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修建成渝铁路满足四川人民的愿望
修建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40多年的一个愿望。成渝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早在1903年，清朝政府就提出来要修建成渝铁路，商办川汉铁路公司在1903年就开始筹备，主要用征集粮谷的租股办法，集股达2000万元之多，但因线路自宜昌沿江而下，工程极为艰巨，因此对设计施工方案争执不下，更谈不上动工。国民政府时期，也说要修成渝铁路，可是刮尽人民的血汗，铁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决定修筑成渝铁路。1950年3月11日，成立了重庆铁路工程局（后改为西南铁路工程局），6月15日正式开工。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力更生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困难是很多的。广大筑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干劲，在“人民自己的铁路自己修”口号下，日日夜夜忘我劳动。筑路使用的都是国产材料，重庆101钢铁厂（今重庆钢铁公司）轧出了钢轨，四川人民曾普遍掀起了献枕木的运动，农民从山里伐来了120万根优良枕木。当时四川没有准轨铁路，火车头进不来。贺龙同志亲自向总参报告，派来登陆艇，将火车头、车厢从汉口通过长江运到重庆九龙坡。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为了庆贺成渝铁路通车，邓小平亲自下令，让西南局的干部乘首发车到成都，成都的干部到重庆。亲身感受我们自己修建的铁路带来的无比喜悦和自豪。
7月1日上午，成都和重庆两市同时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贺龙司令员和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分别在重庆、成都主持盛大的通车剪彩仪式。在重庆会场，在洋溢着欢快的音乐声中，邓小平等党政领导人以及许多四川耆宿，如熊克武、但懋辛、刘文辉等依次走上了主席台。这些耆老亲眼目睹共产党人为实现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愿望的办事效率，都感到很激动。在庆典上，邓小平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通车典礼后，我们登上了早已停靠在站台上装饰一新的火车，列车上除我们外，还有为修路作出巨大贡献的筑路工人、各界代表和少先队员等，小平同志也上了车。上午10时，火车徐徐开出车站，向成都开去。
成渝铁路全长505公里，西起成都，东到重庆，横贯四川中心地带，是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大动脉。
九、西南局组织部给我的鉴定
1954年，西南局撤销，重庆划归四川省，为省辖市。组织部变得异常忙碌，主要是忙着分配干部。原西南局的干部首先是满足中央各部门的需要。在研究时，我对西南局处以上干部，连名单都不用看，凭记忆就能说出每个人的情况，这让许多领导都印象深刻。
当时，西南局组织部和我的领导陈野苹同志都给我写了鉴定，这两份鉴定虽有区别，但基本意见是相同的。陈野苹给我的鉴定中写道：优点：做干部工作很有经验，能掌握干部思想问题。自己要求进步迫切，主要是理论水平低，曾一度要求到学校去，目的是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学习。品质上很好，．心胸开阔，没有个人得失。干部对他印象好，作风正派，考虑问题较全面，较稳当，工作积极，谨慎小心。
缺点：有些经验主义，开展不够快；在干部政策上注重资格，在调干时常常考虑资格一方面；工作上缺乏条理性，组织性、计划性不够，大胆负责不够。
对于这两份鉴定给我的评价，我认为是基本符合事实的。优点方面说我“做干部工作很有经验，能掌握干部思想问题。”“品质上很好，心胸开阔，没有个人得失。”这个评价很高，是对我在西南局时期工作的最大肯定。为何会有这样的评价，我想可能是有这么两件事。一是1950年初，当时还是实行干部供给制，组织上给我买了块手表，以便于工作。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贵重的物品，可是我没有要，因为我已经有一块了。那还是在淮海战役时，我的一位老战友，也是一个地委书记送给我的。第二件事是在给干部定级时，组织上提出给我定9级，因为我是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但我说，只能与其他处长一样，定为10级。这也给组织和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实在那个年代，多数干部思想都比较纯洁，大家都比较谦虚，不会去争名争利。
缺点方面，组织上对我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的批评和分析，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经常反思，进行自我批评。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时有一句话是：成绩不讲跑不了，缺点不讲不得了。反思是为了更好的进步。我国古代大师孔子就提“一日三省吾身”，要求人们要反思自己的错误。因此，我对西南局组织部给在我鉴定中提的几条批评作了如下反思。
