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故乡 难忘的岁月——忆濮范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片段

王称固 发表于2019-12-12 17:45:19

我虽是濮阳县人,但濮县、范县实际是我的革命故乡。我曾在原濮县县城读过书,以后到山东省立兖州乡村师范读书是以濮县县籍去的。从1937年初,直到1942年底,我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濮范工作的,因此,我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区范县,有着特殊的感情。回忆老根据地的那段难忘的历史,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工作繁忙,现仅能做些片段回忆,因时隔45年之久,有些记忆可能不够准确。现粗略回忆如下,如有错误,请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老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接触最早的党员是于子元和刘晏春同志的爱人靳若仙。于子元是原濮县城南靳庄人,刘的爱人也在靳庄教书,他们都向我宣传过共产主义思想,时间是1933年和1934年。

    1936年春,濮县党组织遭受破坏,被捕8人,其中孔繁阁、王登明(亚朴)、李仁荣,是我在兖州乡师的同学。他们被捕时我还在兖州读书,闻讯后我和同学张正修(观城人)请假回到濮县设法营救,但无结果,因这时8人已解送到济南。

    1937年初,濮县党组织又开始积极活动。孔繁阁从济南反省院出来后返回濮县,王登明到陕北参加红军。这时,我在濮县二区后陈教书,不久,孔繁阁也到了后陈,濮县的老党员马功臣同志给我们送来党中央的文件。

    七七事变发生后,党组织决定我仍回到兖州乡师读书以开展党的工作。高黎光接替我在后陈教书,并进行党的活动。七七事变后的濮县首任县委书记孔繁阁,成员郭启亮(跃如)、张建国(继彻)等。

    同年冬,党组织决定濮县的孔繁阁、郭启亮、高黎光和范县的王继魁等同志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开展党的工作,想赤化一个师。主观愿望当然是好的,但由于天真幼稚,受骗上当,后失败。孑L繁阁等走了以后,濮县县委书记是张建国,宣传部长是郭超,我为县委组织部长。这时,县委决定为了组织武装,利用马功臣同志乡长的合法身份,里应外合,成立义勇队。虽然我也参与了计划,第二天夜晚也去了义勇队,但是主要的领导者是刘晏春、马功臣、张建国、刘培岑、刘茂斋、徐宾等同志,参加收缴枪支的有徐庄、李桥支部的党员,主要功绩应记在这些同志身上。

    因濮、范党的组织早有基础,七七事变前后,农村有不少的支部和党员恢复了活动。这时出外读书回到家乡的和新发展的党员多是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最活跃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同志在《山东的八路军》一文中,讲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濮县、范县的党员约200人,居山东省各县的首位。(文章题目和党员数字记得不一定准确)。

    1938年夏初,我被派到范县任县委书记,丁汉三同志为组织部长,王继绍同志为县委成员。这时我在范县的另一个名字叫王子光。同年六七月份,冀鲁豫省委(驻南宫、冀县)召开县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张建国代表濮阳县党的组织,我代表范县党的组织,随同直南特委书记王从吾、特委组织部长刘晏春到省委参加会议。这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东进纵队司令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也均驻在南宫和冀县。会议当中,徐向前、宋任穷同志都讲了话。会议以后,张建国留在省委党校工作。濮县、范县党的组织合并成立新县委,我任县委书记,高黎光任组织部长。

    大约1938年10月,因范县、濮县行政属山东省,两县委的组织由直南特委划归鲁西特委(驻聊城)领导。这时鲁西特委书记是徐运北,省委代表是张霖之同志。我去聊城向他们汇报了濮、范党组织的情况。汇报后,决定濮县、范县两县党的组织仍然分开,濮县县委书记高黎光;范县县委书记刘庆三,成员丁汉三。我作为鲁西特委的代表在濮县(包括鄄城)、范县、观城、朝城一带工作。

    1939年初,根据党的六中全会精神,成立鲁西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赵博任组织部长,朱则民任宣传部长,徐运北任民运部长。濮县、范县、观城、朝城和阳谷、寿张、东阿和聊城东南等县成立鲁西区二地委,申云浦任地委书记,黑伯里任宣传部长,徐冀任武装部长,我任地委组织部长,仍在濮、范、观一带工作。这时,张炳元任鲁西区一地委书记,辖范县、馆陶一带,不久牺牲;在此之前,他曾接替徐运北任过很短时间的特委书记。

