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参加新区土改工作
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央已在约有1.45亿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完成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个重大的革命任务。1950年6月，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此后，土改运动在有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在中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邓小平就讲，真正的战争是合理负担，剿匪反霸……直到分配土地等一连串的斗争，这场战争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才会结束。而且这场战争比战争年代军事斗争复杂艰苦得多。事实确实是这样，在运动开展初期，党外大部分人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一些开明士绅、民主人士、无党无派人士和爱国起义将领，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让社会各阶层充分了解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央决定，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到实地对土改进行参观、考察。
1951年春，中央组织的一个团到重庆，该团大约有100人，原燕京大学的校长任团长，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任副团长，成员多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军以上起义人员，也有一些是原国民政府的省主席，如河北省的于学忠等。西南局对这个团的来访非常重视，抽调了大批机关干部做服务工作，把参观团分为10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派了1名顾问。因为我在老区搞过土改工作，因此也是“顾问”之一。派到各小组的人员先集中培训了几天，邓小平同志亲自给我们10个顾问做思想动员。他讲的意思主要有两点：一，这些人都非常有名；二、他们对土改所知甚少，或者根本不知。因此，对待他们既要热情诚恳，又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如实地根据自己经历介绍“土改”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带团到川东已经或者正在“土改”的地区，实地考察，听当地干部介绍情况，让这些人士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千百万农民是怎样翻身做主人的。这一行考察对他们教育很大。我们“顾问”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51年下半年，西南大区组织土改工作团到川北达县地委所辖宣汉、万源两县搞土改，我也在抽调之列。西南地区的土改工作较全国晚一些，这是西南局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西南地区幅员辽阔，地方军阀多，土匪多，封建势力大；少数民族多，西藏尚未解放等特点，采取了先接管城市，然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策略。1950年7月，在征粮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按照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四川农村中心工作及时转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进行土地改革上。邓小平称这场运动为西南的“淮海战役”。说明这场运动的重要性和艰巨性。1951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告一段落的地区，要及时转入土地改革运动。我所到的川北地区，是原红四方面军大巴山根据地，也是川北最贫穷的山区，土改工作进行得较晚，是从1951年下半年才开始的。
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成员，有从老区来的干部，但多数是未参加过土改工作的原四川地下党的干部和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另外就是少数较年轻的民主人士，总计不到1000人。这样安排，一是为了搞好土改，二是为了培养干部。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的培养工作，事实证明，让青年知识分子、年轻的民主人士或是知名民主人士的后代去参加土改，有了基层工作的经验和与人民群众接触，对于他们后来的成长非常有益，许多干部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我们这个团的团长姓夏，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团长姓黄，是大区商业部副部长、工商业者，原国民政府官员，正副团长共3人，我是秘书长。我们相互关系很好，都很诚恳，互相尊重。
当时，为搞好土改工作，川北区党委派行署刘副主任为区行署土改工作团长，达县地委副书记、原川北地方党委委员为副团长兼宣汉县委第一书记，我为第二县委书记，这是我第七次任县委书记。我们大区土改工作团由一位姓黄的副团长带领部分队员在万源县工作。我和团长、另外一位副团长多数时间在宣汉县南坝区，该县的原县委王书记也在南坝区任区委书记。这里离万县90公里，距刘伯承的家乡开县更近，是处在万县与宣汉县交界之处。
