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受错处的二十一年是怎样挺过来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个人走过的路是曲折的，直路、弯路、正确的、错误的道路我都走过。一个人一生中没有曲折一帆风顺的能有几个？作为个人来说是如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中央又何尝不是这样？当然曲折有大有小，有主流、支流。解决的办法，我想就是要善于不断地总结教训，从中得到借鉴。
我这21年是怎么挺过来的？又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一）首先是自己要有战胜冤屈的精神支柱，坚持实事求是
我的理念是：我是共产党员。1958年我是入党已20多年的共产党员，对党的宗旨我是不会动摇的。我既是共产党人，我应坚持唯物主义，坚持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变的。那时我虽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但我在行动上更应该要求自己比过去严格。既然当了“右派”，在农场两三年是有思想准备的。由于种种原因，过了整整21年才重新回到党内，这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的。但我抱着这个信念，还是挺过来了。说来也巧，我是1958年4月7日停职反省的，而1979年的4月7日党中央批准了云南省委关于改正《郑、王反党集团》冤案的请示报告，这期间，整整21年。
1958年4月，事情来得突然，有公安干警看守，逃跑是不可能的，而“自杀”就是“叛徒”，我也绝不会走这条路，唯一使我担心的是精神上受不了而发疯。在白色恐怖和战争年代，在敌人面前，坐牢、牺牲等，随时都有准备，在敌人面前，要有骨气，宁可跪着死，不可软骨生。而现在，我是在我忠心耿耿为之战斗的党面前，又该如何呢？矛盾重重，但必须处理好。我长期是搞党务工作的，其中多半时间又是做党的组织工作，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对党员强调党性、组织观念要强，品德要好。这形成了党的历史传统。从党的组织原则讲，党员应当相信和服从组织（省委），省委总比自己高明。但是省委批判我不符合事实的又不允许我辩解，这又使我想不通。但我坚持了一条，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应诬陷和伤害别人。但这样一来，又不能得到省委领导和到会人的满意，自然顽固不化、极右等帽子会飞来。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如此，再难也必须坚持。尽管为此，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当了整整21年的“右派”和反党集团头目之一。即使如此，我并不后悔。1979年平反后我回到省委组织部，后又到了顾委。我曾想过，如果我违心诿过，当时或许可以过关，不会当21年的“右派”。但从内心讲，我可能比当“右派”更痛苦，思想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轻松，决不会活到现在。21年的经历虽苦，但古人说：“大德者，长寿。”古人的名言，确实不断激励着自己，不断增强自己的信心。我保住的是“大德”呀！
（二）在学习中反思，摆脱迷惑，知道冤屈力什么“冤”
我到农场后，除劳动外，空闲的时间较多，可以读书、看报等。除看些有关种菜、果木和养猪、放牛等畜牧业务书籍外，还读一些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书籍。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是我从昆明带下去的，其他书籍是我每月花10多元钱买的。《参考消息》按当时的规定我是不准订的，我只好采用多种办法尽可能了解国外、国内的一些信息，如与北京各地的亲友通信等。最使我难忘的是：1965年，我夫人因公去东北，花了172元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帮了我的大忙，我每天都背着它与放牧的职工在一起收听中央台和云南台播放的消息，在学习中帮了我的大忙。这个收音机伴我度过了不幸的21年，作为纪念品我保存至今。
1964年，党委书记马定贵调离农场后，我的工资比当时的党委书记和场长的还高，因此引起了小偷的注意，以为我有什么财物装在箱子里。有天晚上我的书箱被小偷搬到了屋外，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小偷想要的东西，都是书，全给丢在地上。赶上天下雨，书都淋湿了。近几年我和过去的“老友”去弥勒农场，有人将小偷“偷书”和我在农场喝“洗碗水”当笑话谈论。谈起喝“洗碗水”，对抗日和解放战争年代过来的同志这又算得了什么？可是如今的年轻人却不了解过去的这段历史。
我到农场首先反思的是：我为什么成“反党集团”头目之一？虽然口头接受了，然而内心深处想不通。在学习读书、看报中，我所反思的是：
1．如果党政领导人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组织、党员、群众之上的话，势必扭曲上下级之间、干群之间的关系，甚至会造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悲剧。我在于一川直接领导下3年多，不记得他批评过我什么，而是依靠、重用我。1958年，突然变了。他这样究竟真实思想是什么，我不清楚。这样，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相处太难了，有时得靠自己去猜测。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在西南局组织部时，领导与被领导之间，都是有话直来直去，对的就肯定，错的就当面批评，意见不同难以统一时就留在以后继续谈。那时工作大胆，敢说敢为，心胸开朗，大家愉快。1958年，我不过是没有顺从他的意志，跟着去整郑敦同志，灾难就落到了我的头上，与郑敦一起遭了灭顶之灾。顺从了的话，结局也许不会是这样。
