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弥勒东风农场的情况
1958年7月26日省委发出《关于郑敦等的处理的通知》，决定将郑敦分配到东川矿务局因民矿二坑任副坑长，级别由8级降至13级；我到弥勒县东风农场任副场长，级别由9级降至14级。8月初我接到省委的通知后，8月16日我只身一人从昆明出发，乘长途公共汽车到弥勒县城，再改乘牛车到农场，用了整整1天时间。可带东西，除衣被等生活所需日用品外，我还带了约百公斤重的书，作日后学习用。
弥勒东风农场在弥勒县南边的南乡坝。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野草丛生、豺狼出没的干坝子。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好个南乡坝，渴死干老凹，要想去那里，先把老婆嫁”，形象生动地道出了该坝子的生存环境之恶劣。50年代初期，云南省劳改局在这里建立了劳改农场，一些犯人陆续被转移到这里，使这个干坝子得到了初步的开发。1957年“反右”斗争后，云南省委、省政府及其所属的各厅局和各大专院校的“右派”分子日益增多，因此省里考虑办个农场作为改造昆明地区省级机关、学校的“右派”和“地富反坏分子”及下放干部之用。因弥勒地处内地，距昆明较近，便于管理，因此，决定红河州公安局将该场劳教人员并人草坝劳改农场（场地在蒙自县），所留下的土地、房屋、牲畜等移交给农场。1958年1月28日，农场正式挂牌为“云南省地方国营东风农场”。这是一个集农、工、商、学、兵、党、财、文、交通、邮电、银行、供销以及公、检、法于一体的小社会。主要任务就是：生产、改造。农场成员除在滇的中央机关、驻滇部队、云南各行各业、各大专院校的“右派”和各类“分子”外，还有大批的复转军人和南乡坝方圆数十公里内好几个自然村的农民，他们也划入农场成为农场职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办这个农场时我还参与讨论办场的有关事项，没想到几个月后，我也成了改造对象中的一员。
我到农场后，找场长李正一（原省粮食厅副厅长）、党委书记王安广（原省民政厅副厅长）报到，他们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对我到来之事事前已接到通知，因此我到后，即宣布我担任农场副场长，但是同时宣布，这个副场长仅是个“挂名”，并没有任何权力，我的主要任务是劳动改造。当天我还见到了副场长郭兆华（原省文化局副局长），场党委成员孙吉生等。场部的其他干部，有许多是原省级机关的干部，彼此以前也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划为“右派”还是我签的字，因此见到他们后我多少有些不自在，但他们并未对我个人有什么成见，相反还对我热情有加，这令我非常感动，心里觉得对不起他们，深感愧疚。
当天晚上我和党委书记王广安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天，农场安排我和场部刘奇住在一间房内，各有自己的一张小床。刘是原省政府办公厅的行政处级领导，对我也比较客气。
在场部住了几天，我又被分配到蔬菜队，队下又分若干小组，我们这个队的队长叫李明昌，是个下放干部。队里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同志叫金子芬，一个人可以挑70公斤重的大粪桶，很有点当代花木兰的风范。队里的其他同志对我也很友善，我在蔬菜队的任务是种菜、养猪、养鸡等，活不是很重。这段时间，我除了学会种菜、养猪外，还学会了用老母鸡孵小鸡。记得第一次孵小鸡时，组长交代要我日夜看守，我看着毛绒绒的小鸡从蛋壳里破壳而出时，心里真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那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快感。
在农场，白天生产劳动，晚上政治学习，吃饭有公共食堂。虽然仍然是在“管制”之列，但比起在昆明时，由公安干警看守，单独禁闭，总算自由多了，加上农场地势开阔，空气清新，使我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
以后我在东风农场21年，结识了许多“难友”，21年来我们相濡以沫，成为了患难之交，其中印象最深的有李正一等。
1958年8月，我刚到农场，农场响应上级“挤掉包谷、大种红薯”的号召，强行铲除将要抽穗的包谷，重新垒墒，改种红薯，结果两种作物都没有收成。紧接着，在全国“大跃进”的号声中，各地都在大放卫星，农场也号称粮食亩产三万斤、四万斤，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了达到卫星指标，农场将未成熟的水稻拔起几亩集中为一亩，结果是颗粒无收。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粮食大大减产，接踵而来的就是可怕的饥荒。当时，农场职工和错处人员口粮标准降到每天7市两，一个月21市斤，而后来连这点粮食也不能保证，上级和场领导号召大家吃野菜、树叶等以充饥。由于每天还要干重体力劳动，又长期吃不饱，许多人都得了水肿病，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为防止饿死人，场领导将水肿病人集中起来医治，所谓医治，也就是每天给每人增加一小勺红糖和花生米。这在当时真是治病的良药。为了渡过难关，大家各显神通，有的难友因饥饿，无奈把衣服手表卖了买吃的，有的下放干部利用回昆明的机会向家人讨要点粮票或买几颗水果糖，这些都是救命的良药。场长李正一同志心好、人正，他的夫人是农民，随他在农场，自己种了点地，养了几只鸡、鸭，情况稍好，李时常叫我到他家吃饭。这可是在危难时刻的救命餐，我永远不会忘记。