第一条，在干部政策上注重资格，在调干时常常考虑资格一方面。这条我认为有我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上讲，我对西南局管理的干部，许多人的名字，干部的经历，过去担任过什么职务等都记得一清二楚。可是西南局管辖的区域很大，除大区各部、重庆、川东和云南外，其他省区我都没有去过。虽然为熟悉情况了解过，但干部的实际德才情况我没有发言权。贵州地方和军队的干部是原冀鲁豫边区的干部，虽然我较为了解，但仍然是经历、职务方面的，其他方面我知之甚少。在任免干部时，仅从任职所报的表格上看不出德和才，因此从主观上讲，我当然是考虑“资”多一点，没有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和思想工作。部领导批评我调动、任免干部时往往注重资格。这个批评是准确的，我应该接受教训，应按党的干部政策德才兼备办事。这也说明我的政策水平、理论水平低。
第二条，工作上缺乏条理性，组织性、计划性不够，大胆负责不够。这条批评，我认为都是事实，组织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回顾历史，这也是我长时间存在的最大弱点，我体会比较深。我的政治、理论、文化水平低，在战争年代还觉悟不到，认为自己算是个“秀才”，是“知识分子”，那时大学生很少嘛。1949年进入南京以后，首先就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了，我既不是工农干部，也不是知识分子，处在中间，很尴尬。在南京西南服务团成立后我被调去做组织工作，那时，在那里做组织工作的有20多人，我的组织能力有时还不如解放军到地方工作的团级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了重庆，我在西南局组织部工作时，开始人少，以后任务加重，人员增加，我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于是我曾要求到西南局党校工作，既工作，又学习，但是组织没有批准。在西南局组织部工作，接触面广，领导责任大，常感自己不称职，也就比以前注意谦虚些了。
耀邦同志说过，职务上去了，水平不一定也上了。这时更要谦虚谨慎，更要清醒学习。尤其遇到机遇等，更要警惕。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确如此。我在西南局组织部工作5年，听到的说我好话的多，批评的话也有，相比之下少些，使我头脑有些发热，产生骄傲情绪，要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时才会冷静虚心些。
说到“碰钉子”有两件事要说一下。
第一件，全国解放后，西藏虽然是划归西南局管辖，但是1950年4月中央就明确指示：“西藏的一切事务无论大小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并强调：“此点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律看待。”但是由于我对这一指示领会不深，没有人脑，加上工作粗心大意，1952年，西藏工委给西南局组织部发了一个报告，拟任命杨东升同志为西藏民政部副部长。我看过报告后，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就由干部处起草了个批文回复说：同意任命。此份报告经组织部部务会议报西南局后发出了。中央知道这件事后，严厉批评了西南局。邓小平同志立即向中央作了检讨，于江震向西南局作了检讨，我是具体办理此事的责任者，当然向部里作了检讨。这次错误给我的教训极深，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谈起这件事，我又想起了两件事：
(1) 1949年南京解放后，美国大使馆没撤，解放军的一位团政治处主任冯某，随意去了美国大使馆，违反了我党的外交政策，中央知道后批评了南京市委，刘伯承代表市委向中央作了检讨。
(2) 1950年云南解放后，有个别地方对待麻风病人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宋任穷代表省委向西南局作了检讨。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出了问题，领导主动承担责任。
第二件，1953年我在对四川省南充县×××同志的问题，没有请示部领导即以干部处的名义登载在《西南工作》（党刊）上，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当时我也做了自我批评。
在西南局工作期间，我对部的领导有过怨言，有时也发过牢骚，认为部领导对干部处的工作具体指导不够等。但是领导从不计较，现在看来，我当时认识不到这是领导的高明之处。那时部的领导政治原则性强，抓大事，掌握宏观，他们对我信任，放手让我工作，具体如何工作让自己去想，尽量地发挥处的作用。
那时西南局组织部有个好风气，有话直说，有意见当面提，做对的立即肯定，做错的立即批评。部内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都是坦诚相待，团结很好，我与领导沟通也很容易。后来我到云南工作，常要猜测领导的真实意图，特别是1958年“郑、王反党集团案”发生后，我更深刻体会到在西南局组织部时优良作风的可贵。
十、告别重庆
1954年底，我接到到云南工作的调令。在这之前，原西南局的许多同志都各奔东西了，组织部的同志因为要分配干部，因此是最后离开的。
从1949年12月至1954年12月，我在重庆工作了整整5年，对这座城市有了很深的感情。重庆是中国有名的“山城”，由于地理、自然等方面的原因，重庆自古就是巴渝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重庆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形起伏有致，立体感强，许多房屋都是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市内建有许多小公馆，刚进城时，我们大都住在小公馆内。重庆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市内有许多国共两党名人的旧址。漫步重庆的大街小巷，总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有琳琅满目的各种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这真是一座令人留恋的城市。
