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冀鲁豫工作十多年(文/1984年5月)

王称固 发表于2019-12-12 17:51:53

    我是濮阳县人。和我接触最早的共产党员是刘晏春同志的爱人靳若仙和于子元同志。刘晏春同志也是濮阳县人,他的爱人1933年前后在我姑姑家教书。于子元是原濮县木靳庄人,离我家4华里,和我是亲戚。在接触中,我受到他们的革命思想的影响。

    1932年我去濮县小学读书,1934年到山东省立兖州第四乡师读书。这个学校穷学生多,容易接受党的思想。我进校后,经同乡,也是小学同学孔繁阁介绍,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从1934年到1937年,“社会科学研究会”一直活动着,它是一个进步的群众组织,有党的领导。当时,会员主要是看一些社会科学书刊,有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也有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宣传抗日的书刊,以及《读书生活》《永生》《作家》等刊物。

    孔繁阁,也叫孔子凌,在乡师比我高一年级。王登明,又名王亚朴,他和我是同班同学,并且同时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会中的积极活动分子之一。这两位同学参加党都是1934年前后,是通过濮县党组织的关系发展的。1935年冬,兖州乡师闹学潮,孔繁阁、王登明和另外几位同学被开除,此后孔、王就回到濮县教小学。1936年濮县党组织遭受破坏,被捕8人,孔繁阁、王登明都在内,另外还有我兖州乡师的同学李仁荣,他当时不是党员。我在兖州听到消息后,和张正修同学立即请假回到濮县设法营救。但到了濮县,被捕的同志已被解到济南,营救未成。这时,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也比较困难。

1936年下半年我休学回到家乡,考取了短期小学教师训练班,在聊城学习。1937年初,回濮县教小学。孔繁阁、王登明被解到济南后先在监狱,后人反省院。1937年春,孔从反省院出来也回到濮县,我们两个在城南二区后陈家小学一块教书,这时他介绍我入党。王登明从反省院出来后,先到临沂,后经段雪笙介绍到陕北参加了红军。段雪笙是贵州人,苗族,原在兖州乡师教书,后在临沂师范教书。

    1937年春,濮县党组织恢复,孔繁阁是七七事变后首任县委书记。这年春天,我和孔在后陈家小学教书时,马功臣同志带着党中央的文件到了我们那里,这时马功臣在濮县高堤口当乡长。同年冬,濮县党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开始枪支的主要来源是靠解决高堤口乡民团来提供的。马功臣同志是濮县的老党员之一,1938年春,八路军主力到冀南并建立抗日政权,马功臣就到冀南去了。他首任邯郸抗日县长,1939年秋末我们还在鲁西北的冠县、馆陶一起开会见过面,后来牺牲了。张霖之同志是作为山东省委代表驻聊城领导鲁西一带党的工作,刘晏春同志是濮县、范县、寿张一带党的主要领导人,申云浦同志也受过晏春同志领导。1938年冀鲁豫省委辖鲁西、豫北和冀南一带,省委书记李菁玉,省委组织部长于光汉,张霖之同志任直南特委书记。濮县党组织决定我回兖州乡师开展党的工作,当时准备与驻泰安的山东省委发生关系,但没联系上。我在那里时间不长,只是在乡师发展了几个党员,由于形势紧张,日军到了济南,学校南迁,我又回到了濮县。这时刘晏春准备做国民党二十六路孙连仲部队的工作,当时该部队有一个连长叫刘兰斋,是共产党员。刘兰斋是濮县城西刘庄人,曾于1937年冬回到濮县家乡与刘晏春同志和濮县党的组织接上党的关系。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商议想赤化二十六路三十一师,因此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青年,从濮县、范县、阳谷、寿张去的至少有100人以上,带队的是孔子凌和郭启亮。郭启亮又名郭耀如,现名刘西,在解放军二炮后勤部工作。几个县的党员到二十六军去了好多,本想去赤化人家,但很快暴露了,待不下去,只好转到另外的地方,有的转到新四军,有的回到鲁西原来的县,有的去了延安。1939年冬,在太行县中共中央北方局我和孔子凌又见了面,第一句话就说去二十六路军是受骗上当。愿望是好的,但做法太幼稚,在当时,这是一批很重要的力量,要是当时不去二十六路军,当地的工作会开展得更好。抗日战争初期,在山东省来讲,濮县、范县党员比较多,约200人。抗战期间,肖华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山东的八路》,文章里就讲到濮县和范县的党。