1959年3月和9月，王安广和李正一先后调离农场。开远县卧龙谷农场党委书记马定贵和副场长刘某带领该农场职工和错处人员400余人来到弥勒农场。马定贵接任党委书记，刘某任副场长，原弥勒农场党委成员郝旺珍、孙吉生等未变动。
1960年1月开始，红河州委和弥勒县委决定，将农场附近的普龙、明以则、鸡街铺等几个村子划归农场。原来各村是集体所有制，并入农场后，普遍推行全民所有制，集中养牛，建养猪场等。从这时起，场领导要我管理畜牧，全场专业饲养人员有15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夫妇二人。从此，我又与这些人交往，有时顺便就在这些人家吃饭，州县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决定将弥勒县新哨区（人民公社）划归农场领导，马定贵兼任弥勒县委副书记。新哨西靠弥勒县西山，东靠东山，属平坝区，下辖几个乡，有20多个村，马定贵又交代我到新哨区各个乡村，调查了解情况，为此，我走遍了所有村庄。
50年代，农民本来是很穷的，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农民更加穷困。我到过许多农民家里，有一家农民，床上的用品仅有一条破烂毯子；东山区搬迁到农场的职工，搬家时全部家产只够拉一汽车，而且多数是烧柴，那时我曾估算过，最多值200元。“穷”的现象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另外，我曾多次到火木龙等几个乡村作调查，发现村里没有生娃娃的，那是因为吃粮少，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又大，得水肿病的人多，有的妇女还绝经，因此生不了娃娃是自然、可悲的现象。
由于东风农场所在的南乡坝严重缺水，场部决定大兴水利。弥勒“东风水库”修得好，解决了县城以南几十万亩田的灌溉问题，农场也解决了几千上万亩旱地改水田。但也有盲目性，由于缺乏地质科学知识，我参加修建的靠近农场的“租舍水库”，通水沟渠等都修好了，结果水库渗漏，成了废库。当时为修水库，数千人住在工地上，挖沟渠，筑大坝，苦干了数十天，功夫全废，其教训是“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迟早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1958年，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中央领导本来是希望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的速度，但在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高速度、高指标、浮夸风盛行，结果导致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由于连着出现3年“困难时期”，中央也开始了反思。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1962年1月11日至29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各级党组织领导参加了会议。由于参会人数超过了7000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弥勒东风农场党委书记马定贵也参加了会议，他回来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在会上，中央领导对1958年至1961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刻的总结，并且对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毛主席还建议让大家出“气”，他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刘少奇同志还在会上说，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听到这样的传达，我们都很震动，感到中央确实在下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