2．在党内应大力倡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有意见应放在桌面上，面对面直截了当地讲出来，这是保持同志之间真诚友谊必须做到的。如果采取“算总账”的办法，也势必恶化上下级之间、干群之间的关系，甚至造成悲剧。
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欠了账，在组织部内划了一批“右派”分子，那时我还没觉悟反思，认识得太迟。而对战争年代欠的账有反思。如1945年日军投降，东北（包括热河省）几省解放，我解放大军急去东北。我和县长都已决定随大军去东北，我俩骑的马匹都已备好，县区干部对县长过去的工作、生活方面有意见，我作为县委书记没能按照“团结一批评一团结”这一原则办事，让其轻松愉快地到东北去，而只是草率地批评他，不讲他的优点。事后我从地委书记张承先同志处了解到县长对我的处理不公有意见。我在农场的反思使我感到我是不对的。1983年，我随薛韬等地厅局以上离休老干部去东北参观学习，近40年后，我在长春市和那位县长赵润普见了面，我向他检讨、道歉。赵当时是国家第一汽车公司的主要领导，以后离休了，他们夫妇到昆明来，我接待，我们仍然是真诚赤心的同志和战友。
我来到云南，省委领导一直是重用我的，连批评的话都少有。怎么一到1958年“反右补课”，我一下就成了“反党分子”、“反党头子”。一点历史唯物主义都没有了。
3．“左”的思想危害很大，它影响了我几十年，可以说我蒙冤也是“左”的思想的受害者。1936年春天，濮县党组织遭受破坏，在被捕的8人中，省立滋阳（兖州）第四乡师就有孔繁阁（子凌）、王登明（亚朴）、李仁荣3名，当时我仍在学校读书，当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几位领导为了进行革命，决定不读书了，同年下学期未满，我们就决定休学去任短期小学教员，回家闹革命。把读书与革命对立起来，这是对革命的“肤浅”理解，是“左”的“革命幼稚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是坚决执行的。在我蒙冤之前，执行“左”的路线愈坚决，对工作贻误就愈大，对人伤害就越多。当然，不顺从“左”的路线时，“左”的棍子就会打在你头上。这些年我体会到，千万不能再回到“左”的道路上去。
（三）群众是鼓舞我战胜冤屈的最大动力
政治上蒙冤后，我到了农场，在这里，我从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关照，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帮助。群众很实际，他们从行动中看好坏，不用政治定义看人。
我在农场近21年，“文化大革命”前名为副场长，实际是参加劳动。我有机会接触了多方面的群众，结交了许多朋友。我到农场时，年过40，他们大都叫我“老王”，而喊副场长的极少。当时，我虽然是被专政的一员，但绝大多数职工，包括不少场领导在内，仍对我很诚恳，内心仍然把我当“老革命”看待，说知心话，劳动让我干轻活，对我有所照顾。
农场的职工和组成人员有几部分：一是下放干部、工人，这部分人少，在农场多为场、队领导和场部工作人员。二是省级机关和红河州、县机关的“右派”和其他“五类分子”，都属专政对象。三是农场在黄家庄、小平地村和邻近的普龙、明以则、鸡街铺并人农场的约数千农民，以及后来从弥勒县东山区来的部分农民。四是“文化大革命”中从昆明、重庆、上海等地到农场的知识青年近千人。
场领导和场部机关工作人员，表面上不会对我亲热，话语不多，但内心他们有数，有时实际行动中又很真诚。在农场的“右派”和“五类分子”共千多人，他们多是来自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红河州机关及其所辖内地各县及解放军十三军等。虽然他们在农场是专政对象，但却又劳动好，表现不好者极少。他们栽秧、种地……农活都学会了，既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也增强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这部分人和我接触最多，尤其是在劳动之余，夜间、星期天，常到我住处玩耍谈心。
原来是农民，而后来并人农场为农场职工的这部分人，他们勤劳、热情、朴实、真诚。不管你戴什么帽子，更多的是看你的实际行动和表现。从1959年直到1969年，我一直管农场的畜牧工作。省委五七干校到弥勒农场，罢了我的“副场长”。在我管场畜牧工作这10.年间，我和20多个猪、牛、马、羊、鸡的饲养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这方面的朋友很多，有的我至今难以忘怀。如养马20多年的韩大爹、韩大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韩大爹夫妇原来是弥勒县东山区人，靠近泸西县界，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同志是同乡。他们为人忠厚、朴实勤劳，养马挺有经验。他们比我年长，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对我又特别好。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得了水肿病，韩大妈悄悄地送了一碗肉给我，我接受了。此事我向一个既是场领导又是知心朋友的人说了。这位领导用鼓励的语气说：要得对11987年，时过近30年，我去农场时，专门去看望了他们夫妇俩，送给了他们“云南红”酒和营养品，礼轻人义重。听说韩大爹近年去世，感谢他俩。