那时我主要住在区上，掌握全面，协调各方，调配干部，没有具体参加某一村的土改工作，但为了解情况，我也经常跑乡下。那里是有名的大巴山，出门就是山，有时一天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并且山道崎岖，真正体验到李白诗里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过后来到了云南，才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难外有难。
在土改中，我们执行的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每一个乡村的土改，大体有以下几个阶段：(1)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培训骨干，整顿农会基层组织；(2)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明确阶级界限，贯彻阶级路线和政策；(3)开展对地主的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房屋；(4)查实田亩数量和产量，公平合理分配土地，填发土地所有证；(5)总结工作，检查处理遗留问题，布置生产，健全组织，订立爱国公约，欢庆胜利，结束土改工作。
农村土改工作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并随之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宣汉县待了整整半年。能够参加这场废除中国已实行一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并亲眼目睹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常荣幸。1952年春完成土改工作后我又回到了重庆。1954年大区撤销后黄副团长到了北京，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我到云南工作后，他曾因工作到云南，我们又见了面，回忆这段经历，大家都很愉快。
六、三上北京
（一）第一次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具体贯彻政治局2月会议关于整党建党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490人，大会主席团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21人组成。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业务建设和机构等问题。刘少奇同志作了题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定用3年时间对党的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为了加强自身建设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这次会议也是我党组织建设上的一次重要会议，除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外，全国中央局、省市、地委各级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西南局组织部由副部长于江震参加，我和程容也参加了会议。云南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郑敦带队，处长黄天明及12个地州（市）委的组织部长也参加了会议。另外，贵州省委组织部长郭超、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等8个省区市党委组织部长和所辖地（市）委组织部长也都参加了会议。
会上，我们主要是学习、领会、贯彻刘少奇报告的精神。由于参加会议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首都北京，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带各省出席会议的人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晚上还去观看了梅兰芳演的京戏。会议期间，毛主席也到会接见了大家，令我们万分激动。另外，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中央组织部的部、处、科各级领导和干部对大家非常热情、诚恳、亲切。因当时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少，组织部干部亲自照顾开会人员，照顾细致周到。主持中组部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干部处长帅孟奇大姐以身作则，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起了表率作用，体现了党委组织部是干部之家、党员之家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做好组织工作树立了榜样。
（二）第二次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1953年9月16日至10月27日，为了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有关负责人；各省（市）委组织部长。西南局组织部是于江震、我、陈文参加的会议；云南仍是郑敦去开会，他这时是云南省委组织部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这次会议确定党在今后一段时间组织工作的任务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讨论了干部政策，发扬党的民主、巩固党的纪律等问题。全国各中央局、省委党的组织部门如何组织调配干部，保证经济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实现，也是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