果然，七千人大会后，情况有所好转，很快，省委召集各地州县级领导学习，开始对县处以上干部“右派”摘掉“帽子”，多数还分配了工作。我也在“摘帽”之列，这在当时是非常令我振奋的。不久，省委通知我回昆明待命，我抱着满腔的希望回到昆明，从1958年我去农场到1962年，整整4年我没有与家人见过面，这时全家住在一个还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回家后，我爱人麻秀容告诉我，在我回昆明之前，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崔子明和岳肖峡曾亲自到我家告诉她，“镜如同志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作为一个喜讯向她通报，使她十分感激。我回家后，崔子明、岳肖峡又来看望我，先问我的身体等情况，然后告诉我，“你就在家安心住一段时间好好休养”，并告知我往后的工作是到红河州政府任商业局副局长。我在家休息了1个多月后，崔、岳约我到省委组织部。我把4年多来积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全讲出来，向省委提了30多条意见。主要是针对“郑、王反党集团”的问题提出的，崔、岳当时未提出异议，只是说：“反党集团”是说政治思想一致，不是讲的“有组织”。但这个说法是和1958年“省委决议”相矛盾的，我想不通，为什么不是“有组织”而又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连累了10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真是难以理解。但是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下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本来我向崔、岳说的是实事求是，是我的真实思想，可省委认为我不承认错误，突然间改变了对我重新分配工作的决定，并要我进行检讨，否则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我违心地作了检讨后，重新回到农场。虽说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以后的政治运动，如“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待“右派”和“摘帽右派”毫无区别，对摘帽“右派”仍然照样进行专政，当敌我矛盾对待，即所谓的“死老虎”。
1964年4月，马定贵调州农垦分局担任领导，原建水县委副书记张治武调农场任党委书记，副县长曹希荣担任场长。
1964年省委“四清”运动中，省委副书记、省长于一川和省委秘书长梁浩等被省委定为“于梁集团”。梁浩到农场劳动，任副场长，张治武依靠梁浩作场的实际工作领导。农场从昆明引进澳大利亚桉树苗，在路两旁栽了一些，学习“大庆油田”经验，盖了几栋干打垒和空心砖的房子。1966年，上级指示在农垦农场搞“四清”，我又成了“四清”的对象。罪行就是因为我分管农场畜牧工作六七年，各生产队的猪场死过几只猪。批判我还未开始，“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张治武因为是农场的当权者成“走资派”被揪斗，批斗我的事便不了了之。不久，军代表进了场，成立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是四师十七团，李君瑞为团长、军管会主任。
1968年12月和1969年初，省委机关五七干校1000余人到了农场，分到农场各个生产队。干校的领导是造反派头子安××，原省委和各部门的当权者被打倒，成了专政对象。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和王甸、江泉等都穿上了麻布衣、戴高帽子，被关起来，没有自由。当时，梁浩和我的大字报很大很长的条幅贴在墙上，记得我的是“打倒全省大右派分子王镜如”，并通知我必须于当天下午4时前由场部搬到大兴地生产队。当晚我和几十人住在场部的一个大仓库里，睡在地铺上。第二天，我被分到生产队的果木组，栽果树、修树枝，夏秋天热时种西瓜。先在生产队，给了一间几个平方米的房子住。我心里明白，这是对我的照顾。我从另外一个生产队挖了一棵竹子栽在房前门口，作为纪念。1971年，通海、曲江、峨山几县大地震时我还住在那房子里，后来为了预防再震，才搬到外面住。
1969年，玉溪地区修“东风水库”，约1000农民迁到农场，其中多数能劳动的农民转为农场正式职工；不久，上海、重庆、昆明等大中城市的1000多名“知青”上山下乡来到农场参加劳动。原大兴地生产队划分为两个生产队，我随果木组到了新成立的21队，地点在黄牛棚。我在队里建议夏天种西瓜，以我为主管理，全组人员都支持。我先后干了5年，成了种瓜的“专家”，在农场出了名。那时当地没有种瓜的习惯。西瓜种子是我老家的表哥寄来的，而管理仍按老办法，一棵藤只留一个果，最重的一个西瓜达到17公斤。说我是“种瓜专家”不确切，真正的专家是我的老乡、老师吴清卓同志，他先我种瓜5年。他一人干，因此比我管的面积小，而我因全组支持，种瓜面积大，名声也大。1971年，我走路跌伤，手骨关节粉碎性骨折，为动手术，经昆明去山西省太原市264医院。那时我儿子在264医院当医生。264医院属北京军区管辖。在昆明时，当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郭超及夫人赵森同志到了我家，赵因有事先离开，郭在我家坐了约两个小时，先谈身体、生活情况，后又谈及战争年代的战友，最后谈及“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又安排了昆华医院的周主任给我看病，这些患难之中的真情我都记在心里。