    1939年,高黎光、刘庆三仍在濮县、范县工作。

    同年初冬,我调离二地委到区党委组织部工作。不久,又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在山西省武乡)学习。高黎光接替我到二地委工作。同年(初冬),徐运北在濮县、范县检查并帮助过工作,我一直陪伴他。他在濮县赵庄住过,岳子明为他做过饭,他还和我一起在范县任楼任轮升的家里及其村子附近避过敌人的扫荡。从1939年起,特委改为地委,以后,不再称特委了。

    1939年冬,徐运北和我一起已动身去延安,因阎锡山发动十二月反革命事变受阻,我们一起留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第二年春,他才去延安,直到1945年“七大”后才回到冀鲁豫区。我则于1940年“百团大战”后回到鲁西区,在区党委党校工作。

(二) 从1937年到1939年,濮县、范县对组织党所领导的武装一直是很重视的,这是当时的中心任务。两个县的党组织,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曾组织建立武装多起,先后编人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为扩大党的武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七七事变不久,曾组织了大批的党员和抗日进步学生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中争取和赤化国民党军队。接着,濮县又组织抗日义勇队,1938年春与直南特委(在清丰、南乐、濮阳一带)所组织和领导的第四支队合并,后编入陈赓所属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1938年夏,濮县又组织武装,后改称八路军黄河支队,支队长鲁德明,不久编人黄克诚、杨得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范县的刘庆三为首组织的武装,1939年编人杨勇所属的八路军主力。

    1937年底或1938年春,组织了第十三支队(属范筑先),冀炳南(又名冀振国)为司令。该支队有党的领导,是抗日进步的武装。濮县县委经常住在这里面。1938年10月,这个支队被王金祥反动派打散,支队副司令共产党员王青云、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汪毅被杀害。王景东(濮县城北王楼人)不顾当时的白色恐怖,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王、汪,这是值得钦佩的(景东前两年已在北京去世)。冀炳南和团长张方去直南特委(驻清丰县的梁村),后在八路军主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支持下和帮助下又将原十三支队的干部、战士组织起来,并壮大成立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司令冀炳南、政委常玉清、参谋长张芳,皖南事变后开赴苏北战场,黄克诚所属的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冀炳南留在鲁西南地区工作。这时,濮县、范县的党组织还争取过土匪会道门成员进行抗日和参加八路军,除会道门中的贫苦农民外,一般都是很少有成效的。对此,我曾有不少教训。

    这段时间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濮、范两县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是有成效的。由于当时缺乏经验,工作不够全面,因此没有取得更大的成绩。

  ( 三)

    1940年“百团大战”后,我从太行山回到鲁西地区,被分配在区党委党校工作,常常随军区、区党委在范县一带活动。同年年底或1941年春,敌人扫荡范县、观城后,我和军区乔明甫同志带领党校学员和军区的部分干部作为工作队到范县帮助县委做敌人“扫荡”后的善后工作。

    1941年和1942年,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时期。1941年夏或秋,原鲁西区党委与原冀鲁豫区党委合并,改名为冀鲁豫区党委,由于范县、寿张一带是冀鲁豫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组织上决定我去运西地委,地委书记是万里,我的主要职责是担任范县县委书记,一直到1942年底。原县委书记鲁森改任副书记,王文任县委组织部长,范涛(范旭光)任县委宣传部长。县长孔百川,后成润接任。1942年9月27日,日寇大扫荡,范县是敌人“铁壁合围”的重点。当时,我和县委、县政府都住在一区的葛口。发现敌情后,我们即向东转移,以后我同县独立营相遇,并同他们一起向东转移到范县、寿张交界的莲花池一带,我突围的地方是敌人的薄弱点,比较顺利;而县长成润向东突围,却遇到了强敌。我随同独立营先在莲花池一带,与从冀中突围到冀中区的黄敬同志(冀中区党委书记)以及冀中南下支队一起活动,以后我们又到樱桃园(即现在的范县县城)一带。在敌人“扫荡”期间,我几乎一直没离开过范县的地界,所以,敌人撤退后,我与当时专署秘书主任农康(广东人)等立即回到范县的中心区,较快地进行恢复秩序和善后工作。成润同志等转移到昆山,回县较迟,但是他这次没有被俘。陆集区区长田子键就是这次牺牲的,还有些同志被俘。

    1942年秋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到延安,经过冀鲁豫区,他在肯定军区、区党委工作成绩的同时,也严厉地进行了批评,对全区干部震动极大。记忆最深的是批评忽视和没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或称民主民生运动),广大的贫下中农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这次批评,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震动极大,教育很深的。从此后,区党委抽调一些干部,组成工作队。工作队员中泰西地委的干部占多数,因那里环境恶化,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信锡华、边区抗联主任高元贵等挂帅,到濮县、范县帮助工作,范县的工作队长是杨节同志,参加范县县委,王××、刘云两同志任县抗联正副主任,也参加县委,他俩从泰西来。不久,陈瑞也到了范县,也参加县委,先任县委副书记,1942年底我调离后他接替我的工作。