会议期间，正遇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的庆典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上检阅了庆祝游行的队伍，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也有幸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上观礼。会议期间有个晚上，我们还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了梅兰芳表演的京剧。
就在会议进行当中，中央突然发了个文件，强调党内要加强团结，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这与会议的主题不合。后来才知道，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在组织部长会议以前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由于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从而打破了他们利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分裂党的企图。但当时没有公开讲，只是周恩来、邓小平、蔡畅等好多中央领导到会讲话，会期也因此延长了。领导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强调党内团结，党内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虽然大家心里有疑惑，但当时大家的纪律意识都很强，谁都没有发表议论，大家只是正面学习，理解党内团结的重大意义。
会议结束后，应上海市委、浙江省委的邀请，西南大区和五省（市）出席会议的同志，连我和陈文不过10人，从北京坐火车经南京到达上海，住在当时上海最好的锦江饭店。这时正值华东局召开干部大会，我们也去列席了会议，华东局书记陈毅在会上讲话（与我们在北京开会的精神一致），尔后，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带我们参观了市容，重点参观了工厂（如纺织厂等）。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大，纺织厂的女工多，她们有的累得满头大汗，这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工人的艰苦。
在上海时，市委副书记陈丕显还请我们吃饭。事过20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曾到云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据说他当时分管党的组织工作。陈毅还带我们坐军舰到海上巡游。
接着，我们又坐火车到杭州。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安排我们住在西湖边的宾馆，从住处打开窗子就能看到西湖风光。我这次到上海和西湖都是第一次，参观了很多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看到祖国的美丽山河，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在杭州，我们浏览了西湖全貌，又看了“断桥残月”、“三潭映月”等景点。还到了西湖边的龙井镇，先品茶，后买茶。当时好的龙井茶16元l市斤，我还买了1个石雕，艺术性颇高，我一直保存至今。之后，我们从杭州乘飞机回到重庆。
回重庆后，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调配干部。当时为了完成“一五”计划，全国大搞工业建设，并以重工业、国防工业为主。但是，我们没有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要做好工业战线上的工作，干部是关键。按照上级指示，我们从西南各省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工业战线上。我记得仅从云南就抽调了10多个地厅级干部，几十个县级干部转行到工业战线上去。其中原云南地下党省工委委员刘清就是这时抽调到北京搞船舶工业的。当时云南有色金属由中央局直接抓，成立了东川矿务局。为搞好西南地区的有色金属而成立的西南有色金属局驻昆明。在玉溪地委任书记的岳肖峡，调到东川铜矿当党委书记。
（三）第三次到北京，参加干部分配工作
1954年，中央决定全国6个中央局撤销，西南局大区一级党、政、群众团体的干部是怎么安排的？首先是满足中央、国务院等各部门和单位的需要。原各业务系统单位，到中央对口的系统部门去。由于中央工业、军工部门多，我随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白潜到北京，先到中央组织部，然后到第一、第二机械部等各部门去商谈。这时，一机部长黄敬，副部长段君毅，他们二人都是白潜和我在冀鲁豫边区的老领导，因此谈得很顺利。第二机械部长赵尔陆，但我们是与谁具体交谈的记不得了。不久，西南局组织部的正副部长3人和处长、科长大都到了中央组织部，于江震任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白潜任处长。王敖、黄源昌去任什么职务，我不清楚。西南团委副书记等到国家体委。没去北京的大区干部则分到西南各省（市），其中分到云南的有刘岱峰（正省级）、孙雨亭、刘卓圃、黄新远（检察院）等。原西南大区干部分到云南约500人，和我一起到省委组织部的有闫南君、李成玉、王庚新，另外还有张文轩（1929年参加革命）、李文焕（省供销社）、张治刚（煤炭厅）等。张光辉，原在西南局办公厅搞机要工作，到云南后分到省委办公厅任副主任。
七、二到云南
（一）第一次到云南，考察整党情况
1952年三四月份，我受西南局组织部委派，到云南考察了解云南干部的情况，听取各级干部对整党工作的情况汇报和意见。