    1937年冬,孔子凌他们一走,我们又重新建立了县委班子,县委书记张建国,又叫张继彻,是我在濮县小学同学,先在菏泽六中读书,后又到曲阜师范读书。县委宣传部长郭超,又名郭海容,他是济南乡师的学生。我任县委组织部长。濮县、范县党组织一直重视武装斗争。1937年冬,打算赤化二十六路军,就是想搞武装,孔子凌、郭启亮走后,接着就又组织自己的武装。1937年底,通过马功臣同志把乡民团的枪支弄过来了。马功臣是高堤口的乡长,是党在濮县掌握的唯一的乡政权。他是乡长,在此处又有古云集和徐庄的党组织,徐庄党员多,黎玉同志在这里活动过,赵健民同志也到过这里,再加上杨集附近的李桥也有党的支部,这样内外紧密配合,就把乡民团的几十条枪弄过来了。有了枪,成立了抗日义勇队,由党直接领导,后来逐渐发展壮大。1938年春,就和在清丰、南乐、濮阳一带,即与直南特委朱则民同志、王从吾同志所领导的第四支队合并,后来编入八路军主力三八六旅陈赓的部队。

    1938年夏、秋,我们继续搞武装,这支武装叫黄河支队。支队长叫鲁德明,是共产党员,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兵。黄河支队搞起来后,杨得志、黄克诚把队伍带走。搞武装的同时,抓紧了党的建设。1938年扩大了党的组织,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先成立了战地动员会,接着又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我们除了搞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外,还利用范筑先的名义,协助建立和扩大十三支队。范县党组织还为党直接领导的十三支队扩大武装。十三支队在濮县、范县一带,司令员冀炳南当时不是党员,但是个进步的比较有名望的人,以后入了党。该支队的主要成分是进步的。支队的副司令员王青云,是党员;政治部主任汪毅是共产党员;一团团长胡铁军是党员。当时我们濮县县委就住在十三支队。1938年夏,原来的冀鲁豫省委在南宫、冀州召开全省活动分子会议,县委书记以上的同志参加,我作为范县县委书记,张继彻作为濮县县委书记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张承先同志是鲁西北特委书记(驻临清),徐运北是鲁西特委书记(驻聊城),王从吾、刘晏春代表直南特委(驻清丰县梁村),他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濮县、范县党的组织归直南特委领导,冀鲁豫省委活动分子会后不久,濮县、范县又划归鲁西特委领导。张继彻在南宫开会后就留在冀鲁豫省委党校,郭超这时也离开了濮县,到直南特委当宣传部长,他俩人都走了,只好把濮县、范县合为一个县,我任县委书记。同年10月,我代表濮范县党的组织到了聊城,把党的关系转到鲁西特委。我首先找到张霖之和徐运北两同志,他们决定把濮范两个县党的组织又分开,濮县县委书记高黎光,范县县委书记刘庆三,范县还有一个老党员叫丁汉三,为范县县委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聊城地区工作,已去世了。我作为鲁西特委的代表,住在濮县、范县、观城、朝城。观城党的组织发展较晚,朝城更晚。(观、朝二县现统统划给莘县,包括濮县的上堤古云集一带。濮县、范县现今并成范县。)观城党的组织1938年春天才开始建立,是从濮县去的党员在那里发展的。当年秋天有10多个党员,最早的是张绍迪,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张化民,还有史楼的几个党员,并且成立了县工委,工委书记是张化民。

    朝城的孙大坤同志(孙超,老红军)回到家乡,发展了党员。他把党的关系交给了我。我派陈东升同志去联系。陈东升也是1936年被捕的8个中的一个,1937年他到了延安,1938年回来,先是担任莘县县委书记,后来鲁西特委又把他派到濮、范、观。孙超同志从八路军一二九师来,到了临清一带成立了冀鲁边支队,任支队长,彭天琦同志任政委,归鲁西北特委领导。后来孙超同志回到朝城家乡,就在当地建立党,朝城党组织的建立首先归功于他。张舒礼同志,聊城范筑先的政训处开始派他到濮县,1938年又从濮县调到观城当县长,当时张舒礼不是党员,是民先。县政府秘书张福庆,当时也是民先。1938年10月日本进攻聊城,范筑先牺牲,鲁西特委就撤到十支队。十支队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冠县、馆陶一带,当时张霖之同志也去了。

