自地委书记张丕绪等；原“边纵”、地下党干部任地委书记一职的则有：曲靖地委书记祁山、宜良地委书记许南波、武定地委书记梁家、个旧市委书记张华俊、文山地委书记饶华、大理地委书记陈柏松、保山地委书记王以中、丽江地委书记欧根（会师后由张子明任书记，欧根任专员）等。担任省政府厅局领导和各地区专员的还有全明、张子斋、陈方、宋启华、马仲明、杨永新、李剑秋、陈家震等。“以外来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辅”这个政策的提出和贯彻执行已过去50多年了，已经成为历史。我认为对这个政策的认识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况，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加以评价。因为当时，省、地一级的主要领导大都来自军队，许多地方是军队领导兼地方领导，不仅西南如此，全国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我们党是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党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搞武装出身的，战争年代，军队集中了我们党最优秀的干部，军队也是干部最多的地方，所以军队当时出于部骨干就多。夺取政权后，党成为了执政党，一方面，需要大批干部搞建设，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对敌斗争形势复杂，为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也需要军队干部才能压得住阵脚；另一方面，大批军队干部转地方后，也应适当安置，减少军费支出，这也是大势所趋。
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搞好老区干部与地下党干部的团结，组织部每任用一名干部，都要向他们强调：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所长和优势，也各有缺点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团结。组织部长于江震同志经常苦口婆心地对大家说：“南下干部长期在军队和老解放区工作，经过战火考验，又有丰富的老区工作经验，本地干部要尊重他们，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同时也要发挥自己熟悉地方情况的长处，大家要取长补短，共同搞好党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按照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工作能力安排工作，组织部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考察干部上。对拟任用的干部，要摸情况、排队、征求意见，力求任用的职务和德才相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少数干部闹待遇，有的未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有少数同志滋生了贪图享受、不愿意再继续艰苦奋斗的思想。如当时，由于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二野总部、重庆、川东三级党政机关集中重庆，机关用房、用车很紧张，有的人就争车子、争房子；有的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闹级别、闹待遇，甚至公开表示：不让我当处长、副处长我不干；有的为追求个人享受而搞婚外恋，闹离婚，闹家庭“改组”。为了做好干部工作，在西南局统一领导下，组织部的同志狠抓党员的思想作风教育，1950年5月至9月，西南地区进行了党内集中整风，使西南地区党内的不良倾向得到了扼制和纠正。
在教育的同时，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体现了组织部是干部之家、党员之家。那时，许多干部有思想问题都愿到组织部谈。组织部也尽量关心和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有时有的干部夫妻吵架，半夜三更跑到我家诉苦，我都耐心地为他们调解。有一次，一对老干部闹离婚，离婚协议都写好了，我让他们把离婚协议放在我这里，让他们冷静一段时间再来，后来他俩和解了，成了一对患难夫妻，几十年后老妈妈遇到我，还向我表示感谢。
四、有关西藏的几个问题
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管西藏，故我把所了解的西南局关于西藏工作的一些情况作一回忆记述。
第一，进军西藏。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人中国元朝开始，虽然中国经历了各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一些敌对势力加紧了在西藏的活动，企图分裂西藏。面对这些阴谋活动，1950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进军西藏、解放藏族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国防”的命令。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月6日，西南军区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十八军和十四军一部，执行进藏任务。2月1日，西南军区在重庆成立了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司令员为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政治委员为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参谋长为西南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何雨农，支司下属1个工兵师，3个汽车团，3个辎重团（畜力），负责筹集粮食、食品、帐篷等物资，修建公路，组织运输。3月底，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组成的军前进指挥所于1950年3月底从乐山出发，4月下旬到达康定，了解社会情况，准备政策意见，调查兵要地志，筹备粮食柴草。受前指指挥的南北两路先遣部队，也分别于3月底4月初出发，进入康藏交界地区。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和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的北路先遣部队，于4月下旬到达甘孜，其中一部5月中旬抵达金沙江东岸的邓柯；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的南路先遣部队一部，于8月初进至巴塘，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开展工作。两支先遣部队在金沙江东岸了解情况，制造船只，做上层和群众的工作，为后续部队的行动创造条件。