虽然我过去没有到过云南，但对云南地下党的情况还是大致有所了解。中共云南地下党建立于1926年，30年代初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11月和1937年5月陆续恢复重建后，执行中央指示，坚持斗争，隐蔽精干。在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上级领导机关指示，中共云南省工委在云南开展了武装斗争，至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发展到4.5万余人，活动遍及滇桂黔三省区的147个县境，在约2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12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钳制了近15万国民党军队，共歼敌61000余人，解放了61座县城。全省党员人数也由1948年以前的不足1000人，发展到1950年的4万多人。云南解放后，在全面建立政权和各级党政机构的工作中，原云南地下党的许多同志也被委以重任。但是，1951年初，当时丽江地委书记和原滇南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向西南局写报告，汇报中有关于云南地方党组织严重不纯、问题很多，工作开展不起来，并宣布停止丽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活动。这个情况引起了西南局的高度重视。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云南小组成员除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郑敦和处长黄天明外，还有12个地州（市）委的组织部长，其中有6人是原地下党的干部，6人是南下干部。会议期间，这12位组织部长，对“边纵”地下党的问题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为此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后，中央书记处将云南小组留下来继续座谈。4月19日，刘少奇同志专门主持开了个会，会上，刘少奇针对有同志否定云南地下党，认为云南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问题很多等，对大家说：“云南党光荣伟大是第一，这是应肯定的。应该承认他们做过好事，打了游击，建立了武装，培养了干部，他们做的正确，做的伟大，做的英勇，是有功劳，要承认，要肯定。但还有个第二、第三，那就是有毛病、缺点、错误。第一、第二都要承认。只看缺点而抹杀优点、成绩不对，只看见成绩而忽略了毛病、缺点也不对。”“缺点毛病到底有多大，要具体研究，不是个争论的问题。”“应该具体分析每个地区、每一个支部。”“实事求是地搞清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后，云南小组返回途中，先到了重庆，向西南局汇报工作，西南局领导邓小平、张际春、于江震等与他们进行了座谈。邓小平同志与大家座谈时说：“少奇同志的指示，要作为中央局、云南省委、整个党组织的执行方针。”
云南的同志回去后，根据中央、西南局关于整党的指示精神，中共云南省委作出了《关于初步整顿党的组织的决定》。于1951年7月至1953年3月，省委将全省地下党、“边纵”县、团以上的干部共1300多人，分3期集中到省委党校进行整党。
为了了解云南的整党情况，刚从大巴山做完土改工作回来的我就踏上了云南之旅。一下飞机，凉风习习，这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从此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昆明，我住在三合营省委组织部内，与郑伯克、黄天明、陆启余等在一起。
在云南时，大部分时间省委组织部长郑伯克同志都陪同了我。伯克同志是四川沐川人，1929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红湾区委书记、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沪西区委书记、上海国难教育社总干事。1938年后，任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川康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41年受南方局指派到云南工作，先后任云南省工委书记、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边纵”副政委。
伯克同志资格比我老，职位比我高，为人却很谦逊。他当时还兼任省委党校校长，常常亲自为我介绍情况，这让我很过意不去。
我在云南约两个月时间，先后到过昆明郊区的黄土坡省委党校、宜良地委等地。还列席了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我具体到滇西工委（当时的工委书记是李成芳）管辖的大理、保山、丽江3个专区的地、县委书记会上了解情况。因为会议主题是如何贯彻执行“土改问题”，这对军队和原“边纵”地下党领导干部都是新问题。而我过去在华北根据地老区，参加过多次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工作，几个月前，又在四川省大巴山（川北）新区搞“土改”，因此，我在会上作了个发言，与会同志都非常认真地听了我的发言，有的还做了笔记。我发言完后强调说，我介绍的主要是内地开展土改工作的经验。云南是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不能完全照搬内地的方法。