    范筑先是国民党的专员,参加抗日,是进步的。在范筑先部队内部,进步和反动两派斗争很激烈,政治部实际上是党领导的,司令部主要被参谋长王金祥控制。此人很反动。十三支队把濮县的一个反动县长江鸿元打死了。王金祥马上就带着部队把十三支队打垮了。当时在十三支队的两个共产党员副司令员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被王金祥反动势力捕去杀害了。十三支队司令员冀炳南同志和团长张方同志通过党的关系到了清丰直南特委住的地方梁村,又通过特委介绍到八路军主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和当时的副团长谭健同志和政治处主任张赤民同志以及李一非同志联系上了。联系起来以后,谭健、张赤民和李一非带领六八八团一部到濮县活动,将原十三支队这支被打散的武装又组织起来,新成立了一个支队,跟六八八团活动。这时冀炳南任新成立支队的领导。这是1938年底和1939年春的情况。

    1939年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根据全会的精神,冀鲁豫省委分开了,成立了鲁西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同时又成立了一个小冀鲁豫区党委。鲁西区党委书记是张霖之,组织部长赵镈,宣传部长朱则民,民运部长徐运北,秘书长赵一萍,下边划了几个地委。一地委辖冠县、馆陶、丘县、堂邑,可能还有莘县,张炳元任地委书记,许梦侠任组织部长。另外成立了二地委,聊城南部、阳谷、东阿、寿张、濮县、范县、观城、朝城,书记是申云浦,宣传部长黑伯里,战争动员部长徐翼,我是地委组织部长。聊城东北茌平、博平一带,成立一个地委,书记是谢鑫鹤,邵子言是组织部长。另外临清一带和泰安以西也都成立了地委,开始是段君毅在泰西地委任书记,后来由袁振接替。不久,以郓城为中心成立了七地委,梁仞千为书记,孙廷甫为组织部长,当时徐雷健也在地委工作。

    关于二地委的情况是,申云浦和徐翼,主要在阳谷、东阿、寿张一带活动,我在濮县、范县和观城一带活动。黑伯里是临清人,对二地委所辖各县不太熟,申云浦和他两边跑。

    1939年秋,有次我到阳谷、东阿一带,我首先到了徐翼的部队。当时游击队住在东阿县的刘合所村。日本6辆汽车的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当时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还跟着个交通员,带着一些文件。发现被包围,我骑车就往外冲,可是已经出不去了。在交通员的帮助下,我翻了几道墙,最后才冲出了包围圈,交通员没有能够出来。

    交通员是1936年前的老党员,年岁较大,是个农民,叫靳怀礼,濮县人,和于子元是一个村子的。对那一带我们不熟,但是在东阿、在阳谷,哪个村子有支部有党员我知道。当时东阿的县委书记是苏民,突围后我到了他住的村子,通过他我找到了游击队和徐翼。那一次,我们虽然被冲垮,但人没伤,游击队很快又集中起来了。我在那里待了几天,又到了阳谷。阳谷是申云浦和王伯瑾的家乡,王伯瑾当时是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那时,二地委在北边几县拉武装的是徐翼;在南边是范县县委书记刘庆三。在范县组织的这一批武装后来编到杨勇的部队。杨勇是1938年底或1939年春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到鲁西的,首先到了郓城、鄄城一带打了几仗。第一仗是樊坝战斗,消灭了一些伪军,对开展当地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杨勇开始先在郓城以北和寿张以南活动,以后才来范县。一一五师师部对外称八路军东进支队,师政委罗荣桓,他几次召集二、七两个地委的领导同志开过会。与杨勇接头是1939年春,以后经常都有联系,配合密切。1939年秋初的梁山战斗,消灭日寇的一个大队数百人,还缴获了大炮等等。当时罗荣桓政委正召集二地委和七地委的同志开会,我住在师部。因日寇“扫荡”,我返回濮县、范县。1939年秋末,我离开地委到鲁西区党委组织部。这时赵镩到鲁中南去了,组织部副部长是孙光。我虽说是组织科长,实际上组织部除孙光外,就是我背着一个皮包,里边放着文件时常这样行军。时间不长,我就又随徐运北到延安去。徐运北是作为鲁西区党的七大代表去延安,我和王伯瑾、刘玉林、颜竹林、静书润随他一起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刘玉林是地委组织部长,颜竹林是地委宣传部长,静书润是馆陶县县委书记。同年冬,我们到了太行山,正碰上阎锡山发动十二月反革命政变,延安去不成了,我们就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当时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前总在一起,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都在那里。