到太原手术后，和阔别近20年的妹妹见了面。母亲和我的两个孩子都曾随妹妹一起生活。我母亲于1960年去世，作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她临终时都未能守在旁边尽孝，这让我十分愧疚。妹妹领我看了母亲的土坟。我在坟前恭敬地鞠了三个躬，表示感恩、谢罪。
从太原返回昆明时，经过成都，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重庆西南局组织部曾共事的伙伴、朋友，他们都为我被扣以“反党集团”的帽子鸣不平，其中有的是战争年代在“晋绥”曾和云南省委副书记孙雨亭共事过的老战友，他们都曾为我的事向孙雨亭提过意见。我长期以来劳动强度过大，时间过长，每天可达10多个小时，体力不支。实在干不动时，就躺在地上睡一会，起来再干。虽然这样，当时身体的确难以支持，走l公里路都困难，生产建设兵团的团领导也清楚。1974年，我请假疗养，到北京看病，住在中央组织部宿舍表妹家。当时正赶上北京“四人帮”召开万人大会，“批林批孔”，矛头直指周总理，那时周总理的处境极为艰难。我的许多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这时多数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知道我到了北京，互相传话，拥来看我。首先见到了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同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夫妇俩都被下放到湖南，刚回北京，住在几个平方米的房内。我们见面特别亲热、激动，告别时他搀扶着我的胳膊一直送到我表妹家门口。这时，副部长陈野苹和部长安子文等还被关押，我到邮电医院见到了野苹的夫人李超南，她当时是医院的院长，我们见面后她和明甫同志一样，激动得掉眼泪。告别时，她也扶着我送出院门。原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也知道了我到了北京，传话要见我。当时他在国务院商业部，我由在商业部工作的战友陪同到了他家，伯克和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挽留我在他家吃饭。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底，省农垦局领导江洪洲、王宇辉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将我从农场调回昆明，安排在局下属的供销站任副站长。
这里，我想谈谈江洪洲同志。江洪洲是云南宣威人，1936年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路过云南时，他参加了红军长征，此后长期在王震领导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发展中国的橡胶种植，他先到广东省海南岛，1955年云南成立省农垦局，他来云南，首任农垦局长。为配备省农垦局的干部，他到省委组织部，我与他得以第一次见面。1958年，我到农场后，见面的机会多了。20多年里，云南橡胶业发展很快，他功不可没。他的思想品德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他已离开我们这个世界走了，我在这里，谨以此文字怀念他。
供销站驻地在昆明凉亭，属昆明市官渡区管辖，距昆明铁路局东部分局仅600米，运货非常方便。这个站成立于1956年1月，当时名为云南省农业厅热带作物局供应科，1957年9月改名为云南省农垦局供应站，1970年2月成立兵团，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供销站。我到时站内约有职工130人。我在供销站约两年时间，即到1979年4月。
我到供销站时，供销站站长是申耀明，我任副站长协助他工作。党委书记是贺晋璋同志，原炮四师政治部主任李玉山任供销站副书记。我与站股领导、干部等相互关系好，相互之间很热情。虽然这时我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但我还没有遇到有同志对我疏远冷淡的情况，因此这段时间，我的心情也很舒畅、愉快。
供销站的工作，顾名思义，实际是有卖有买。全省农垦系统农垦农场和华侨农场数十个，干部职工几十万j供销站实际也是搞这数十万人的物资和后勤工作。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德宏、红河和文山6个农垦分局，再加上省局在昆明的直属机构。农垦局生产的橡胶，是重中之重。这时是计划经济，国产橡胶当时是短缺产品，国家需要，调销橡胶超过千吨要由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批准。供销站日常工作比较多，与全国需求橡胶的企业和物资单位及省物资局下属的许多公司都有往来。供销业务对我来说是生疏的，我主要是依靠站内的同志，跟他们边学习边工作。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去红河农垦局和河口农场等处。云南天文台离凉亭不远，我也进去参观过，增长了天文方面的知识。