在当时“专政对象”中，使我至今难忘的有好几个朋友。
吴清卓，是解放军十三军原政治部副主任，落难后先到了卧龙谷农场，1959年随同马定贵从卧龙谷农场（驻开远）到了弥勒农场。他和我一样是农场的“特殊人物”，原工资虽降，但还有近百元的收入。农场领导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他，不搞重体力劳动，只搞果木、种西瓜等，有单独房间住。党委书记马定贵曾告诉我这是他交代的。清卓是山东省鄄城县人，东靠郓城梁山，西靠黄河，他家在河东我家在河西，我们两家仅距40华里。他夫人许彬在黄河以西，距我家10多华里，离濮县县城较近。她曾在县城女子小学读书，我也在县城县立第一小学读书，那时全县没有一所中学，第一小学就是全县的最高学府。清卓1939年梁山战斗后参军，长期在杨勇、苏振华的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在贵州省，任十七军的团政委兼县委书记；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到了十三军，任三十八师政治部主任。1957年“整风反右”中，吴在领导岗位，执行过“左”的政策，错伤过好多同志。这批被伤害的同志也到了农场，他们与清卓又成了知心好友。1958年他也挨整，被划为“右派”。在农场，我和清卓友好相处近20年，他教会我打太极拳，我在农场种了5年西瓜，也是向他学的。1979年平反后，他被分配到省委统战部任副部长。云南的大批民主人士被打成“右派”的平反工作，是统战部的任务，为此，清卓也出了不少力。清卓同志离休早，1983年冀鲁豫边区党史云南小组成立，我是领导人之一，但具体领导工作主要是由清卓负责，黄锐（原东川市委书记、省顾委委员）和李铎（原省建委领导）协助。他们的责任心强，十几年来组织动员了原冀鲁豫边区的同志写文章，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协助下出了10多本书，功不可没。清卓在统战部工作时，我和他家住在一幢楼里，日常生活在一起。如果要数我最好的朋友，我首先数到他。何况他又是我的同乡、战友，共同在家乡战斗过。
陈古今，原西南联大学生，党员，1958年任红河州政府教育科长时被划为“右派”。1959年转入弥勒县东风农场，分到瓦窑生产队劳动，每天牵条水牛和他一起踩泥巴。冬天再冷，也光着脚丫子照样干。他在西南联大是学历史的，他常常向我讲古今中外历史，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好多知识。“文化大革命”中，因他是“右派”，又是“臭老九”，双重罪行，政治书籍完全被没收，他只好自学中医书籍，他学《本草纲目》，并开过药方让我吃。1979年平反后分配到红河州医院任党委书记。80年代初离休后住省委办公厅他儿子处，住在八层。按他离休后的政治生活待遇是副厅级，而且已80开外，要求搬低一点的楼层住也有理由，但他坚持不搬动，仍住八楼。
谢含秋，原武汉大学学生，学农的。1958年是技术员，被划为“右派”到了东风农场。农场有试验站，军队转业干部徐守吉任站长、党委书记。谢含秋在试验站做技术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分到试验站，跟着谢学习水稻“台北8号”的栽培技术，在农场试验成功。旱地试验种玉米也有成效。这些，我都是跟随谢含秋学习操作的。1979年平反后，她还坚持在红河州进行试验，也有成果，成了水稻专家，以后曾任州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
此外还有到农场的知青，他们年轻、单纯，充满活力，和他们在一起我也好像年轻了许多。他们对我也很尊重。有个叫吴国英的上海知青，每年探亲回家时，由于当时火车票极其难买，有时要通宵排队，我曾陪她去排队买火车票，就为这件事，她非常感激我。由于她爱人在省委党校工作，她也调到党校，后来她上了大学，在党校工作了近30年，还时常来看望我。患难之中的情谊是永远令人难忘的。
三、不幸、糊涂、受益
在东风农场的21年，我后来用3句话来概括，即是“不幸的21年”，也是“糊涂的21年”，同时也是“受益的21年”。
1．说是“不幸的21年”，是因为这21年，是我由壮年走向老年，从一个踌躇满志的领导干部成为了一个受管制、需要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这对我个人、对我的家庭、亲朋……还有被牵连的人，都是不幸的，是灾难。我刚到农场时，待两三年的思想准备是有的，谁知一待就是21年，在农场的1000多人中，大多数是年仅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是年纪较大的，也才刚40出头，正是年富力强为党为国出力的大好时光。不能再为党工作，对个人是极大的不幸，对党和国家来讲，更是个损失。当时云南省被划为“右派”的有1万多人，全国公布的数字是几十万。弥勒农场有所谓“右派”和“地富反坏”五类分子1000多人。他们中有些人境遇很惨，被捆绑吊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少。例如，在农场有个被划为“右派”的云大青年学生精神失常了。有的跳井自杀，有的因劳动强度大，再加上吃不饱饭而累死。这些人正是为党工作的时候，对党对国家又有多大损失1
1969年，省委机关五七干校到了弥勒农场，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省农业厅长张增敬跟随干校下放劳动。张增敬是1938年领导我的特委（地委）成员、书记，又是我的同乡。有一天，他找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抄家，抄到他的一本读书笔记，上面写有“对毛泽东也应一分为二”的字样，造反派如获至宝，拿起棍棒，放在他头上审讯说：“承不承认是反革命？不承认就打死你，承认就放了你！”在那种情况下他只好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于是，马上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农场。张增敬是1932年参加共青团后转党的。粉碎“四人帮”后，他落实了政策离开云南回到郑州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他在云南工作近20年，对云南有感情，现在我们每年都要互通电话，互相问候。