    1940年春,以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司令张经武为首的山东省参加七大的代表团从太行山去延安,我和山东省一些计划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留在北方局党校学习。徐运北去延安后,先在中央党校学习,以后参加党的七大,1945年后他才又回到冀鲁豫。我和刘玉林等5同志在北方局党校学习后,当年就又回到鲁西,我被分配到区党委党校任总支书记,颜竹林任教育科长,以后李明实同志接替颜的工作。党校原总支书记原是王晋亭同志,因他到泰西任副书记,我接替他的工作。党校校长是张霖之兼。党校当时和区党委经常在一块活动,不在一块活动时,我们就随抗大分校和筑先学院在一块活动。到了1941年夏末秋初,鲁西区党委和原来的小冀鲁豫区党委合并,成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玺,宣传部长张承先。两个区党委合并是在范县开的会,合并以后,我就调离了党校,由党启民接替我在党校的工作。我到了运西地委,地委书记是万里,组织部长苏来舟,宣传部长柏华,现在天津工作。我是地委委员,到范县当书记。范县当时是冀鲁豫的中心地区。1941年秋天,我到范县以后,原来的县委书记鲁森改任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原来的组织部长王文当副部长,宣传部长范涛,又名范旭光。当时华北根据地只有很少的县没有日本鬼子或伪军占领,范县就是一个,县境以内没有敌人据点。当时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工作并没有做好。当时工作中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忽视群众运动。1941年、1942年,做得都不够好。我在这里一直待到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以后。1939年寿张就建立了抗日政权,郭少川任寿张县政权秘书。范县建立政权是1940年,打石友三以后,我去时已经建立抗日政权一年多了,真正搞群众运动还是“九二七”大扫荡以后。1942年冬,刘少奇从华中到鲁中南的山东分局,从山东分局又经过冀鲁豫,对冀鲁豫的工作有个评价,既肯定了成绩:有了政权和武装,同时又对冀鲁豫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印象最深的就是批评没搞群众运动,没搞减租、减息。1942年末,少奇同志从这里走后,才开始真正搞群众运动。另外,黄敬从冀中调到冀鲁豫当区党委书记,张霖之改任副书记。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敌人铁壁合围,我们在范县的一区葛口住,县府和县委都在那里。9月27日的早晨发现了敌情,政府秘书苏××通知县委说西边发现了敌情,我们往东走。铁壁合围的中心地点是范县,范县的中心是旧城。当时曾思玉带着军区的主力部队一部往东打,从那儿到郓北、昆北一带,往东突围的群众、部队和机关人员共几万人。我在途中遇着了范县独立营,没往东去,随着独立营往东北突围到寿张、范县交界处莲花池一带,冀中南下部队也住在这里。当时的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也在,我从那以后就跟着他们。从那里我又到了老范县以西樱桃园,即现在的范县县城。不几天,敌人撤走,我们又回到了范县的中心地区搞善后的工作。当时运西专署的秘书主任农康也随着我。“九二七”大扫荡后,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群众运动,搞减租减息。区党委组织两个工作队,叫政民工作队,一个在范县,另一个在濮县。帮助县委搞群众运动,原来国民党的高树勋部队在濮县城及其县境住着,“九二七”大扫荡后,我们全部解放了濮县。李坚是濮县县委书记,韩哲一任濮县县长。帮助范县搞群众运动,带队的是杨节,他参加县委。这时大家心情舒畅,感到群众运动这个路子对,劲头很大。这段时间不长,1942年底我离开了范县,陈瑞接替我的工作,县委宣传部长李明实留在范县。我离开范县,到了鲁西南,当时叫做冀鲁豫五地委,所辖地区是曹县、齐滨县、菏泽县、南华县、东明县、东垣县、定陶县、考城、民权,解放战争时期在曹县的东南又成立了复程县。专员袁复荣、司令员朱程牺牲在曹县东南,为纪念这两位同志而命名复程县。1942年底,我到了鲁西南,开始在地委组织部,地委书记张承先,副书记戴晓东。这时搞了一元化领导,就是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多数都到了地委。区党委成员、行署副主任段君毅到了运西地委,当时是二地委,段君毅任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万里改任副书记。原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当分区司令员。张承先原是区党委宣传部长,这时到五地委当书记,原地委书记戴晓东改任副书记。区党委副书记张玺到了豫北任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赵紫阳改任副书记。五地委组织部长王健民到齐宾县当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徐剑平到菏泽县当县委书记。我一去开始接王健民的工作,时间不长,就到东明当县委书记,后来又到了齐宾。齐宾的区划是这样的,在曹县的西北,有韩集、桃园、魏湾等几个区,是鲁西南最中心地区。菏泽县的中心地区是安陵集。