后来知道，云南省委从“云南地处边疆，山多、民族多”的实际出发，采取了慎重稳进的办法，分5种不同情况进行民主改革：一是在云南坝区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大约150万人口的彝族、白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大体相同形式的土地改革；二是在约200万人口少数民族居住的高寒山区，采取稍宽于汉族地区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三是为减少对边疆和国外的震动，在大约134万人口的与边疆相邻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比较温和的缓冲区土地改革；四是在大约160万人口的保留着土司制度或处于封建领主制的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协商解决土地问题的改革方法”；五是在大约有66万人口的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虽然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但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涉及景颇、傈僳等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直接过渡”方式，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如何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
宋任穷同志当时也在会上，他听了我的发言很感兴趣，还说，你到云南来工作吧。想不到这一语成谶，后来我真的到云南工作，并且一来就是50多年。
这次云南之行，我接触了许多原地下党的干部，经过考察，我认为，云南地下党的许多骨干文化程度比较高，对本地情况熟悉，工作很努力，虽然资历短点，但经过培养堪当重任。
（二）第二次到云南，参加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
1954年三四月份，我参加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到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工作，这是我第二次到云南，比第一次时间上更长久，大约2个多月，也更深入。第一次我只到了昆明和附近的几个县，这次到了祥云、弥渡、南涧、云县、临沧、双江、耿马、沧源等地。
为什么要组织慰问团？这是1954年2月5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决定的，在这之前，各地曾组织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在这个启示下，中央决定组织“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团长由贺龙担任，于2月17日前后，分赴各地慰问解放军。
我们这个慰问团由西南大区总分团（全称是“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第三总分团”）副总团长王从吾带领。王从吾曾任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也是我的领导和同乡。．1938年他在冀鲁豫区任直南特委书记时，我任范县县委书记，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彼此都很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副总团长兼第三总分团团长蔡树藩，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局委员，西南总工会主席。当时，西南局组织部抽我到慰问分团团部任支部书记。全体团员包括机关干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族各界代表，以及歌舞团、杂技团、电影队、幻灯队等共有100多人。我们经过1个月左右的筹备和学习，3月中旬从重庆出发，先到贵州省的遵义、贵阳、安顺进行慰问。然后到云南。
在昆明，我们受到云南党政军各级各界的热情欢迎。云南军区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秦基伟、政治部主任胡荣贵，云南省委副书记于一川、省委组织部长郑敦，昆明市委书记马继孑L、市长潘朔端等都到车站来迎接代表团。代表团到状元楼下车后，受到昆明市3万余人的夹道欢迎。之后，又在胜利堂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慰问大会。其热烈场面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激动万分。
由于云南的慰问面比较大，云南省委和总分团决定，每个地区建一个分团。我被分在临沧地区的这个分团，分团团长是丁荣昌（时任昆明市副市长），我任支部书记，委员有陈裴琴（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援朝志愿军的一位领导王永和、云南军区办公室的领导，共5人，成员有战斗英雄、全国劳动模范等。如当时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从昆明随总分团先到楚雄，然后到大理。从祥云南下，经弥渡、南涧县到澜沧江北岸。在这里我们与王从吾、蔡树藩同志分手，他们到大理十四军驻地，我们则过江到临沧。在慰问中，云南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两点：一是山多地广，原始森林面积大；二是民族众多，有的民族文化、生产方式还很落后，但他们热爱祖国。
昆明到澜沧江北岸，虽然公路状况不好，但还可以乘汽车。渡江后只能步行。路上我们还带了骡马，主要用来驮行李、演出道具、电影放映机等，少数体弱者也可骑马。我们的路线是双江、耿马、沧源、云县、临沧，走一路慰问一路。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我们所到之处，受到了广大官兵的热情欢迎，这也感染了团员们。一路上大家的热情很高。从雾都来的重庆的文工团员，见到了高原蔚蓝色的天空非常惊奇，还用照相机拍下来，说回去用这个作为演出背景。
我们从澜沧江南岸到云县县城走了两天，到县城东关住下。东关空荡荡的，几无人烟。一打听，原来这里正流行瘴气，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但是边防战士们还坚守在那里。边防战士们的精神令人感动。为防止我们染上瘴气，十四军专门派了医护人员随行，每天给我们打防疫针。