2．说“糊涂的21年”，最大的“糊涂”是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违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在这之前，我从不会对党、对领导产生任何怀疑。就像上海市一位主要领导所说，对党、对毛主席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的这一生一直是为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努力工作的。但我所迷信的党组织，特别是省委又说我是“反党”，这又使我迷惑不解。我就在这种矛盾中冥思苦想，理不出个头绪。
回顾我几十年，从当学生时起，朱德、毛泽东、红军，这些名字就在激励着我前进。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对毛泽东更是紧跟无疑的。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从1957年整风开始，“左”的错误更逐渐升温，特别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造成空前未有的大灾难。1958年我虽受“左”的错误的危害，但对毛泽东仍然盲从无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又回到党内，恢复工作。之后学习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慢慢地有所觉悟。
3．说“受益的21年”，是在农场，从客观上，我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无法想象，如果“文化大革命”时我还在某个位置上，会受到多大的冲击；还有一个更大的受益，是在农场我的时间多了，除了读书看报外，可以有时间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思考许多过去忙于工作而无暇去想的事情。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思想上获益良多。从“坏事”变“好事”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我们必须学会全面看问题，不但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变成坏的事情。关键问题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古人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互相转化，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理论。
在农场，我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经常向周围的人群学习。当时农场1000多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几乎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党员、非党员都有，工、农、商、学、医、兵，各行各业的人才俱全。我从到农场起，和他们接触最多。他们既是我的难友，又是我的老师。可能由于我长时期做组织工作，尤其是干部工作，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珍贵的可爱的人才。我常向他们讲，你们白天劳动，晚上看看书，自己的专长决不能丢掉，应继续坚持，以后会用得上。1979年，这l 000多人全部平反落实了政策。这部分人中，有大学教授、工程师、医院主任等高级职称的就有100多人。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而有骨气的人，没有因为突然而至的坎坷不幸灰心丧气，躺倒爬不起来。古人说“壁立千仞，海纳百川”，我当然不能和古人说的比，我是引用这句话是来激励自己，尤其是在我碰到突如其来的坎坷时。
为说实话而承受21年的苦难，我终身无悔。今年（2008年）我已91岁了，做梦也不会想到能活到现在，特别是我又是经过战争年代的人。能有今天，真是预想不到。我的一个“右派”难友吴荽同志的达观态度，很值得我学习。1957年，我在省委组织部主持工作时吴葽被划为“右派”，22年的处境很惨，夫妇都遭遇不幸，丈夫早逝。但她是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不久前她在送我的一本她自己的画册上写道：“欢乐、幸福与辛酸、坎坷同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难用言诏表达，现在重提旧伤已没必要。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体验，使我们深深懂得‘磨难是难得的财富’。在顺境中取得业绩，是人民渴望的；在逆境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悟出的道理往往更可贵，更为耀眼。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