    曹县西北和菏泽县的安陵集一带,是鲁西南党组织建立比较早的地方。比较早的党员有王健民、刘齐滨、程力夫等。鲁西南最艰苦的时候,只剩三个村子坚持斗争,这三个村子是刘岗、曹楼、伊庄。当时主要的领导人是戴晓东,负责搞武装的是张耀汉和宋励华,我到东明当县委书记是1943年夏天去的,当时东明县长是郭心斋(现在青岛)。后来东明撤销了,为了加强齐滨县,又把我调到那里,我当县委书记,先王健民搞了一段,王克东当县长。不久,又把我调到东垣县当县委书记,原来的县委书记张治刚改当县委副书记,县长是赵润普。东明原来属河北省。张治刚从濮阳到东明,和王克东一道以卖醋为掩护工作,建立东明党组织。东垣县所辖地区是从东明县城和老城公路以西的地方,即长垣县黄河以东和东明县的部分地区,所以称东垣县。张志刚和王克东在这一带活动时间很久。东明县是产粮较多的地方,日本投降后我就回到地委去了。也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承先离开鲁西南,刘星到了鲁西南当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日本投降后鲁西南地区扩大,菏泽县城解放,曹县还早一些。后来地委搬到曹县,新的地委组成刘星、戴晓东仍任地委正副书记,程力夫任组织部长,刘清训任宣传部长,我调到社会部任部长,逯昆玉任专员。

    1946年,冀鲁豫区党委进菏泽城,东明、定陶都解放了,这时只有考城、民权没解放。1946年晋冀鲁豫大区主力部队打兰封,战役不久,国民党新五军就过来了,这时鲁西南地区很艰苦,东明、曹县、菏泽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党委又迁到了黄河以北。这时地委分工我在东明、东垣一带,那时白天根本无法活动。不久,我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同去学习的还有王健民和军分区的江海山、夏德义等。当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是邓小平同志兼,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薄一波(副书记)。当时中央局和党校住在武安县。学习约半年多点时间,1947年秋,我回到冀鲁豫地区,回来时刘、邓大军已经渡过黄河并且到了陇海铁路以南。我跟着区党委书记张玺、副书记徐运北到了黄河以南,我回到了五地委,约两三个月,我就离开了,准备南下,在区党委驻地阳谷集合。这时区党委开始整党,整党我参加了一半就南下了。原来是确定我到大别山去,后来由于大别山地区形势比较紧张,就留在豫皖苏三地委,即永城、夏邑、毫县、涡阳、业城、肖县一带,该地区也是淮海战役的战场。去了以后,本想搞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主要是扩军搞粮食作战争准备。1947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又组织干部队伍继续南下准备渡江。同年4月南京解放,我随刘邓大军到了南京。开始接管公安系统,后来又到市委组织部工作。没有几个月就成立了西南服务团,我到西南服务团做组织和干部工作,接着我随二野司令部进军西南。在进军大西南的途中成立了西南局,我到西南局组织部工作。西南局组织部长是二野副政委西南局副书记张际春兼。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刘伯承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贺龙和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委是邓小平。我在西南局工作整5年,1954年底西南大区撤销,我到了云南,直到现在。