从澜沧江到双江的路上，我们见到了许多奇观，比如随处可见的温泉，上面是参天大树，下面是热气腾腾的温泉水，可以尽情地在里面洗涤、游玩。还有缅桂花树，这里的人家都习惯在不太开阔的院子里种上一两株，五六月间花开时，满院香气扑鼻，摘一朵放在上衣口袋里，香气经久不息。双江县勐库的茶叶很有名，据介绍，在双江县西部与耿马县交界处，有一座南北走向的横断山支系——邦马山，主峰叫勐库大雪山，山上有5000多亩野生茶林，说明双江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一。当时勐库的特产大叶茶已非常有名。我品尝过，觉得茶气很强，味道很醇，确实是难得一品的好茶。现在勐库的茶叶已经是云南的知名品牌了。
从双江到耿马，路上我们走了整整两天，中途经过四排山。一路上只觉得山多地广，原始森林面积大。我的老家是在北方的平原地区，小时候，家里没有柴烧，大一点的树叶都用竹签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在进军西南途中和在大巴山搞土改时，也见过森林，但和这里的原始森林没法比。回想起战争年代在太行山的黄土高原，山都是光秃秃的，很少见到绿树。但在原始森林里，腐烂的树叶到处都是，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走上去软绵绵的，这让我们感到很新奇。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刀耕火种”。当时耿马县的佤族还处于原始的“农业”状态，一直沿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这里的季节分为干湿两季。5月左右由干季转为雨季，每年雨季来临之前，村民便会选择山林放把山火（据说他们会根据风向风力掌握火情，以便将他们准备耕种的山林烧掉，不至于火势蔓延无法控制），等待雨季来临时撒把种子，以后便任其自然生长直到收获，来年再选另一片山林。我们去时正是雨季即将来临，看到熊熊山火烧焦的大片山林，虽然那时还没有环保概念，还是会感到心痛。而由于收成很低，这里的人非常贫困，用“赤贫”二字都不能形容，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包括身上的衣物和口中的食物，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北方无法想象的。
在沧源县，我们停留了几天，该县驻有一个边防团，归十四军管辖，县委书记由边防团的政委赵廷俊兼任，副书记是原“边纵”地下党的一位领导同志，各营、连、排又分散在全县各地。在沧源县城，我们还见到了佤族爱国土司胡中华，他当时已被任命为临沧地区副专员。胡中华知道我们是中央派来的，特地把他精心收集的两根大象牙用骡子驮来给我们看，他说他要驮到北京送给毛主席。
在沧源县，我和丁荣昌又分开了，他们从县城向西南走，到斑洪、斑老一带，到耿马县的最南端孟定，然后经镇康、永德等地回到临沧地区。我则带了近20个人往耿马县东南走。
“耿马”是傣语“勐相耿坎”的直译，意为跟随白马寻觅到的黄金宝石之地。这里是云南傣族的重要聚居地，也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耿马县与缅甸紧密相邻，是通往缅甸的重要门户，也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通过的地方。这里历史上通往内地和境外的马帮驿道可谓四通八达。当时耿马与缅甸边界属于未定界地区，我们到永和时，那个地方有解放军一个排驻守，我们去时刚好有位连干部还在。这个地方靠近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则是我国的怒江。从永和一直向东南走，到了“金三角”，金三角是缅、泰、老（挝）交界处，地域广。我们去的佤族地区在金三角西部，那里驻有我们的一个营，我们决定去作一次慰问。我们往南一直走了两天，所经过的佤族寨子，都有一个祭祀台。祭祀台一般都选在寨口最高的、树木最茂密的土坡上，祭祀的崇拜物就是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家里人有病有灾的时候，一般就跪在台前，口中喃喃地说请鬼神原谅和保护的祈祷词。此外还见到了许多令人心惊胆战的人头桩。当时佤族有杀人祭祀的风俗，一般是猎取仇敌部落和过往商旅的头颅，通过血腥仪式，以乞求自己的灵魂安宁和五谷丰登。据说，胡中华到北京时，毛主席还对他说，你们那里可不可以不用人头而改用其他祭祀呢。后来佤族就逐渐用牛头来祭祀了。
在去营地的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大片大片明艳妖娆的大烟花，这里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金三角”，但是当地人并不这么叫。我们见到的佤族人都很漂亮，头发又黑又长，眼睛又黑又亮，但是当时那里文化经济都还很落后，很穷，男人赤身裸体，仅用布条兜住下身，妇女则只穿个短裙。
在首念那里，驻有解放军的一个连。这个连已在那里驻了3年多，做了大量的工作，与当地的头人和民族关系很好，因此我们去时当地佤族寨子的头人还请我们吃了顿饭。佤族很爱喝洒，并且酒量很好，但他们对我们很友好，不强求我们喝，可以用茶水代酒。有一种下酒菜是用竹箩装了许多白色种子样的东西，圆圆的，油菜子那么大小，吃在嘴里又香又脆，原来这是炒熟了的大烟子。1960年至1961年中缅两国划界后，我们所到的这个地方划归了缅甸。
我们从金三角回来后就返回了临沧地区，这时丁荣昌等已经回到昆明。
我们的慰问团，满载着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深入到边疆各县慰问解放军，同时也慰问公安战士、边疆民族工作队、卫生防役队和边疆各族人民。所到之处，宣读慰问信，发放慰问品、放电影、搞演出，受到广大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党政干部、民族工作队、防疫队、测绘队和边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也克服了水土不服、跋山涉水等种种困难，行程上千里，历时2月有余，圆满完成了慰问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