30多年后，1987年我为写冀鲁豫边区党史又一次回到重庆。重庆市顾问委员会安排我住在原西南局办公厅（现重庆市委）附近的宾馆。宾馆接待干部陪我在市内步行参观。我先到了离宾馆最近的“周公馆”。“周公馆”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的曾家岩50号，是抗战时期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的一座小楼房，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处在街巷尽头，右侧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我到那里参观时，想象当年，周恩来同志在这大敌环绕的险恶环境中，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的胆略和气魄，心中也充满了对伟人的无限景仰之情。接着到了上清寺，向左走，就到了我居住过5年的原西南局组织部的所在地，原住房都已拆，建起了新房，只能看看旧地。离西南局组织部百米远，就是“重庆人民大会堂”。这个会堂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修建会堂工程量大，建筑技术水平高，花钱多。1954年大区撤销时还没有修好。1956年春，我去中央组织部开会返回时经过重庆，曾在会堂前的宾馆住过一晚。这时会堂已经竣工，是一座仿古民族建筑群，外观像放大的北京天坛，现在已是重庆独具特色的标志建筑物之一。
第二天，我又乘车观看了市容，感叹重庆的变化之大，然后又去了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红岩村位于重庆市郊化龙桥附近“大有农场”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就在那里居住。位于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曾用做“中美合作所”美国特工的住所，后改为第一看守所，作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都曾被囚禁于此。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版的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残酷恐怖的囚禁生涯，也让很多人了解了四川和重庆地下党的英勇斗争事迹。这些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到，我虽曾在重庆5年，但当时忙于工作，许多地方都无暇顾及。
之后，我还看望了许多当年在西南局组织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如贺辉（女）、罗敦诗夫妇等。我在重庆住了3天，离开前，重庆市顾委还招待我吃饭，并请了我熟悉的老战友作陪。
离开重庆后我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到武汉，沿途看到大宁河千古悬棺真貌，以及驰名古今的长江三峡。这么多美景令我感慨良多，到武汉时，原来一起工作的老战友黎韦夫妇热情接待了我，谈及往事，不胜嘘唏。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重庆最难舍的还是一起共事的同志，这当中，我最舍不得离开的是我的老领导于江震同志。从1949年10月我在武汉认识他起，5年多来，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不仅是我的领导，更像我的兄长。在一起工作的5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西南局撤销，我到云南，他调北京。离别时，他还特地为我安排好到昆明的吉普车。他自己因为要把西南局的档案运到北京，怕有所闪失，就亲自坐火车押送档案进京。1956年，我到北京时曾去看望过他，想不到那一次竟成永别。
于江震到北京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工业部副部长。1960年西南局恢复时，他又被调回成都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由于长期艰苦工作，到1960年他已得了很严重的肺气肿病。1963年组织关心他，决定他离职养病。但在1966年兴起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仍被作为“走资派”揪斗。江青恶狠狠地说：“四川地下党叛徒多得很”，“没有一个好人”。于是，于江震以“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包庇坏人”等罪名，被残酷批斗迫害。当时他正住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养病，肺气肿病严重，呼吸困难，但仍被强迫转入省医院普通病房，取掉氧气瓶，不给好好治疗，并继续逼迫他交代问题，致使他病情恶化，于1967年1月28日含恨辞世，时年才56岁。死后，连追悼会都没开。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粉碎后，1973年5月17日，才在成都原西南局机关礼堂集会悼念他。董必武为他题了悼词：“于江震同志永垂不朽！”于江震同志逝世时，我还在云南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关于他逝世的情况，我是后来听战友讲的，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悲愤。一场浩劫，失去了多少优秀的同志，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也是党的损失，人民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