     我在山东工作10多年,从1937年2月入党,一直到1947年,如果把入党前参加革命活动时间计算在内,还长一点。故山东是哺育我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乡。我想补充再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对山东省立兖州乡村师范难以忘怀。我是1934年秋天去的,1937年年底离开,中间离开了短短几个月,在那里整整4年。前面曾经提到兖州乡师有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受党的影响,性质是进步的,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学习和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读列宁的《叛徒与考茨基》。那时河北省保定有一个秘密书店专门出售这类书籍,我们通过关系去那儿买。本来乡师穷学生就多,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中的穷学生更是突出的多。1935年积极活跃在这个研究会中的党员除了前面谈到的孑L繁阁、王登明以外,还有寿张的高明宇同志。高明宇也是乡师同学,比我高两年,他曾在1940年担任鲁西区党委社会部长,从山东分局去的。此外从“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出来的不少先进分子,以后有的人在学校加入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我回到学校发展党的组织,其中一个是泰安的张京春同志,现在黑龙江省直机关。1936年时他还不是党员,但我们推举他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头头。另一个是李传文同志,后来他到了湖西,他是鱼台谷亭人,1937年冬天,我到他家去想动员他到二十六路军去,但他当时已经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上了。1939年湖西肃托事件,据说他是团政委,因受冤案被杀。我还发展过张正修同学入党,他是观城人。我是否还发展过司嵩万入党,已记不确切了。他是邹县人,现在北京。司嵩万与靳怀刚是一个村庄的,我曾去过他们那里。当时我和靳怀刚是“民先”的关系,靳后来在山东分局工作。兖州乡师的同学,共产党员还有祖建功同志,又名祖化石,濮县人。现在云南的刘子重同志,也是兖州乡师的同学,他是肥城县人。兖州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会”实际为我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因时隔太久了,具体情况有些记不得了,值得搞清楚。王亚朴的情况前已讲到,他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孔繁阁在学校觉悟得比较早,我一去是他介绍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罢课时他是领导人,后被校方当局开除,回到濮县教书,被捕,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和反省院里都表现很好。七七事变后,他任濮县县委书记,在濮县恢复发展党组织上他做了大量工作。以后做敌伪工作,1942年被敌人杀害。他家原是鄄城桑庄人,以后搬到濮县城南常楼,他还有后代在桑庄,他爱人现在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在写范县党史时,关于他的情况,我介绍了很多。

    我还怀念刘耀先同志。刘耀先又名刘晏春,是濮阳县五星村人。他大概是1930年前后入党,入党后参加濮阳县委。因为他父亲同我家姑父是朋友,他就到了彭楼我们家乡一带,一方面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还发展了一些农民群众性组织,以后就做范县乡师的工作,还领导过濮县、范县、阳谷、寿张一带党的组织。1937年他工作的重点在濮县、范县,1938年春到直南特委任组织部长,以后当特委书记,1939年成立冀鲁豫区党委他任宣传部长,1941年与鲁西党合并他任组织部长。他曾在延安出席过党的七届代表大会。平原省成立,他任省委组织部长,以后到了河南省委,任省委常委兼纪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

    范县乡师是范县、濮县、朝城、观城这几个县联系合办的,校址在范县县城。这个乡师可能是1931或1932年成立的。乡师最早的共产党员是管守律,也叫子特,通过他在乡师发展了一批党员。这一批党员中,在濮县的有马功臣(也叫马世勋)、刘培岑、于子元同志,培岑是杨集附近李桥人,他现在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已离休。在濮县的还有张成一、徐宾等,徐宾是徐庄人,徐庄现划归莘县。另外还有现在中央文化部的原副部长徐光肖,也是徐庄人。在范县的有贾彩亭是贾庄人,王纪奎是孟楼人。这些同志都在他们家乡和附近发展党员。通过这些学生,濮、范两县的党组织就这么建立起来了。开始是在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后来又发展到学校,并又从学校发展到农村。

    1936年濮县被捕的除了孑L繁阁、王登明外,还有刘培岑、王世喜、陈东升、毛修文、李仁荣、李仁堂。陈东升是濮县陈楼人,他是不是范县乡师的我记不清,1937年他从济南监狱出来后到延安,1938年当莘县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去世时是安阳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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