1978年，中央农业部农垦局（公司）在北京召集各省农垦局供销站领导开会，我和站业务股长张忠智同志去北京开会，住在农业部招待所。这次会议，全国各省农垦局的同志都参加了。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是：黑龙江农垦局，北大荒黑土地种粮收获大，还可调到山海关内缺粮的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生产粮食、棉花。新疆地处边疆，国境线长，兵团战士，一手拿枪、一手种田，对稳定社会秩序和保卫边疆作出了很大贡献；南方的广东省海南农垦局和云南农垦局，因气候、地质适宜，主要种植橡胶。开会时，由同去的张忠智汇报和发言，我主要是听，基本没有说话。
我在北京熟人多。这时，胡耀邦已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野苹已经恢复了工作仍为副部长，郑伯克也到了中央组织部任老干部局局长。有一次，我到中组部找郑伯克，中午吃饭，他带我到食堂排队打饭，我俩边排队边攀谈，他说，胡耀邦当部长，也是和大家一样排队打饭，然后自己找桌子吃饭。他联系群众，平易近人，没有特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野苹知道我来北京，先到我的住处，后又邀我到他家吃家常便饭。这时，他和伯克都鼓励我为自己的冤案申诉。我即先后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写了两份申诉报告。
1978年底，我住在昆明长春路昆明一女中的家中，早上骑自行车上班，经过黑土凹时，一位年轻女同志骑得快，与我靠近时，将我连人带车带倒在地，我身上骨折三处，再也起不来。那位女同志忙停下车来，一直对我说“对不起”。出事地点离我们供销站不远，同事们闻讯后纷纷赶来，供销站的北京女知青武侠与一名重庆知青徐和明用车把我送到医院拍片。随后，李玉山副书记安排我住院治疗，还非常热情地到大板桥农村找有名的草医为我包药。撞倒我的那个女同志带着吃的又赶到医院看望我。当时任省中医学院党委书记的唐惠仙同志，听说后让我转到省中医院治疗。这时，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不久，中央下发了11号文件，要求各地对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省委组织部、省纪委，开始讨论研究“郑、王反党集团”的冤案复查问题。
1979年2月春节前夕，省委办公厅通知我和郑敦，让我们参加由省委领导主持的一个新春团拜会，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也出席了这次团拜会，他一见到我和郑敦，就过来和我俩一一握手，告诉我们，省委已决定给我们平反，并说：这几年你们受委屈了。面对组织的关怀，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母亲也有错怪孩子的时候，何况我们的党经历了那么大的一次灾难。多少年受到的委屈，在听到这话时也化解了。
春节过后，因考虑到我的骨折还未痊愈，行动很不方便，组织上安排我先到安宁温泉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
安宁温泉离昆明约40公里，是我国有名的温泉疗养胜地，有“天下第一汤”之美誉。早在60年代，省委、省政府就在这里建立了疗养院，给干部提供一个疗养的地方。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经在这里疗养过。60年代，一次王光美同志在这里沐浴，因为条件简陋，从温泉沐浴出来后就感冒了，省委于是在沐浴地和住房之间修了一条走廊，以免才从高温的沐浴中出来后被冷风刺激感冒，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修缮行为，“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上纲上线，变成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条“罪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在温泉疗养了4个月，熟悉了那里的不少情况，建于宋代的曹溪寺是我每天散步的必游之地。安宁温泉不仅有优质的水源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并且泉在山腰，山水环抱，风景优美，全国各地有许多人都慕名前来，而当时省政府招待所在温泉的床位很少，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因此，在我以后分管老干部工作时，又向省委打报告，在后山上新征了几十亩地，建盖了疗养房子，增加了床位。
在温泉疗养期间，有一天，孙雨亭陪同原成都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王敖同志来看望我，他说他是为落实阎红彦和“于一川梁浩”集团案的政策随原西南局书记来云南的。我知道王敖对我的冤案问题一直非常关心，几年前我到成都时他夫人还对我说，他曾为了我的问题与有关省委领导争吵过，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因此我非常感激他。
1979年4月7日，中央批准省委给予“郑、王反党集团”冤案平反的报告，我的长达21年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