    从1941年到1942年,我第二次到范县,工作大约一年半,虽然工作上积极负责,勤勤恳恳,但从个人来讲,工作却没有做好,原因虽多,主要的还是没有认真抓住减租减息运动以发动贫下中农这个中心环节,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上有“包袱”,自认为人熟、地熟,我对范县什么都清楚,于是对范县的各方面情况不做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谦虚谨慎。在此之前,我虽在范县工作过,那时我们没有政权,工作单纯得多,从1940年起,范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党是执政的党,而且范县当时是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情况大大变化了,而我的思想却没有跟上,工作没有做好。这个教训,是我长久以来难以忘怀的。刘少奇同志对边区工作的指示,黄敬来冀鲁豫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地委、县委各级党委层层加强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使范县像全区工作一样有较大的发展。

  ( 四)

    刘晏春、郭超、高黎光和我等,在濮县大地主张建国家里居住,并以此村为据点进行党的活动,时间主要是1937年和1939年。张建国的母亲和哥哥张建从,和现在还健在的老党员岳子明同志,照顾过许许多多来往的同志吃饭、住宿等,他们对党的贡献太大了,永远不应忘记。建国同志的母亲,我们的大娘,就像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

    丁汉三同志是范县的老党员,思想坚定,工作一贯积极,长期是县委的领导成员(1938年至1939年,他没有担任过县委正副书记)。他家虽然贫寒,却热情地招待过许多同志,我常去他家,粗糠、野菜有啥吃啥,使人心里感到温暖。他的爱人对革命有不少贡献,使我敬佩。我还经常去冯固姜文林、张××家、孟楼公社王继绍家、贾庄贾彩亭家。他们几人都是范县的老党员,为党的事业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

    孔繁阁同志(子凌),濮县城南常楼人,原是鄄城桑庄。1930年初在濮县一小读书,后到兖州乡师读书。1935年冬,他和王登明一起在兖州乡师领导罢课,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1936年初回到濮县进行党的活动,后被捕,在敌人法庭和监狱里表现非常坚定,在监狱和反省院里也没间断过党的活动。1937年初,从济南反省院出来回到濮县,又立即与党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他首任濮县县委书记。同年冬,党组织决定他带队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开展工作,失败,后经党组织调离改换了地方做党的秘密工作。1939年冬和1940年春,在太行山中共中央北方局,我们还曾见面多次。不久,他又被派回濮阳一带做秘密工作,1942年被敌人杀害。他的遗属据说还在,建议当地组织注意照顾。

    张建国同志(又名继彻),濮县赵庄人,与孔子凌是濮县一小同班同学,以后到菏泽中学、曲阜师范读书,他是七七事变后濮县第二任县委书记,1938年留冀鲁豫省委(驻南宫、冀县)工作,1939年冬,我们在太行山的涉县一带见过面,当时他在军队工作,后牺牲。

    马功臣同志,是濮县最早的党员之一,七七事变前后,是国民党政权高堤口乡乡长,是当时共产党所掌握的乡一级的唯一政权。我们收缴该乡民团的枪支,首先归功于他。1938年,冀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他首任邯郸抗日县长,由于邯郸地处铁路沿线,敌人控制的地区,他对敌斗争坚定勇敢,是出了名的。1939年冬,在鲁西北的馆陶,我和他共同参加一个会议,听八路军一二九师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的指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以后他牺牲了。1981年春节我在安阳看望过他的爱人和子女。

    祖化石同志(又名建功)任过濮县县委书记,他是我在兖州乡师的同学,我和他一起参加过该校以孑L繁阁、王登明等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进步组织。时间主要是1934年和1935年。1938年、1939年我们常常接触,1942年他去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在敌人大扫荡时,他与左权将军同时牺牲在太行山上。

    王心廉同志,范县大屯人(孟楼附近),他是范县的老党员,也是我在范县工作时最积极活动的同志之一。1940年,他被敌人杀害,他的妻子和儿女前几年还给我来信。

    赵允骞同志,原濮县杨集人,1938年他参加冀炳南的十三支队,同年,我介绍他人党。他当过杨集区的区委书记,被敌人杀害。

    还有杨集资历最老年岁最大的共产党员赵子元,七七事变后直到1939年,他是党的积极分子。

    靳怀礼,濮城公社靳庄人,是七七事变前的老党员,1939年他当二地委的交通员,随同我去东阿县,被日寇包围在刘合所村,幸亏他的帮助,我才脱离敌人的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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