从1950年1月，为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中央政府曾多次敦促西藏当局上层进京谈判，但是，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为了打击西藏反动势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10月6日至24日，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一部，在青海骑兵支队和第十四军1个团的配合下，进行了昌都战役。此次战役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3、7、8、10等6个代本全部和2、4、6代本之大部，并争取第9代本起义，共计歼灭藏军5700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昌都地区总长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拉萨人。1911年出生在贵族世家，1936年后，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西藏地方政府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他反对西藏独立，力主与人民解放军和平谈判。1951年3月，提前亲政的14世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到北京与中央政府谈判。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等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开始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十七条协议》签订后，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17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1954年7月，达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经西康、重庆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期间，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事后，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和于江震谈到达赖经过西康时的情况，我当时就在他的身旁。他说，成千上万的群众结队欢迎，藏民在几十里外就下跪前行，拜活佛，达赖经过时汽车车轮下的泥土藏民都捧起用鼻子闻，拿回去做纪念品，这说明佛教影响之大。这也是中央对西藏问题慎之又慎的原因。
第二，修川康、康藏公路。
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伊始，中央就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从康定到拉萨l500公里，分三段修公路。先修到甘孜，然后再修到昌都，最后，从昌都修到拉萨。1950年5月，西藏军区组织进藏部队和支援进军西藏的部队开始修复从西康雅安至甘孜的原川康公路。这段公路新中国成立前仅从雅安短暂粗通到康定，此后就一直没有通过车，公路也遭到毁坏。进藏部队集中力量打通了二郎山和折多山，1950年9月使这段路粗通到甘孜。接着进藏部队在胜利完成解放昌都地区后，又集中了4万多部队和近万名工人，继续修复雅安至甘孜的公路，并开始了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的修筑，以及甘孜机场的修建。经过部队和筑路工人的艰苦施工，战胜了5000多米的雀儿山和达玛拉，跨过了金沙江，1952年11月20日将公路延伸到西藏东部重镇昌都。在举行通车典礼时，毛主席亲自为筑路人员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修路。”紧接着筑路部队对从昌都往拉萨段的线路，进行了北线、中线、南线的比较选择。1953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的选线方案后，亲自批准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采用南线的方案，并要求1954年通车拉萨。为了加快修筑康藏公路的进度，争取按毛主席的要求尽快通车拉萨，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采取了在东线和西线同时施工的方案：组织进藏部队和康藏公路第二施工局于1953年2月17日开始由昌都向拉萨方向施工；同时，组织西线部队和康藏公路第一施工局以及藏族民工由拉萨向昌都方向施工，4月20日开始了由拉萨至太昭段的筑路工作。这时青藏公路西宁至日月山段已经竣工，1953年5月1日开始从黄河沿到格尔木方向修筑。1953年11月在周总理和彭德怀副总理的支持下，中共西藏工委组织工程人员用胶轮大车从格尔木到黑河探路成功，接着周总理批准修筑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公路。11万进藏部队和筑路工人、民工经过4年多的艰苦劳动和顽强战斗，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举世闻名的康藏、青藏公路终于在1954年12月25日同时通车拉萨。
修筑川康、康藏公路，山高路险，还要过雪山，任务非常艰巨。当年，艺术家王蒙创作的《歌唱二朗山》，非常轰动，十八军的干部战士人人会唱，对鼓舞干劲有很大帮助。
当年参加过修路工作的赵健民、前线总指挥穰明德，成员冯仪、郑俊杰等都先后来到云南工作。尽管他们当中有的同志奉调离开了云南，但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现在赵健民、冯仪都90多岁了，都还健在。
第三，西藏和平解放后，十八军率3个师从东线昌都进军拉萨，与先遣部队会合。1952年1月10日，经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成立，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2月10日，西藏军区正式成立，张国华任司令员，谭冠三任政治委员。当时的西藏多系藏族，汉族人极少。解放军进藏后，吃饭成了突出问题，中央的政策是不能增加藏民的负担，还应尽量减轻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从印度进口粮食（当时我们和印度尼赫鲁的关系较好），地方生产粮食青稞；另一面，组织大量骡马队运送粮食人藏。如云南就曾在丽江、保山、大理、临沧、楚雄5个专区所属的25个县动员了各族民工8万多人，骡马5万余匹，运送军需物资8000多万斤入藏。还有就是发动军队自带粮种在西藏地区试验，后获得成功，大豆、小麦都能在西藏栽种了。
第四，干部问题。
西藏的地方干部怎么办？由军队全包干。拉萨市委书记由十八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林亮兼任，山南（雅鲁藏布江南岸，靠近印度、不丹）地委书记是十八军民运部长王运祥，他和我是山东省兖州乡师的同班同学。昌都地委书记是原豫皖苏三分区的司令员，军队干部。原从华北老区抽调入藏的当地干部已到重庆，西南局决定不去，大部分人又返回原地，少部分人留在重庆工作。
第五，组织藏民参军、学习，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
藏区交通不便，闭塞，组织他们到内地的北京、上海等处参观后，他们深受教育，说，过去从来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大。特别是民族上层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后，深受感动。有的地方请他们坐军舰、飞机，他们感到很惊讶，见到了中国自己的军舰、飞机，感到了祖国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